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共公佈了五天前在19大6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次決議》或決議）。這份決議羅列了中共百年各個時期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毛澤東在1937年發表的《矛盾論》中提出的。文中提到：「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掌握中共話語體系的關鍵所在。辨析本次決議中列舉的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的變化，有利於認清中共的本質及其統治下人民的真正處境，洞察中共對未來的企圖。 《第三次決議》包括序言和七個章節，第一到第四章將中共百年劃為四個時期（1921-49，1949-1976，1978-2011，2012-21），分別作出定性描述。第五、六章分別總結中共的「歷史意義」和「歷史經驗」，第七章提出中共的下一個百年目標。 1921-49年奪權時期 決議的第一章描述從1921至1949年的28年，稱這個時期的主要矛盾有兩個，一個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另一個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共成立後，一直接受蘇聯援助，支持蘇聯與中國的不平等關係，發動「武裝保護蘇聯」，維持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 「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共對五四運動的肢解。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目標是通過人文啟蒙、科學訓練培養獨立思考，擺脫愚昧，結束各種形式的專制並實現民主。中共在1927年後以武裝割據形成了專制政權的雛形。決議聲稱在抗戰時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但中共並不處理這個主要矛盾，而是消極抗日藉此擴大勢力。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已經結束了除與蘇聯以外的主要不平等條約，在民生凋敝的情況下，中共在蘇聯援助下發動內戰，軍事佔領大陸，侵入了藏人、 維吾爾人和其他非漢族的家園，建立了極權帝國。 1949-1976年全面建立極權體制 決議的第二章稱在1956年後「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種陳述掩蓋了在1949年以後形成的新階級關係，中共官僚階層已經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大規模掠奪，壟斷了資本和資源，成為了新的統治和剝削階級;以擴大的社會分層分而治之，使人民淪為處於不同社會階層的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更加困難聯合反抗暴政。「反右」運動不是「擴大化」問題，而是中共迫害反抗專制爭取表達自由和民主的知識人士。中共和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進一步榨取人民的勞動成果，文革是中共黨內權力惡鬥並建立對毛個人獨裁的過程。決議將毛時代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洗白為「錯誤」，避免人民質疑中共權力的合法性。 1978-2011年極權的對外尋租和擴張 決議的第三章稱這個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以轉移人民對毛時代普遍貧窮的不滿 。落後的社會生產恰恰是中共壓制人創造能力的後果。這個階段間歇性放鬆經濟控制的主要目的是維護中共竊取的權力，中共太子黨和官僚利用尋租地位與其裙帶者和利益集團可以先富起來。毛和鄧主要在經濟方面的不同是極權帝國的一體兩面，「放管結合」都服務於維護和擴張中共黨國體制和組織化。因此第三次決議並不是許多媒體所報導的「捧毛抑鄧」。 1989年民主運動是多個社會階層和民族共同反抗中共專制，爭取民主和人權的自我解放運動，全面揭示了中共統治以來的主要矛盾和人民的根本任務。這可以解釋為何第三次決議繼續維護鄧小平六四屠殺的結論。此外，這次決議過濾了鄧、江、胡時期的大量人禍的民間記錄：強制計劃生育導致大量死亡，血漿經濟導致上百萬人感染愛滋病，壓制結社自由包括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強征強拆導致少數民族和社會底層長期貧困，隱瞞非典疫情（SARS）導致在二十多個國家傳播，豆腐渣校舍在川震中使數千兒童死亡，層出不窮的食品和疫苗醜聞致死致殘，發展模式導致許多地區的環境災難。這些災難都沒有獨立機制問責，中共專制是其根源。 2012-21年極權天下時期 如果說《第三次決議》對前三個時期「主要矛盾」的界定是沿襲前兩個決議對各自以往歷史的蓋棺定論，那麼決議的第四章宣稱當前是「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則是習近平時代的新話語。但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恰恰是由於專制體制下的發展模式造成的。城鄉差距、城市分級、貧富懸殊、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失衡、漢族地區與其他民族之間日益增加的等級鴻溝等等，其背後的原因不是「不平衡」，而是不平等。由於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所以絕大多數人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等才會被剝奪。 決議宣揚「江山就是人民」、「堅持為人民執政」，這恰恰暴露了中共執政以來從未經過人民普選的授權。習近平上台以來對公民運動、女權運動、香港民主和自決運動、藏人、維吾爾人爭取自決權利的鎮壓；壓制新冠疫情的吹哨醫生和公民記者，使疫情向全球擴散使五百多萬人死亡，這些都暴露了什麼是當下中共統治下的主要矛盾 ，也就是中共專制與人民的「分割」與「對立」，而造成這種「分割  」與「對立」的正是中共本身。 《第三次決議》以空洞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使民主虛幻，多次重複「堅持黨的領導」、中共的「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充分暴露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強迫人民接受中共的非法領導。決議中的「集中」就是集權和極權，「幸福」就是人禍，「偉大復興  」 就是專制升級和擴張。決議虛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和「全面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教學 」是強制實施全面漢化殖民政策的說辭。 極權的現在：控制過去掌握未來 中共建黨百年內一共制訂了三份歷史決議。第一次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制定於1945年，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決議的制定為毛澤東建立法統和正統地位，為不久的內戰和奪取政權製造正當性。第二次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制定於1981年，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已經清洗了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奪取了最高權力，決議為繼續鄧小平掌權提供了合法性。《第三次決議》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習近平終身執政製造正當性。 第三次決議第四到至七章以黨國發展模式編造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廣其發展模式，挾環境問題以令天下，以「共同發展和繁榮」網羅中共的全球利益集團，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包裝極權意識形態。在這次決議中的「完全統一」是未來企圖佔領臺灣的修辭，以黨國「利益至上」、「強國強軍」的「三步走」戰略揭示了中共企圖將整個世界納入極權天下。 決議多次提及中共和人民的關係，從中可以觀察中共最擔心的是人民的覺醒。百年以來一直不變的主要矛盾是中共專制和極權升級與人民爭取民主和自決以及爭取人的生存和尊嚴之間的矛盾，大一統的黨天下與各族群人民的平等與自由之間的矛盾，父權特權與女權平權之間的矛盾。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最近中共兜售的有關70年前韓戰的宣傳大片《長津湖》引起對中共軍事稱霸的討論，在解放軍軍機頻繁擾台的伴隨下，更引發眾人對台海戰爭的擔憂，但是另一則相關的新聞卻很少有人注意到。 10月下旬，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依據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通過了關於深化國防動員體制改革期間暫時調整適用相關法律規定的決定。 這項決定涉及到四部法律：《人民防空法》《國防教育法》、《國防動員法》和《國防交通法》，都是用來服務於中共所謂的「創新戰爭」。 那麼如何解讀這些法律與中共全球軍事戰略之間的演變關係？  中共軍國體制的社會化 中國保持了40多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共利用這種增長在六四後大量增加軍費開支，2000年的軍費開支是1990年的四倍，近20多年來軍費增長也一直超過經濟增長。 中共提升軍力的主要目的是內部維穩、威懾臺灣和在全球其他地區擴張。 1996年3月，臺灣首次實現總統直選。 在大選期間，中共在臺灣對岸的福建和廣東沿海以及在中華民國管轄的連江縣東引鄉近海區域舉行了三軍聯合作戰演習，並向基隆港和高雄港近海發射導彈。 幾個月後，中共通過了《人民防空法》，其中特別提到「平戰結合」（和平時期 和戰爭時期結合），旨在進行和平時期的戰爭動員，否認臺灣（中華民國）作為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 《人民防空法》將對台挑釁和侵略粉飾為對內的防空動員宣傳，轉移中國社會內部對臺灣民主化的討論，使社會和經濟更深地納入到中共軍國體制中。  2000—01年，中華民國臺灣在普選後首次實現了總統在政黨之間的和平輪換，執政黨也是立法院第一大黨民進黨主張臺灣主權獨立，臺灣未來由公投決定。臺灣民主化襯托了中共政權沒有任何合法性以及其「大一統」教條的荒謬。 中共在此背景下制定了《國防教育法》，以 「普及國防教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和「增強民族凝聚力」為名進行社會武裝動員，以此宣傳作為政權正當性的來源。 中共以黨軍模式對全民洗腦和訓練，灌輸愚忠黨國、迷信統一、服從強權，並使其教條道德化。這種軍國教育充斥於義務教育各個階段，從小學到大學的強制軍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共也將培養數量龐大的民兵和預備役人員體制化，使黨軍模式社會化。  2010年《國防動員法》以「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為藉口使黨國暴力常規化。頒布這部法律的背景是當局大規模血腥鎮壓2008年藏人的抗議和2009年維吾爾人的抗議。法律頒布同年，中共開始在南海舉行多兵種定期軍演，在香港制定《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軍事提述）條例草案》，以軍事干預為威懾在香港強推洗腦的國民教育。中共也同時準備了《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以軍力威嚇和經濟誘餌雙重手段，逼統臺灣。  2016年，民進黨再次在總統選舉中獲勝，並首次獲得立法院多數議席。 中共的《國防交通法》應運而生，擴展有關「國防交通規劃、設施和運輸」的法規，在人力、物力和財力 各方面保障中共軍隊在全球的部署，通過運輸網路和海軍遊弋連結分散的全球經濟和軍事港口，以此轉變地緣政治的力量對比。 中共利用「一帶一路」 的節點國家，如印尼、巴基斯坦、緬甸、伊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希臘、巴西和俄國等，擴張在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地中海、大西洋和北冰洋的 海洋霸權。  暴力正當化的「創新戰爭」和窮兵黩武的擴張 從胡錦濤的多樣化軍事任務到習近平的世界級軍事強國，中共黨軍在侵略戰略中增加了新的領域，包括信息戰、宇航戰、太空戰、網路戰和電磁空間戰。 通過全面部署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中共也改進和升級了戰略支持部隊在境外的作戰能力。此外，對具有戰略意義的機場和港口以及在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地點劃歸軍事管轄範圍。 例如空軍擴張了大量控制空域，壓制和徵用了民用航空業，這是修改包括《人民防空法》等法律的緣由。  近年，中共建立統一指揮空軍、海軍、海岸警衛隊和海上民兵，騷擾領海國家包括對臺灣、日本、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的空中識別區、領海或近海。 中共宣稱九段線主權包括了南海90%海域和絕大多數島嶼，在這個海域進行了反潛部署，將佔領的群島和新修建的島礁作為軍事基地。中國多艘船隻也在菲律賓島嶼海域多次集結，中國海岸警衛隊在帕拉塞爾群島（西沙、黃沙）附近水域擊沉了一艘載有 8 名船員的越南漁船。 此外，在佔領西藏后，中共對更多領土的野心使其在多克拉姆（洞朗）高原設置軍事實施，使衝突加劇。中共軍隊更通過反介入和區域封鎖戰略，部署反艦彈道導彈、潛艇、遠程巡航導彈、衛星和網路癱瘓，企圖圍困臺灣，以圍逼降。  最近的人大決定配合了中共的全民軍國教育和動員，以轉移社會對專制的不滿，通過法律使專制正當化，並使暴力日常化、常規化和道德化。中共綁架社會，灌輸強權征服和統治天下的觀念，向人民兜售對外戰爭。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年」的講話中，7次提到了110年，18次提到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唯獨沒有提到辛亥革命建立並已經持續了110 年的中華民國以及剷除所有專制的革命目標。中共建黨比辛亥革命晚了10年，經過了20多年的武裝割據和擴張，在1949年顛覆了中華民國。 那麼中共這類穿越歷史和偷樑換柱的 「慶祝」緣由何在？  中共將孫中山作為奪取政權和維護專制的工具 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不以辛亥革命為主要宣傳內容，而以孫中山的繼承者自居，牟取奪權的正當性和統戰的需要，其方法是將孫中山「三民主義」 分為新舊版本，以適應不同環境中與國民黨爭奪輿論的需要。在滲透國民黨和武裝割據時，中共宣傳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民生和民族政策」；在擴張地盤的抗戰和內戰時期，批評國民黨不實行民主憲政，要求保障人民自由，開放黨禁和實行地方自治。  1949年後，中共繼續以孫中山為符號塑造建制和政權的合法性，以「五階段論」自封進步，將辛亥革命標定為「民主革命」或 「資產階級革命」，將中共武裝奪權稱作「完成了孫中山沒有完成的革命」;將中共建政後的專制復辟、掠奪和控制社會稱為 「社會主義革命」，並以此矮化辛亥革命。  裁剪辛亥革命歷史與修清史服務於中共帝國的佔領和統治 1912年至1949年，西藏形成了事實上的獨立，新疆（東突厥斯坦）和內蒙古（南蒙古）部分地區期間也處於分治狀態。 中共在1949年後佔領了上述國家和地區後，開始籌備修清史，尤其2002年後將「編纂清史」 列為黨國重要項目，其目的是以清帝國的疆域為中共目前佔領的領土提供統治的「依據」。編造歷史（包括自相矛盾的歷史）是專制和帝國的主要統治和洗腦方式，中共也不例外，它一方面自稱是孫中山的繼承者，慶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國；另一方面又聲稱是清帝國的承接者。  中華沙文主義話語服務於中共帝國的擴張夢 中共逐漸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改造為統一和擴張的帝國符號，以漢族沙文主義和中華法西斯構建全球擴張話語和製造「戰狼」。中共建政已經佔領和控制了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約22，000公里），與14個陸上國家相鄰；同時控制了廣闊的海岸線，在海上與8個國家包括臺灣相鄰。 中共捏造和裁剪事實聲稱承接了歷史上曾擁有幅員更遼闊的帝國。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將孫中山作為「統一」、「愛國主義 」和 「民族復興」的符號，以此文攻武嚇威脅中華民國臺灣的安全，並企圖徹底消滅中華民國國號。 中華民國國號已經存在了110年，但在大陸消失了兩次。 第一次是袁世凱復辟后國號被短暫改為中華帝國，隨袁世凱幾個月的皇帝夢后嗚呼哀哉。 第二次是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的國號是典型的掛羊頭賣狗肉，其實質是既無人民主權也無共和。 中共 「黨天下」復辟了帝制，將國作為黨的延伸，土地和海洋以 「國有」名義被中共佔有，中共太子黨世襲政權和特權 。 此外，中共政權剝奪了所有人的公民權利，人民淪為中共的奴隸，被迫賦役，並持續鎮壓中國和香港民主和人權運動，壓制藏人、維吾爾人和蒙古人的自決權，強制這些民族漢化。中共黨國體制以及毛澤東、習近平的終身制和鄧小平的垂簾聽政都表明其政權不僅復辟了秦朝以來的中央集權和皇權至上，而且對社會控制更加獨裁和嚴酷，更有能力決定任何人的生死。 隨著實力增長，中共以「蒙元帝國」和明朝海上活動為底本系統地製造虛假話語，某某「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以九段線將南海劃為內海，以一帶一路和軍事政治擴張爭奪全球霸權，圖謀全世界的「黨天下」。  中共的辛亥革命版本篡改了革命的目標，即「革專制之命」以及「革奴隸之積性」 。 這類革命的目標遠未完成，尤其是剷除中共專制，所有人都能獨立思考，爭取主權在民和人人的自由和平等。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國）取代中華民國(臺灣)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五十周年。 中共72年的統治一直壓制人民行使自由意志和表達，剝奪公民定期、公正和真正的普選權利。 那麼沒有任何合法性的中共政權如何利用二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佔據聯合國席位？中共如何藉冷戰後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逐步提升影響並重塑聯合國？ 中共拉攏聯合國成員國的伎倆 1944年，二戰即將結束，中華民國作為四個主要國家參與了聯合國的籌建。 次年，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代表中國，成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1949年，中共在中國大陸軍事勝利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自此兩個政權開始了22年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 1950年代，中共主要依靠蘇聯在聯合國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替中華民國代表席位的投票。 中共同時以「反帝」和「反殖民」為口號，與 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建交。 例如，中共承認了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阿爾及利亞政府使中共國以發展國家地位與77國集團保持了密切聯繫。 在此期間，反對中共代表中國的數量大致沒有改變，而支持中共的國家增加。 但支持票數一直未過半數。 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 因支持中共而獲大量援助的阿爾巴尼亞每年在聯合國延續蘇聯提案。1970年，加拿大、義大利、智利、赤道幾內亞與中共建交，四國在聯大阿爾巴尼亞提案中全部投了棄權票，使支援中共代表中國的票數超過反對票兩票。 1971年，尼克森政府為聯合中共對抗蘇聯，也希望中共幫助美國扭轉越戰頹勢，承諾保障不反對中共獲取聯合國和安理會席位，放任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提出的2758號草案；美國未使用否決權保障中華民國不被從聯合國驅除，也未堅持以南北韓或東西德模式推動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雙重代表權。中共不僅佔據了代表中國的席位，也導致了聯合國首次將創始成員國中華民國(臺灣)排除在外。 常任理事國成員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更無視中共沒有任何正當性代表中國，自此中共開始重塑聯合國。 中共在聯合國爭奪話語權 中共佔據聯合國席位的初期影響，主要通過有選擇性地進入相關主要機構和使用聯合國詞語， 以防止其統治下的人民增加權利意識並質疑中共的非法統治和佔領。 比如，中共拒絕加入聯合國託管理事會，以此否決殖民地香港和澳門人民的自決權。此外，中共拒絕中華民國簽署的主要公約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也避免使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人權話語定義和論述  。在使用人權詞彙時，中共以《聯合國憲章》主權概念對人權含義予以置換， 聲稱「主權高於人權」。 中共一方面聲稱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將仍處於殖民當局統治下的香港和澳門從聯合國的非自治領土名單中刪除。 六四後，中共通過在聯合國文件中增加修辭賦予自定義的國際話語，主要特徵是以「國家控制」、「社會穩定  」和「發展」置換「普遍（適）人權」。  2015年後，中共使用黨化意識形態系統地改造聯合國語言。 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源於中共領導花瓶黨的話語「休戚與共」，以此作為中共領導人類的模式。「發展是重要人權」 源於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和中共的人權解釋  「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以發展和生存肢解人權理念的不可分割原則。 中共以黨國模式塑造聯合國主要機構 中共通過聯合國主要機構安理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國際法院和秘書處影響其運作。2000年後，中共利用經濟手段和政治伎倆，逐漸佔據了聯合國主要決策機制的領導位置，並通過國與國雙邊經濟槓桿確保相關國家支持中共在聯合國的霸權。中共資助了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捐款10億美元，換取了對這個基金會的控制，並使聯合國主要機構 直接背書「一帶一路」，將其稱為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重大議題一般都是通過安理會通過的，中共以否決權和替代方案施加影響。1990年後，中共多次使用安理會否決權支持專制盟友或懲罰與臺灣建交的國家，而以替代方案（有時與俄國聯手）使專制政府如緬甸、蘇丹、辛巴威、敘利亞、朝鮮和伊朗免於被制裁或減輕對其制裁的程度，使這些國家加深對中共的依賴 ，中共國與上述國家數年來貿易額在五個理事國中一直保持第一。 為防止安理會權力分散，中共與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沆瀣一氣，防止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國如印度；而在氣候變化和貨幣議題上與印度、俄羅斯、巴西、墨西哥保持一致，以保持在安理會中的主導地位。 如果說中共是安理會的三霸之一，那麼其在聯合國另一個主要機構經濟社會理事會及附屬機構中是一黨獨大。 中共官員自2007年以來一直擔任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最高官員。 雖然聯合國官員被稱為「中立國際公務員」，但是這些中共官員主旨是保護黨國利益和對黨忠誠並輸出這類意識形態和增強話語權。 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競選領導人期間，中共威脅以貿易成本換取選票使其官員當選。 目前在這些主要機構中，中共官員佔據了最多的職位，超過了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出任官員的總和，中共也支持對其臣服的其他國家官員出任相關官職 ，如保障譚德塞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中共以黨國模式塑造的聯合國推行全球治理。 例如，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間，中共限制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正式多邊協調，使全球疫情惡化、時間拖長並導致產業鏈陷於持續危機中。中共在聯合國最頻繁地拖延和阻止獨立民間組織申請經濟社會理事會諮詢地位，試圖扼殺民間社會的國際空間，對表達自由和公民社會的鎮壓擴展到全世界。 延伸閱讀 →當年美日保台力推雙重代表權 卻被說成哄騙 美曾怒批蔣：活在過去的幽靈 →總統：台灣若加入聯合國 定能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影音)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今年以來，習近平60多次重複中共前任領導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共一黨專制下，被剝奪公民權利的大眾如何可能與壟斷權力的中共、威福由己的太子黨以及裙帶利益集團實現「共同富裕」？為什麼中共從武裝奪權時期有變化的經濟口號過渡到建政后五代領導人一直不停使用「共同富裕」？  「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口號的武裝奪權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經常使用「均富」口號，以獲取人心並進行社會動員，這類起義依靠武力建立的政權延續了以往的專制和特權制度。1927年後，中共武裝奪取政權主要依靠農村包圍城市，「均富」轉化為以暴力「打土豪」和「分田地」實施的農業分配，建立了割據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在抗戰開始後，中共將「均富」調整為「減租減息」以獲取貧困農民和開明鄉紳的支援，有效動員了青年農民加入中共軍隊。1946-49年，中共在新佔領區沒收了地主土地並重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以爭取多數農民支援中共全面奪取政權。中共也在政治議題上利用媒體獲取年紀知識人和城市中下層的支援，大量刊載文章批評國民黨一黨專制造成的遍地災難，承諾中共全面獲取政權後不搞一黨專制並保障還政於民，以普選的民主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和自由權利。  以「共同富裕」和「剷除私有」為名的特權和社會等級 1949年至1952年，中共建政初始為鞏固政權繼續執行自上而下的土地再分配政策。1955年後，中共以「消除私有」和「共同富裕」之名將農民分到的土地收回到黨國壟斷的所謂「公有制」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體制中，徹底剝奪了農民的人身自由；以同樣的口號消滅城市工商業私有財產，將所有生產資料和財富都壟斷在中共手中但是中共對內宣傳中很少提及民主的內容，包括公正普選、還政於民、建立公民自下而上制約權力的機制。  中共黨國制度也建構了更嚴格的金字塔式社會等級制度，中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並取消高級官吏的一切特權」但中共設置的等級遠多於1949年前民國時代的社會等級，等級之間的差距也增大，其中幹部系列設立30多個等級，比工人工資高出數倍到十幾倍而比農民收入更搞出數十倍到百倍此外，中共獨佔權力為各級領導人及家人建立的特供制度更是遠遠超出被統治者，自稱的「公僕」們享用奢侈福利、商品和服務這種官有特權制度佔用了大量醫療、土地及其他非貨幣資源。  中共黨國制度也建構了更嚴格的金字塔式社會等級制度。(圖：Rafik Wahba) 1978年後「共同富裕」掩飾權貴和裙帶集團的掠奪 1978年後，中共以「共同富裕」宣傳掩蓋專制導致人民的普遍貧窮也是造成這種貧窮的根源問題。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聲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者成為「共同富裕」的先決條件。太子黨和裙帶群體藉此以權錢交易包括「官倒」變成了暴富者。六四鎮壓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了向社會灌輸不挑戰中共專制的麻醉藥鄧小平之後中共內部權力私授的繼任者繼續以「共同富裕」作為修辭，轉移民間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中共為「共同富裕」增加了新的修辭：「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中國夢」、「人類共同體」在這些修辭下，太子黨繼續尋租並與其他國家官商勾結，官二、三、四代借助權力成為新興產業的壟斷巨頭，習近平姐夫以及其他中共高官家人掠奪的巨額離岸財富，以及中共通過一帶一路建立了全球權錢交易共同體，這是中國社會等級繼續擴大、貧困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並帶動世界不平等指數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中共黨國體制使社會分層已經固化並開始世襲。個人的社會階層是由父母的社會地位決定的例如，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子女仍是農民工，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產生太子黨，由太子黨到官二、三、四代，全面掌控黨政軍和產學媒。習近平不斷重複「共同富裕」，目的不外是掩飾中共專制以及打造個人崇拜和獨裁。  只有「民治」和「平權」才可能實現「民有和民享」 正如中共宣稱的「公有制」實質是「官有制」，「共同富裕」也如此，僅是中共利益集團掠奪社會和內部分贓（當然權力鬥爭伴隨著分贓不均）的遮羞布。「共同富裕」不過是灌服被統治者的迷幻藥，這種迷幻藥與黨國體制下社會分層所製造的迷宮共同作用使被統治者忘記被奴役，忘卻如何被灌服和被拋入。「共同富裕」迴避了中共權力來源以及維繫權力都源於暴力，而權力壟斷和暴力正是造成中國普遍貧窮和貧富懸殊的主因與虛飾「共同富裕」的對立詞語是所有人「民治」的權利和平權。許志永和丁家喜十年來推動非暴力不合作公民運動並主張：「美好中國源於民有、民治、民享和公民的平等參與，執政者的權力不是來自武力佔領，而是人民的選票，官員財產（應該）公示」當局再次監禁並以「顛覆國家政權」起訴許志永和丁家喜，只能表明中共的「共同富裕」不過是專制的道貌岸然。  只有結束專制，取消特權和社會等級，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權力來源於「民治」，才能實現所有人的民有和民享。   延伸閱讀  → 中國「共同富裕」不樂之捐 恐加劇逼退台商外商 → 人民窮還是窮！任意界定貧困標準的中共脫貧宣傳 僅是國王新衣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1989年5月21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支聯會以支援和爭取香港和中國民主為目標，成員都是香港人為主體的組織會員，保持活動公開。 1989年後，支聯會每年六四在維園舉行悼念六四死難者的燭光集會，參加人數從數萬人到20萬人，堅持了30年。 2020年後，香港警方已經連續兩年禁止維園六四集會。  今年8月25日，香港警方以《國安法》指控已經成立32年的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要求支聯會在9月8日之前遞交活動資料和會員資訊。 支聯會常委會正式回文要求警方提供指控的具體證據，但警方無視支聯會的要求，逮捕了支聯會尚未被羈押的所有常委會成員，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以及支聯會被以《國安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這是香港當局首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香港民間團體。 同時，警方封查了六四博物館，香港保安局建議將支聯會從登記冊中剔除。 香港當局對支聯會一系列的鎮壓有何特點？ 中共是否以此可以消除對六四的公共記憶？  隨意冠上「口袋罪」限制公共空間 支聯會提出了五大綱領包括「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這個綱領被中共指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恰恰揭示了中共政權沒有任何合法性。 中共通過封鎖公眾集會紀念六四的公共空間，掩蓋歷史真相、維護專制統治 。  香港警方僅以「合理理由相信」判定支聯會是所謂的「外國代理人」。 合理理由是沿襲英國殖民時代的法律用語，當局和警方以此壓制公民權利。 2020年7月1日後中共當局實施香港《國安法》，以模糊和寬泛的「國家安全」定義，系統地壓制和限制香港公民的表達、集會和結社權利。 隨後，香港傀儡當局按照中共意志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國安法《實施細則》），以此香港當局和警方可以全面禁止現存的爭取香港民主和自決權利的組織。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9月10日被押到法院提訊。(立場新聞提供) 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中「外國代理人」的定義成為新的「口袋罪」 。 按照這個法條，習近平的姐姐、姐夫、女兒以及其他主要中共領導人的子女和親屬都在香港替外國政治經濟組織的工作或接受這些組織的資金，幫助這些外國政治經濟組織在中共統治地區掠奪民眾利益，他們全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代理人「。 中共更是在蘇共的支持和援助下創立的，以軍事暴力顛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制度，以一黨極權復辟並強化了中國數千年的獨裁體制；與不少國家政府、政黨、財團、媒體黑箱交易，結成利益集團，壓制這些國家公民權利，在全球推廣極權體制。  槍杆子和筆桿子並用壓制集會以掩蓋真相 《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當局將《國安法》加入幼稚園和中小學教育中，開除持異議觀點的教師。 2020年9月，26 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參與維園未經批准的六四紀念集會為指控罪名，8個月後，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與梁凱晴被判入獄4到10個月。 目前，仍有12位民主人士也以同樣罪名被羈押等待判決。 中共和香港當局以此造成對今年六四公共紀念的寒蟬效應。 但是香港仍有不少人在街頭包括在維園和中聯辦外紀念六四死難者。  今年初以來，香港當局以《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大規模搜捕準備參與香港立法會選舉的50多位民主派人士，其中47名被捕者被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起訴。 當局以此方式迫使大量民間團體被迫解散。 8月17日， 支聯會決定在一個月後召開會員大會，以規劃組織的未來走向。 隨即，中共扶持的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恐嚇支聯會立即解散。 香港警方抓捕支聯會常委會所有成員后，《澎湃新聞》和《新華社》聲稱支聯會將「覆滅」。 這是中共在中國慣用的媒體審判與暴力結合的鎮壓方式，現在完全移植於香港。  六四真相如同種子的萌發和擴散 參與和採訪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香港學生、工人和記者收集並出版了民主運動和六四記憶資料，這已經成為香港公共記憶和公民抵抗的重要資源。 六四過去了32年，中共在中國掩蓋、歪曲、粉飾和抹殺六四真相、以及箝制記憶和公共空間的方式已經全部移植到香港，支聯會和其他香港人堅持不懈守護六四真相、抵抗專制的抗爭，如同種子的萌發和傳播過程，正在創造和轉換著新舊公共空間。  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延伸閱讀  → 遭指影響公眾秩序  何韻詩港演唱會場地被取消 → 香港民陣宣布解散！160萬資產全捐 聲明籲：「香港人加油！人在希望在！」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中共建黨百年，炫耀的政績之一是讓8億多中國人脫貧，並從此消除了絕對貧困人口。國外媒體和一些國際組織也隨聲附和，客觀上背書了中共統治的部分正當性。事實上，中共的脫貧宣傳非常具有欺騙性，任意界定貧困標準，服務於特定的政治目的。 數字遊戲掩飾貧困實情 中共所謂的8.5億人脫貧是從1978年開始計算的。中共建政已經72年，為什麼在談論脫貧問題時迴避其統治的前30年呢？ 這是因為中共為了突顯建黨百年的成就，現在劃定1978年貧困人口時，以世界銀行2011年制訂的絕對貧困標準推算出1978年的貧困線為每天收入約1美元以下。以這個標準計算，1978年中國的貧困人口為8.5億，占當年人口總數的87%。而1949年中共建政時，貧困人口若以貧雇農人數計算，也不過2.41億，佔人口總數的44%。這就等於是說，從1949年到1978年，貧困人口新增了六億多人，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增加了一倍。這是中共刻意迴避的對比。相反，中共為了掩蓋其前30年統治造成的災難，1978年時曾經制訂了極低的貧困門檻，以農村地區每人年收入人民幣100元作為官方的貧困線，公佈貧困人口為2.5億人。表面上看，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與1949年相比有所下降。 從1978年到1985年，由於放鬆了對農民的控制，農村收入按實際價值計算增長超過了1.6倍，鬆動的戶籍制度，從農村到城市的農民工流動越來越多，他們的匯款是改善農村生活的主要原因。那時還沒有中共的脫貧工程。從1986年開始， 中共成立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劃定貧困標準為每年收入230元以下，總人數為8千萬。但按照官方現在回溯的計算方法當時真正的貧困總人數仍然有4億多，貧困人口比例為42%，這與1949年比例大致相同。此後，中共每一屆新領導人都以一億左右人口作為單位，以此劃定貧困線，幾年後聲稱將這部分人口部分或全部脫貧，但是每一次劃定的貧困線都比國際當時計算的貧困線低很多。 更多的人生存狀況岌岌可危 1985年到2015年，以消費價格指數衡量，中國的貧困人口比例大致保持在42%左右。2016年後，實際貧困人口比例開始上升。2020年消費價格指數比1978年上漲了近七倍。如果以中共現在使用1978年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作為貧困線，那麼中國現在的貧困線應該是每天收入不低於6.7美元。即使按照世界銀行2018年每天收入5.5美元作為貧困線（世界銀行在2011年所訂貧困線太低，2018年提高了貧困線標準），中國月收入在人民幣1000元以下的6億人，都屬於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43%，這與1949年貧困人口比例相當。如果以每天收入6.7美元作為貧困線，現在貧困人口比例比1949年還高。 中共所宣稱從1978年以來43年的脫貧業績，實際上只是農民從1978年到1985年7年中通過自救而獲得的，隨後的中共脫貧工程沒有改變總人口中的貧困比例。此外，農村居民和農民工在醫療、教育、養老的社會福利普遍匱乏、失去土地而被城鎮化的居民不能獲得高於貧困線的社會保障，以及城市居民的貧困人口一直增加且低保標準低於消費指數增加，以這些指標衡量中國目前情況，貧困人口比例也將超出1949年的44%。 貧困實際是缺乏公正分配機制 中國貧困問題也需要橫向視野。70年前，台灣貧困人口比例與中國類似，韓國貧困率比中國更高。經過70年人，南韓人均每天收入在5.5美元以下佔人口比例約4%，臺灣在1%以下，這兩個國家在全民醫療、平等教育、貧困人口享有住房和養老方面更是遠遠優於中國。 中共將貧困描述為靜態和固定地域的，但是貧困從來都是動態的，也超出了中共劃定的「貧困縣村」。例如，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僅在2020年第一季度至少有5千萬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工失業，對他們的補貼微不足道，而中國政府對大部分陷於貧困的人缺乏救濟。即使按照中共所定的絕對貧困線標準，僅在新冠疫情爆發的頭3個月就新增加了至少1千萬的貧困人口，中共的脫貧統計完全無視這部分人的存在。 在過去的43年，中國政府收入在全球增加最快，從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收入增加了170倍 ，但是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一直嚴重偏低，年平均社會保障支出僅佔GDP的5%，比世界不少中低收入的國家還低。因此中國高比例的貧困問題不是缺乏財富而是欠缺公正分配的機制，而公正問題與制度密切相關。中共專制的權貴階層牟取了幾乎全部的財富增長，使貧困人口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而進一步剝奪公民權利和實施更嚴密的社會控制，貧困人口比例會繼續增加。  延伸閱讀  → 人民期待的不是變強國橫行世界 → 以脫貧之名行掠奪之實！西藏邊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擴張 →「林芝模式」開啟中共對西藏新一輪的掠奪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七月下旬，習近平首次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考察調研」西藏自治區，飛抵的首站是林芝。今年是中共所稱的「和平解放西藏」七十周年，本次出訪意義明顯。那麼為什麼習近平會選擇林芝作為首訪之地？這對西藏的未來有什麼預示？  林芝位於西藏自治區東南部，雅魯藏布江中下游，藏人稱其為「太陽寶座」，已經在數千年前就開始在這裡定居。林芝的平均海拔約為3000米，低於西藏其他地區，全年氣候溫和濕潤，被中共宣傳成「西藏的江南」，許多擔心高原反應的漢人都將這裡作為進藏的首選定居點。林芝總面積1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福建省的面積。林芝有世界上最大的峽谷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水力資源豐富。  習近平與林芝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4年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共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制定了各省、直轄市「對口援藏」的政策，將西藏自治區下轄的7個地級行政區分別與內地的若干省級行政區對接。由西向東，阿里對接河北、陝西；日喀則對接上海、山東、黑龍江、吉林；那曲對接浙江、遼寧；拉薩對接北京、江蘇；山南對接湖南、湖北、安徽；林芝對接廣東、福建；昌都對接四川、天津。當時，習近平任職福建省委常委，1998年升遷至省委副書記，負責向林芝輸送福建幹部。 剝奪農牧民土地、改變當地民族構成的的城市化 近20多年來，林芝地區數萬藏人農牧民被以「城鎮化」、「水庫移民」、「生態保護」、「脫貧」為名搬遷，同時中共以「對口援藏」為名調動中央部委、廣東和福建等省政府部門、工商業、漢語教育、科技、旅遊、建築業大量人員在林芝城鎮建立機構，改變了這個地區的民族構成，漢族常駐人口從1990年代中佔總人口不足6%上升到2020年的25%。近10年來，這個地區漢族常駐人口增加了75%，而藏族只增加了10%。按照這種人口模式，在未來20年內漢族人口將於藏族比例相當。  今年6月下旬，西藏林芝到拉薩鐵路建成。這條鐵路是正在修建川藏鐵路的一部分，連接藏區的中部和東南部，林芝已經成為藏區東南部公路和鐵路的重要交匯點。林芝在2015年建市後被規劃為旅遊城市，近年來是西藏自治區旅遊人數增加最快的地區，旅遊收入佔總收入的五分之一。2019年，林芝市藏人占人口的75%，但是接待遊客數量不足十分之一，從這個數字大致可以推斷藏人從旅遊獲得的收入僅是九牛一毛，而代價是喪失原來的土地資源和其他生產資料。  此外，中共將藏區東南作為通往南亞的通道，「一帶一路」項目中孟印緬經濟走廊的重要節點。與緬甸接壤的林芝市察隅縣竹瓦根鎮正在擴建的吉太邊貿市場相鄰緬甸克欽邦，克欽邦是一帶一路輸油管道的必經之地。但是作為這個地區原住藏民被排除在與自己有關的經濟決策和分配之外。  以「生態保護」為名掠奪水利能源 習近平官至黨國權力巔峰後，林芝被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評為「城市品牌」的唯一藏區地級市，逐步被打造成生態文明城市的樣本。那麼這種「生態保護」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呢？中共在2009年將林芝規劃為水力發電「西電東送」和「藏電外送」的基地，其後六年內，在流經林芝的雅魯藏布江和支流尼洋河建成了108座水電站，其中一半以上的電力外輸。2015年林芝設市後，更大規模的多布和波堆水電站投產發電。2020年，林芝水力發電企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了39.1%。林芝本來可以不使用水能源，而僅使用豐富的太陽能和地下熱就可以滿足本地能源的需求，這樣可以有效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  今年3月，中共依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要在雅魯藏布江下游實施水電戰略開發。這個巨型水壩選址在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所處的米林和墨脫縣，其發電裝機容量預計是三峽工程的三倍。水壩一旦竣工，不僅會影響到下游印度和孟加拉國的水源流量，而且會極大危害藏區和中國內地的生態環境。另外，水壩位於雅魯藏布江斷層帶，屬於喜馬拉雅地震帶。這個地區地殼活動活躍，地震頻繁，70年前墨脫縣發生過8.6級地震。這個巨型水壩也剛好坐落在國務院劃定的雅魯藏布大峽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由此可見，中共所謂的「生態保護」不過是榨取當地自然資源的幌子。  以族裔劃分社會等級的城市化更有效地控制藏人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漢族在西藏社會等級向上流動的比例不斷增加，而藏人向下流動的比例持續上升。這是由於漢人佔據了公共部門幾乎所有有實權的位置，獲得經濟和市場交易特權。林芝也不例外，以「生態化」為名掠奪的土地形成了更有效的資源開採和其他形式的剝削。藏人農牧民絕大部分只能在缺乏工作機會的村鎮出賣勞動力為生。中共制訂西藏發展的優惠政策在林芝的城市化過程中只是有利於漢族定居者，城市化的工作機會以漢語為主，絕大部分藏人很少能夠進入林芝市區。林芝模式加速了在藏區以族裔劃分的社會階層和財富鴻溝，這同維吾爾地區已經發生的情況類似。林芝城市化使中共對這個地區領土進行更有效地控制，社會信用體系使藏人更容易被識別和監視，遏制藏人社區的發展和規模，這種城市化過程更有效地支配和壓榨藏人。  以城市化、旅遊、貿易、能源開發為主，林芝模式開啟中共對西藏新一輪的掠奪。中共以「解放」、「發展」、「救星」、「民族團結」、「國家穩定」和「民族融合」的話語掩蓋了對西藏的佔領，藏人遭受進一步的壓迫和剝削。   延伸閱讀  以脫貧之名行掠奪之實！西藏邊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擴張 維吾爾獨立法庭開庭 為民間審判中共揭序幕(影音) 中國對維族種族滅絕 違反聯合國公約所有條款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今年6月4日，維吾爾法庭在倫敦開庭，進行第一輪聽證。維吾爾法庭選擇六四屠殺32周年當天開庭，說明了在中共統治下大規模的人權迫害一直沒有中斷。那麼維吾爾法庭在當下有何重要意義？ 維吾爾法庭調查的是維吾爾、哈薩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正在遭受持續大規模的暴行和可能正在遭遇的種族滅絕。法庭庭長是大律師傑佛瑞・尼斯，他曾在海牙國際法庭對塞爾維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的戰爭罪審判中擔任檢察官。法庭陪審團包括八位成員，絕大多數是學者和律師，其中包括醫學教授帕文・庫馬爾、土地法和發展研究教授安佈雷娜・曼吉、考古學和文化研究教授拉姆達・考爾。法庭在今年9月將進行第二輪聽證，計畫在今年底裁決中國政府是否犯有反人類罪以及種族滅絕罪。 人民法庭問責政府暴行 從國際司法實踐而言，維吾爾法庭屬於人民法庭。犯下違反國際法罪行的政府往往既禁絕國內調查又阻止國際法庭問責，人民法庭應時而生，推動終止有罪不罰的現象。二戰後最早的人民法庭成立於1966年，當時正值越戰期間，國際知識界和民權活動人士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和丹麥羅斯基勒建立了人民法庭以調查美國等國政府在越戰時期的戰爭罪。人民法庭模式持續至今，在犯下暴行政府的非管轄之地設立法庭，調查這些政府被指控的種族屠殺和危害人類罪行。人民法庭推動了一些民主國家法庭使用普適管轄原則調查和問責犯下暴行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其審理範圍和模式也為聯合國大會1998年通過的《羅馬規約》所借鑒，2003年依照這個規約在海牙常設國際刑事法院。不過《羅馬規約》管轄權只針對個人，但是最嚴重犯罪的意圖和行為往往是由某一體制或組織持續執行的。目前國際法起訴的物件僅限於個人，這是當下國際法律體系的局限。這種局限無法追責某一體制或組織（往往是國家當局、政黨、軍隊和員警等）長期、廣泛、系統地危害人類罪行。 此外，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和起訴的對象是國際政治經濟角力的結果，許多涉嫌犯有重大罪行的人依然逍遙法外。中國政府拒絕加入《羅馬規約》，使國際刑事法庭一直無法問責中共暴政。中國當局也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阻礙國際法院對其盟友的暴行進行調查。近十年來，中國的全球政治經濟影響力持續上升，使民主國家針對違反國際法罪行的普遍管轄權原則也被侵蝕。2013年底，西班牙法庭在起訴了五名中共領導人後，中共向西班牙政府議會施加政治壓力並輔以經濟利誘，使西班牙議會將普遍管轄權改為本地管轄，遵循了中共釋義的普遍管轄權，即在司法領域推行主權至上並對國家領導人實行赦免。 喚醒國際對維族與突厥穆斯林的注意 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啟動對政府暴行的調查愈加困難。例如，雖然印尼結束軍事政權統治並開始普選已經超過二十年，但軍方仍然阻礙對1965-6年大屠殺進行司法調查。印尼民間社會和流亡社區經過長時間推動，終於於2014年在海牙成立了國際人民法庭，調查印尼軍政府時期所犯罪行。海外法輪功修煉者和維吾爾流亡者也以此為模式，推動了2018年在倫敦成立中國法庭，調查中國器官移植問題。經過一年半的聽證和調查，法庭裁定：中國政府強制器官移植罪名成立；要求國際法院或聯合國調查和訴訟責任人依照《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檢驗是否在中國正在發生族群滅絕。 人類從上世紀開始經歷了數十次大規模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但集體良知和行動能力依然有限。本世紀最大集中營關押了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他們被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遍及世界包括民主國家。6月10日，英國政府拒絕了議會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委員會提出防止英國公司以維吾爾人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牟利的建議，這表明不少民主國家政府仍然以商業利益為優先。 維吾爾法庭雖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這個法庭的意義這恰恰在於激發全球公眾追求真相和公正。這個法庭首次集中了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所遭受迫害的第一手證據，包括教育集中營的倖存者和集中營被關押者家人的證詞。在人權組織的報告中或媒體報導中也涉及部分證詞。維吾爾轉型正義資料庫和新疆受害者資料庫中也可以查找受害者的基本資訊。但是法庭證人的第一手資料尤其重要，特別是這些證人不僅包括了教育集中營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家人，而且也包括了執行強制計劃生育的醫生和參與逮捕維吾爾人前中國員警，學者對在新疆政策、實踐及後果的分析揭示了中國政府的意圖。中國政府以「反恐」和「去極端化」名義的拘押、剝奪宗教和文化身份、毀壞清真寺和墓地、強迫勞動、阻止婦女懷孕和強制脫胎，證詞深刻揭示了國際社會對當下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處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維吾爾法庭將吸引全球公開討論，激發國際公眾的良知，使國際社會開始有實質意義的行動。  延伸閱讀  中國對維族種族滅絕 違反聯合國公約所有條款 以脫貧之名行掠奪之實！西藏邊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擴張 維吾爾獨立法庭開庭 為民間審判中共揭序幕(影音)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