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反分裂主義」 、「反恐怖主義」 、「去極端化」是目前中共壓制維吾爾人的三項利器。這套話語系統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政策和法規有哪些？這些政策和法規又是如何演變的？產生了哪些後果？ 「反分裂」是中共建政以來的一貫政策 1951年2月，中共開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以「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挑撥離間各民族」等罪名壓制包括維吾爾人在內的少數民族對於民族自決權的表達， 「鎮反」和「三反」以反對「泛突厥主義分子」為由從機關、學校、廠礦、企業清除了中共認為不忠誠的突厥人（主要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有關）。1954年，中共頒布的《憲法》以保持「主權」、「領土完整」開始大規模在維吾爾地區實施定居殖民。 1979年後，中共以「依法治國」和「法制」為名制定法律，吸引西方國家投資，將黨國體系逐漸納入到世界體系中。 1980年後實施的《刑法》主要以「危害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煽動民族仇恨」為名壓制少數民族權利。自上世紀末，中共開始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加速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漢化。 「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借助國際上模糊和泛化的「反恐戰爭」話語，將其本土化，與一貫的「反對民族分裂」政策相結合，升級對維吾爾民族的壓制。 「七五事件」以後，中國當局將「去極端化」納入了「反對民族分裂」和「反恐」的政策和法規結構中，頒布了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管理措施，這些管理措施擴大了打壓領域。 2013年，新疆黨政部門發布了1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動、遏制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工作的若干指導意見（試行）》，這份文件將「非法宗教活動」和「宗教極端思想」視為「極端化」和「恐怖活動」的來源，將所有未獲中共批准的宗教活動標定為「非法」，把「非法宗教活動」與「宗教極端思想等同」。 2014年，中國政府公佈了《識別宗教極端活動（75種具體表現）基礎知識》，這個文件再次擴大了所稱「宗教極端活動」的範圍，將宗教領域的壓制擴大到限制維吾爾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表達，並以「去極端化」為由侵入維吾爾人的私人空間。例如，這個文件將「極端化」定義為「中青年男性留大鬍子，穿短腿褲，女性蒙面」; 「飲酒吸煙人員突然戒酒戒菸」， 「定期教授土耳其語、烏爾都語、阿拉伯語等」; 「鼓吹將新疆分裂出去」， 「隨身攜帶或在住所查有非法政治性宗教類書籍」；使用「星月圖案」和「東突標識」，「抵制政府宣傳教育…攻擊援疆、西氣東輸、戶籍制度等發展管理措施」。 以「去極端化」為名，中共建立了針對維吾爾人的全面監控系統，從2014年以來，已經有600多位維吾爾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宗教人士被羈押，其中18位羈押期間死亡。 升級的「反恐」和「去極端化」法規全面毀掉維吾爾人的公共空間 2016年，中國政府實施了《反恐怖主義法》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辦法》（《辦法》）。這兩個法規都將「主張 」列為「恐怖主義」，從而使以言治罪徹底合法化。在《反恐怖主義法》頒布以來，已經有380多位維吾爾知識人士被監禁。這項法律也成為壓制普通維吾爾人表達權利的工具。例如，伊寧當局拘留了40多名維吾爾人，原因是這些維吾爾人因拒絕出席被中共樹為忠誠標兵人士的葬禮而被標識為「恐怖份子」。《辦法》也將不在中共控制的聚會、文體活動列入了「反恐」範圍。這兩個法規在描述「恐怖主義」主張和行為時多次使用「等」，為當局隨意和擴張執行「反恐」鎮壓提供依據。 2017年4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實施，極端化的定義擴展到社會生活多個領域，包括學術研究和社會調查、公共衛生、教育、電信、媒體、交通、工會和商業領域，這個條例要求在這些領域強化執行「去極端化」。以「去極端化」為由在社會各部門和所有公共領域針對所有維吾爾人實行審查，針對這些民族、文化、宗教標識和特徵進行定罪。這從大量拆除維吾爾人的宗教場所，毀壞墓地，以及強制執行住房和社區去突厥標識改用漢化得到驗證。 這個條例將「去極端化行為的矯正」規定為「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堅持宗教中國化」，中共以強制漢化教育和壓制宗教自由「消除恐怖主義的思想基礎」，使用再教育集中營大規模關押維吾爾和其他突厥民族；同時把維吾爾農村地區的大量年輕人轉移到中國內地工廠，他們被限制在特殊宿舍內，不允許離開工廠，並在工作後接受「再教育」。 「反分裂」、「反恐」和「去極端化」的政策和法規正在摧毀維吾爾和其他突厥民族、文化或宗教獨特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壓制和剝奪了這些民族的權利，這些政策和法規是文化滅絕和危害人類罪行的根源。  延伸閱讀  中國對維族種族滅絕 違反聯合國公約所有條款 以脫貧之名行掠奪之實！西藏邊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擴張 維吾爾獨立法庭開庭 為民間審判中共揭序幕(影音)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中共正在慶祝建黨一百年，它的主要意識形態話語記載在黨代表大會文件以及主要領導人的文集中。那麼中共意識形態話語是如何塑造其壟斷和專制的？ 《中共黨章》中壟斷和專制話語 1921年的《中共綱領》出現了蘇維埃，其含義是代表和組織工農。隨後的中共文件“代表”頻繁出現。中共自稱代表的階層，但從未經過這些階層按照自由意志定期選擇賦權，因而是強制代表這些階層。中共所稱的代表是通過黨代表實現的，黨代表是由黨組織選擇的，絕對服從組織，在黨代會上嚴格依照最高領導層旨意表演。黨代會更是虛假代表，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領導集團和機構操控的，重複最高領導人的指令。中共1927年的《黨章》中增加了民主集中製，這裡民主只是修飾，集中是實質，其本質內容是“個人服從黨的組織；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種科層官僚制度話語無疑揭示了中共只代表自己，黨員和下級組織只為一黨專政和最高層獨裁服務。因此《中共黨章》中代表工農、人民等都是虛假話語。 《中共黨章》中的“路線鬥爭”也是偽造陳述。中共八七會議，效仿蘇共作法，清除內部批評斯大林或中共集權的黨員，中共主要創始人和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等被第三國際撤職，隨後他們因反對中共“武裝保衛蘇聯”而被開除黨籍。自此中共以黨建中違反黨的紀律為名，保障權力集中，不斷清洗和消滅黨內異己，其中包括馬克思理論水平遠遠高於自己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保證中共完全聽命於斯大林，並壟斷對共產主義的解釋。 中共的朋黨政治、個人崇拜和權貴世襲制 1940年初，毛澤東在與中共內部的第三國際代理人的權力鬥爭中勝出。劉少奇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列，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同時使中共最高領袖的個人崇拜正當化。劉少奇仕途也因此一路高升。 1949年後，中共對國民黨作戰取得勝利，佔據了清朝晚期控制的絕大部分領土，其製度建構主要仿照歷代專制帝國和蘇聯制度，全面控制社會並建構了新的社會等級，以公有製名義在經濟領域建立了官有特權制。韓戰後，中共恢復經濟和軍事發展依然主要依靠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也受到蘇共的影響。 1956年初，蘇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半年後，中共八大也將毛思想從黨章中刪除。 1960年代末，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結束，劉少奇死亡，鄧小平失去權力。 《中共九大黨章》將協助毛澤東鞏固權力的林彪列為接班人，毛思想也再次列入黨章，這次大會的《政治報告》將劉少奇定為“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代表”。兩年後，林彪也死於權力鬥爭。 1973年，中共十大將林彪定為“反黨集團”。 從1977年，中共高層開始新一輪權力鬥爭使鄧小平等元老重新回到權力中心，他們藉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毛的錯誤和重評文革，使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逐漸失勢。 1982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重新強化了中共以軍方為後盾操控中共領導人接班的模式。中共元老以培養接班人為名重點培養太子黨接班，朋黨政治和世襲製成為中共官僚壟斷體制的基本特徵，太子黨以此掌控官產學媒和軍隊。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也延續了對軍委主席鄧小平的阿諛奉承，預示著兩年後黨內政變的“槍指揮黨”模式。 中共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擴張 六四屠殺後，《中共十四大報告決議》將鄧小平理論列為中共意識形態指導，與馬列毛主義或思想並置，成為新一輪的洗腦工具。隨後的中共最高領袖的話語以權力繼承順序列入中共黨章，使新一輪偶像崇拜愈演愈烈。中共19大以巡視制度話語強化了中央集權。習近平的“建構人類共同體”是中共黨國官僚壟斷資本模式擴張的修辭，使中共製造的災難遍布全球。 中共百年意識形態是權力鬥爭勝者掌控的話語，這種穩定和調試的壟斷意識形態話語塑造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和正當性，通過黨的領袖、領導集團和機構將這套不容異議和辯駁的話語標識為唯一公理和真理。中共的話語結構與最高領導人偶像崇拜共同構成了公共言說，在公開言說只允許使用中共意識形態，遍布洗腦。 延伸閱讀 中共徹底沒收人民對政客腐敗的知情權 實際上卻是最基本人權 以脫貧之名行掠奪之實！西藏邊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擴張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4月下旬，廣東茂名中院二審以「尋釁滋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罪名維持了一審對24名青少年的判決，其中牛騰宇獲刑最長，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茂名法院定罪的依據是這些青少年參與了在網上轉貼習近平女兒與姐夫的資料，但是這類欲加之罪是為了恐嚇國內外傳播中共領導人裙帶和腐敗的消息。與此對照，英國首相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使用了近6萬英鎊捐款裝修自己的唐寧街公寓，英國公民在媒體包括社交媒體冷嘲熱諷政商旋轉門，沒有人被懲罰。同樣事關領導人裙帶和腐敗的傳播，對待公民天壤之別的原因在於知情權能否得到保障。 中共專制剝奪知情權、封民之口、製造災難 在沒有司法獨立的製度下，廣東茂名中院對這24名青少年的定罪並不出人意料。由於涉及到尋求終身執政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腐敗問題，法院更以「涉惡勢力犯罪集團」定案，對這些青少年酷刑取證。在一審開庭之前，法院只給辯護律師案件的一半卷宗。一審不允許辯護律師做無罪辯護，關鍵證據未出示，在開庭過程中，法官拒絕律師對官方的指控資料進行質證。二審阻止被指控的24名青少年家人和律師出庭，偽造辯護律師意見。剝奪了公民知情權，中共可以任意製造莫須有的罪名。 中共70多年來的統治一直缺乏正當性，剝奪知情權成為統治最優先的事項，這在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後尤其明顯。中共對疫情的控制始於封口，傳訊和威脅公開疫情的吹哨人，逮捕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和要求習近平下台的活動人士。中共也一直拒絕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病毒來源的原始資料，剝奪了世界各地公民的知情權，使中共製造的區域災難成為全球災患。 中共對疫情的控制始於封口，並拒絕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病毒來源的原始資料。（示意圖/Unsplash） 中共在公共事務嚴格禁止社會獲取對政權多渠道的知情權，只允許被動接受黨壟斷所公佈的信息，以此作為維持獨裁的主要方法，尤其是最高領導人裙帶關係和腐敗被列為禁區，對揭示和傳播者實施嚴厲鎮壓。中共高官腐敗事關公共事務，因此不屬於公民隱私。從中共建制以來，對中共包括習近平家族腐敗的揭露和批評一直沒有間斷。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大字報揭露了中共太子黨成員利用裙帶關係，牟取公職，官商勾結，竊國掠民，挑戰了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幾年前，巴拿馬文件也報導了中共黨國領導人的家人以易名方式向海外轉移資產。但是由於中共壟斷權力，剝奪了公民的知情權，制度性腐敗愈演愈烈。 獲取政客瀆職和腐敗信息是爭取全面知情權的重要途徑 民主制度在公共事務保持透明的關鍵在於保障了公眾的基本知情權。以英國為例，議會例會期間每週三是議員對首相的提問時間，這是公眾了解政府官員是否瀆職和腐敗的重要機制。 4月28日，就英國媒體廣泛報導首相在防疫上瀆職和利用捐款裝修自己公寓的問題，反對黨工黨黨魁凱爾·斯塔莫（Keir Starmer）和蘇格蘭民族黨議員伊恩·布萊克福德（Ian Blackford）對首相進行質詢，提出了不同側面的細節問題，使公眾可以從首相轉移話題、自吹自擂、重複回答觀察到其迴避和撒謊的內容。這種機制可以幫助公民和記者進行更近一步的深入調查和報導。 即使是民主制度，政府也經常以未解密、公共利益、個人隱私為由搪塞公民使用《信息自由法》提出的問題，議會質詢制度使政府更難以上述理由蒙混過關，從而使公眾更容易了解政府瀆職和政商旋轉門的全貌。這樣也推動了獨立委員會開始調查英國首相在疫情期間瀆職和腐敗行為，這些機制和公民努力使政府不得不透明化，同時形成了對政府的合力製約。 上述制約機制和平台基本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更重要的是公眾通過信息自由原則了解如何推動改進獲取信息的程序，使信息申請得到迅速和公正的處理，對任何拒絕申請都應該有獨立的審查；同時推動信息公開優先，不符合最大限度公開原則的法律應被修改或廢除；信息自由重要原則是保護舉報人，尤其涉及到公共領域，即使舉報或質疑領導人腐敗信息不完全符合事實，也要保護相關的吹哨人；降低起訴政府的司法程序門檻，迫使政府非自願地公佈了相關文件。這樣才能確保公眾獲得全面知情權。 知情權可以預防制度性全面腐敗 雖然中國目前有也《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是條例中「三個安全一個穩定」使各級政府隨意隱藏與公眾相關的信息，並對要求這些信息的公民實施報復。這可以解釋為何英國的「裝修門」受到了廣泛的譴責，甚至要求首相下台。而首相腐敗數額甚至比不上一個中國的村官，與習近平等中共高官的腐敗相比，更是九牛一毛。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基本知情權，以此可以使公民和媒體獨立監督領導人由此推動議會質詢，這樣使民主制度的腐敗不像專制的腐敗具有系統性、普遍性、且規模龐大。不論中共標榜自己有多少個自信，被以言治罪的數萬個政治犯和良心犯恰恰表明了它最缺乏自信。 剝奪知情權和阻礙從多渠道獲取信息，後果是無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權利。在公共事務爭取知情權、學會向權力者提問，調查權力者的腐敗是擺脫渾濁和愚昧走向透明和啟蒙的關鍵。  延伸閱讀  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中國以「愛國者治港」為由全面操控香港選舉 以脫貧之名行掠奪之實！西藏邊境小康村是定居殖民的擴張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在2017年夏秋中印兩國在洞朗軍事對峙期間，中共聲稱將依照《西藏自治區邊境地區小康村建設規劃（2017-2020年）》在西藏自治區與鄰國之間的地域建立邊界村莊。根據2021年《西藏自治區的政府工作報告》，「十三五」期間共建成了604個此類村莊。那麼中共建立這些定居村莊的企圖何在？ 西藏邊境地區的維穩和屯兵 2021年《西藏自治區政府政府工作報告》聲稱，這些位於邊境的「小康村」是「屯兵和安民、固邊和興邊並重」。根據《西藏自治區邊境地區小康村建設規劃（2017-2020年）》後續公佈的部分內容，這類「小康村」每村規模不少於20戶，六百多個村莊共移入24萬人。每個村配備現代化設施，架設電網和通訊網絡，推廣4G和5G。新鋪設的公路與西藏自治區的主要公路相聯，成為青藏和川藏高速公路和鐵路系統的延伸。中共在西藏邊境地區同時增加了隆子、定日、普蘭三個機場，與中國內陸主要城市通航。這些基礎設施具備軍民兩用的功能，為加強邊境地區的軍事供給提供了保障，以便快速從各地調動兵員和軍需，在日喀則、林芝、山南、阿里等地區原有大量軍隊的基礎上，更強化了中共對西藏的軍事化佔領，同時也對鄰國造成戰略威懾。 在西藏自治區邊境地區建立的這些村莊不是安民，而是以網格化維穩的方式剝奪藏人在自己土地上自由遷徙和居住的權利。西藏自治區邊境與緬甸、印度、不丹、尼泊爾、克什米爾等國相鄰，邊境地區面積達34.35萬平方公里，大約相當於德國國土面積。這些邊境村的建立迫使傳統上的游牧藏人定居，同時也更有效地管控從事商業和朝聖的藏人在邊境的活動。此外，新建的邊境村不少位於過去藏人逃往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的通道上，入住邊境村的村民都經過了嚴格的政審，在村黨支部和駐村隊員指導下嚴密監視藏人，在這個地區從事商業運輸會遇到更頻繁的查處。西藏自治區4500多公里邊境線上的邊境村是以新疆建設兵團在邊境控制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方式作為樣板，一方面快速增加西藏自治區邊境地區的城鎮密度，另一方面強化對藏人的維穩控制。 以解放、發展和脫貧為名的軍事佔領和掠奪 邊境村也在掠取西藏自治區的生態資源。中共國家機關和18個省市對口機構可以直接控制這一邊境地區的政治、文化、宗教和經濟，包括以建立西藏邊境貿易區更有效牟取本地能源、天然飲用水等自然資源，並以探險、生態和文化旅遊吸引漢人和其他國家遊客。這些邊境經濟也增加了對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影響，影響這些國家政府收緊對流亡藏人的控制。 中共在西藏自治區邊境屯兵築城的同時也在對原本的自然生態環境進行改造，其目的是提高漢人對高海拔地區生活的適應能力。中共一直試圖在西藏自治區以各種優惠政策吸引漢人定居，但是由於這個地區空氣稀薄缺氧，漢人一直不能像藏人一樣在這種環境下長時間定居，試圖以漢人移民定居西藏自治區稀釋藏人的人口政策不像在新疆（東突厥斯坦）一樣奏效。西藏自治區的漢族人口比例在1950年幾乎為零，現在接近6-8%，邊境「小康村」的興建有可能大幅度地改變這個地區的人口構成。 中共以「解放」的名義佔領藏人家園，以「發展」和「脫貧」的名義掠奪藏區資源和藏人賴以生存的土地。現在建立以漢人為主導的邊境「小康村」是繼續以軍事佔領為後盾的殖民擴張。  延伸閱讀  西藏為紅掌！中共五指伸向邊界小國 喜馬拉雅地區淪禁臠 藏區的圈地運動！把農牧民強制安遷 原來中共看上的是豐富的礦藏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4月27日是女權主義思想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誕辰紀念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於1759年，離世時只有38歲，然而她短暫的一生經歷不凡，著述頗豐，最經典的著作是《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被後人稱為女權主義的思想基石。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主義思想和實踐對當下中國和世界女權運動仍有重要啟迪。 啟蒙、教育、女權與人權 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年代處於歐洲啟蒙運動的高峰時期，啟蒙思想家推出人權的理念，挑戰國王的神聖權力以及教會和貴族的特權。在理性精神的激盪中，女性思想家開始探索性別差異所導致的不平等，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與廣義人權理念的關係，以及人權與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關係。 少女時代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在父親賭博和酗酒的陰影之下，父親對母親拳腳相加時，她會想盡各種辦法保護母親，承擔起照顧兩個妹妹的責任。不滿20歲，沃斯通克拉夫特就開始獨立謀生，做過陪護，也當過家庭教師。 1783年，她和朋友共同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向女童和成年女性傳授知識，這段經歷讓她認識到女性獲得解放之路在於教育。1788年後，沃斯通克拉夫特開始發表小說、遊記和雜文，觸及各種女性議題，為女性開創獨立表達空間。她加入了英格蘭激進思想家的討論群體。這個群體包括啟蒙思想出版人約瑟夫．約翰遜（Joseph Johnson），倡導女性自我教育和意識的作家瑪麗．海耶斯（Mary Hayes），思想家和革命家托馬斯．潘恩，畫家和詩人威廉．布萊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渥斯。沃斯通克拉夫特與一位已婚畫家相愛，提出願意嘗試一種新的家庭模式，以柏拉圖式的方式與畫家夫婦一起生活。這一驚世駭俗的提議受到拒絕，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成為英國保守勢力群起圍攻的靶子。 女權與制度革命 法國大革命激發了英國知識界辯論自身的制度問題。埃德蒙．伯克出版了《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為君主立憲制、貴族統治、父權主義、世襲原則和英國國教進行辯護。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了《為人權辯護》，針鋒相對地對伯克的觀點進行了系統反駁，指出：伯克擁護的制度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等級之上，奴役女性和社會下層；英國富裕腐敗的政治精英們用充滿惡習的貴族禮儀規範壓制窮人；君主制和世襲制是對公民權利的剝奪，因而缺乏道德基礎並成為腐敗的根源；美德源於公民權利而不是特權；世襲制是歐洲文明進步的主要障礙；君主立憲制和貴族制是把權力從議會抽走，這也是財產分配不平等的原因；與君主立憲制相比，共和制更有道德正當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強調自由和自治是基於人的自然權利，如果以繼承、保守、和世襲為優先，那麼奴隸貿易就無法廢除。她也強調對制度問題進行重新評估而不是簡單繼承。 1792年，沃斯頓克拉夫特繼而出版了《為女權辯護》，進一步擴展了《為人權辯護》中的許多論點。她提出如果所有的人都應該依據其美德來評判，那麼女性也應該包括在這個群體中。她認為阻礙婦女實現平等的主要障礙在於家庭制度的壓迫，現有的家庭制度剝奪了婦女在政治、教育方面的平等權利，稱婦女在婚姻中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的現象為「合法的性交易」。 沃斯頓克拉夫特也挑戰了盧梭的教育觀念，認為雖然盧梭倡導女性教育，但是這種教育是以滿足男性願望為目標的，而女孩/女人作為自由人應該獲得獨立教育，女性擺脫無知和無力的出路在於獲得教育和女權意識的覺醒。沃斯頓克拉夫呼籲普及男女同校，賦予婦女在各種行業和專業領域工作的權利，這樣才可能解決造成女性從屬地位的社會分工問題，消除對女性的剝削和奴役，保障女性獨立。她要求結束對男女行為的雙重標準，指出婦女應在工作、教育、公民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享有平等權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與中國女權運動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思想影響了清末民初的中國女權運動。女權革命家和思想家秋瑾與沃斯頓克拉夫特有類似的經歷。秋瑾自己放足，反抗不幸的婚姻。她創辦女報，鼓勵中國女性擺脫封建父權法規束縛和男性強加給女性的污名，追求獨立並掌握自己的命運，號召女性組織起來反抗父權和專制，爭取自己的解放，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 女權革命家和思想家秋瑾，鼓勵女性追求獨立並掌握自己的命運。(Public domain) 對比當今中國現實，中共的意識形態正走向對帝制的複闢，中國女權人士遭受專制、父權和特權集一體的全面壓制，這反映在最近中共婦聯根據習近平指示頒布的《帶頭把對黨忠誠納入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文件中，也可以由此看出為什麼中國女權活動人士受到大漢民族主義的攻擊，女權活動空間被不斷壓縮和關閉。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和實踐在今天仍然發聾振聵，對當下中國女權運動也有借鑒的意義。  延伸閱讀  中國女權NGO的尷尬處境 中國Metoo運動（一）「我可以騷，你不可擾」2018年前中國反性騷擾運動的案例和意義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2021年4月11日是西藏流亡社區大選的最後一輪投票日。目前，分佈在40多個國家約十萬流亡藏人正在參與投票，直選下屆流亡政府首腦及議會中全部45名議員。流亡藏人也在社區和媒體公開辯論與選舉有關的民主議題和西藏問題。中共佔領西藏剝奪了六百萬藏人的普選權利。藏人流亡社區的民主化無疑是西藏人民爭取自由和追求正義的希望。藏人流亡社區幾十年的民主化發展為解決西藏問題創造了路徑，同時也映照了中共制度下的中國問題。 中共從1950年佔領西藏後推行了全面的殖民政策和鎮壓藏人爭取自決，這使達賴喇嘛正在推行的改革被迫中斷。 1959年3月中共大規模鎮壓西藏人民的抗議後，達賴喇嘛和數万藏人流亡到與西藏比鄰的國家。隨後六十年，在中共的殖民統治下藏人被迫繼續流亡，定居在五大洲的藏人流亡社區繼續爭取西藏自由，同時啟動了流亡社區的民主化。流亡社區六十年來的民主化進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探討西藏歷史以及進行有關民主問題的討論和教育；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依據修改憲法；直選流亡議會和政府首腦。 直選流亡議會和政府首腦，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依據制憲 1960年，達賴喇嘛在喜馬偕爾邦達蘭薩拉定居後，重建了西藏政府，將傳統上由僧侶和貴族組成的政府逐漸轉變為經過選舉的代議政府。流亡社區最先採取的步驟是民選衛藏、康區、安多三區每一地區三名議員以及四大藏傳佛教選舉各一名代表，由這13位議員組成了首屆西藏議會。這些議員同時參與了流亡政府的管理。 1963年，達賴喇嘛在與僧俗民眾協商後頒布了《西藏憲法》。這部憲法規定未來的西藏政府將由人民選出。憲法的目的是「為西藏人民確保一個基於正義和平等的民主制度，並確保西藏文化、宗教和經濟的發展」。經過流亡社區數十年的討論和實踐，1991年，《西藏憲法》改為《流亡藏人憲章》。這部憲章規定西藏行政當局有責任遵守《世界人權宣言》，確保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的權利；所有宗教派別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個藏人都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保證自由公正選舉和參選權利；確立三權分立原則。 2001年，流亡社區直接選舉西藏流亡政府首腦。 2011年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移交給民選議會和政府首腦。 在中國當局全面佔領西藏後藏人仍頑強保存自己的文化，並為恢復自由和創造自己的未來而抗爭。圖：Pixabay 探討西藏歷史與民主問題 從1970年代開始，流亡社區的民主化與藏人學者討論和反思西藏歷史、文化、語言、宗教傳統密切相關。藏人學者達瓦·諾布（Dawa Norbu）剖析了中共強加於西藏的製度毀掉了能夠養活即使是最貧困藏人的藏地，反思了西藏傳統等級問題，主張通過重構社會關係實現平等，並討論民主化中平等和自由的關係。達瓦·諾布也檢視了數千年來藏人作為獨立民族創造的獨特西藏文明，探討了在中國全面佔領西藏後藏人仍頑強保存自己的文化，並為恢復自由和創造自己的未來而抗爭，依據經社文公約委員會有關民族自決權的解釋，西藏人民完全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達瓦·諾布有關民主的討論對流亡社區廣泛參與民主化有重要啟示。 從1990年代開始，流亡社區自下對民主的討論和辯論促成了持續的民主化。西藏青年大會在學生中徵集「什麼是民主」，組織這個議題的討論。流亡刊物《西藏評論》、《知識》、《民主》出版了關於民主知識、權力製約、立法機構、公投等討論文章。民主成為藏人的普遍觀念。流亡社區獨立人士對政府、議會和司法權力相互制約關係的深入討論和監督，西藏人權民主中心收集流亡社區民意對選舉程序公正性的界定，使選舉規則符合公正原則。藏人女權主義者的論述和所從事的社會運動，這些社區自治活動都構成民主化的重要緯度。流亡作家嘉央諾布的文章《讓贊：獨立圖博的主張》，從歷史、政治、道德論述西藏獨立的正當理由，他提出藏人應從自己的歷史文化、其他地區和當代思想中學習磨礪，繼續流亡社區的民主和多元化，使獨立和自由西藏成為前方之路。 藏人流亡社區通過保存和發展西藏文明，使民主已經成為流亡社區的普適原則。藏人流亡社區的民主化反襯了中共佔領藏區推行野蠻殖民和同化政策的徒勞無效。中國政府推延時間企圖在達賴喇嘛圓寂後使西藏問題消失終究枉然。藏人流亡社區民主化也映射了中國中心觀的荒謬。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荷蘭是今年歐盟成員國中最早舉行大選的國家。大選期間，中國問題是荷蘭選民最關注的外交議題之一，這與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大選日幾天前發表的報告類似。根據這個研究所的調查，荷蘭公眾關注的三個外交議題依次是：遷移對歐洲邊界的壓力，中國的崛起，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這個研究所發表的報告《荷蘭公眾對中國看法》可以幫助了解荷蘭對華關係的走向和問題。 對中國的看法 《荷蘭公眾對中國看法》反映了一般公眾對中國看法變化的原因和趨勢。這份報告來源兩次民意調查：一次是2020年2月對23,000名受訪者的調查，另一次是2020年9月統計了15,000名受訪者的回复。 2020年2月，荷蘭正處於新冠疫情第一波高峰前夕，2020年9月在疫情第一波和第二波高峰之間。兩次民意調查期間荷蘭媒體報導的相關中國議題包括：2月中國政府強制對武漢實施的嚴厲封城措施。 3月荷蘭疫情處於高峰，荷蘭政府收回了60萬個從中國進口不合格的醫用口罩。台灣提供荷蘭醫療物資後，荷蘭駐台灣代表處更名，中共官媒《環球時報》以中國網民的名義呼籲中國企業立即停止向荷蘭出口醫療用品並實施經濟制裁;中國政府阻撓和拖延國際調查新冠病毒起源；同期媒體上辯論中國在荷蘭鋪設電信設備和收購重要企業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維吾爾人被大規模羈押；中國威脅台灣、在南海和喜馬拉雅等地區造成地緣政治緊張。 根據2020年兩次民意調查，荷蘭公眾對中國在多個方面的看法越來越負面。認為中國對歐盟安全造成威脅第二次調查比第一次調查比例增加，從35%上升到46%；認為中國政府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大規模侵犯人權應受譴責的比例也增加，從72 %升高到83%。認為中國政府在脫貧方面表現不俗的比例縮減，從16%下降為11%，而不認可這種觀點的人數大幅上升，從46%上升到60%。認為中國提供重要經濟機會的人數也有下降，從30%下降到28%，不認為中國能提供這種機會的比例也從37%上升到42%。 根據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調查，荷蘭許多代表政治光譜左中右的政黨如綠色左翼（GroenLinks）、民主66、基督教民主黨（Christen-Democratisch Appèl）都批評荷蘭和其他歐盟國家對中國產業的依賴，例如在數字和醫藥行業。不少政黨也注意到中國與荷蘭關係的雙重角色，既是荷蘭的貿易夥伴也構成了對荷蘭和歐盟的安全問題。 人權與貿易 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兩份報告都未深入討論人權與貿易的關係。但荷蘭議會近期討論的兩個議案《針對中國政府種族滅絕的動議》和《2022冬奧會移出北京議案》的不同結局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 今年2月，荷蘭下議院由八個政黨聯署、多數議員贊同通過了不具約束力《針對中國政府種族滅絕的動議》，認定了中國在新疆處理維吾爾穆斯林的方式是「種族滅絕」。這是第一個歐洲國家議會提出這種議案。雖然荷蘭首相以及議會中他所屬的最大政黨人民自由和民主黨(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多數議員反對這項動議，但是按照比例制投票選舉的荷蘭議會使任何政黨都很難超過30%。議案投票結果可以更準確、及時地反映多數公眾的觀點。不像英國實施選區中得票最多者當選，在議會中最大黨經常超過50%，民意廣泛支持並獲得所有反對黨支持的類似議案時至今日仍被最大政黨保守黨擱置。 對比《2022冬奧會移出北京議案》，只有三個政黨連署，議案未能通過。這映射了荷蘭社會和媒體未深入討論與中國的貿易投資關係如何影響人權的問題。近十年來，荷蘭在歐盟各國中與中國貿易一直處於前四位，德國是荷蘭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是德國的最大貿易國，德中貿易通過荷蘭尤其是通過鹿特丹港流動，荷蘭也成為了德中貿易的重要部分。雖然荷蘭與中國的貿易聯繫緊密，但是近年來荷蘭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一直上升。此外，中國也在荷蘭收購與民生、公共安全相關的企業。例如，2011年澳優收購了逾百年曆史的海普諾凱（Hyproca）乳業集團；2015-18年，中國公司連續收購恩智浦(NXP)汽車半導體、指紋掃描和音頻部門，同時在荷蘭成立了獨立的安世(Nexperia)半導體公司，其產品包括集成電路、雲計算、網絡通信，指紋掃描儀、音頻和其他生物識別產品。 這類收購的產業幫助中國政府對內建立了大數據露天監獄、對外擴張獲取霸權。英國脫歐後，阿姆斯特丹取代倫敦成為歐盟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中國幾大主要銀行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數量也在增長。冷鏈物流公司（NewCold）是北京冬奧會荷蘭運動隊的主要贊助商，也正在擴大與中共政商集團的關係。如何處理人權與貿易之家的關係，荷蘭像其他處於二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和公共衛生危機之中的其他歐盟國家一樣面臨巨大的挑戰。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3月12日,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回應了杯葛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要求，他聲稱：國際奧委會支持北京主辦冬奧會，制止人權侵犯超出了國際奧委會的責任範圍。這種說辭與國際奧委會當天通過的《奧林匹克議程2020+5和15項建議》自相矛盾。抵制北京冬奧會是國際奧委會和民主國家的責任。 國際奧委會在人權領域的責任和義務 根據《奧林匹克議程2020+5和15項建議》第13和14條：國際奧委會通過總體人權框架確定對人權的責任，「擴大對國家奧委會遵守『善治基本普遍原則』的審查範圍」。《奧林匹克憲章》也有保護人權的條款：「奧林匹克原則是對社會責任和對普遍基本道德原則的尊重」；「讓體育為人類的和諧發展服務，以促進建立關注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維護人的尊嚴」。 雙重標準 基於這些條款，鑑於白俄羅斯的人權狀況，國際奧委會從去年底開始停止了與白俄羅斯奧委會主辦國際奧委會活動的討論，不承認兩名擔任白俄羅斯奧委會官員的資格，並禁止白俄羅斯總統參加即將舉行的東京奧運會。與白俄羅斯相比，中國奧委員更違背了善治基本普遍原則。根據《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組織章程》第26條，中國奧委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司庫必須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種條款也違反了《奧林匹克憲章》中的自治原則。 此外，中國侵犯人權的範圍、程度比白俄羅斯更廣泛、更嚴重，後果更負面和更長遠。中共持續鎮壓香港民主運動，僅在反對「送中」條例的和平抗議中，就有上萬名抗議者被捕，以反恐和再教育名義，將數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關入集中營。劉曉波、努爾穆罕默德·土赫提、貢卻津巴等良心犯陸續在獄中死亡。中共也在佔領的西藏增加軍事力量，威脅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和平；一直以軍事威脅台灣，兼以經濟和外交施壓，企圖使台灣喪失主權和民主；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幫助緬甸軍政府阻止民主化；將南海納入勢力範圍，擴充軍力，加劇這個地區衝突的風險。中共也將網絡封鎖技術轉移給伊朗政府使其有效壓制異議，持續支持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鎮壓人民，在朝鮮、葉門、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蘇丹大量出口軍火，加劇這一地區的衝突。 為什麼國際奧委會只打蒼蠅卻與老虎合謀？ 經過三十多年年，中共的官、產、學、媒已經與國際奧委會建立了密切的利益關係。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費用和盈利是奧運會歷史最高之一，國際奧委會主要成員包括一些成員的家族控制交易，通過傳播和贊助等牟取利潤。此後，與國際奧委會相關的商業在中國都獲得了最快的增長。這些行業獲得中共政商集團的協助，快速佔據中國市場，而中國贊助商也可以進入全球奧運產業利益鏈，與國際奧委會以及相關行業建立密切的政商利益關係。同時，中國政府聘請最有實力的西方公關公司為其奧運傳播戰略提供建議，並製定更全面的說服方案以擴張中國影響。 國際奧委會現任主席巴赫曾經是奧運會贊助商愛迪達（Adidas）的代理律師和西門子（Siemens）瑞士股份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這兩家企業借助與中國精英的關係，在中國市場比重一直保持遞增，愛迪達在中國市場比率已經佔近五分之一。奧運會的長期主要贊助商瑞士鐘錶業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增加更快，全球新冠疫情下，它對幾乎所有地區的出口都大幅下降，2020年8月後對中國出口猛增，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佔其出口總量的15.7%。 抵制北京冬奧會 中共極權制度下舉辦的奧運會更加匱乏監督和透明，這也違反了《奧林匹克議程2020+5和15項建議》中有關透明和反腐敗條款，這可能導致更大危機。在中國幾個城市爆發sars缺乏調查的幾年後，北京奧運會舉行。現在距離2022北京冬奧會不到一年，全球各地新冠疫情未見緩解，已經導致了270多萬人死亡。中國政府仍然拒絕交出疫情初始爆發的全部原始資料，阻礙全面和獨立的疫情調查，並縱容「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10月武漢軍運會上由外國軍人運動員帶來的」這類謊言在中國互聯網到處流傳。 中共目前正在繼續驅逐外國記者，強化互聯網過濾，並監控互聯網訪問，以公共衛生健康和安全為由，拒絕非中共體制內的記者在敏感地區採訪。國際奧委會拒絕抵制北京冬奧會，其結局將與上一次一樣，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只保障報導比賽的消息，拒絕質疑中共的新聞檢查，協助中共以冰雪掩蓋反人類罪行並使其在全球繼續擴張。 延伸閱讀 →澳洲國會動議辯論 指控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 →國際奧會主席呼籲 勿抵制北京2022冬奧 →道德擺一旁 國際奧會買中國疫苗進奧運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三月十一日，全國人大例會通過了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表決結果2,895名代表投票贊成，沒有人反對，再次顯示了人大只是中共的舉手機器。接下來人大常委會將根據這個決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近幾年來，中共和香港政府對社會控制日趨嚴厲，這次以「愛國者治港」的手段修改香港基本法會產生什麼影響？ 香港直選空間基本消失 中共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王晨聲稱，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是為了保證「愛國者治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把「愛國者」定調為「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中共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者和領導者，「愛國者」也要擁護中共。「愛國者治港」來源於去年10月底中共在《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確定的香港政策，「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 中共如何實現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根據人大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具體方式是通過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這種審查機制使中共以審查委員會為主導，更有效直接控制選舉委員會成員，使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候選人都效忠於中共。修法將排除選舉機制中的異議聲音。過去選舉委員會和立法院曾經出現過支持雙普選和香港自決的人士，他們公開要求以普選的方式選擇行政長官和立法院全部直選。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的全面篩选和控制，中共不僅更全面從選舉委員會中更廣泛排除了泛民人士，而且可以保證所有擔任公職的全部候選人都來自中共的挑選。通過操控議事規則與選舉制度，中共將在香港施行中國大陸的選舉模式，中共完全控制選舉委員會，選擇所有候選人，然後決定各級人大代表人選，使選舉淪為虛假的表演。 蠶食社會空間與鎮壓相結合 從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這次大會報告中可以看出修改基本法的真正原因。兩年前，香港超過兩百萬人參加了反對「送中」條例的和平抗議，在近半年的示威中有六千多名抗議者被捕。香港選民不畏高壓在區議會選舉中支持主張普選和自決的候選人，泛民代表在18個區中贏得了17個區的多數議席。中共通過基本法的修改在未來更大程度箝制泛民候選人的選舉空間，同時也壓縮選舉的社會動員空間。修改後的選舉制度徹底引入中國橡皮圖章式的人大選舉體制和議程，保障在未來大幅度減少出現泛民當選立法委員的數量，同時可以更少阻礙制定全面管制香港的措施，使其完全服務於一黨專制。 中共從使用「愛國愛港治理」轉換到「愛國者治港」，揭示了使用威權壓製到極權全面控制和鎮壓結合模式的一國一制軌跡。在鎮壓了香港人民推動全面普選的佔中雨傘運動後，參與組織運動人士被起訴和監禁，同時爭取經濟、社會和民生權利的人士也被羈押。從2017年，通過人大常委會釋法，香港行政當局已經在立法院中剝奪了10名泛民議員的資格。 2020年，《香港國安法》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藉此全面壓制公民權利，已經持續30年的六四維園紀念活動被禁止，參與者被起訴。香港當局也限制學生會的自治活動、強化網絡和書刊審查、媒體複製中共喉舌報導。上個月底，47名要求普選的民主人士被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起訴，這些民主人士的 代理律師也被抓捕。 《基本法》目前包括主法和三個附件。其中主法總則中宣稱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否決了香港人民自決權利。第158條和第159條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香港最終的釋法權和立法權，這是香港喪失司法獨立的根源。這次中共修改《基本法》兩個選舉附件，通過全面操控選舉試圖根除香港民間獨立社團的社會基礎。 延伸閱讀 朕不給你，你不能搶！中國人大修改香港選制 失去議場的民主派 會走回街頭嗎？ 中國兩會在即 預料將為2022年延續習任期之路鋪排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