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再教育集中營是如何演變而來的以及與全球氛圍的關係是什麼？如何認識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突厥民族的處境？這些民族當下狀況與民主社區的關係是什麼？這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今年一月出版的新書《新疆元年》（Xinjiang Year Zero）提出的問題。本書嘗試從檢視認識論角度回答上述問題，改變世界不僅僅是認知和評論世界，而是首先應審視認識世界的方法，反思這些認識方法的問題。 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處境 《新疆元年》彙集了十幾位研究新疆以及中亞問題學者的論文，主要討論新疆再教育集中營的來源、與全球政治環境的關聯。本書編輯者使用這個書名凸顯了中國當局從建立新疆再教育集中營以來的圖謀：從根本上消除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主體性，大規模監禁，破壞和褻瀆清真寺和其他歷史遺跡，阻止這些民族實踐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試圖抹掉或偽造這些民族自己的歷史記錄；謀劃馴服並使這些民族淪為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剝削的廉價工作力，可供遷往新疆或其他地區的工廠利用。 本書分三部分包括論述的根源、定居殖民主義和全球聯繫。第一、二部分溯源目前新疆鎮壓的歷史根源、話語框架和依據，將新疆突厥穆斯林遭受的鎮壓置於全球帝國主義的歷史中，概述了剝奪突厥穆斯林是建立世俗國家的結果；分析了針對維吾爾族的同化政策 ；評述了漢族定居殖民體制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兵團）制度的演變；搶控資源與監控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結合的制度性政策和實踐；持續剝奪維吾爾人和造成流離失所的多種形式 。第三部分檢視了使用高科技和數位封閉系統對新疆的監控，「社會信用」的實驗與全球金融包容過程的聯繫以及對社會控制的影響，這些新型控制措施使得露天大監獄成為制度性鎮壓的一部分，同時作為社區拘留的預防性手段。此外，本書以中國和國際女權運動的角度審視了西藏和新疆女性和少數民族的困境，提出了如何在國際平台互動交流、教育和傳播改變這些民族女性的處境。 「先豐服務集團」在新疆和中共統治的其他地區提供保安設備，並建立更全面的社會監控機制。（示意圖/Parker Coffman/Unsplash） 本書也分析了跨國公司先豐服務集團在全球保安方面的業務。這個集團與中國當局建立了密切的關係。2016年，先豐服務收購了由中國當局控股的北京國際安全與防衛學院25%股權，隨後在新疆開設了分支機構，雇用了兵團公司中共黨委委員和前副總經理呂超海作為這個集團中國西北公司的總經理。先豐服務集團在新疆和中共統治的其他地區提供了保安設備、幫助培訓反恐人員並涉入了建立更全面的社會監控機制，為一帶一路專案涉入的國家和其他國家提供這些監禁技術和機制。這個集團負責人埃裡克·普林斯曾遊說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奈及利亞推行重商殖民主義。普林斯是川普在2016年總統競選活動的主要捐款人，也是川普政府中教育部長的弟弟。川普曾經鼓勵習近平建立新疆集中營。 如何認識新疆問題？ 在有新聞自由的民主制度中，願意瞭解中共統治下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被剝奪權利的狀況並不困難，但是解釋這種現象卻有很大不同。本書前言梳理了民主社區圍繞這個事件的討論，歸納了主要由兩個相互競爭的認識論框架主導，「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和「比爛主義」（whataboutism）。 本書描述本質主義的特點是拒絕中國和其他地方動態的相似性和相關聯繫的比較分析。本質主義論證方式傾向於強調某種背景下的特定屬性作為定義要素，並將中國完全與世界其他地區區隔；主要集中論述的是專制中國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提並論，因為這兩種政治制度根本不同，而任何關於可能存在共同點的說法都會被譴責為「比爛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相反，「比爛主義」是把對中國當局的任何批評都視為虛偽，其虛假的道德前提是中共所做的事情與其他人沒有兩樣。「本質主義」論者認為集中營／拘留營是中共專制或極權獨有現象，而「比爛主義」論者通常會問，鑒於民主國家自己長期殖民歷史，監獄系統大規模拘留難民，以及全球反恐戰爭帶來的災難，民主國家怎麼能對新疆提出批評？瞭解了「本質主義」和「比爛主義」認識方法的問題之後，如何認識新疆問題？ (待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伊力哈木的言說和維吾爾問題 在《我們維吾爾人沒有發言權》一書中，伊力哈木分析了新疆「自治」只是徒有虛名，政府的教育、就業、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政策和實踐以及兵團制度，都強調以漢族和其集中居住地區的利益為優先。這種強勢沙文主義在這一區域「開發無主地」和「開發荒地」，侵佔和擠壓了維吾爾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形成了對這些民族的剝奪和歧視，造成了維吾爾人尤其是南疆維吾爾聚集區農民的普遍貧困。超過千年世代居住在這裡的維吾爾人不得不承受這種發展造成的負面後果，多數維吾爾人淪為社會底層，許多人不得不在嚴重污染的地域生活。新疆民族緊張根源是缺少保護少數民族平等發展的機會，缺少保障維吾爾民族文化權利、自治、宗教權利以及其他公民權利的行動。 伊力哈木認為1989 年之後當局在鼓勵（漢）民族主義對抗西方，這種民族主義在國內就突出了西藏和新疆問題。當局為了繼續執政，以維穩為理由對西藏、新疆實施更嚴厲的控制。新疆維穩部門比內地各省更龐大，兵團是以漢族為主的准軍事化組織，也成為特殊和龐大的維穩部門，但反而成為不穩定的根源。 伊力哈木辨析了維吾爾人自治的歷史，指出自治不是1949年以後才開始的，更大程度的自治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實施了。伊力哈木並未主張建立維吾爾人的獨立國家，而是提出公正平等對待維吾爾人，在中國真正落實自治。 撰寫本書前言的維吾爾歷史學者萊恩•圖姆分析了伊力哈木被判刑的原因。根據中國官方歷史敘述，中國一直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從來不是肇事者，中共從帝國主義的殖民壓迫下將各民族「解放」出來。由於伊力哈木指出了新疆漢族移民和維吾爾族在獲取資源上的不平等，這凸顯了中共的實際作為與宣稱反對帝國主義之間的落差。 萊恩•圖姆提醒讀者應該注意伊力哈木在文章中提及的細節，這是觀察維吾爾和中國問題的重要線索。遺憾的是本書並未收錄伊力哈木1-2篇重要的學術論文，這些分析性文章可使讀者參考研究維吾爾民族、中國和中亞問題的方法。不過，讀者可流覽伊力哈木1990年代以來發表的論文和《維吾爾在線》的調查報告；同時通過閱讀中亞學歷史學者米華健的新書《歐亞的十字路口：新疆歷史》修訂版（2021年），比較米華健和伊力哈木的研究方法。米華健分析了最近二十年（2000-20年）中國政府在維吾爾地區的政策和實踐，特別指出了這段期間加快了強制漢化的過程，再教育集中營長期監禁和非自願轉移超過一百萬的維吾爾族勞動力，導致了大量維吾爾家庭破裂；維吾爾村莊婦女和老人也被迫在工廠中長時間工作，使她們無法照顧孩子，導致大量兒童進入孤兒院和寄宿學校，被強制接受全面漢化教育。 與民間中國建立對話平臺：共同推動民主化，爭取人權，保障民族權利 極權制度對社會的規訓使許多人長期地習慣於被灌輸和被權力馴化。平等對話是培養獨立思考、思辨能力的重要媒介。伊力哈木致力於和平對話平臺，這對維漢民間尤為重要。伊力哈木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能消除政權造成的族群之間的仇恨甚至殺戮」。伊力哈木指出在「集權、沒有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國家最需要做的是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民族沙文主義進行長期的抵抗」。 像劉曉波一樣，伊力哈木也將希望寄予民間中國，而不是官方中國，強調「無論現在還是將來，維漢民間都應保持友好對話，加強相互的交流和理解解決問題」。針對一些漢族學者所說維、漢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伊力哈木同意維、漢人民應共同爭取人權、法治和民主，這是維漢面臨的共同問題。但伊力哈木強調「維吾爾族還面臨一個特別的問題，就是社會資源問題，還要面對民族歧視和宗教等問題」。伊力哈木指出，如果維漢民族生活在民主制度、有公民權利的共同體中，這個共同體必須保障民族權利和自治權利，這對漢人、對中國、對維吾爾人都有益；西班牙是民主國家，但民主不能解決巴斯克問題，這是民主化過程必須引以為戒的。 伊力哈木被判無期徒刑後感言：「為我們的民族和中國未來呐喊！維吾爾族和漢族唯有和平、善意才能創造彼此的共同利益」。(全文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族裔之間平等對話，加強相互交流和理解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消除族群之間的仇恨甚至殺戮」，這是伊力哈木從1990年代以來一直在中國推動的志業。今年3月，《我們維吾爾人沒有發言權》出版。本書匯集了伊力哈木從2005年到2014年發表的中文文章、講演和媒體採訪記錄，由曹雅學、辛蒂·卡特和馬修·羅伯遜翻譯，英文書名取自伊力哈木描述維吾爾人的現實處境。2014年9月，伊力哈木被判處無期徒刑，隨後，數百名維吾爾知識人失蹤，超過一百萬穆斯林（其中絕大多數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被關押，維吾爾民族權利被進一步剝奪。本書書名更凸顯了維吾爾人當前的現實處境。 中國當局至今尚未公佈伊力哈木刑事判決書的全部內容。根據官媒已經公佈的《庭審紀實》以及伊力哈木自辯詞和辯護律師意見，法庭只是將「維吾爾在線」的帖子、伊力哈木的講課內容以及外媒採訪剪裁、拼接並斷章取義，採用沒有公正和獨立質證的證人證言，以此對伊力哈木定罪，伊力哈木也被剝奪了其他保障公正審判的權利。《我們維吾爾人沒有發言權》是全面瞭解伊力哈木言說的重要記錄，也為分析中共當局70多年對維吾爾族政策和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伊力哈木的經歷、學術、理想和志業 本書中<我的理想和事業選擇之路>，可以瞭解伊力哈木的經歷、學術、理想和志業。伊力哈木的父親是中共建政以來培養的第一代維吾爾知識人，畢業後在南疆軍區和地方工作，在文革期間的1971年，年僅28歲時死亡，當時伊力哈木才2歲，弟弟只有8個月。此後，母親撫養4個孩子到成年。 伊力哈木從16歲離開家鄉到北京和長春等地學習，完成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書。在遊學研究中亞、南亞、俄羅斯等地的民族衝突仇殺、政治動盪、社會轉型失敗後，伊力哈木決定致力研究新疆問題和中亞社會經濟及地緣政治，避免中國出現類似的悲劇。從1994年，伊力哈木開始發表文章，辯駁了政府公佈有關維吾爾族的不少資料缺乏真實性以及造成的問題；建議在自治區內安置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勞動力，而不是從其他省轉移勞動力；重點投資發展多個小型城市，而不是將投資集中在幾個大型城市；發展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教育並提高教育品質。1999年後，伊力哈木的論文被禁止在中國所有學術刊物上發表。 互聯網時代開始後，伊力哈木觀察網上存在大量煽動仇恨和攻擊維吾爾人的言論，發現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完全缺少溝通和對話平臺，於是開始創建維吾爾民族和漢民族之間「交流對話」和「傾聽對方」的網路平臺。 《維吾爾在線》 本書收錄最早一篇伊力哈木分析新疆民族緊張局勢根源的文章寫於2005年，發表於同年底創辦的《維吾爾在線》網站。這個網站是中文和維吾爾雙語網站，宗旨是「讓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瞭解新疆，瞭解維吾爾族，讓新疆各民族人民瞭解世界，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瞭解，促進對話；管理上，反對發佈任何主張獨立、分裂及不負責任的煽動性言論，反對發佈顛覆國家的言論」。這個網站發表了民間人士書寫維吾爾人歷史、文化以及現狀的文章，這與中共對漢人長期系統灌輸維吾爾民族和這個地域的宣傳版本不同。網站也報導或轉載了新疆和其他自治區與人權有關的新聞和評論，發表了大量原創文章和跟帖。這個網站成為中國境內唯一彙集維吾爾人自己聲音的網路平臺，也為希望瞭解維吾爾人真實狀況的漢人提供了非中國政府資訊來源。由於這個網站不需要翻牆即可閱覽，最高時有逾百萬讀者流覽。為了防止仇恨和分裂情緒的言論，伊力哈木和同伴對這個網站的論壇進行審核。 《維吾爾在線》被中國政府關閉了多次。2009年「七五」事件後，伊力哈木被軟禁數月。釋放後，伊力哈木將網站伺服器轉移到海外，但仍遭受持續網路攻擊和網路遮罩，導致閱讀人數大量下降。在2014年1月伊力哈木被捕後，這個網站永久下線。2020年，德國伊力哈木研究所已經從《維吾爾在線》網站上恢復了三千多篇文章。（待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2月24日，俄國軍隊全面侵入烏克蘭。20天前，普丁出席了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與中國當局簽署了「不限制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協定」。那麼，中俄從蘇聯解體以來如何塑造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 中俄專制帝國的結盟 在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提案投票中，15個成員國中11個國家投了贊成票，中國、印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投了棄權票，常任理事國俄羅斯一票否決了提案。中共看似即不支援也不譴責俄國侵略烏克蘭，但是其真實的國際政治目的是什麼？ 六四後，中共為應對西方的制裁，加強了與蘇俄（先是蘇聯，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在軍事、經濟和科技的合作關係，作為反制裁手段，改變了持續20年（1970-1989）主要與美國結盟制衡蘇聯擴張的外交政策。 1991年後，中共在國際政治中奉行鄧小平宣稱的「韜光養晦」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民主國家不同人士合作或合謀牟取巨大利潤，以此積累了經濟和軍事實力。中共的國師們詳細釋義了這種策略，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不足與美國和歐盟直接全面攤牌的情況下，主要方式是與美英和歐盟的對手包括俄國、伊朗、朝鮮等結盟，在地緣政治中拖住美歐，使其消損實力﹔同時進入歐美主導的經濟和金融體系，以此影響不同國家包括民主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蠶食美國全球影響，最終稱霸全球。  自蒲亭成為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後，俄國政體更加獨裁，中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中共與俄羅斯在聯合國投票中互相呼應，共同保護了專制政權如緬甸軍政府、敘利亞家族政權、朝鮮家族統治的核威脅、伊朗神權政體的核計劃，以此牽制歐美，擴大其影響。 中共將俄國全面侵略烏克蘭歸咎於美歐敵對勢力的陰謀和干涉，而不是俄羅斯帝國的擴張。但在聯合國表決中，中共投棄權票看似不是直接背書侵略，彷彿扮演了對峙雙方美國和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角色。這種假相為歐美的中共辯護士提供了「中國可以解決烏克蘭問題」的說辭，同時，中共可以繼續維持與俄羅斯政權事實上的同盟關係。 中俄協調與平行行動在全球的擴張 雖然中俄專制帝國在一些區域有霸權競爭，但它們反對民主的共同特性使其有時相互協調，有時採取平行行動，在各自有影響的經濟、金融和貿易與軍事和政治領域進行全球擴張。2014年，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地區後，中共同時擴大了與俄國和烏克蘭貿易規模。中國快速變成了俄羅斯和烏克蘭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不過，中國與俄國的貿易總量是與烏克蘭的十倍，也是俄國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主要出口地。除了貿易關係，中共軍事現代化也依賴大量進口俄國軍事技術和武器，中俄軍隊在全球多地進行常態化的聯合軍演。此外，一帶一路項目的陸路運輸也與俄羅斯合作，利用它對中亞、高加索和巴爾幹等地區的影響。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合作，藉助歐亞經濟聯盟、金磚國家以及20國集團，擴大全球影響，以此推廣中俄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共將對俄關係作為爭奪世界霸主的重要手段，從軍事合作、經濟貿易的緊密關係，到購買大量俄國能源，收購俄國出賣的大量外匯儲備。同時，人民幣的全球地位以及中俄主張「互聯網主權」下的數字貨幣有效幫助俄國逃避了自2014年美國和歐盟對俄國的制裁。尤其中國對非洲、拉美和中東影響包括與阿拉伯富裕獨裁國家的合作，使對俄羅斯制裁的效果更缺乏成效。 俄羅斯緩解了對中共擴張的抵抗。2017年後，中印衝突升級，俄羅斯利用長期以來為印度提供主要武器並與印度建立的特殊關係，提出了在中印之間進行調停。從後續發展觀察，中印接受了俄羅斯的停火提議，繼續維持已經持續20年的俄羅斯-印度-中國三邊會議。俄羅斯也幫助中共削弱了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聯盟。俄國藉美國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而不向印度提供之機，向印度提供了S-400導彈防禦系統，以此削弱了四方聯盟。這也解釋了印度在俄國侵略烏克蘭議案中投棄權票的原因。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警示 中共與俄羅斯獨裁政權具有同質性，蒲亭為吞併克里米亞和全面侵入烏克蘭辯護，將烏克蘭視為維持俄羅斯帝國在歐亞的核心戰略利益，宣稱烏克蘭和俄羅斯人民是「一個民族」，這與中共拒絕接受國際仲裁法庭關於南海問題的裁決，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侵略和佔領圖博和維吾爾等地區有相同的邏輯。 從中共與蒲亭的侵略行徑和邏輯可以推斷「雙方全方位合作」同盟關係的要旨，烏克蘭是俄羅斯當局的紅線，臺灣是中共的紅線。在未來中共侵略臺灣時，俄國和其他支援俄國或偽裝中立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會持相同立場，而與中共保持密切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更多國家，更難有實際作為。因此，中華民國臺灣需要開拓更多的國際空間包括重返聯合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剝奪中華民國臺灣的聯合國席位。儘管聯合國未能有效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仍不失牽制和其他連帶作用，包括國際法院甚至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俄國官員從2013年以來所觸犯《羅馬規約》管轄權內的罪行。 歐美許多國家在3月12日之後才正式將俄羅斯主要銀行排除在Swift系統之外，俄羅斯可以從容地把債券轉移到美國境外的開曼群島以及新開發銀行總部及地區辦事處等地。為什麼民主國家的經濟制裁不能立即實施？ 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造成了平民大量傷亡本來應該對所有民主國家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但是，從那時起，歐盟3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氣仍從俄羅斯進口，英美仍然繼續維持與中俄當局支援的金融和商業大亨的交易，中俄代理人大量資助民主國家不同政治光譜並有影響力的政黨，使這些國家精英沉浸於犬儒、自滿、綏靖的各自利益優先之中，這些都為蒲亭擴大戰爭規模和中共全球擴張做出了「巨大貢獻」。 民主國家現在需要解決金錢如何操控政治問題，如何保護整個世界的勞工權利，完善自己的供應鏈，形成有效制約和消除腐敗的方法，改革相關的國際體制，包括取消聯合國所有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特權，保證公民參與和監督金融運作。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最近一個月，公民記者一直在追蹤徐州「鎖鏈女」們的身世之謎，其中一位是已經失蹤二十多年的女性，她被官方稱為「小花梅」，來自雲南省西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從公民記者的調查和官方公佈的信息推斷，「小花梅」是傈僳族或怒族。那麼雲南少數民族女性在中共統治下處境如何？ 非漢族女性被販運 從原來互助和性別平等的社區分散轉移 中共承認雲南省「特有15個少數民族」，這些民族數千年來主要居住在雲南的西部、南部和中部。從1980年代中期，雲南少數民族女性大量被遷移到東部和中部各省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河南，絕大多數是婚姻遷移，少數被販運到東部沿海的性工作場所。這類婚姻遷移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被拐賣到東部和中部各省農村，另一種是由東部和中部省市中共黨政組織的婚姻介紹，這兩種婚姻方式都與有組織的販運和買賣女性相關。 為使大量被販運的女性不受嚴格戶籍制度的限制，雲南以及東中部各省民政和公安部門都以遷出戶籍證明、婚姻狀況證明、身份證、漢族地區的入戶證明和出生配額牟利。東部和中部各省現在已經包括了雲南省特有的幾乎所有少數民族。這些被販運的非漢族女性絕大多數被騙遷入東部和中部漢族農村，成為男村民的「妻子」，這些女子被遷入後即不允許自由離開，也往往不允許與她們的家人聯繫。這些少數民族女性從原來互助和性別相對平等的社區被轉移到男尊女卑的漢族農村社區，被拋入到社會最底層，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被剝奪的母語使用權利和能力 被販運的雲南少數民族女性有90&是文盲和半文盲，這與她們非常年輕被販運無法繼續教育有關，也與中共長期強制的漢化教育和其他配套政策密切相關。 雲南省少數民族文盲和半文盲率一直都是中共統治下各民族最高的，其中女性比例更高。這些少數民族絕大多數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沒有文字的民族發展和推廣書寫文字並不困難，這些民族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語完成普及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中共一直在普及教育中強制漢化教育，強迫這些民族的兒童接受無法理解的漢語教學語言，使用灌輸教學方法和中共意識形態的漢語教科書，導致大量兒童輟學或只是被迫應付完成強制的教育年限。 中共統治五十多年後，當局和御用學者仍將雲南非漢族描繪為「落後」、「無知」和「智力低下」的民族，使這些民族繼續被迫接受漢族沙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語，更增加了這些民族對自己民族的恥辱感以及不能決定自己教育的痛苦感，這也是這個地區教育無法真正改善的原因。這些民族長期被剝奪了自己選擇教育的方式和母語教學，導致女童和年輕女性面臨上幾代女性同樣的問題，被剝奪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和能力，陷於極端貧困之中。 雲南資源豐富，包括豐富的水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西南部與緬甸、寮國和越南接壤。中共「扶貧」基金來自掠奪這一地區資源的極少一部分。這種扶貧政策的目標是進一步維穩、漢化和擴張。「扶貧」政策如漢化教育一樣充斥著羞辱這些少數民族的話語。此外，「扶貧」資源控制權主要掌握在漢人各級官員（絕大多數官員都是男性）手中，他們經常以減少少數民族貧困為名申請並挪用資金，使這些民族更難走出制度造成的貧困陷阱，而少數民族女性更難改變逃離加諸於她們身上的枷鎖。 中共也將雲南「特有少數民族」稱為「直過民族」，既使這些民族「直接從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並宣稱使這些民族「整族脫貧」。不過這種宣傳完全是謊言。中共制度和建構的漢族至上的社會不僅鎖住了「小花梅」，而且更禁錮了這些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正日漸凋謝 雲南少數民族人口本來稀少，連續三十多年大規模販運這些民族的女性已經造成這些民族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1953年以來的第七次）雲南省數據，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雲南特有民族」佤族、拉祜族、納西族絕對人口減少，在過去十一年中總人口分別下降了5%、1.2%和2%。。 中共制度性大規模販運少數民族女性是強制漢化的一部分，最終使這些少數民族消失或完全被漢化。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元月28日，公民記者通過自媒體公佈了江蘇省徐州市豐縣歡口鎮董集村一間破屋中拍到的情景。視頻中，一位衣著單薄的中年女子脖子上套著長長的鐵鏈，牙齒所剩無幾。記者試圖交談，卻聽不懂鐵鏈女的語言。視頻一出，中國的人口販賣現象再度成為熱議的話題。豐縣和徐州黨政調查組從1月28日到2月10日四次回應公民記者的報導和網民的質疑。但是，官方四次發佈的「事實」不僅缺乏獨立質證，而且前後矛盾，至今有關「鐵鏈女」的身世仍然多處存疑。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仍然存在大規模系統性販賣和奴役女性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泛濫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 「鐵鏈女」的身世之謎 官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聲明中，完全否認這名女子有可能被販運拐賣並受到虐待，稱她在1998年6月在歡口鎮與山東魚台縣交界「流浪乞討」，被董集村村民董志民的父親「收留」，起名為「楊某俠」，同年8月與董志民「領證結婚」，「有智障表現」，20多年來陸續生下八個孩子（七男一女，最大23歲，最小的只有兩歲），並宣稱她的精神問題惡化，「毆打家中老人和孩子」。 從2月7日開始，當局部署警察攔截公民記者調查並拘留探望「鐵鏈女」的獨立人士，同日發佈新聞，宣稱確認了「楊某俠」原名為「小花梅」，是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人，被同村桑某帶往江蘇治病「走失」。直到2月10日第四份通報出台，官方才承認此事涉嫌販運，稱已對董志民和兩名涉嫌販運者進行「刑事強制措施」。 從否認販運、拐賣、沒有「非法拘禁」的「合法婚姻」，在短短的11天內，官方以曾經否定的罪名快速鎖定了3名底層犯罪嫌疑人。這樣高效結案速度完全像中共以往處理類似案例的手段。在嚴格的戶籍管理、維穩基層網格化和計劃生育控制管理體系的24年中，被販運、拐賣、被婚姻落戶、經常遭受暴力的女子完全消失在中共各級黨政組織的視野之外說明了什麼？官方的說辭試圖掩蓋什麼問題？ 董集村男村民購買異地女性為「妻」，虐待這些女性、強迫她們生育不是個別案例。從1985年到2000年，每年被誘騙和拐賣到徐州地區的女性從幾百名到數千名，不少被販賣或隨後被「婚姻」遭受暴力的女子出現精神問題。被販運女子主要來自雲南、廣西、四川和貴州，警方處理這類案件是實際發生案件的九牛一毛。 當局公佈資訊稱將這名女子的DNA與《公安機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資訊系統》和《公安機關DNA資料庫》資訊對比，「沒有任何匹配」。但是在中國沒有任何獨立機制可以驗證公安機關和政府公佈的資料是否屬實。另外，公安機關只是從2009年才開始建立被拐賣/失蹤兒童人口及相關資料庫，遠遠不能覆蓋所有被拐賣或失蹤的女性。 販運和剝削女性是「致富」和「維穩」的一部分 政策造成數量龐大沒有戶籍登記或被偽造戶籍的女性，使得販運和剝削女性成為「致富」和「維穩」的一部分。 根據中國2001年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從1980年至1999未報戶口0-17歲女童人數約有1500萬，絕大多數是農村女孩。中共強制計劃生育、黨國父權統治和古老重男輕女的陋習（這種陋習主要存在漢族聚集地區）是造成如此龐大數量女孩從戶籍登記中「失蹤」的原因。「楊某俠」有可能是沒有戶籍登記1500萬女孩中的一位，「小花梅」也可能是偽造原戶籍被婚姻落戶的另一位女性受害者。 戶籍中「失蹤」或被偽造原戶籍的女性成為販賣行業的「商品」，她們是拐賣的主要受害者。這個行業也是中共體制下被保護的特殊產業。村鎮黨政、公安、民政部門以及婦聯等是中共維穩的農村基層組織，它們經常對被誘騙和拐賣女性的投訴不予理會，反而偽造這些受害女性的身份證明使她們成為本地男村的「合法妻子」（許多女性受害者不到婚齡），對本地男村民虐待這些外來「妻子」的暴行不聞不問。 尤其是這些受害女性被迫生育後，中共基層組織只會勸說她們維持家庭穩定。 這些機構唯一干預的是完成上面佈置的的計劃生育指標。 有些受害女性被落戶的村、鎮黨組織負責人（也包括更高級別的中共官員）包庇重要的人販子，甚至直接以婚姻介紹為名指揮 和組織販運，名曰「買媳婦是解決本地大齡未婚男青年婚姻問題的好辦法，率領鄉親共同致富，使地方保持穩定」。在一些受害女性被拐走的村鎮中，這些地區的中共組織認為女性多「出走」一些，「計劃生育工作好做」。 販運女性網路與中共黨政和公安系統盤根錯節，販運和買賣女性成為這些網路和機構快速盈利的方式。中央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要求是保持政權穩定和經濟增長，對如何致富沒有限制。販運女性網路與中共黨政和公安關係密切，網路高層不少人本身在中共黨國體制內。中共高層決定「打拐」時，販運女性網路主要人物預先掌握消息，轉移、掩蓋網路節點或暫時收手，風聲過後，擴大經營範圍。有時，一些販運女性網路中彼此分散的底層下線人士被判刑，作為「打拐」的宣傳成果。「打拐」與買賣女性都是中共從上到下獲利的產業。 被官方稱「小花梅」來自雲南省福貢縣，但官方公佈的信息沒有提及福貢縣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下轄縣。雲南省是所有省級行政區販出女性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省內自治州和自治縣被販運的非漢族女性占多數（主要是12-29歲）。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中共統治下最貧困「三區三州」之一，當地農民平均收入只佔中原和沿海地區漢族聚集區同階層的四分之一，甚至只有十分之一。「三區三州」資源豐富、地域廣大，貧困完全是中共掠奪和發展歧視模式造成的。以婚姻和找工作改善生活為名是販運者對受害者和她們家人常用的騙辭。這些地區被大量販運的非漢民族女性，說明了在中共體制下她們處於階級、性別和民族壓迫的最低階層。 中共從立法到執法  制度性地剝削和奴役被販運的女性 中共處罰人口買賣主要依據是《刑法》中的「拐賣婦女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拐賣婦女兒童罪」最高刑期是死刑，不能說不嚴厲。但是公安部門以這兩個罪名立案處理的案件分別是實際報案登記的十分之一，大量女性下落不明或情況不明，但有誘拐嫌疑沒有列入調查，也不計入拐賣案件統計。因此與實際被販運女性數量相比，公安部門處理的案件微不足道，立案調查的幾乎全部是底層人士。收買被拐賣婦女者被懲罰更是罕見。中共宣稱的「嚴打」、「打拐」、「打黑」不過是定期的宣傳表演。 此外，如果女性被販運，後來被迫涉入性產業而被捕，公安部門往往沒有連帶對販運和強迫賣淫罪行進行調查，經常只是對「娛樂」等場所和被迫涉入性產業的女性實施罰款，掃黃年年掃、「娛樂」場所性服務照常開，中共以此制度性地剝削這些女性牟取暴利。 雖然中國政府批准了《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議定書》，但是《刑法》中的「拐賣」定義與這項國際公約中「販運」人口有很大不同，中共只承認販運人口的盈利目的，但是否認以奴役和剝削女性的「販運」目的，從根本上否認了販運、買賣和剝削女性是現代奴隸制度最主要的特徵。 徐州當局、其他地方當局以及公安系統對販運和迫害女性很有「作為」，體現了中共體制的黑社會性質，與販運女性網路根本是一丘之貉。中共18大和19大主要政治局常委都曾經擔任過販運和買賣女性七個最猖獗省的省委書記。中共將壓迫女性作為維持專制和父權制度的主要手段，它宣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現代奴隸制，大規模系統性對女性施加暴力和控制並販賣、奴役和剝削女性。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中共建制以來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反映了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上升，由1953年60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 7.32%上升到2020年的18.70%，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由4.41%上升到13.50%。中國已經是世界各國中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且老齡化加速，快於發達國家和其他金磚國家。那麼中共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以及其建立的養老制度特點是什麼？ 養老等級制度：將大部分人排除在基本保障之外 中共在1951年2月頒布了《勞動保險條例》，規定了工廠正式職工在工作時間達到一定年限（男25年和女20年）和退休年齡（男60歲和女50歲），退休金是本人工資的50%～75%。同年7月，《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頒布，以此監控城市人口。1955年，中共將戶籍管理擴展到農村，同時頒布了《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和《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這些措施對戶口遷移實行嚴格限制，尤其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同時對農產品價格的壟斷和大幅度壓低，使農民淪為最廉價的工作力。 1955年，《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和《處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退休時計算工作年限的暫行規定》開始實施，規定了黨國機關事業單位行政人員退休年齡是男60歲和女55歲，退休金是本人工資的75%～100%。黨國一定級別以上的幹部可以選擇離休，退休金與本人工資相同，離休後所有待遇保持不變。 1950年代中期，平均預期壽命最高的城市北京男性為61.18歲，女性為60.52歲。 隨後二十幾年中國平均壽命增長緩慢。中共建政後前30年統治，真正享受養老待遇的只有中共幹部、行政人員和有城市戶籍的工廠正式職工。 中共高官比普通人平均壽命高出20年，可以繼續牟取更長時間的特權待遇。 為工廠工作的長期臨時工、季節工或城市失業者的養老只能依靠子女。佔總人口中多數的農村戶籍人口沒有任何公共養老保障，只能依靠家庭養老。 農村養老保障匱乏—黨國繼續榨取農村戶籍勞動力 中共建政後前30年統治造成了農村普遍赤貧，為減少人民對其合法性的質疑，1979年開始允許農村年輕勞動力進入城鎮出賣廉價勞動力。六四屠殺兩年後，中共開始以大量廉價勞動力吸引外國投資，使外國投資（主要是在勞動密集型生產和出口加工行業）快速牟利，外國投資年增長速度為150%，增加了對更多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農村大部分年輕勞動力外流城鎮工廠，老人和兒童成為農村主要的常住人口，老人既承擔農業活動又負責隔代養育。 1991年，民政部頒布《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在農村實施養老保險。但是這種保險相當於農民自我儲蓄養老，參加保險人數比例低，養老金數額稀少。根據官方公佈的資料： 「2006年，1947個縣中，有1484個縣的參保農民人均領取的養老金低於當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領取農保養老金的331萬農民中，領取額低於當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佔88 %，有120萬人月領取額在10元以下，佔36%。」 中共實施了30年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對農民和農民工的盤剝，造成年輕農民工（14-40歲）數量大幅下降，家庭支持養老和養育能力也下降。2009年，中共開始實施《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兩年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也開始推行，主要針對既不在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也不在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內的城鎮戶籍人士，他們主要屬於城鎮底層。2014年，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兩項制度合併為城鄉養老保險制度。 城鄉養老保險制度要求個人累計繳費不少於15年，才能領取全額數量微博的養老金。 由於財政投入匱乏，這種養老金替代率只有10.7%至15.3%之間。如果以官方公佈2021年農村居民與貧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分別為18931和12588元計算，在農村平均退休金每月只有169元至241元，貧困農村退休金每月只有112元至161元。這種收入遠低於維持在農村最基本的生存費用。這可以解釋為何農村大量60歲以上老人無法退休，不得不終身從事勞動。由於農村社會養老機制匱乏，不能繼續從事勞動的絕大多數農村老人只能依靠家庭和親友資助居家養老。許多農村老人不願拖累他人自殺，這是農村老人自殺率遠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的主要原因。 一國多制的養老體系加深社會等級並擴大社會不平等 從1980年代開始，中共將幹部和黨國機關事業單位行政人員納入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這種養老保險制度完全由國家財政負擔，個人不繳納任何費用，養老金與退休前最高工資相同。這種養老金替代率在90%以上，其制度覆蓋人員全部享受退休前醫療和其他特權。中共分佈在各地、各級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普遍不低於當地職工養老金的最高等級。 1990年代后，中共將城市企業工廠納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這種保險需要職工和企業各繳納一定比例，持續15年以上。這種養老金平均替代率在2009年以後維持在45.5%—48.9%之間，職工養老金是新農保養老金平均水準的6至22倍。 中共目前實施的從高到低三種不同等級養老制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城鄉養老保險制度。許多農民工和非標準就業工人沒有加入任何養老保險，他們與參與城鄉養老保險的其他底層勞動者佔總勞動人口的多數。這種一國多制分割的養老等級體系加深了社會等級並擴大不平等，最大程度壓榨和弱化社會底層，為上層牟取更多的利益和特權。 只有更多的公民爭取知情、問責和普選權利，通過社會運動才能使養老分配實現公平與公正。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蘇聯解體以來，研究蘇聯共產黨垮臺和解體與民族問題一直是中共主要的資助項目。中共已經實施了這些項目提出的一些建議，更全面剝奪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的集體與個人權利。那麼黨國國師如何評估中共以往的民族政策並提供了什麼新的政策建議？ 國師們以費孝通編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1989)書中的「漢族作為核心融合其他民族」的「整體史觀」，建構「大一統」，以中華民族和漢語作為「大一統」的熔爐。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馬戎從1993年到2020年出版的書文，全面評估了中共創始以來在民族問題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為使民族地區更全面納入「中華民族 」提供了話語和方案。  國師們推「中華民族一體」全面剝奪民族自決權 在《《民族與社會發展》（2001）書中，馬戎認為56個民族提法會產生誤導，國際社會將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決權並以此建立自己的國家，因此在使用民族時只保留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56個民族改成56個族群，使用漢族、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取代漢民族，藏民族，維吾爾民族和蒙古民族等；將中華民族的英語翻譯為the Chinese nation，將56個民族翻譯為56 ethnic groups。這樣中華民族各族裔就可以對應美國的白人、黑人、西班牙文裔等，就不會有各個民族自決權的聯想了；他也提出將漢語作為中華民族的唯一通用語言。 在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不久，國師們開始提出了修改民族政策的建議。馬戎將中共上世紀以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劃分的民族政策稱為「第一代民族政策」，評釋這種民族政策學習蘇聯模式，而蘇聯的民族政策導致解體；建議中共應該過渡到「第二代民族政策」，「統一」各族群認同，這種認同是中共的「中華民族」、「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實施方法，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形成「中華民族交融一體」。這種政策在政治上：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權利，不允許任何族群（民族）聲稱是某一特定區域的族群（民族）利益、 資源權利和治理權利的代表，不允許以各族群（民族）成份來要求在國家享有或在特定區域內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各省級行政區、各地級行政區、各縣級行政區的權利和義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消除有群體差異的權利和義務。」  胡鞍鋼的經濟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地區「破除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性和機制性障礙」，強化「民族地區與國家其他地區之間的經濟互動和聯繫，加強東部對西部的流動和影響」；在文化上將不同民族傳統融入集體文化和身份（「中華民族」、「中國人」），防止「 宗教極端主義」，更加關注促進對國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儀式」，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漢語和普通話）的學校教育；在社會上使用新的方法增加「自由流動」、使「族際共同居住和自由通婚」，改變現有的行政區規劃，改變自治區域的人口構成（使非漢族人在自己的家園上也變成少數）。馬戎和胡鞍鋼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都提出了要以美國民族融合模式為參考。  「公民平等」實際上是強勢族群完全操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認為沒有必要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不是蘇聯模式，美國模式也不是中國的榜樣。他強調蘇聯解體不是由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共和國造成的，而是俄羅斯共和國首先獨立造成的，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在軍界、行政、司法部門中俄羅斯族比例不足，這是蘇聯主權國家聯盟設計的結果，也是造成其他加盟共和國隨後獨立的原因。在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及其實踐，不存在漢人在民族地區核心部門比例不足的問題，因此應該繼續保留民族區域制度。  郝時遠的觀點反映了中共的民族區域制度設計和實踐保障了在這些區域內漢人的大權在握，但他未說明中共（最高層都是漢人）通過黨國機制有效地控制民族區域，這種自治制度不過是有名無實。馬戎和胡鞍鋼以每個人生而平等或「公民平等」，反對給予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但問題是中共制度造成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與漢人生而不平等，出生後更不平等，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在自己地大物博的家園被剝奪了基本權利和資源，被剝奪了信奉和實行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文化和語言的權利，這些民族多數人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普遍低於漢人的趨勢繼續增大（這恰恰是馬戎比較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所證實的），所稱的「公民平等」不過是無公民權利奴隸之間的關係，是由統治者和強勢民族操控的。爭論雙方在維護中共一黨獨裁、背書中共剝奪人民和民族自決權的「中華民族一體」是一致的，都不質疑中共專制剝奪所有人的公民權利、剝奪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的民族權利。不同點在於，馬戎和胡鞍鋼將分裂指向「藏獨」和「疆獨」；郝時遠反對對方將分裂僅限於指定的某些特定民族，他稱「民族分裂就是分裂中國、分裂中華民族，台獨、港獨、藏獨、疆獨都屬於民族分裂勢力，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別」。 民族政策爭論的雙方都寄託於強化中共權力實施自己的方案，中共從2013年後綜合了上述幾位國師的建議，繼續採用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詞語，延續自治區、州、縣、鄉作為民族區域行政劃分的單位，但在這些民族區域實施馬戎和胡鞍鋼的加速同化政策。  控制歷史話語建構民族國家話語 在習近平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後，國師們的民族問題話語在中共最高統治者的復興之指導下言說，繼續使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元不過是將圖博和維吾爾文化等作為口號和觀賞，一體是實質，「中華民族復興」不過是「大一統」天下帝王復辟的現代升級。  馬戎在2016年主編《「中華民族是一個」——圍繞1939年這一議題的大討論》，這本書使用顧頡剛的文章「中華民族是一個」作為書名。 顧頡剛為防止日本帝國侵略分裂聯合抗日提出了「所學務求實用」。不過馬戎迴避了在當時顧頡剛可以自由地批判國民黨政府和中共的獨裁。1949年後，中共牟取政權後，顧頡剛所學不能由己，只能被中共「大一統」專制使用。知識人被強制灌輸並納入黨國體制，喪失了獨立批判政府的意識和能力，更不用說對自己過去盲點和錯誤的自主反省了。馬戎只引述顧頡剛的說法而不分析和辯駁，恰恰違反了顧頡剛在學術自由時實踐的「辨偽」方法。 馬戎批評抗戰時費孝通的觀點謬誤，費孝通當時主張「民族間的裂痕，並不在民族的不能相處相共，而是出於民族間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但馬戎迴避了審視費孝通當時使用的方法和觀點是否可以説明分析中共統治下的民族問題。費孝通在1949年後從不質疑中共制度導致民族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而是説明中共以「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民族國家，他的人生軌跡是中共體制下被改造 知識人從思想自律到進入體制被權力者看中的國師之路。  拒絕承認中共統治下存在土著人民和原住民族 馬戎在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中沒有提到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長期居住的土地問題也未批評中共針對這些民族的殖民政策。他批評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在《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第一輪中投了反對票，對其他國家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是他沒有評論中國政府雖然簽署這個宣言但否認土著人民的權利和義務。馬戎嚴格遵守中共宣稱其統治下沒有土著人民的禁忌，也不使用原住民族詞語討論中共的政策和實踐對藏民族、維吾爾民族和蒙古民族等造成的影響。  中共民族問題國師言說最多的不外是「民族優惠政策」，企圖以優惠政策掩蓋被剝奪的民族自決權。 這種優惠政策不過是「大一統」專制者繼續剝奪非漢族權利和掠奪資源和財富的遮羞布，中共利用民族問題爭論加快推行強制同化，在喧囂的大漢沙文種族主義中牟取合法性並建構擴張的超級「大一統天下」。   延伸閱讀  →中共霸業與國師（一）誰的「天下」？服務了誰？ →中共霸業與國師（二）「天下」與「大一統」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去年11月，立陶宛在首都維爾紐斯設立臺灣代表處，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抗議並降級了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中國海關也限制立陶宛貨流，導致立陶宛多家公司無法通過中國海關進行貨物清關或轉運登記；中國政府同時要求德國大陸集團不得繼續使用立陶宛配件。中共對與臺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一直持續打壓和利誘。那麼黨國國師以「天下」觀如何建構中共黨國在國際關係的霸權地位？ 「天下」與「大一統」 國師們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在對外關係建議中，將「大一統」納入到「天下體系」中。閻學通從1996年到2020年出版的三本書籍《中國國家利益分析》（1996）、《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2013）和領導與大國崛起（2019）（中文版 《大國領導力》2020），系統反映了這種霸權話語。這三本書都為中共設計了針對「臺灣分離主義必須採取遏制政策」。這種政策主要使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多重手段，包括與「所有拉美國家實現邦交正常化」、「全面壓縮臺灣與拉美關係」、「強化對台灣軍力」，使美國對「臺灣的軍售有所收斂」，以此統一臺灣。 第一本書討論了「中國國家利益」和擴張的方式，背書了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等地佔領和殖民政策，稱西方輿論和海外民運人士破壞了「中國的民主形象」，對中國對外「發展」不利。第二本書設計了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如何與美國競爭，建構世界霸權中兩極中的一極，使「綜合國力」與美國更加接近。第三本書稱「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其實力迅速增長，使國際格局從（美國作為主導國）一極向（中美）兩極轉變，這不僅導致權力再分配，而且推動了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從歐洲向東亞的轉移」，中國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需根據時機和對方領導人的類型設計不同的方案，包括「迴避衝突、運用經濟影響、擴大國際支持、軍事擴張」。 以「天下」爭奪全球霸權 這些充當中共國師霸權話語最多援引的是法家包括管仲和韓非，偶爾也引述儒家，這些國師們繼承了專制帝國的儒表法裡，以「禮儀、教化、德行和仁義」的「王道」為幌子，實際實施的是等級和特權，法律成為強化秩序的工具，嚴厲懲罰制服民眾，操縱權力；國際上對中小國、弱國利誘和壓服，對實力相當的大國使用所謂的「教化」並以共同分贓、利誘以積累自己實力逐漸弱化對方。閻學通引述管子：「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這種「天下」觀以提升軍力作為擴張方式之一，主要通過與軍事大國「俄國深化戰略合作，爭取結盟」，與美國競爭全球霸權。 閻學通迴避了中共與朝鮮長期以來軍事同盟的關係，事實上，這種關係反映了中共從區域帝國到全球帝國的擴張軌跡。中共國師也將韓國作為中共帝國瓦解美國聯盟體系的一個可能的突破口，主張加強與韓國的軍事和經濟合作，使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如果不奏效，將進行經濟和戰略懲罰，迫使韓國放棄與美國緊密結盟反對中共帝國。中共近幾年一直實施這些國師們的建議。不過這些國師沒有提到的是，中共通過向朝鮮輸入核武器技術，對韓國的核威懾和訛詐壓制韓國和日本，在東亞稱霸。中共帝國與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國也有類似的軍事合作，在中亞和中東地區擴張。 國師們繼承了專制帝國的儒表法裡，以「禮儀、教化、德行和仁義」的「王道」為幌子，實際實施的是等級和特權。 (圖：Zhimai Zhang/Unsplash) 此外，閻學通在2013年還為中共設計了建立同盟國並消弱美國同盟國的全球爭霸策略。這些中共同盟國大多處於「一帶一路」的樞紐，如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哈薩克、烏茲別克、緬甸、孟加拉國、斯裡蘭卡、寮國、柬埔寨等。他提出削弱美國其他同盟國的方法如下： 「對日採取接觸政策，促使日本放棄對抗，在中美之間採取平衡立場。對德政策目標是把德國發展為戰略經濟合作夥伴，為此需要加強中德人權對話，以減少政治因素的負面影響。對法政策需要尊重法國的國際地位，加強在全球事務上的協商，促使法國珍惜對華關係，確保法國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對印度需要採取政經分離政策，從而促使印度不介入中美在東亞的戰略競爭。鑒於英國對外政策的中庸特點，中國的對英政策可無為而治。」 中共帝國近十幾年來一直實施這種政策。對英國實施干預的「無為而治」，通過資助英國各主要政黨影響英國對華政策。閻學通的策略類似於《戰國策》和《捭闔策》，目標是使中共帝國成為統一全球「天下」的唯一霸權。 以專制天下體系企圖統治世界 閻學通稱：「國家生存利益既不因國家政體不同而不同，也不因統治者控制了國家機器而成為統治者的私利...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一致（並）不矛盾...「能搞好內政的國家並不一定就能崛起為超級大國，北歐國家便是最好的例證。」這反映了天下帝國的本質是保護專制並以此企圖統治世界。閻學通和其他主張「天下體系」的國師們認為美國「以民主人權為名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但他們從不質疑中共發動的霸權戰爭，並將這些戰爭粉飾為「符合國際規範的正義戰爭」。他們引經據典的背書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對內專制和對外擴張的政策，為中共帝國稱霸全球尋找正當性，這正是歷代「天朝」投靠權勢的文人可能被帝王「天子」看中的國師之路。 這類主張「天下體系」的御用文人從不質疑和批評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將中共黨國專制和罪惡稱為民主和正義，吹捧國家優於個人是所謂的東方或中國智慧，他們協助中共灌輸和粉飾霸道和暴政的「大一統」，為中共剝奪公民普選權和其他公民權利辯解。 國師「天下體系」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共黨國和人民利益的三位一體，企圖掩蓋中共政權是一直沒有得到公民普選授權的非法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是中共帝國，是中共統治者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工具。「天下體系」的國師背書中共的「主權高於人權」，但同時試圖使其他國家臣服於「天下體系」，借「天下」或「人類共同體」之名實施中共黨國霸權淩駕於所有人的人權和其他國家的主權之上；以「天下體系」塑造的中華民族，對內實施漢族沙文主義，否認其他民族或群體信奉和實行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文化和語言的權利。  延伸閱讀  →中共霸業與國師（一）誰的「天下」？服務了誰？ →立陶宛遭中國經濟制裁 龔明鑫：這個台灣經驗非常豐富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