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台灣中央廣播電台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劃，以親身經歷講講中國人權抗爭的故事。我將從個人成長歷程講起，講述自己如何從一個藝術策展人成長為一個人權捍衛者的經歷，同時講述我經歷和關注過的重大維權事件和人權案件，展現中國大陸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我希望台灣民眾有機會從一個人權捍衛者的視角瞭解中國大陸人民的真實抗爭。 公民意識的覺醒：第一篇《不羈放縱愛自由》 我的家鄉在江漢平原，那裡歷來是魚米之鄉，風景如畫。冬去春來一望無際的油菜花，在藍天白雲下變幻著各種色彩；河漢湖面上，漁民不時起網，魚兒在網面跳躍，水面閃爍著熠熠鱗光。若干年以後，當我備考中央美院時，輔導老師讓我畫幾筆，就驚詫於我的色彩感覺很好。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為我原本就在這些色彩裡長大，只需要把它們搬到畫布上來就行了。 在這樣的大地上成長的孩子是無憂無慮、枝條自由伸展的。但約束還是如期而至。上小學時，父親為了把我關在屋子裡睡午覺，會搬一張單人竹床攔在我房間的門口。但他每次都比我早睡著。於是，不想午睡的我，就開始悄悄的翻箱倒櫃，把爸爸放在書架上、箱子裡能看的書囫圇吞棗，都「偷看」完了。等到再無新書可以看時，我就開始嚮往到外面去玩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於是，我開始與父親談判。好在父愛深沈，最後我們達成協議：只要我每次考試成績排在年級前十名，他就不限制我的玩耍時間。於是，我房間門口的竹床被撤掉了。我寫完作業後，可以看會兒電視，也可以自由活動。在我讀高中前，我和父親的這個協議一直很好的執行著，這讓我知道自由是要去爭取的。 自由是要去爭取的 父親舔犢情深，但是小牛犢長大了卻是要頂撞的。高中時代必須住校。我每兩周回一次家，書信都是寄到家裡。一次，我回到家裡，和父母一起在後院吃晚飯，中間父親遞給我一封信。我看了一眼，那是我河南的筆友給我寫的信，信有明顯拆開之後再重新封口的痕跡。我有點生氣，但仍然按耐住性子問：「你們是不是把我的信拆開看過了？」父親一本正經地否認：「我們沒有看你的信。」這下我坐不住了。我非常氣憤，心想：為人父母，偷看孩子的信，還裝成一本正經的樣子抵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即站了起來，掀翻飯桌，離家出走，以示抗議。我走了很久，估計有五公里路，天色開始慢慢變黑。當父母找到我央求我回家時，承認拆看了我的信，我的抗爭取得了勝利。從此以後，父母再也沒有偷看過我的信件和日記。 在潛江中學我小有名氣，因為我是學校的廣播員。要當上廣播員並不容易，諸多競選者要在老師組成的評委面前朗誦一篇自選的文章，然後評委們綜合評分，優者勝出。或許是潛意識裡覺得在拆信事件中與父親的鬥爭過於「殘酷」，我選擇了朱自清描寫父親的《背影》一文。 這篇文章的講述的是一個剛丟了差使、憂患潦倒的老父，為老母奔喪後，在亂世中送兒子北上讀書，在火車站送別的故事。父愛深沈，最後肥胖的父親穿過火車道、艱難的攀爬月台，只是為了給兒子買一些橘子，而兒子在後面看著他，因為他的父親必須先從一邊跳下去，然後從另一邊艱難的爬上來。 《背影》的深沈父愛打動人心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朗誦到這裡，我有點哽咽，停頓了一下，我繼續朗誦。 文章的結尾，朱自清寫到他收到2年未見的年邁父親的來信，當我朗誦到「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時，老師已經被我的朗誦打動。父愛如山，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個父親的背影。愛是老師和學生之間、考官和應試者之間共同的語言。最終，我被選為三個廣播員之一。 但「愛」還是給我惹出了一點小小的麻煩。高中的女生，心情是飛揚的。那時台灣的小虎隊風靡大江南北，不光人長得陽光帥氣，歌也唱得青春帶勁。我擔任廣播員職務，手中便有了一些權力，輪到播放歌曲時就會放自己喜歡的歌。那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小虎隊的一首歌名為《愛》的歌，就開開心心地播了出去。但是教務處的老師立即「約談」了我，批評我怎麼可以播放有愛的內容歌曲呢？讓我不得再播放類似歌曲。我回答說，同學們喜歡啊，歌唱「愛」有什麼錯嗎？連春晚都播放《愛的奉獻》呢！老師一時理屈詞窮，張口結舌之際不耐煩地朝我揮了揮手說，你去吧！我後來又播放了好多次小虎隊的《愛》。 拒繳共青團團費又成教師裡異數 與「體制」的抗爭一直延續到我大學畢業到另外一所大學任教期間。一次，學院幹部讓我交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費，被我拒絕。我的理由是，我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入的團（中學時候學習成績好的學生被教師默認都要加入共青團），也不知道交的團費用來做了什麼，為什麼要交團費？我同時表示要退團。這嚇壞了當時的學院領導，因為這樣的政治事件會影響到上頭對學校的考核。學院書記把我叫到辦公室「苦口婆心」勸了我半天，見我一點沒有要退卻的意思，嘆了口氣說：「這樣吧，我替你交團費，團你就別退了，否則會影響學校的形象和前途。」從此，我成了教師里的逍遙派。 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書記把我叫到辦公室時盛氣凌人地命令我必須按時交團費時，我毫不猶豫地懟了回去：我可以說不嗎？ 作者》向莉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 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看守所的生活是單調枯燥的，當然也是安全平靜的。每日除了吃坐睡，就是偶爾被傳喚、被外叫、被包間民警寵幸關心一下。只有關係鐵、資格老才可以隨意走動自由閱讀，還可以和其他在押人員大聲說話。能夠同時享受上述全部特殊待遇，算是最大的恩典和非常的福利了！ 莫太利普讓我重新認識新疆 時間進入2018年下半年，我在看守所已經是一個有資格的老人。不僅時間待得久，就是自然年齡，也是遙遙領先沒人能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認識了來自新疆南疆的莫太利普。 這是一個典型維吾爾相貌的和田墨玉縣人，世代務農，生活在靠近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封閉農村。包間民警私下警告，莫太利普有「暴力恐怖」和「民族極端」嫌疑，任何人不能跟他走得太近，更不能和他拉關係、搞幫派。但我不理會，我主動親近這個新疆小同鄉，加上我會簡單的維吾爾語，所以我們很快就消除隔閡，開始談論一些官方認定的禁忌話題，或是敏感話題。通過和他的交流，我對今天的南疆、恐怖的南疆，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他的老家墨玉縣，莫太利普給我說了兩件事。第一是，墨玉縣有太多來自內地做玉石生意的漢族人。早幾年瘋狂了一陣子，現在不景氣了，給當地留下過度投資開發的設施，成了社會包袱。他還說，這些內地老闆，為了生意大多有暴力競爭的黑惡醜聞。當時，年輕的莫太利普不識世事，只知道漢族人有錢很闊氣，只要肯聽話肯出力，老闆就會出手大方捨得花錢。但是，等到內地富豪紛紛退出後，他們這些在漢人公司受雇的本地人才發現自己一無所長，完全沒有學到生存本領。 殘酷的生存競爭 終致於鋃鐺入獄 第二件是為了生活，他們不得不來到長沙、成都等地，銷售和田生產的果品核桃、玉米飴、葡萄乾等混合加工做成的瑪仁糖（別稱切糕），想藉此維持自己在內地的生活來源，同時又能培育發展壯大地方經濟。他們也引用了內地漢人，在墨玉搞競爭的手法，一邊哄騙欺詐，一邊威脅恐嚇，通過拉幫結夥群體包圍，連哄帶騙的欺詐銷售，有時還用暴力語言和刀具進行脅迫，成為地方公共安全的一大威脅。這些種種行徑引起社會強烈反感，甚至蔓延全國導致暴力排斥的重大事件。然後生意他們也做不下去了，只好另謀生路，但是內地競爭更加激烈，於是，所有的計畫和熱情全部化為泡影。從此走向上街摸盜打劫的圍獵生活。 新疆瑪仁糖(切糕)。(圖擷自YouTube) 莫太利普初來乍到，就享受超過前幾名維吾爾人的伙食標準，加上內部打過招呼不得對他輕舉妄動，還有他那五大三粗的肥胖外形，像極了共產黨到處張貼的「三股勢力」通緝犯，以致於大部分在押人員對他都退避三舍，懷疑他是恐怖分子的骨幹，日後極可能是判死刑的重案犯人。而莫太利普本人則是完全不知道所以然，只覺得同監室的人眼神和言行有些怪異。 他是恐怖份子嗎？ 雖然莫太利普多次表示自己單純是摸扒問題，但其他人就是不信，有時難免言語輕蔑或者不理會他的任何辯駁，因為這樣的不愉快，有時甚至引發高聲對峙。這樣，在人們心中就更加認定莫太利普涉及的就是暴力恐怖的案子，絕不是他說的那麼簡單輕巧。在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完全無法對話。所幸的是，雙方的緊張對立並沒有持續太久。由於莫太利普的案子確實很小，如果是過去可以完全忽略不計，但現在是「掃黑除惡」運動期間，有前科的人（累犯或者是刑事案件記錄）碰到運動來臨，小奸小惡也難逃牢獄之災。 進入成都看守所的第三個月，莫太利普拿到了起訴書，不足一頁的起訴內容，格式資料就占了一半，真正描述作案過程的不滿百字。他真的是在一起摸扒未遂案件中，被人指認為同夥，所以關了進來。又因為他對證人證據存有異議，所以法院又故意延長了一段時間才開庭。等判決下來，只剩下不足兩個月便可自由回家。 拿到判決書的莫太利普又開始發愁不高興了。原來，法院向他詢問了過去從來沒有問過的問題：在成都有沒有固定住處？有沒有辦理居住證？有沒有繳納社會保險？莫太利普的敏感神經告訴他，政府在考慮送回新疆的可能性。對此，他非常氣憤和恐懼，向我私下抱怨很多次，也商量過如何設法避免被遣送回去。一開始我還掉以輕心，認為強制送回去的法律條款並不存在，當事人不同意就要送回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隨著釋放時間日益接近，所方對他明顯不同於他人的處理方式，讓我改變了早前的看法，莫太利普很有可能被強制送回戶籍地…每每說到要被強制送回的話題，莫太利普就會情緒激動暴怒異常，他高舉雙手表達抗議，嘴裡念念有詞說，「我真的不想回，我知道回去以後的後果。回去後更加沒有自由啦！我的幾個朋友被送回去後，就是關進新的集中營強迫勞動限制外出，不能和家人正常見面，也不能打電話和外面聯繫。其實就是一個監獄和限制人身自由的監獄。說好聽是安排就業，幫困扶貧解決生活，其實裡面黑暗的很！」當時我的案件還沒有結果，他為了自保也為了能夠互通聲氣，就把我的號碼背誦記住，也把他家人的聯繫方式給我一個。 莫太利普送回新疆後  杳無音訊 果不其然，在即將自由的前一天下午，莫太利普正式接到了辦案單位給他的書面手續，告知他第二天清晨只能攜帶什麼，必須注意什麼，應該知道什麼的通牒指令。第二天，天還沒亮，他就不開心的被直接送往機場，無奈接受和田政府接回新疆老家的現實。直到現在我出來，也沒有打聽到他的下落和近況。 莫太利普在哪裡？他也進了新疆集中營嗎？ 作者》 黃曉敏，出生於新疆喀什，曾在中共體制內擔任行政工作，也當過黨校教員。1995年被體制開除到成都自謀生路。因長期參與維權活動，三次被拘、兩次被判刑。目前是獨立撰稿人。

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近日發了一條「慶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週年」的中文微博，並且特意註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文意為「統治東方」。 眾所週知，符城有一個中文名字—海參崴，由清政府在西元1860年被迫割讓給沙俄。按照中共一貫給民眾洗腦的歷史劇本，有關中俄兩國領土爭議的劇情應該是：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是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瓜分近代積弱中國的歷史罪證，「海參崴」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就如同現在共軍用「狼牙棒」打出人命的加爾萬河谷、中國海警船時不時去折騰一番的「釣魚台」海域和正在進行軍演的南海地區。「主權」和「領土」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必須「寸步不讓」、「寸土必爭」。 中國法律千萬條 怎麼用沒標準視需要再喬 但是很奇怪，1980年代因為香港回歸問題而簽訂的、經過聯合國備案的《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被中國政府曲解成無須再遵守的「歷史性文件」，但1860年由清政府和沙俄政府簽訂的不平等《北京條約》，卻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全面繼承和履約。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的微博一出，中國民間一片嘩然，罵聲不絕，中共鷹派官媒《環球時報》卻迅速發表文章為俄羅斯「掃地」：「那些土地都是中國的故土，但他們今天已經是俄羅斯的領土，對這個事實，我們中國人需要接受。......今天的世界地圖與一百幾十年前的世界地圖相比，很多地方已經變得讓人認不出來了，如果把舊帳一頁一頁地翻回去，那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不可承受之重。」 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發文，慶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週年。（圖擷自微博） 在「港版國安法」令香港社會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被中共國安公署扣上一頂「分裂國家」、違反「國安」惡法的大帽子而被「送中」的今天，讀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刊登的以上文字，讓人哭笑不得，忍不住噁心想吐。 近幾年來，美國海軍軍艦頻頻巡航南海，有中共國防「專家」號召中共海軍學習鄧世昌撞擊美艦，「為國成仁」；中日之間的釣魚台爭端，有「五毛憤青」自述「渾身鲜血已經沸騰渴望決戰」，「寧願神州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台灣進行總統大選，有共軍退役中將叫囂可以一週攻占台灣，在台北的大街上喝凍頂烏龍茶......黨國的宣傳機器一旦開動，將連槍都沒摸過的普通老百姓洗腦變成「神經病」和「戰狼」，只須三、五天足矣。 中國是依靠謊言和暴力治國的「黨國」體制下的獨裁政權。中國共產黨最喜歡在全中國的老百姓腦袋裡，創造出幾個企圖「顛覆中共政權」，讓中國「亡國滅種」的「國際反華勢力」，以此證明共黨統治的「合法性」。美國、日本和台灣，就成為了中共轉移「韭菜」們不滿情緒，批量生產「愛國小粉紅」的「靈丹妙藥」，一用就見效。 2012年九月，因為釣魚島，席捲全中國各大城市的反日遊行大戲，開鑼上演，就連我所居住的地方，湖南益陽，一個三、四線的小城市，也爆發了一次反日遊行。 蒼井空是世界的  釣魚島是中國的 我還清楚記得是九月中旬，一個禮拜六的早上，益陽秀峰公園的西大門廣場，從早上八點開始陸續有穿著統一服裝的「愛國市民」聚集，帶來的標語應該都是廣告公司統一印製，既「大氣」，又「精美」。標語的内容，有殺氣騰騰的「寧願華夏處處墳，也要殺光日本人」，也有讓男人們會心一笑的「蒼井空是世界的，釣魚島是中國的」。 現場來了很多的公安和電視台的記者。這一次，記者在現場采訪參加遊行的「市民」，公安在維護秩序。所有執勤的公安居然都很和氣，面帶微笑，没有穿防護衣，没有戴鋼盔，手裡也没有警棍和盾牌。 交通管制了二條車道之後，閃著警燈的警車為遊行隊伍開道，公安排成縱隊，在最外側保護著遊行的民眾，好一幅中國最美警民一家親的「和諧畫面」。 下午，我的耳邊傳來了我所打工的隔壁一家旅遊運輸公司的車隊隊長「爽朗」的笑聲，進去一看，只見隊長滿面紅光一身酒氣，像一隻八爪章魚趴坐在沙發上...。 我笑問：何事這麽開心？ 「痛快，參加了反日遊行。」隊長夾著香菸的大手對著空氣一揮，又一劈，十足當年中共開國領袖的派頭。 我不禁愕然，這位隊長平常三句話不離「鈔票」和「女人」，真沒看出來他居然也是一位「愛國擾民」之士。 「參加遊行，中餐開了三桌，還每人發二百元，全部公家報銷。這種美差，真希望多辦幾次。」隊長眉開眼笑地繼續說。 反日遊行也得發「走路工」才動員得了 原來，政府提前下發通知，全市每個單位派多少「愛國市民」參加這場「自發」的反日遊行，都有名額，必須完成。這家運輸公司一開始要求員工自願參加，動員了幾次，應者寥寥，成效不彰，為了完成黨和政府下達的「政治任務」，湊齊上街反日遊行的人數，只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了。 最後還是有一點「餘波末了」。在公司值班沒有參加反日遊行的同事，在得知了二百元之後，憤憤不平，紛紛「拍案而起」，強烈要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最後，公司領導拍板：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皆有反日遊行的權利。全公司上下，一視同仁，每人發二百元奬金。 於是，皆大歡喜…… 作者》龔與劍  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延伸閱讀】 「在中國撲火的蛾」之自序：在中國沒有明天 【我的湖南益陽六四回憶】 一：站在公車頂 面對數百武警的林老師 二：被關進「學習班」的謝叔叔 三：黨平息了暴亂，卻失去了民心  四、中國公安善與惡的距離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十二集，《和平演變》。 1990年代思想學術界的自由化滲透，首先是經濟學。經濟學自由主義甚至經過某種過濾之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話語的一部分。我也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理論，聽了很多學者的演講，如茅於軾、林毅夫、張維迎、張曙光、盛洪、張五常、吳敬璉等，我還有幸聽過楊小凱講課，可惜他講的那節課太專業，複雜的數學公式，我看不懂。我還陸續選修了周其仁等教授的經濟學課程。那些和法律政治有關的經濟學思想，我接觸得更多，亞當·斯密、密爾、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布坎南、諾斯，什麽古典自由主義、憲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奧派、芝加哥學派等，都令我著迷。 現代西方經濟學簡直是刨了共產主義、馬列理論的祖墳， 運用的還是無可辯駁的數學公式、社會常識還有最新的社會科學成果。雖然大學期間仍有不少政治課，但我還是迅速拋棄了從小被灌輸的馬列謬論的大部分，什麽公有制、計劃經濟、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之類，一些官方提法或概念變得不再可靠，甚至變得可笑，按需分配、人性的階級性、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人類最終走向共產主義，如此等等。 跟上自由化思想滲透各學門的腳步 緊隨經濟學之後，其他學科也陸續受到自由化的滲透：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等等，一些在傳播和闡述自由民主思想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中國學者，也常被請到北大來演講，比如劉軍寧、徐友漁、秦暉、賀衛方、朱學勤等。那個時期，有些報刊雜誌成為在知識分子間頗有影響的思想術平臺，比如《南方周末》、《天涯》、《戰略與管理》、《書屋》，劉軍寧主編的《公共論叢》，梁治平、賀衛方主編的《憲政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等。學生和年輕學者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譯介、閱讀和討論相當熱烈，波普爾、柏林、伯克、阿倫特、羅爾斯、諾齊克、貢斯當、托克維爾、亨廷頓等等，都對那個年代的思想坐標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響顯著的作品很多，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同時一些反專制的文學作品也多了起來，最被廣泛閱讀的是奧威爾的《1984》、《動物莊園》，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等。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年輕學子一樣，我如饑似渴地聽講座，聽課，借書，看書，逐漸就被自由民主思想「和平演變」了。 1980年代「文化熱」，被閱讀和討論的比較多的是薩特、尼采、海德格爾、弗洛伊德、加繆、叔本華這些形而上的東西，問題意識也與十年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伊始的大背景有關。另外還有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在毛時代消失了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成為明星和話語中心。而1990年代的思想景觀不同。從形而上的層面為主，轉向更多地關註制度安排、政治哲學，探討政府、市場、社會、個人之間的關系。 六四槍聲粉碎知識份子優越感而各尋出路 六四槍聲擊碎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自信心，打破了他們的聚光燈和一廂情願，一部分人轉而「從思想到學術」，開始進行細密的學術爬梳，試圖「以退為進」，以象牙塔作為社會與政治關懷的途徑。六四槍聲也帶來了極度恐懼、絕望、仿徨，以及犬儒主義、消費主義，一些人經商下海，從此不問政治，「歲月靜好」，甚至一些人轉而進入體制、擁抱和歌頌他們曾經恨之入骨的共產政權，這一部分留待以後再說。 六四槍聲擊碎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自信心，打破了他們的聚光燈和一廂情願。（圖: 六四檔案） 除了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1990年代還有很多不同的思潮，新左派，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毛派、國學熱、女性主義等等。知識界還重新發現了顧準、陳寅恪，關於民國、胡適、魯迅的討論也代入了那個時代的關切。黑豹、唐朝、張楚，港臺電影、音樂，稍後的校園民謠，風靡一時。 思想和社會猶如迷宮般錯綜複雜 當時出國熱、經商熱，也都輻射到北大校園里。當然上課是學生最主要的節目，法學教師的整體水平仍不算高，言論大膽、能引發學生思考的老師鳳毛麟角。那時候的教材、整個法學界的學術水平也比較低，官方的法學理論還在宣揚「法律是國家暴力保證實施的、保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 那一套。此外仍有好幾門政治必修課，但顯然政治老師們都很難說服自己。我就在那樣錯綜複雜的思想和社會迷宮里探尋，不過俘獲我心的仍是自由民主思想。   【延伸閱讀】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一)／輝發河邊的拾穗者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二)／貧窮就像一張網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三)／生活的巨石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四)／在黑土地上作畫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五)／毒太陽照下來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六)／癲癇與沉默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七)／一輩子修理地球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八)／洗腦教育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九)／大學夢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軍訓與洗腦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一)／思想劇變的序幕 作者》滕彪  北大法學博士、律師。2003年起在中國投入法律維權工作，2005年與13名律師獲選亞洲週刊「亞洲風雲人物」，曾兩度被捕，但仍不顧中國警告，於2014年在六四25周年香港紀念晚會批判中國。三個月後，終於舉家流亡美國，至今仍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與民主極力奔走。  

1989年5月13日下午，絕食請願的學生出發前往天安門廣場的時候，陽光明媚，氣候溫暖，因此絕食請願的學生們穿著單薄，許多人穿著T恤。入夜以後，空曠的天安門廣場寒風陣陣，各高校學生雖然緊急送來了一些衣物，但數量遠遠不夠。絕食請願的學生們或坐或躺，擁擠在一起相互取暖。身為教師的我再三拒絕了學生們的好意，不接受禦寒的衣物，與學生們一起躺在地上休息，饑寒交迫，無法入眠。 5月14日淩晨2時半左右，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國務院副秘書長安成信、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李其炎、汪家鏐、北京市副市長張健民、陸宇澄、何魯麗、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王光、李志堅等人奉命到天安門廣場勸說絕食請願學生返校。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先後發表了簡短講話，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卻對絕食請願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學運不是動亂、平等對話）不置可否。一些絕食請願學生怒吼：「太晚了！太晚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李鐵映等人停留十幾分鐘後便匆匆離去。 共黨高層勸說學生返校未果 清晨，一位學生前來找我，自我介紹說，他名叫龍華，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生，住在昌平校區，與陳小平老師是湖南同鄉，去過幾次小平房找陳小平老師，所以認得我。我與龍華稍作寒暄，即吩咐他馬上趕回中國政法大學找陳小平，讓陳小平組織青年教師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給絕食請願學生提供急需的衣物和飲水。 早上8時左右，上海高校進京請願團來到天安門廣場。接著陸續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高校的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聲援。 學生以生命向當權者進諫。「爸爸﹑媽媽：假如我這次不幸死去，千萬不要以為這只是兒於一時的衝動，或受了長鬍子的人的唆使……」（1989.5.14 六四檔案） 上午，北京大學遙感研究所碩士生封從德與幾名學生折騰了十來分鐘，終於將4米高5米寬、上書「絕食」兩個白色大字的黑布大旗懸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旗杆。這面黑底白字的大旗迎風飄揚，十分引人注目。 中午，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部份教師貼出《倡議全體教師罷課》大字報，聲稱：「若在今晚11時以前政府不答覆學生的要求，5月15日將罷教。」下午。北京語言學院貼出一張大字報，主要內容：一、來自天安門廣場的消息，絕食的同學們已經挨餓了一天一夜了，需要學生去聲援。二、自願參加遊行的學生下午6時45分在學4樓前集合。三、5月15日罷課，下午2時到復興門立交橋集合，去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同學。 高校教師倡議罷課 出錢出力供應廣場所需 下午2時左右，封從德帶領學生安裝了天安門廣場上第一個學生廣播系統，成為絕食團指揮部的廣播站。絕食請願的學生急需廣播系統，既能統一行動，又能發揮宣傳作用。封從德購買廣播器材的錢，來自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湯一介教授的4百元捐款和《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的1千元捐款。 下午，天安門廣場出現了第一支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的青年教師隊伍，我急匆匆地迎上前去，發現不是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而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師。我有些失望，好在不久後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的聲援隊伍即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隊伍中有一輛三輪平板車，滿載著絕食請願學生所急需的物品。我衝過去對著陳小平、費安玲、劉斌、宣增益等人興奮地呼叫：「你們終於來了！太好了！」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的聲援隊伍在絕食請願學生的圈子外繞場遊行，我拿著手提話筒帶領大家呼喊口號，主要的口號有：「聲援絕食請願學生」、「教師與學生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教師與學生同在」等。繞場遊行結束後，青年教師紛紛進入絕食請願圈慰問學生。學生們見到自己熟悉的老師前來聲援，顯得十分激動，不少人熱淚盈眶。一名學生與自己的任課老師宣增益緊緊擁抱，放聲哭泣。 5月14日下午5時，廣場上的旗幟上寫着「民主對話」。中共這時與學生對話團的對話並未在廣播電視中播放。一位教授呼籲「救救我的學生」。他後面的橫幅上寫道「師生共存亡」。（六四檔案） 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班作家路遠向絕食請願學生宣讀了一些作家、學者連署的《五.一六聲明》，宣稱已在全國展開廣泛的作家簽名活動，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目前已有幾百名作家簽名。 復課又罷課 師生聲援隊伍絡繹不絕 5月14日這一天，本來已復課的北京各高校學生再次罷課，聲援絕食請願學生。從早到晚，北京各高校師生的聲援隊伍絡繹不絕地到天安門廣場，總計有30多所高校約2萬師生。師生們呼喊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的口號，舉著「媽媽我不想死」、「哭我祖國」、「忍忍忍到何時」、「蘇有戈氏，中國有誰」、「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專制不死，國無寧日」、「動亂之源在於腐敗」、「人民養不起寄生蟲」等橫幅。天安門廣場上不時有人演講，呼喊口號，不時傳來《松花江上》、《國際歌》、《國歌》、《血染的風采》等歌曲，不時有民眾為絕食請願學生送來開水、汽水、糖、藥品等。還有人散發《首都高校四月民運動真相》等傳單。到了中午，天安門廣場約有4、5萬人。到了晚上10時左右，天安門廣場約有20多所高校的5萬名學生和約15萬名圍觀民眾。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五月底開始，台灣總統蔡英文宣布由行政院組專案，對港人提出人道救援行動方案，很快地，在六月十八日，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就公布「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並宣布在7月1日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對港人提供協助。在此之前，當台灣政府還在研擬港人救援方案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正在夏威夷會面，會談的結果也尚未可知，但香港人又不知何時公布《香港國安法》具體條文，心情焦躁、時間緊迫，所以，一聽到台灣方面的提出救援香港專案定案的消息，相信會讓因為社會運動而遭受政治迫害的香港人都鬆了一口氣。 但這一切，對於香港、台灣，乃至於全球民主陣營來說，都只是剛剛開始而已。直到執筆的六月三十日，中共人大常委會以一致贊成票正式通過《香港國安法》，之前國際為香港人帶來的小段喘息空間，立時再被白色恐怖的氣氛緊緊壟罩。宣佈通過的一刻，沒有任何一個香港人知道詳細條文，沒有任何一個香港人知道自己會否被「送中」，沒有任何一個香港人知道自己面對何種嚴刑峻罰。 港區國安法唯一重點：無條件贊成共黨的一切！ 人類從來都對未知有與生俱來的恐懼，香港人面對今次的《香港國安法》或對似有還無的追溯期感到困惑，有的人選擇在一切未明朗時就盡快把所謂的「證據」，即是在「黃店」(支持反送中的店家)上的宣傳海報一一除下；有的組織選擇立刻解散、化整為零，繼續無畏無懼抗爭；更多的是普通網民立刻自我審查，要求討論區把自己過往的帖子紀錄刪除。社會上的不同階層均開始自我噤聲而自保，即使看起來只是膚淺表面的舉動也好，為求安心什麼都選擇做。 究竟「二二八」之後的台灣人是否面對類似的情況？有沒有什麼經驗香港人可以借鏡，還是就像電影《十年》一樣？現時我們仍無從得知，但唯一知道的，就是七月一日後，香港便由「主權移交」變成真正的「回歸」中國，就好像殷海光一九四五年在《光明前之黑暗》中的說法一樣，「共產黨一旦掌握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我們人民唯一的民主自由，只有一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的一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香港人不接受「送中」條例，共產黨就以《香港國安法》迫令香港人『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的一切』。 作為香港人 希望家鄉至少是柏林而非純然鐵幕 作為香港人，在現時的情況下希望自己的家未來會以新的「柏林」來定位，而非被放棄的鐵幕國家。在冷戰後的新一次全球反共戰線上，我們都要好好想清楚我們的位置，我們能為我們的家付出什麼；不只香港人要好好思考，台灣亦時刻面對著中國共產黨的威脅，什麼可以預先計畫，什麼可以及早串連，居安思考的意識要好好銘記，有什麼時候開始忘記共產黨之惡，回看一下香港的例子就可以了。 我們通常總以為，即使你不讓我自由說話，不讓我自由發表意見，但是，我自己一言不發的在腦海中想著也總是自由的。因而，我固然沒有發表的自由，但總有不說話的自由，總有沉默的自由。香港黑警的經驗早就已經告訴我們這是個天真至極的想法，就如前人所言，共產黨不至限制我們外在的思想自由，更會控制我們自由思想的能力。今天，香港有一名視覺藝術科老師因為在自己工作以外的一個繪圖專頁的漫畫而被匿名舉報至香港教育局，並且因此被學校辭退，他朝可以是我們任何一個香港人，又或在台中資機構的每一位台灣國民。台灣政府的義助令香港人至少還可以保有一個同文同種的地方讓我們思考前路，自由地回顧歷史，了解台灣的民主如何走至今時今日，就讓我們先好好謝過台灣人道之恩，並在這場新冷戰中毋忘在莒，準備光復香港。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無奈」。歲月很快進入到2018年。 在看守所待久的許多在押人員，根本無法獲悉外面的資訊和正在發生的變化，只能通過頻繁流動的新進受刑人，才能獲取一些支離破碎，也真也假，有用無用的資訊。不過我的敏感和分析判斷，還是知道了此時的中共，正在全國推行「掃黑除惡」專項整治鬥爭運動。本來就滿員超載的成都看守所，再次進入人滿為患的新常態，每個監室大都在50人上下。 新疆出生的艾山  說得一口流利漢語 我在看守所認識的第二個維吾爾新疆老鄉，名字叫艾山，是來自阿克蘇的小夥子。他很健談，也會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部份生活習慣也漢化了不少，很容易適應新的環境，也很快獲得其他在押人員的接納。在我眼裡，年紀不大的艾山不僅漢化程度高，而且漢族人巴結討好的惡習，他也很擅長。為了不吃虧，為了獲得好處，為了佔據對自己有利的地位，艾山時時察言觀色主動行事。一邊尋找管事的主，一邊套近有錢的人，一邊鄙視弱小的同類。透過這種本事，初來乍到的他，不僅馬上享有清真餐飲，而且還破格得到一般在押人員需要「論資排輩」才能得到的特權。搞得在裡面的一些漢族人面對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想發火，卻又找不到合理的發洩點和發洩方式，最後只能自己慢慢消解和委屈接受。 經過一段時間，我對艾山的瞭解也慢慢深入。知道他是在新疆被漢族人收養來到內地，經過很多年，始終無法擺脫收養家庭和社會環境的歧視，為了生存，他開始在全國各地流竄扒竊。談起自己的盜竊案件，艾山如數家珍的頗為自豪。從東北到上海，從外國人到中國人，金額從幾十元到十幾萬…，對自己走過的路和選擇的生活方式，艾山毫無悔意，也從不認為有何不妥。如果還有什麼埋怨，那就是對收養他的漢族夫妻，沒有真正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也沒有從長遠的關懷對他的成長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最後艾山還是只有回歸維吾爾族裔的認同、習俗和新疆人的圈子。 生長於漢地  難逃民族烙印 相處久了，艾山看我確實沒有歧視他的任何痕跡，在物質上對他也不錯，再加上知道了我的案由和某些特殊的地位待遇，他對我的距離、情感和信任也與日俱增。艾山和我交流起人性與民族性的生活體驗和精神感受。他真誠的說道，對那個漢族家庭沒有恨意，還曾經對那個家庭成員的女兒，產生過一起生活的感情依賴。但是無論他怎麼改變自己的穿著、習慣和生活方式，「就因為長相是異族人、新疆人、外來人，社會大眾對我有好奇、排斥和不融合態度，然後他們(收養家庭)慢慢地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就成了我想融入到漢族圈子的障礙」。 久而久之，艾山由外而內的接受自己並不是內地人，並不是漢族人，並不是和大家一樣的另類人。他開始翹課失學，開始說謊，開始到處流浪不回家。這個時候他還是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因為四處流浪，就在社會認識結交了一些「難兄難弟」，走向循環往復的刑事犯罪道路。由此反思到底哪兒不對，為什麼不對，如何才能擺脫生活和精神上的迷茫和痛苦，艾山開始重新審視尋找自己的血緣和地緣，還親自去了一趟新疆阿克蘇。經過千辛萬苦的尋訪，他終於找到故鄉和故人的全部資訊，才知道自己為什麼總是不能融入到朝夕相處的漢族圈子的血統內因。艾山開始重新定位找回自己的生活方式、族群圈子和價值取向。他對自己的維吾爾人身份不僅欣然接收，而且找到精神寄託的伊斯蘭信仰。說到這些，艾山神色輕鬆而且自信，對自己是維吾爾人感到驕傲，對自己毫不猶豫的選擇伊斯蘭而感到自豪。最後他擺起穆斯林膜拜時雙手捧前胸的姿勢告訴我，他「從內心上看不起漢族人，自私說謊、貪婪索取、膽小怕事、沒有擔當，還對我們造謠污蔑、排斥打擊」。 身為維族仿如原罪 處處遭受歧視與疑懼 不過，艾山決定回歸民族認同之後，回到內地生活還是遇到不少麻煩事。2014年起中國政府開始打擊「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與極端主義），他的生活不停地受到地方政府高壓嚴打的干擾。住不安寧，吃不安全，行走時還被無數的眼睛盯著，艾山經常遭遇莫名其妙的身份檢查和行動干擾。於是憤怒和仇視不斷累積，成為下一次對抗漢族人的能量。這一次就是因為碰到運動來臨，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糾紛，結果艾山再一次走進看守所，成為成都地區的犯罪嫌疑人。 有一天，不知道什麼原因刺激了艾山，他坐立不安的在監室裡來回走動，有人勸他不要違規。結果他舉起雙手大聲高吼「我不是恐怖分子，我是新疆人。我有我的名字，叫艾山。你們懂嗎？我叫艾山。你們應該叫我的名字，不能叫我新疆，那是歧視不尊重我！」這個突如其來的情緒爆發把大家都嚇到了，差點驚動員警前來維持秩序。短短幾個月裡，類似的行為他還重複過，讓同監室的在押人員摸不著腦門，卻又膽戰心驚目瞪口呆。事後，他告訴我，這是他發洩不滿的方式，也是對他看不起的漢族人的一種抗議方式。艾山抱怨說，別人只知道他享用清真餐飲，卻沒有看到他為捍衛自己的權益所做的抗爭與犧牲。 被貼標籤的民族 何時融入？ 夏天沒有到來，艾山就轉到成都市新建的服刑場地。因為按規定，凡是餘刑不足半年的只能在那兒就近處理。雖然人走了，但是有關艾山的資訊還是不斷傳進來。大意是強迫他做事，他開始很抵觸，但因為和同是服刑的「管理人員」相處融洽，最後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艾山順利服完刑期，離開監所。但他真的能「回歸社會」嗎？ 作者》 黃曉敏，出生於新疆喀什，曾在中共體制內擔任行政工作，也當過黨校教員。1995年被體制開除到成都自謀生路。因長期參與維權活動，三次被拘、兩次被判刑。目前是獨立撰稿人。

中國的勞教制度，幾乎是隨著中共建政同時間建立和發展起來。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確提出對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處理辦法之一就是「勞動教養」，隨後，中國各地開始創建勞教場所，湖南省於1956年2月組建完成湖南省陶家灣勞動教養所，收容、管教第一批勞教人員。195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青島會議上說：「除了少數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由此可見，中共創建的勞教制度，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共產中國眼中的「右派」、「反革命」和「壞分子」。 勞動教養在中共的字典解釋裡面，只是一種行政處罰，可是在1957年中共國務院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题的決定》和文革結束後修正公佈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可以發現，能夠被勞教的對象簡直是「包山包海」，既可以是「反革命分子」，也可以是「被單位開除，無生活出路者」。這些人被中共公安「一言堂」掌控的各級勞教管理委員會一紙文書，就要被動接受長時間失去自由，強迫勞動教養的鐵窗生涯。 屬行政處罰的勞教專鎖定反革命份子 中國維權律師浦志強在2013年《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的發言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勞動教養是一個不經過法庭審判就可以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的弊政，和中國的憲法、中國的立法法、中國的刑事訴訟法，還有中國參加的國際人權公約直接抵觸，它使我們無法和普世價值和世界文明接軌。」所以，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一個徹頭徹尾違背法治，在中共一黨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紅色暴力恐怖之下產生的怪胎。「勞教」甚至清楚明確和中共自身制定的其他法律互相衝突，卻可以在中國堂而皇之存在近七十年，主宰了數以百萬計勞教人員的命運。可以說，未經法院審理判決而直接剝奪人民自由的勞教制度，是對中共向全世界宣揚的「依法治國」的最直接打臉。 「勞教」這種所謂的「行政處罰」，和「勞改」的「刑事處罰」相比較，在現實中，除了「勞教」最長刑期不能超過三年，其餘沒有任何不同。一樣的高牆電網限制自由，一樣的沒日沒夜强迫勞動，一樣的清湯寡水缺醫少藥，一樣的電棍手銬拳打腳踢......重新回到社會，被「勞動教養」的經歷使你成為中共專政下的「兩勞釋放人員」，終身和「無犯罪證明」（俗稱良民證）無緣。如果你再次犯案，「勞教」可以成為前科罪證，白紙黑字出現在判決書之中，成為法定「從重」處罰的理由。 乞討、賣老鼠藥、爆粗口農民都可能被判勞教 「勞教」制度的不合理不合法，必然帶來勞教處罰的隨意性。在我的「牢友」之中，居然有「屢教不改」多次在街上乞討、賣「老鼠藥」的流浪漢，也有和派出所公安吵架爆粗口的普通農民。就算是一些真正有違法行為的人，在公安機關「管抓又管判」的「勞教」制度下，也可能遭受到「不公正」的處罰。有一位牢友，因偷盜自行車，主犯被判「勞改」一年六個月，他作為從犯，被「寬大」免於「刑事處罰」，執行「行政處罰」，被「勞動教養」三年。一年多之後，主犯刑滿釋放，來勞教所探望他，而他還必須在高牆鐵窗內「勞教」一年多才能重獲自由。 在中共的「勞教」管理制度中，我記得有一條，大意是說，勞教人員在勞動中必須發放合理勞動報酬。這應該是中共想體現出「勞改」和「勞教」的不同：勞改是無償勞動，勞教是有償勞動。可是，我認識的所有重獲自由的牢友，沒有人拿到過一分錢的「勞動報酬」。更讓人惡心的是，解教人員必須在一張空白的「勞動報酬」領款收據上簽名，才能領到「解除勞動教養通知書」走出勞教所的鐵門。 習廢勞教博讚賞但維族再教育營更泯滅法治 2013年，勞教制度被廢止，當時輿論普遍持積極評論，將其解讀為習近平有其父之遺風，是黨內民主改革派，中國將邁向「依法治國」的新時代......現實很快就給這種「美夢」無情地「澆了一盆冷水」：勞教換了一塊牌子，變成了「強制戒毒」，除了收容真正的「癮君子」之外，在不經過法院審理判決之下，以「戒毒」之名，依然收容關押了大批「壞人」，其中，主要是「維權上訪民眾」和「法輪功」。 時至今日，在中國，檯面上的「勞教」制度已經「壽終正寢」，「再教育」集中營卻以「反恐維穩」之名「借屍還魂」，在新疆大地上「遍地開花」。而且，在「定於一尊」的習近平「文革」2.0版時代，可以預見，這種「再教育」集中營必將從新疆推向全中國乃至香港。「勞教」明文規定最長不得超過三年，而習近平時代的「再教育」集中營卻是一個生為維吾爾人是「原罪」，隨意抓捕關押，看不到自由希望，沒有確定刑期的「無期徒刑」。「再教育」比「勞教」更加凶殘、踐踏人權、泯滅法治，而將這些罄竹難書的罪惡「再教育勞教」制度徹底連根拔起的唯一途徑，就是在「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黑暗中國走出一條「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的普世之路來。 作者》龔與劍  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延伸閱讀】 「在中國撲火的蛾」之自序：在中國沒有明天 【我的湖南益陽六四回憶】 一：站在公車頂 面對數百武警的林老師 二：被關進「學習班」的謝叔叔 三：黨平息了暴亂，卻失去了民心  四、中國公安善與惡的距離  

1989年5月13日，北京高校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無限期絕食請願。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社會各界普遍同情和支持絕食請願的學生，開始上街遊行聲援，學生民主運動轉變為全民民主運動。 1989年5月11日中午，北京農業大學學生王文、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電影學院學生馬少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程真、北京師範大學職工子弟楊朝輝等6人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商議以個人名義發起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訴求是：1、摘掉學生「動亂」的帽子。2、平等對話。鑒於北高聯不同意發起絕食請願，王丹等人強調：「絕食是同學們自發組織的，誰也沒有權力阻止。」其實，在五四遊行結束不久，北京學運內部就有了絕食請願的討論。在北京大學作家班宿舍，作家鄭義就曾對王丹提過絕食請願，認為學生一旦絕食請願，救護車不斷進出天安門廣場的景象，會立刻激發出全民的熱情和關注。 5月11日下午，王丹到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向王有才、柴玲談了絕食請願的設想，得到明確支持，王丹當場起草了《關於絕食的倡議》，王有才、柴玲都簽了名。隨後，王丹、柴玲到北京大學學生宿舍樓為絕食請願進行串聯。吾爾開希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為絕食請願行動進行串聯。 北京高校學生串連絕食請願成運動轉捩點 5月12日中午，北京大學校園貼出了王丹、柴玲等十多人署名的絕食請願通知，明天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與此同時，北京師範大學貼出了吾爾開希等人署名的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通知。 5月13日上午10時40分，在北京大學第29學生宿舍樓外的「民主與科學」雕像前，北京大學生物系學生彭嶸用手提話筒召集約160名頭紮白布條參加絕食請願的學生舉行宣誓儀式，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學生趙體國帶領集體宣讀《絕食誓詞》：「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我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5月13日午後，一名學生急匆匆地來到小平房告訴我，中國政法大學參加絕食請願的學生正在校門口集合，浦志強慷慨激揚地呼籲學生們參加絕食，因為回應者不多，悲憤地呼喊：「政法大學的男人都死絕了嗎？！」我連忙叫上同一研究所的青年教師劉斌，去給浦志強等絕食請願的學生送行，劉斌帶上了一瓶四特酒，途經小賣部我買了許多巧克力，讓學生們補充熱量。下午1時許，浦志強、周勇軍、王利南、楚景來、李潤成等13名首批參加絕食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在東校門出發，臨行前喝了我和劉斌奉上的壯行酒。浦志強對著校門磕了一個頭。我放心不下浦志強等絕食請願的學生們，決定伴隨他們去天安門廣場。 5月13日政法大學門口絕食學生。（作者提供） 下午2時許，在北京師範大學集合的北京各高校逾3千名學生（包括聲援的學生）舉行簡單的絕食宣誓儀式後，出發前往天安門廣場。一些學生頭上纏著白布，白布上寫著「絕食」、「抗議政府不對話」、「媽媽，一去不復返」、「政府說話不算數」等。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楊朝輝手挽手走在隊伍前列，幾名青年女工看見悲壯的學生絕食隊伍過來，激動地擁抱一團，跺著腳放聲哭泣。 壯士不復返的豪情湧向天安門 下午3時25分，東區高校約2百名絕食和聲援學生率先進入天安門廣場，打著「維護法制，還我公道」、「尊重教育，還我校園」、「導報無罪，本立無罪」等橫幅，呼喊「要求對話」、「遊行自由」、「打倒官倒」、等口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圍成一個大圈，糾察隊員阻止外人進入。 下午4時20分許，從北京師範大學出發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13所高校的3百多名絕食學生，在2千多名學生的護送下到達天安門廣場，打著上百條橫幅、標語，主要有「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絕食罷課，請求對話」、「饑餓可忍，民主不可忍」、「為民族悲，為絕食哀」等。學生隊伍中有約30所大學的校旗，圍觀者達3、4萬人。 絕食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坐下，糾察隊在外圍建立了糾察線，沒有學生證不能進入。一名學生手持電喇叭宣讀了北高聯的簡短聲明。聲明提出：近來學生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反對中共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和裙帶關係，政府一再拖延與學生進行對話，北京高校學生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以示抗議。 學生眼含淚水喊不達目的不罷休 5時40分，王丹宣佈絕食開始，宣讀了絕食宣言：「為了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為了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為了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以及一系列歪曲報導，我們宣布絕食。我們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的，民主的學生運動。」然後，帶領全體絕食學生宣誓三遍：「為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響亮整齊的聲音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引起迴響，許多學生眼含淚水。 5月13日廣場絕食宣言。（作者提供） 晚上6時，北高聯常委王丹、王超華、馬少方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舉行記者會。王丹宣讀了《絕食宣言》，然後由記者提問。王丹說：「這次絕食請願和北高聯沒有直接關係，是學生自發的。同學們已決定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目的是推動民主運動。有人說我們是動亂，我們不承認，要求人民日報和國家領導人公開向我們道歉。」有記者問：這次絕食是否與戈爾巴喬夫（台灣譯戈巴契夫）訪華有關系？王丹答：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是國家之間進行的國際活動。我們請願活動是國內事務，沒有任何關係。至於是否影響戈的訪華，要取決於政府的態度。有記者問：聽說今天有北大學生去蘇聯駐華使館，請戈爾巴喬夫在訪華期間去北大演講？王丹答：我們希望這樣。希望政府向蘇聯學習，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有記者問：是否有絕食的同學囘校？王丹答：我們宣過誓，不達目的決不甘休。有記者問：政府就是不理睬，你們怎麼辦？馬少方答：我們相信政府是講人道主義的。 入夜以後，陸續有學生趕到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到了晚上10時，參加絕食的學生已接近2千人。絕食請願的學生經過協商，組成了絕食請願團，推舉柴玲擔任總指揮。為了給絕食請願的學生及時提供幫助，北高聯開始在天安門廣場辦公。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