今年3月以來，中共以「動態清零」為名，實施任意剝奪基本生存權利的封控措施。 被控封的城市如上海居民敲擊鍋碗瓢盆的抗議，音樂家合奏《你可聽到人民在唱歌》，唱出或放出的《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奴隸們起來」在封控的城區中迴響；5月中下旬，北大學生區實施控封，北大學生深夜聚集抗議拆牆，要求[同住同權]和「行動自由」…這類抗議與1949年以後的民間抗議有何異同？抗議如何轉化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運動？ 1. 個人反抗和集會快閃 近三年疫情期間，民間一些個人反抗的表達，與過去民間個體獨立、有批評意識的反抗類似。當封控的白衛兵威脅不配合當局封控的年輕人，「要影響三代」。這位青年平靜回答：「謝謝，我們是最後一代」。警察訓誡一位上海女士轉發微信批評政府的防疫措施，「你轉發之前核實了嗎？」這位女性反問：「你核實了動態清零有科學根據嗎？你們警察沒有腦子，你們一直用監獄來恐嚇市民，讓我進去好了。」還有人質疑：「我們是公民嗎？我們有半張選票嗎？你們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就可以封門、封樓，使用鐵網囚禁居民，我們不如國外的貓狗有權利！」 中共建政以來嚴格限制獨立的民間組織。六四屠殺後，中共通過立法直接剝奪了民間獨立的遊行示威權利，定期清除民間獨立交往的平臺、準組織和地下組織。新冠疫情期間，中共當局藉此制訂更嚴厲控制社會的措施，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增加社會恐懼，預防共同反抗。民間抗爭最初都是個人抵抗。例如，向封控居民送食物和揭露當局暴政的資訊，市民在政府樓前焚燒紙錢悼念在封控下的死難者，駕駛動力翼傘飛躍封控區。這些行動將鼓勵更多的人克服恐懼，實踐個人不服從。 中共70多年的嚴密社會控制和監視，發動自發遊行一直非常困難，遊行往往不能預先組織，只能以突發信號動員集體上街。這次上海市民社區聚集抗議、北大學生聚集推牆與1980年中後期學生自我動員的方式類似。先是幾個學生/市民在宿舍樓和學校/社區中心地點敲擊，呼喊下來遊行或散步，在有幾十人到上百人聚集後，然後在各個宿舍樓中遊行呼喊更多人參與，然後走出校園/社區，遊行到臨近學校/小區動員。 近十年已經少見到前往中心廣場、人大、黨政機關所在地的遊行或靜坐，這與以往的抗議不同。更大的不同是，近年來的抗議很少像1957年高校學生民主運動、1978-81年民主牆、1985-88年學生運動和1989年民主運動中提出的抗議綱領。這四次運動不僅明確提出反對政府的壓制措施，而且有爭取民主和人權的目標，包括公民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事務，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和代表，公佈領導人及相關權錢交易人的財產，新聞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取消對和平集會的限制。 2. 抗議如何轉化為運動 快閃集會是衝破極權嚴密控制遊行自由的重要方式，但是不會自動形成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運動的形成需要同階層的自我組織，並團結其他被壓迫階層、族群和世代，將反應性的抗議轉為運動綱領。這種綱領來源於民間反抗專制的灌輸和塑造，反思自己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培養獨立和自主意識，在獨立交往平臺上辯駁和傳播，這樣才可能從反應性抗議亦即對官方具體措施的反抗，轉化為運動。有遠見的抗議目標和運動綱領源於借鑒和反思以往的抗爭歷史。 2003年後，許多維權活動都是個體或單個議題在同階層的社會動員，而這次疫情中的抗議更多都是被動型抗爭。這種抗議方式往往以非政治化和技術化作為策略，即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技術化。這種去政治化和技術化的策略在極少數情況下使個案有「進展」，但這種「進展」是由官方主導。這種「進展」沒有導致任何壓制制度的改變。誇大這種「進展」是缺乏瞭解黨國制度的彈性。在所謂「進展」之後，中共往往實施更嚴厲的防範和鎮壓措施。這種去政治化和技術化是對思維的禁錮，也使民間喪失自主和自我組織的能力，導致社會抗爭的散沙化。 雖然大量的抗議可以消耗政權鎮壓，但是這些抗議並不能自動生成改變體制的持久社會運動，民間抵抗運動是全面抗爭，需要民間全面積累的民間自主思想、探究不同抗爭的方法和聚集動力，使民間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獨立於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控制。 民間建立主體性的範例是《零八憲章》和新公民運動等。但是這些運動主要成員如劉曉波在監獄中死亡，秦永敏、胡石根、許志永、丁家喜和吳淦等仍在坐牢被迫害。這是中共一貫的鎮壓手段。同時，中共壟斷和操控公共空間和媒體，遮罩民主運動的歷史，使新一代抗爭者缺乏對上一代抗爭經驗和教訓的瞭解。 3.獨立自主的民間社區和社群 民間反抗迫切需要建立跨階層、性別和族裔個體反抗者的交往平臺，共同抗爭。反抗者個人之間需要思想交鋒，建立交往平臺，使更多人加入討論。這是運動思想的重要來源。 中國民間以往大規模運動或革命，都有民刊和物理空間，如有異議政治和文化集會的空間和大字報聚居區。現在線上交流容易，但是更需要重新發現有效的物理交往空間。 組織抗議的概念更需要更新，不是為組織存在而生存，而是變為面向目標的組織活動，這也是1989年民主運動和香港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的重要經驗。組織不是單向、固定的，而是以目標為導向的多向、靈活、有形或無形的串聯。在一個抗議活動完成後，曾經的網路化為無形，繼續深耕，建立民間自主社區，準備更大規模的運動和革命，最終結束中共和可能的專制變種 ，開始民主化。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2022年4月，中共教育部印發了《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年版）》，對上一次（分別頒佈於2001年和2011年）相應的課程大綱和內容進行了修訂，涉及的科目包括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數學、英語、物理、藝術等1 6門學科，今年秋季開始執行。1949年以來，中共已經多次修訂了中小學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內容，那麼這種修訂的目的何在？中共如何使用中小學教學大綱和內容塑造兒童少年？ 中共修訂中小學課程方案和標準的目的：灌輸、愚昧和奴化 中共建政以來對中小學教學大綱和內容的修訂，主要依照不同時期最高領導人或集團的政治意志，但教學大綱中以下幾個特點始終保持不變：在各學科中灌輸無條件接受中共領導和它的意識形態;調整對不同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程度；以中共意識形態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釋各種問題」，這種意識形態的特點是壟斷自我標定思想來源的解釋權，排斥其他思想、理論和分析框架，禁止對這種意識形態進行辯駁；以義務教育名義使社會黨國化，對少數民族實施強制的漢化教育，建構中共釋義的中華民族身份認同，使兒童少年完全喪失獨立思考能力並成為維護黨國專制的廉價工作力。 中共70多年來改變中小學教育教學大綱和內容，大致形成了五個時期，1950-61，1962-77，1978-89，1990-2011，2012-當前。通過壟斷基礎教育，在這五個階段的基礎教育體制中，中共通過系統的課程方案和標準限制少年兒童的認知範圍並禁錮認識問題的方法，以道德和政治教育的名義束縛思維。 對認知的限制 1950-61年，中共將改造基礎教育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以延安整風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模式把學校作為「思想戰場」或「政治工廠」，對中小學教師和青年學生進行思想改造，通過制度化和常規化灌輸中共意識形態，使人與人之間相互監督，在學校黨組織審核下合乎中共意識形態標準的人可以繼續擔任中小學教師。同時，中共將所有非國家控制的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私立學校和私塾都納入了黨國教育體系，將民國時期主要參考的美國教育模式改為蘇聯模式。中共將史達林釋義的馬列主義與其奪權時期形成的專制意識形態結合，作為全國教學大綱和內容的統一指導，多數學科的教學大綱以蘇聯教學大綱為藍本，同時組織翻譯了大量蘇聯教科書，作為編寫中文教科書的主要參考。 1962-77年，中共與蘇共分裂後，中共在基礎教育大綱中增加了更多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內容，繼續使用規定的主義和思想指導所有學科，縮短了中小學學制，更強調教育的實用性，同時，開辦了半工半讀學校，尤其在農村地區，廣泛使用兒童少年從事無報酬的勞動。 1978-89年，民主牆和知識界反思了中共建政以來大規模災難以及制度和教育造成的愚昧和奴役問題。中共應對的方式是在基礎教育的政治和道德科目中灌輸「四項基本原則」，將制度造成的人禍解釋為個別領導人的責任或者「探索中的失誤」，減少了語文課本包含中共領導人的文章，自然科學教學大綱中刪除了一些中共標定思想指導的語句。這段時期，知識人士翻譯了歐美、日本和其他國家兒童和少年讀物、中小學課本，出版了《走向未來》等書籍。中小學學制逐漸恢復到1949年前民國時期的12年。 1990-2011年，為防止類似1989年民主運動再次爆發，中共再次增加了對基礎教育的控制，實施了更嚴厲的出版審查，在教科書中增加了中共領導人文章的數量。1990年中期以後，中共允許有裙帶關係的人創辦了招收有中國戶口學生的私立學校，但中國學生仍須完成中共制訂的教育大綱和內容。 2012以後，中共在各學科中增加了宣揚黨國民族主義的內容，禁止使用外國編寫的教材，更嚴格管控校外培訓和私立學校，自然科學學科中再次使用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作為指導，增加了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以義務教育為名加快對民族自治區域的漢化，香港中小學教育也逐漸被納入中共的教育模式之中。 以道德名義禁錮思想，以偽歷史灌輸忠黨愚民以及對大一統專制帝國的認同 這次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的修改，繼續將道德教育轉為服從中共領導和認同黨國專制的洗腦課程。道德與法治課程從 1-9年連續開設，與高中和大學的政治課銜接，系統地灌輸中共意識形態。這種道德教育不是對道德的探索，而是缺德愚民教育，更不是幫助學生發展情感，而是將情感教育變成對中共的惟命是從。中共將忠黨愚民教育視為教育的核心，將其滲透到教案制定、日常教學、校風和各科課程中，「結合各科教學內容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在歷史科目的課程目標中宣稱「所有歷史敘述本質上都是對歷史的解釋，即便是對基本事實的陳述也包含了陳述者的主觀認識」，這清楚表明瞭中共一直通過篩選歷史和敘述製造偽歷史，控制現在和未來。英文課程也變成了對黨國體制認同和「中華民族自豪感」的宣傳科目。這種中小學教育主要依靠教師傳授黨國意識形態和審查的知識，強迫使兒童和少年獲得非自主體驗。 除了對語言和歷史等人文和社會學科進行系統管控，中共再次使用對科學一竅不通的最高領導人的妄語指導自然科學。這是古今獨裁者製造輿論最常見的手段。 擺脫思想一律 突破統治者對思想的禁錮是擺脫奴役的首要步驟。台灣數十年以來的經驗表明，只有通過大規模成年公民爭取權利以及不服從運動，中小學教育的改革才會幫助兒童少年「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和自治」，才可能獨立自主創造和發展。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3月底以來，中共以新冠疫情為名對上海以及近50個地級市實施了全面或部分封控，受此影響的人數超過3.5億人。由於最基本的民生無從保障，死於封控的人數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新冠死亡人數。上海已經從「魔都」變成人間地獄，慘劇環生。令很多人費解的是，如果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新冠病例都屬於輕症或無癥狀，那麼官方的強制封控措施完全不成比例，到底這些措施的背後隱藏著哪些深層的政治目的呢 ？ 1. 《突發事件應對管理法》 中共從武漢封城開始一直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拒絕全面公佈新冠病毒的真實起源，限制對疫情的獨立調查，將控制疫情的臨時措施轉化為控制社會的制度。去年底，人大公佈的《突發事件應對管理法（草案）》（《管理法》）揭示了中共更嚴厲控制社會的意圖。《管理法》修改了2007年制訂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應對法》），主要策略是將應對突發事件轉化為管理突發事件，升級了控制社會的機制和措施。 《管理法》對突發事件的定義延續了《應對法》的說法，所指是「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採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將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與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並列，是為了免除了調查和追責制度問題和最高領導人的責任。中共統治70多年中所發生的大規模公共衛生和社會災難都是一黨獨裁和剝奪公民權利的制度所造成的，當局常用狡辯的說辭是將這些人禍歸咎於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 中共使用管理突發事件的法律，予以自上而下國家、省級、地級權力機構制訂了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並建立了配套的管理體制，更加嚴密常規化實施對社會控制和更隨意剝奪公民權利。例如，《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應急預案》將其他法律（《憲法》、《刑法》、《遊行示威法實施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信訪條例》）中控制社會和剝奪公民權利的內容，轉化為預防和鎮壓大規模抗議的措施。 2. 極權數字化下的強制控制和掠奪 中共使用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建構了數字化黨國意識形態和機制，強化了灌輸專制的正當性，試圖更全面馴化惟命是從的社會和臣民。黨國數字化大規模收集地理位置數據，使用資訊平臺彙編了個人和醫療資訊，每天通過個人智慧手機更新健康代碼、通信大數據行程卡和社會信用黑名單等，掌控個人社會網路和流動。這種大數據控制不只幫助當局預測病例的傳播，而且以假想模式演習應對不同危機，動員民眾。 疫情以來，中共內部操控的數據包括感染人數、測試總數、每週測試數、重症監護病房數以及死亡人數，以「動態清零」的名義試驗不同控制社會措施的有效程度。同時，中共也通過多種監控技術和資訊灌輸組合，控制產品生產和物流實施掠奪。 例如，當局誇大連花清瘟膠囊對抗新冠病毒的作用，製造市場需求，從民間搜刮錢財。 這次上海封城期間，中共從其他地區以「捐贈」為名調撥了大量物質。 不過上海許多居民仍在忍受饑餓。由於缺乏對分配的獨立監督，這些「捐贈」物質可能與以往一樣，被貪污或大肆揮霍。 3. 方艙醫院、臨時隔離場所和社區式監獄 中共管理突發事件的主要方式是藉助維穩的網格化以及大數據收集和預測，嚴格限制獨立信息傳播，建立預先隔離機制和各種監禁場所。疫情期間，當局目前主要發展了兩種管控社會的方式，省級主要城市建立集中隔離區包括方艙醫院和臨時隔離場所，將陽性、或當局懷疑陽性的人移入；在城市內設置隔離區或封控整個城市。 4月中旬，西藏自治區在連續804天無新增確診或疑似病例的情況下，當局仍在拉薩和日喀則建立了大型方艙醫院，更凸顯了以疫情為由的社會控制。同月下旬以來，在河北農村地區，中共基層組織開始發放少量「春耕證」，農民只有持有這種證件，在測體溫、消毒，登記資訊後，才可以離開家做農活，回村後交回證件。任何不被當局批准的外出，都被懲罰。集中監禁被當局標定的同類人以及將群體或社區分化和分割成原子化個人，這是中共70多年統治的常規控制手段。 4. 恐嚇和規訓社會，製造人道災難，演習處理突發事件 中共將封控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使被封控區域的居民更難組織大規模持續反抗;同時，對未被封控居民產生恐嚇和規訓效應，以嚴格遵守當局指令和自我約束，換取當局不要封控。在這種嚴密的監視網路和壓制體制中，對一切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的力量和個體進行消解、驅散和鎮壓。 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初期，中共管控輿論，粉飾太平，羈押吹哨人和公民記者，然後將製造的人禍描繪為突發事件。現在，當局在上海等地繼續製造人道災難，目的是演習應對突發事件控制社會的機制，強化中共權力，使握有權力的官員藉機重新分配資源和尋租，將控制疫情為名的臨時控制措施固化為黨國極權制度的一部分，以更全面的軍管措施控制社會，更任意剝奪公民權利。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許多民主國家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實施制裁，俄國總統蒲亭使用了反制裁措施。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聲稱不能把「全球化作為武器」，反對制裁俄羅斯。過去40多年以來，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經濟影響很大，期間也有間斷的「去全球化」現象 。那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否意味著現在已經明確處於「去全球化」時期？為什麼中共如此重視40多年以來的全球化模式？ 「去全球化」其實是全球化的重組 過去40多年，全球化特徵包括世界各地貿易、投資、金融、技術和生產的聯繫日益緊密，全球供應鏈網絡形成，人員流動增加，知識和資訊在世界空間傳播加快，不同制度以及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的競爭，這些趨勢一直持續。在此期間，全球化趨勢有時弱化，各主要帝國發動的戰爭如中越戰爭、蘇聯-阿富汗戰爭、福克蘭戰爭、俄羅斯車臣戰爭和喬治亞戰爭、美國領導北約在阿富汗戰爭和美英多國在伊拉克戰爭；各國強化邊界控制包括收緊難民政策和建立區隔陣營（如中共設置的互聯網防火牆）；英國脫歐、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中美貿易戰；資本幾乎無國界流動趨勢轉變為更多依賴全球資本網絡節點流通（這些節點是避稅天堂或其他遊離於對峙陣營的國家）；全球供應鏈網絡節點多元化或部分轉移，這些都是「去全球化」現象。 如果說現在世界已經明確處於「去全球化」時期，這種判斷並不準確，全球供應鏈和資本網絡以及全球應對未來大規模傳染病和氣候變化仍然持續，這表明全球相互聯繫仍然緊密。因此，「去全球化」是反對全球化的特定模式和趨勢 ，實際上是全球化的重組。 中共主要利用美蘇對峙和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環境，重塑和加快了全球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工具化，服務於黨國擴張。這是中共重視過去40多年以來形成全球化模式的原因。 中共使全球政治經濟工具化的手段：操控資本並以壓榨勞工支配物流 近40多年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徵是資本在世界各國之間更自由地流動。資本獲得國家政權的背書，規模越來越龐大，主導了勞動力、消費和生存方式。中共藉助資本流動使其他國家在投資和貿易方面增加對它的依賴性，正如蒲亭使用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作為對歐盟的壓力槓桿一樣。中共與其他獨裁政權持續和制度性地壓低了勞工創造的價值，使民主國家更依賴於這些廉價工作力所支持的全球供應鏈。同時，中共藉助投資其他地區，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以此控制這些國家的市場和資源，迫使相關國家政府出賣土地和「租賃」港口，影響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 這種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模式更有利於龐大專制制度的發展和擴張，這類專制政權操控全球資本，以牟利為導向，更強化了重利輕人的發展趨勢，蠶食了民主制度。這可以解釋為何民主國家無法有效迅速制止俄國的侵略，更難抵抗中共的擴張。 六四屠殺和蘇聯解體後，發達民主國家的政客和商人聲稱以自由貿易和投資可以馴服獨裁制度；但是，這些民主國家實際上反而被專制制度以貿易、金融和資本所制約。 歐盟、美國、日本等國以投資、貿易和金融獲取了一定的中國市場份額，形成了中共支配的國際權錢交易集團。在經濟實力上升後，中共增加了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發達民主國家以更低門檻吸引專制政府的投資。這更強化了中共聯合其他專制體制以資本、貿易和市場增加控制民主國家的能力，最終使中共和俄羅斯龐大的專制帝國模式主導了全球化的方向，成為影響民主國家財團、政客和其他相關獲利人的手段。中共也以操控人民幣增加出口，造成了對多數民主國家順差，便利於大量收購這些國家戰略性新興企業。 俄國侵略烏克蘭後，權貴資本主義仍在主導全球化。雖然一些民主國家制裁與俄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商業寡頭，減少對俄國化石燃料的依賴，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大量美元外匯，但是跨國資本以及權力與財富的裙帶網絡並沒有改變，它們牟取的大量財富藏於逃稅天堂，在轉移後資本化，繼續在全球範圍流通。專制、缺乏制約的權力與全球資本主義繼續共同運行，繼續侵蝕世界各地的基本自由和人權。 擴張軍事帝國和核威懾的全球化重組 中共建政後，對西藏的侵略以及對其他喜馬拉雅地區國家的擴張，支援和利用北韓家族政權的核實驗和核威脅。近30多年，中共在全球軍事開支增長最快，許多亞洲和大洋洲國家擔心中共帝國的擴張，導致這些地區已經成為世界武器的最大進口市場。此外，中共也以「自然、能源和海洋安全」的名義在統治地區和其他國家修建水壩和開採礦物，搶奪資源，在太平洋海域修建島嶼以及南亞等地擴張軍力 ，試圖控制能源、水、食物、關鍵礦物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流動，影響全球供應鏈。 在侵略烏克蘭後，俄羅斯以核戰爭恫嚇援助烏克蘭的國家。中共也加快了發展核力量，以此在太平洋等地繼續以常規軍力威懾其他國家，更有針對性對臺灣挑釁和侵犯領空，以此使全球化重組有利於維護其黨國專制和擴張。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全球反恐戰爭及影響 《新疆元年》編者對「本質主義」和「比爛主義」認識論的問題進行了辨析，提出應該避免這兩種認識方法，書中不同作者是依據各自領域的研究方法分析新疆問題與全球資本主義以及相關問題的關聯。 本書認為民主社區對過去20年以「去極端化」為基礎的「反恐怖主義」缺乏反思，「去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措施無法對恐怖主義暴力的起源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反而使全球狀況全面惡化。 例如，美國政府使用伊斯蘭教、阿拉伯文、普什圖語、達里語、人類民族學專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實驗「人類地形系統」（human terrain system ）。這個系統也稱為「武裝社會工作」，通過數十個專家工作組進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許多居民家中，參與觀察和繪製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社會關係圖，創建資料庫，繪製人口社區和意識形態，預測極端分子的威脅，將鑒別的「極端分子」移送到拘留營中拘禁，這些拘留營中最大的布卡（Bucca）拘留營在2008 年關押了18000人。 這種國際環境使中共藉助全球反恐戰爭以及仇視穆斯林的環境和話語，以「反分裂主義」、「反恐怖主義」、「去極端化」剝奪維吾爾和其他突厥民族的權利。尤其「七五事件」後，中國當局將「去極端化」納入了「反對民族分裂」和「反恐」的政策和法規中，頒布了更全面剝奪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權利的管理措施，這些鎮壓措施擴大了監視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 中共有長期使用工作隊控制社會的慣例和機制，也借用了「人類地形系統」在新疆實施「去極端化」。 從2014年，中共每年派駐1.2萬支工作隊進入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家庭，鑒別、監視不願漢化或拒絕宗教中國化的人士和社會網路，大規模拘留隨後發生。 本書分析了中共「反極端主義」語言，民主國家對這些詞語也不陌生，使用類似話語描述內部穆斯林。 例如，劃分「好穆斯林」（溫和）和「壞穆斯林」（極端），中共以「擁護中共」與「愛國」作為「好穆斯林」的標準，反之，是「壞穆斯林」。 民主國家媒體也有類似的話語，一些媒體甚至背書中共「愛國」的說辭。 《新疆元年》提出了需要警覺這套話語，主要方法是將對政治暴力的分析與伊斯蘭教的類型學分開，尊重維吾爾和其他突厥民族自己選擇宗教信仰的權利。 而不是依賴 「極端主義意識形態 」概念解釋恐怖主義暴力的起源，劃分何種宗教是溫和的、何種為極端的。對「好穆斯林」和「壞穆斯林」的劃分缺乏合適和有效證據的支援，因此也無法提供造成人道災難的有效補救措施。 目前為打擊「極端主義」政策提供的假設毫無根據，關於恐怖主義的實證研究根本不支援其指導性假設。民主國家應該反思這種反恐政策和仇視穆斯林的論述。 本書也比較了中國和印度分別在新疆和克什米爾對「異類 」人口的處理方式。 最大民主國家印度對穆斯林的壓制與最大的專制國家中國如此相似並相互模仿。這兩個國家都試圖壓制少數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身份，把反抗壓迫視為激進穆斯林，改變或摧毀原來的民族宗教建築風格並限制進入禮拜場所，監禁爭取人權的活動人士，拒絕這些少數民族使用互聯網或對超出官方控制的通信方式進行定罪，改變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2019年8月，印度政府宣佈廢除憲法第370條：取消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自治地位。印度和中國都經歷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殖民化而蒙受羞辱，但是這兩個國家的羞辱教育並不對殖民主義有免疫力，都支持殖民和帝國主義以及派生的機制，只是反對他者加諸於自身的殖民化，都效仿殖民政府控制周邊地區的方式。 關鍵事件、專制、帝國與全球資本主義 以國際比較視野分析殖民化和集中營是《新疆元年》的主要特點，本書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國家不太可能違背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干預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提出了更有效的策略是將反對新疆集中營的鬥爭交給那些在建立和維持集中營方面沒有既得利益的行為者：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和以及反對任意監禁運動。本書也嘗試提供新疆問題的全景分析，但缺陷是對列為新疆大事件以及這些事件相互之間關聯缺乏深入分析。 例如，民間和官方都有報導的韶關事件和七五事件是本書列出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如何演變為官方強化控制對；官方報導的2013年10月天安門撞橋事件、2014年3月昆明火車站事件和2014 年4月烏魯木齊火車南站事件，這本書沒有辨別和分析中共對這些事件主導性敘述的問題所在。中共官方敘述是作為強化反恐的理由。這些標誌事件以及相互關聯本應是本書命名《新疆元年》的分析重點。 對全球政治經濟模式和產業鏈關係與中共模式關係的討論不足，是本書的另一個缺陷，這也是「本質主義」和「比爛主義」認識方法產生問題的來源。本書指出「本質主義」誤認為集中營／拘留營只是中共專制或極權的特徵，這與事實不符，但是未說明「本質主義」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將民主制度定義為只限於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並視這種制度為存在的必然以及成為「歷史的終結」，這是建構自滿的虛幻世界。「本質主義」否定了目前代議民主制度應實施更廣泛的民主包括經濟民主以及全面保護人權；否認缺乏經濟透明和拒絕保護全球各地人權的行動，這只會導致自由民主的代議制度蛻變為威權制度。「本質主義」更拒絕反省全球反恐戰爭和仇視伊斯蘭以及催生和維持壓制維吾爾人的國際環境。 「比爛主義」是中共為剝奪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權利最常見的開脫說辭，中共比爛就是繼續維持和擴張既無人權又無民主的專制帝國。不過，本書沒有分析為什麼民主社區仍有不少人熱衷於「比爛主義」，更未說明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對任意監禁運動與爭取全球民主和人權運動息息相關。「比爛主義」只是質疑是否有批評中共的資格，而「本質主義」充其量不過是譴責中國政府的姿態，兩者都缺乏對其認識論的反思，更談不上改變認識問題的分析方法，也不可能採取保護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權利的有效和持續行動。 超越本書列舉的「比爛主義」和「本質主義」的事實是，全球資本主義和拜金主義正在對全球政治經濟產生重要影響。新疆集中營是由中共國家殖民主義和跨國資本主義建立和維持的，跨國資本財團如先豐服務集團在全球主要對峙各方中蠶食民主原則和踐踏人權，以此牟取暴利。這是《新疆元年》提出當下需要面對的問題。(全文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新疆再教育集中營是如何演變而來的以及與全球氛圍的關係是什麼？如何認識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突厥民族的處境？這些民族當下狀況與民主社區的關係是什麼？這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今年一月出版的新書《新疆元年》（Xinjiang Year Zero）提出的問題。本書嘗試從檢視認識論角度回答上述問題，改變世界不僅僅是認知和評論世界，而是首先應審視認識世界的方法，反思這些認識方法的問題。 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處境 《新疆元年》彙集了十幾位研究新疆以及中亞問題學者的論文，主要討論新疆再教育集中營的來源、與全球政治環境的關聯。本書編輯者使用這個書名凸顯了中國當局從建立新疆再教育集中營以來的圖謀：從根本上消除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主體性，大規模監禁，破壞和褻瀆清真寺和其他歷史遺跡，阻止這些民族實踐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試圖抹掉或偽造這些民族自己的歷史記錄；謀劃馴服並使這些民族淪為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剝削的廉價工作力，可供遷往新疆或其他地區的工廠利用。 本書分三部分包括論述的根源、定居殖民主義和全球聯繫。第一、二部分溯源目前新疆鎮壓的歷史根源、話語框架和依據，將新疆突厥穆斯林遭受的鎮壓置於全球帝國主義的歷史中，概述了剝奪突厥穆斯林是建立世俗國家的結果；分析了針對維吾爾族的同化政策 ；評述了漢族定居殖民體制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兵團）制度的演變；搶控資源與監控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結合的制度性政策和實踐；持續剝奪維吾爾人和造成流離失所的多種形式 。第三部分檢視了使用高科技和數位封閉系統對新疆的監控，「社會信用」的實驗與全球金融包容過程的聯繫以及對社會控制的影響，這些新型控制措施使得露天大監獄成為制度性鎮壓的一部分，同時作為社區拘留的預防性手段。此外，本書以中國和國際女權運動的角度審視了西藏和新疆女性和少數民族的困境，提出了如何在國際平台互動交流、教育和傳播改變這些民族女性的處境。 「先豐服務集團」在新疆和中共統治的其他地區提供保安設備，並建立更全面的社會監控機制。（示意圖/Parker Coffman/Unsplash） 本書也分析了跨國公司先豐服務集團在全球保安方面的業務。這個集團與中國當局建立了密切的關係。2016年，先豐服務收購了由中國當局控股的北京國際安全與防衛學院25%股權，隨後在新疆開設了分支機構，雇用了兵團公司中共黨委委員和前副總經理呂超海作為這個集團中國西北公司的總經理。先豐服務集團在新疆和中共統治的其他地區提供了保安設備、幫助培訓反恐人員並涉入了建立更全面的社會監控機制，為一帶一路專案涉入的國家和其他國家提供這些監禁技術和機制。這個集團負責人埃裡克·普林斯曾遊說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奈及利亞推行重商殖民主義。普林斯是川普在2016年總統競選活動的主要捐款人，也是川普政府中教育部長的弟弟。川普曾經鼓勵習近平建立新疆集中營。 如何認識新疆問題？ 在有新聞自由的民主制度中，願意瞭解中共統治下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被剝奪權利的狀況並不困難，但是解釋這種現象卻有很大不同。本書前言梳理了民主社區圍繞這個事件的討論，歸納了主要由兩個相互競爭的認識論框架主導，「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和「比爛主義」（whataboutism）。 本書描述本質主義的特點是拒絕中國和其他地方動態的相似性和相關聯繫的比較分析。本質主義論證方式傾向於強調某種背景下的特定屬性作為定義要素，並將中國完全與世界其他地區區隔；主要集中論述的是專制中國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提並論，因為這兩種政治制度根本不同，而任何關於可能存在共同點的說法都會被譴責為「比爛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相反，「比爛主義」是把對中國當局的任何批評都視為虛偽，其虛假的道德前提是中共所做的事情與其他人沒有兩樣。「本質主義」論者認為集中營／拘留營是中共專制或極權獨有現象，而「比爛主義」論者通常會問，鑒於民主國家自己長期殖民歷史，監獄系統大規模拘留難民，以及全球反恐戰爭帶來的災難，民主國家怎麼能對新疆提出批評？瞭解了「本質主義」和「比爛主義」認識方法的問題之後，如何認識新疆問題？ (待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伊力哈木的言說和維吾爾問題 在《我們維吾爾人沒有發言權》一書中，伊力哈木分析了新疆「自治」只是徒有虛名，政府的教育、就業、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政策和實踐以及兵團制度，都強調以漢族和其集中居住地區的利益為優先。這種強勢沙文主義在這一區域「開發無主地」和「開發荒地」，侵佔和擠壓了維吾爾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形成了對這些民族的剝奪和歧視，造成了維吾爾人尤其是南疆維吾爾聚集區農民的普遍貧困。超過千年世代居住在這裡的維吾爾人不得不承受這種發展造成的負面後果，多數維吾爾人淪為社會底層，許多人不得不在嚴重污染的地域生活。新疆民族緊張根源是缺少保護少數民族平等發展的機會，缺少保障維吾爾民族文化權利、自治、宗教權利以及其他公民權利的行動。 伊力哈木認為1989 年之後當局在鼓勵（漢）民族主義對抗西方，這種民族主義在國內就突出了西藏和新疆問題。當局為了繼續執政，以維穩為理由對西藏、新疆實施更嚴厲的控制。新疆維穩部門比內地各省更龐大，兵團是以漢族為主的准軍事化組織，也成為特殊和龐大的維穩部門，但反而成為不穩定的根源。 伊力哈木辨析了維吾爾人自治的歷史，指出自治不是1949年以後才開始的，更大程度的自治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實施了。伊力哈木並未主張建立維吾爾人的獨立國家，而是提出公正平等對待維吾爾人，在中國真正落實自治。 撰寫本書前言的維吾爾歷史學者萊恩•圖姆分析了伊力哈木被判刑的原因。根據中國官方歷史敘述，中國一直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從來不是肇事者，中共從帝國主義的殖民壓迫下將各民族「解放」出來。由於伊力哈木指出了新疆漢族移民和維吾爾族在獲取資源上的不平等，這凸顯了中共的實際作為與宣稱反對帝國主義之間的落差。 萊恩•圖姆提醒讀者應該注意伊力哈木在文章中提及的細節，這是觀察維吾爾和中國問題的重要線索。遺憾的是本書並未收錄伊力哈木1-2篇重要的學術論文，這些分析性文章可使讀者參考研究維吾爾民族、中國和中亞問題的方法。不過，讀者可流覽伊力哈木1990年代以來發表的論文和《維吾爾在線》的調查報告；同時通過閱讀中亞學歷史學者米華健的新書《歐亞的十字路口：新疆歷史》修訂版（2021年），比較米華健和伊力哈木的研究方法。米華健分析了最近二十年（2000-20年）中國政府在維吾爾地區的政策和實踐，特別指出了這段期間加快了強制漢化的過程，再教育集中營長期監禁和非自願轉移超過一百萬的維吾爾族勞動力，導致了大量維吾爾家庭破裂；維吾爾村莊婦女和老人也被迫在工廠中長時間工作，使她們無法照顧孩子，導致大量兒童進入孤兒院和寄宿學校，被強制接受全面漢化教育。 與民間中國建立對話平臺：共同推動民主化，爭取人權，保障民族權利 極權制度對社會的規訓使許多人長期地習慣於被灌輸和被權力馴化。平等對話是培養獨立思考、思辨能力的重要媒介。伊力哈木致力於和平對話平臺，這對維漢民間尤為重要。伊力哈木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能消除政權造成的族群之間的仇恨甚至殺戮」。伊力哈木指出在「集權、沒有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國家最需要做的是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民族沙文主義進行長期的抵抗」。 像劉曉波一樣，伊力哈木也將希望寄予民間中國，而不是官方中國，強調「無論現在還是將來，維漢民間都應保持友好對話，加強相互的交流和理解解決問題」。針對一些漢族學者所說維、漢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伊力哈木同意維、漢人民應共同爭取人權、法治和民主，這是維漢面臨的共同問題。但伊力哈木強調「維吾爾族還面臨一個特別的問題，就是社會資源問題，還要面對民族歧視和宗教等問題」。伊力哈木指出，如果維漢民族生活在民主制度、有公民權利的共同體中，這個共同體必須保障民族權利和自治權利，這對漢人、對中國、對維吾爾人都有益；西班牙是民主國家，但民主不能解決巴斯克問題，這是民主化過程必須引以為戒的。 伊力哈木被判無期徒刑後感言：「為我們的民族和中國未來呐喊！維吾爾族和漢族唯有和平、善意才能創造彼此的共同利益」。(全文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族裔之間平等對話，加強相互交流和理解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消除族群之間的仇恨甚至殺戮」，這是伊力哈木從1990年代以來一直在中國推動的志業。今年3月，《我們維吾爾人沒有發言權》出版。本書匯集了伊力哈木從2005年到2014年發表的中文文章、講演和媒體採訪記錄，由曹雅學、辛蒂·卡特和馬修·羅伯遜翻譯，英文書名取自伊力哈木描述維吾爾人的現實處境。2014年9月，伊力哈木被判處無期徒刑，隨後，數百名維吾爾知識人失蹤，超過一百萬穆斯林（其中絕大多數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被關押，維吾爾民族權利被進一步剝奪。本書書名更凸顯了維吾爾人當前的現實處境。 中國當局至今尚未公佈伊力哈木刑事判決書的全部內容。根據官媒已經公佈的《庭審紀實》以及伊力哈木自辯詞和辯護律師意見，法庭只是將「維吾爾在線」的帖子、伊力哈木的講課內容以及外媒採訪剪裁、拼接並斷章取義，採用沒有公正和獨立質證的證人證言，以此對伊力哈木定罪，伊力哈木也被剝奪了其他保障公正審判的權利。《我們維吾爾人沒有發言權》是全面瞭解伊力哈木言說的重要記錄，也為分析中共當局70多年對維吾爾族政策和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伊力哈木的經歷、學術、理想和志業 本書中<我的理想和事業選擇之路>，可以瞭解伊力哈木的經歷、學術、理想和志業。伊力哈木的父親是中共建政以來培養的第一代維吾爾知識人，畢業後在南疆軍區和地方工作，在文革期間的1971年，年僅28歲時死亡，當時伊力哈木才2歲，弟弟只有8個月。此後，母親撫養4個孩子到成年。 伊力哈木從16歲離開家鄉到北京和長春等地學習，完成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書。在遊學研究中亞、南亞、俄羅斯等地的民族衝突仇殺、政治動盪、社會轉型失敗後，伊力哈木決定致力研究新疆問題和中亞社會經濟及地緣政治，避免中國出現類似的悲劇。從1994年，伊力哈木開始發表文章，辯駁了政府公佈有關維吾爾族的不少資料缺乏真實性以及造成的問題；建議在自治區內安置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勞動力，而不是從其他省轉移勞動力；重點投資發展多個小型城市，而不是將投資集中在幾個大型城市；發展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教育並提高教育品質。1999年後，伊力哈木的論文被禁止在中國所有學術刊物上發表。 互聯網時代開始後，伊力哈木觀察網上存在大量煽動仇恨和攻擊維吾爾人的言論，發現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完全缺少溝通和對話平臺，於是開始創建維吾爾民族和漢民族之間「交流對話」和「傾聽對方」的網路平臺。 《維吾爾在線》 本書收錄最早一篇伊力哈木分析新疆民族緊張局勢根源的文章寫於2005年，發表於同年底創辦的《維吾爾在線》網站。這個網站是中文和維吾爾雙語網站，宗旨是「讓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瞭解新疆，瞭解維吾爾族，讓新疆各民族人民瞭解世界，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瞭解，促進對話；管理上，反對發佈任何主張獨立、分裂及不負責任的煽動性言論，反對發佈顛覆國家的言論」。這個網站發表了民間人士書寫維吾爾人歷史、文化以及現狀的文章，這與中共對漢人長期系統灌輸維吾爾民族和這個地域的宣傳版本不同。網站也報導或轉載了新疆和其他自治區與人權有關的新聞和評論，發表了大量原創文章和跟帖。這個網站成為中國境內唯一彙集維吾爾人自己聲音的網路平臺，也為希望瞭解維吾爾人真實狀況的漢人提供了非中國政府資訊來源。由於這個網站不需要翻牆即可閱覽，最高時有逾百萬讀者流覽。為了防止仇恨和分裂情緒的言論，伊力哈木和同伴對這個網站的論壇進行審核。 《維吾爾在線》被中國政府關閉了多次。2009年「七五」事件後，伊力哈木被軟禁數月。釋放後，伊力哈木將網站伺服器轉移到海外，但仍遭受持續網路攻擊和網路遮罩，導致閱讀人數大量下降。在2014年1月伊力哈木被捕後，這個網站永久下線。2020年，德國伊力哈木研究所已經從《維吾爾在線》網站上恢復了三千多篇文章。（待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2月24日，俄國軍隊全面侵入烏克蘭。20天前，普丁出席了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與中國當局簽署了「不限制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協定」。那麼，中俄從蘇聯解體以來如何塑造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 中俄專制帝國的結盟 在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提案投票中，15個成員國中11個國家投了贊成票，中國、印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投了棄權票，常任理事國俄羅斯一票否決了提案。中共看似即不支援也不譴責俄國侵略烏克蘭，但是其真實的國際政治目的是什麼？ 六四後，中共為應對西方的制裁，加強了與蘇俄（先是蘇聯，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軍事、經濟和科技的合作關係，作為反制裁手段，改變了持續20年（1970-1989）主要與美國結盟制衡蘇聯擴張的外交政策。 1991年後，中共在國際政治中奉行鄧小平宣稱的「韜光養晦」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民主國家不同人士合作或合謀牟取巨大利潤，以此積累了經濟和軍事實力。中共的國師們詳細釋義了這種策略，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不足與美國和歐盟直接全面攤牌的情況下，主要方式是與美英和歐盟的對手包括俄國、伊朗、朝鮮等結盟，在地緣政治中拖住美歐，使其消損實力﹔同時進入歐美主導的經濟和金融體系，以此影響不同國家包括民主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蠶食美國全球影響，最終稱霸全球。  自蒲亭成為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後，俄國政體更加獨裁，中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中共與俄羅斯在聯合國投票中互相呼應，共同保護了專制政權如緬甸軍政府、敘利亞家族政權、朝鮮家族統治的核威脅、伊朗神權政體的核計劃，以此牽制歐美，擴大其影響。 中共將俄國全面侵略烏克蘭歸咎於美歐敵對勢力的陰謀和干涉，而不是俄羅斯帝國的擴張。但在聯合國表決中，中共投棄權票看似不是直接背書侵略，彷彿扮演了對峙雙方美國和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角色。這種假相為歐美的中共辯護士提供了「中國可以解決烏克蘭問題」的說辭，同時，中共可以繼續維持與俄羅斯政權事實上的同盟關係。 中俄協調與平行行動在全球的擴張 雖然中俄專制帝國在一些區域有霸權競爭，但它們反對民主的共同特性使其有時相互協調，有時採取平行行動，在各自有影響的經濟、金融和貿易與軍事和政治領域進行全球擴張。2014年，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地區後，中共同時擴大了與俄國和烏克蘭貿易規模。中國快速變成了俄羅斯和烏克蘭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不過，中國與俄國的貿易總量是與烏克蘭的十倍，也是俄國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主要出口地。除了貿易關係，中共軍事現代化也依賴大量進口俄國軍事技術和武器，中俄軍隊在全球多地進行常態化的聯合軍演。此外，一帶一路項目的陸路運輸也與俄羅斯合作，利用它對中亞、高加索和巴爾幹等地區的影響。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合作，藉助歐亞經濟聯盟、金磚國家以及20國集團，擴大全球影響，以此推廣中俄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共將對俄關係作為爭奪世界霸主的重要手段，從軍事合作、經濟貿易的緊密關係，到購買大量俄國能源，收購俄國出賣的大量外匯儲備。同時，人民幣的全球地位以及中俄主張「互聯網主權」下的數字貨幣有效幫助俄國逃避了自2014年美國和歐盟對俄國的制裁。尤其中國對非洲、拉美和中東影響包括與阿拉伯富裕獨裁國家的合作，使對俄羅斯制裁的效果更缺乏成效。 俄羅斯緩解了對中共擴張的抵抗。2017年後，中印衝突升級，俄羅斯利用長期以來為印度提供主要武器並與印度建立的特殊關係，提出了在中印之間進行調停。從後續發展觀察，中印接受了俄羅斯的停火提議，繼續維持已經持續20年的俄羅斯-印度-中國三邊會議。俄羅斯也幫助中共削弱了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聯盟。俄國藉美國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而不向印度提供之機，向印度提供了S-400導彈防禦系統，以此削弱了四方聯盟。這也解釋了印度在俄國侵略烏克蘭議案中投棄權票的原因。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警示 中共與俄羅斯獨裁政權具有同質性，蒲亭為吞併克里米亞和全面侵入烏克蘭辯護，將烏克蘭視為維持俄羅斯帝國在歐亞的核心戰略利益，宣稱烏克蘭和俄羅斯人民是「一個民族」，這與中共拒絕接受國際仲裁法庭關於南海問題的裁決，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侵略和佔領圖博和維吾爾等地區有相同的邏輯。 從中共與蒲亭的侵略行徑和邏輯可以推斷「雙方全方位合作」同盟關係的要旨，烏克蘭是俄羅斯當局的紅線，臺灣是中共的紅線。在未來中共侵略臺灣時，俄國和其他支援俄國或偽裝中立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會持相同立場，而與中共保持密切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更多國家，更難有實際作為。因此，中華民國臺灣需要開拓更多的國際空間包括重返聯合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剝奪中華民國臺灣的聯合國席位。儘管聯合國未能有效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仍不失牽制和其他連帶作用，包括國際法院甚至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俄國官員從2013年以來所觸犯《羅馬規約》管轄權內的罪行。 歐美許多國家在3月12日之後才正式將俄羅斯主要銀行排除在Swift系統之外，俄羅斯可以從容地把債券轉移到美國境外的開曼群島以及新開發銀行總部及地區辦事處等地。為什麼民主國家的經濟制裁不能立即實施？ 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造成了平民大量傷亡本來應該對所有民主國家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但是，從那時起，歐盟3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氣仍從俄羅斯進口，英美仍然繼續維持與中俄當局支援的金融和商業大亨的交易，中俄代理人大量資助民主國家不同政治光譜並有影響力的政黨，使這些國家精英沉浸於犬儒、自滿、綏靖的各自利益優先之中，這些都為蒲亭擴大戰爭規模和中共全球擴張做出了「巨大貢獻」。 民主國家現在需要解決金錢如何操控政治問題，如何保護整個世界的勞工權利，完善自己的供應鏈，形成有效制約和消除腐敗的方法，改革相關的國際體制，包括取消聯合國所有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特權，保證公民參與和監督金融運作。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