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以全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標誌其第三任任期完全開始，實現了中共官方所宣稱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縱觀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壇，國家主席一職究竟是怎樣的存在、究竟有多大權力、在政治中究竟發揮多大作用、如何改變歷史進程，一直眾說紛紜。       國家主席得全票者 僅毛澤東和習近平 1949年中共建政，初時依據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是當然且唯一的候選人。不過，在經過中共組成的政協人士投票後，全票為576票，毛澤東得票為575票，差了一票。這缺少的一票來自學術大師、民主派人士張東蓀。張東蓀未投票毛澤東，當時是否為人所知，不得而知。但其本人下場悲慘，1950年代初就被誣稱向美國提供情報，文革時期慘死獄中。 毛澤東雖然在1949年未能獲得全票，但在1954年中國第一次人大會議上，全票當選國家主席。這一歷史時刻由劉少奇宣佈，會場掌聲雷動。 1959年，中共經歷大饑荒、人民公社運動，政治動蕩。毛澤東退居二線，推舉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當年的中國第二屆人大上，劉少奇出現了和毛澤東相同的情況。投票人數為1157，劉少奇得票1156。一票之差，雖然當選，卻非全票。中共諸多官方文獻或研究表示，這缺少的一票，就是劉少奇本人，因為其謙虛謹慎，高風亮節，所以沒有將這一票投給自己。 經歷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廢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政治較之於毛澤東時代，顯得不那麼緊張和肅殺。歷任國家主席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胡錦濤，均不是全票當選。例如，1993年，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出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2909人投票選舉國家主席，他得票數為2849。2003年，接班的胡錦濤在國家主席選舉中，得票率為99.76%，也非全票。 因此，得全票而當選國家主席者，惟毛澤東與習近平。 國家主席到底有沒有實權？ 與西方國家的元首制度不同，在中國憲法中，受蘇聯早期的人民委員會以及蘇維埃制度的影響，規定實行的是共產國家通行的集體元首制。在集體元首制下，國家主席不僅僅是一個人，也是一個國家機關，而且是依據權力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決議，來行使職權。這有點類似於日本明治維新到大正時代，日本帝國憲法對天皇作為國家機關說的地位見解：這不僅僅一個自然人，更是一個機關，一旦是國家機關，就代表著其權力是有限、受到其他機關制約的。當然，日本的天皇機構說在昭和時代受到天皇主權說的挑戰，成為軍國主義抬頭的符號。 打開中國憲法，國家主席的所有職權，例如公佈法律、發佈榮典命令，全都需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賦予，才能行使。從單純法律意義上說，國家主席這是全國人大派生的國家機關。只有在外交場合中，國家主席才具有西方國家元首的色彩。早期，國家主席被中國官方翻譯為Chairman，後來被翻譯為President.。這顯現出，中國官方自己對於國家主席究竟是什麼，也在不斷摸索。 法律上無實權，但在現實政治中，國家主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自身是否處於中共權力核心。毛澤東、劉少奇都是處於權力核心的最高領導者。他們擔任最高決策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其國家主席的地位就變成了實職。李先念在1980年代當選國家主席，但其已不在權力最核心，也不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因此這一國家主席的意義就只剩下了符號、外交禮儀的意義。例如，李先念成為了1949後，第一個訪問美國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時，同時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共總書記，形成三位一體的權力模式，國家主席便成為不能忽略的權力層次。 具接班人特質 屢屢成為鬥爭焦點 由於國家主席一職在法律上沒有實權，但在現實中又代表非常重要的權力順位，因此在1949年後的中共歷史中，國家主席屢屢成為政治鬥爭的標的物。 毛澤東於中共建國伊始擔任國家主席。但由於大饑荒、大躍進等國策失誤，毛澤東不得不退居二線，將國家主席職務交給劉少奇，以平息黨內不滿。自此，中共形成了毛、劉的雙重權力體系。這雙重權力體系導致雙方矛盾愈加激烈，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浩劫。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雖然高舉憲法，捍衛其作為國家主席的尊嚴來對抗毆打他的紅衛兵、造反派，但仍難逃被迫害致死的命運。 劉少奇倒台後，毛澤東一方面選定林彪為接班人，但同時決定取消國家主席，避免黨內再出現另一個權力中心。這引起林彪集團的反彈。林彪集團主張設立國家主席一職；毛澤東、姚文元等表示反對。雙方在俗稱廬山會議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捉對廝殺，其結果是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國，文革的神話徹底破滅。 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面對學潮，中國國務院宣佈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此舉引起法律上的極大爭議。部分人士期待當時的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能夠依據憲法，行使人大和國家主席職權，廢除這一戒嚴令。楊尚昆不僅是國家主席，而且具有軍方背景，其表態和立場將直接影響事態後續發展。但最終，楊尚昆選擇了支持鄧小平，廢除戒嚴令的希望落空。其中的歷史細節，有待更多史學家進行考證和研究。 中國高層權力交接始終難以法治化 法律上並沒有實權的國家主席，之所以屢屢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根本原因在於，在中共的權力體系中，擔任國家主席者，通常具有接班人的特質。有時，甚至國家副主席，也被視為未來的接班人。在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時，外界普遍認定其實為毛澤東接班人。胡錦濤擔任江澤民的國家副主席時，外界也均知其接班人地位。 但中國的權力體系，是以黨領政。黨權、軍權，才是最高權力的核心。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三個不同職務。中共經歷過將三個職務分予三個不同人士擔任的時代。例如1980年代，總書記是胡耀邦、趙紫陽，軍委主席是鄧小平，國家主席是李先念、楊尚昆。也經歷過由一個人同時擔任這三個職務的時代，例如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一旦最高領導人與接班人之前的權力界限不明，或最高領導層內部權限不明，大家僅能依靠政治習慣和自我理解來運作權力時，必然產生矛盾和衝突。以1980年代為例，中共的政治體制運轉中，胡耀邦、趙紫陽開放進步，對少數民族和知識階層寬容有加。但做為監軍單位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則聚集了黨內的保守派，而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政治改革的議題上亦趨向保守。這導致19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八六學潮甚至六四等諸多事件，均伴隨著濃厚的黨內鬥爭而且是高層鬥爭的縮影。這也是1949之後，中國最高權力體系甚少能實現法治化、平穩化、完整化的權力交接的根本原因。(本台特約記者林鈴)

近日來，一個議題再度引發各界的關注，那便是美國總統拜登在去(2022)年底所批准的《2023國防授權法》，除了納入「台灣政策法案」部分條文，授權未來5年提供台灣100億美元(約新台幣3074億元)無償軍援，每年至多20億美元(但實際財政資金如何運用由撥款法案決定)；也授權總統動用「總統撥款權」，每年從國防部庫存挪用10億美元的防衛物資或服務給台灣，並可能最快於今年秋天起派官員到台灣政府部門，加深台美經濟與安保合作。而其中最引發外界議論及中共跳腳的就是「為台灣打造『區域應變軍備庫』並優先取得美國超額防衛物資」，此點是被中共坊間稱之為比「對台軍售更惡毒」的手段。美方在印太一系列的動作，也引發中共的反制以及在甫落幕的兩會反應。 2023中國軍費預算成長7.2% 未來五年內跳躍式增長 中國在今年新一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時發布國防預算總額為1.55兆人民幣(約2240億美元)，佔GDP1.32%，同比增長7.2%，是中國自2019年軍費增幅最高的一年，並且超過其政府所預設的GDP增長目標。若比較其他國家2023年的國防預算，如：美國8560億美元，佔GDP3.21%，同比增長14%、俄羅斯840億美元(加上機密預算約1200億美元)，佔GDP3.87%，同比增長40%、印度800億美元，佔GDP2.11%，同比增長13%、英國691億美元，佔2.41%，同比增長13%、沙烏地阿拉伯690億美元，佔7.98%，同比增長11%、德國554億美元，佔GDP1.39%，同比增長22%、日本510億美元，佔GDP0.98%，同比增長26%。 從這些數據來看，中國今年度軍費成長規模確實並未達到所稱的「危險」程度。但若進一步觀察中國歷年軍費的成長，2011-2022年國防預算增幅為12.7%、11.2%、10.7%、12.2%、10.1%、7.6%、7%、8.1%、7.0%、6.6%、6.8%、7.1%、今年則為7.2%如此數據。對以過往中國軍費增長速度來看，今年增幅並未特別突出，但相對於2019-2022的增幅卻有較高成長，估計未來五到十年內，中國的軍費仍會持續跳躍式的增長趨勢。 中共解放軍去年發射飛彈演習。（圖：取自中國國防部 中國軍費釋放訊號 對台海三年內尚在武力準備中但仍有變數 相較於俄羅斯今年度的國防預算增幅達40%，約為840億美元，相較於2020-2022分別為617、659、897億，2023年雖帳面上僅編列840億美元，但若加上機密預算達1200億美元，增幅則相當可觀。當然，若忽略檯面上機密預算，而以各國在軍費編列上的公開資訊來看，中國在今年度所釋放出軍事動態，從軍費增加幅度觀察尚無太異常之處，即顯示中共近三至五年內尚在武力的準備階段。 估計若軍費成長明面上升高至13%以上，其對外武力行動風險趨勢就會相當不可控；但中共往往是不可依常理預測的國家，若以近期來美國頻繁地在印太地區與相關國家進行軍事圍堵規劃準備，預測中共在對手積極動作的情況下，應會以隱蔽增長方式做私下籌備。 美國防授權法打到中共痛點 美中三月底前或開溝通管道 另外一個令外界倍感關注的，是美國《2023國防授權法》中有項內容為台灣打造「區域應變軍備庫」並優先取得美國超額防衛物資。針對此點，中共不斷操作此為變相對台軍售，或是軍事接管的認知作戰，可以看出美國2023年的國防授權法內容確有打到中共在意的痛點。此外，對於近日美國持續加大對印太地區的介入，加上三月日本、英國、義大利政府可能在東京進行國防部長會談，協商內容包含3國共同研發新世代戰機以及英、義將加強參與在印太地區的安全保障合作、以及AUKUS高峰會亦將於三月中由美、英、澳三國領袖於聖地牙哥進行高峰會，澳洲總理艾班尼斯估計將在會中宣布採購三艘美國維吉尼亞級核子攻擊潛艦，外加兩艘增購選擇權。 對於一連串美國及盟友相繼為印太戰略持續有積極作為並鞏固行動，以及日前中國間諜氣球事件，再次讓原本可能復談控管美中風險的布林肯訪中行程擱置；此外，據報載，我國元首將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3月底在加州會面，綜上，美中雙方勢必須儘快以其他方式進行溝通，預測可能於3月底前，在美國的推動下將可能進行拜習第六度通話，以緩和緊張情形並降低雙方誤判。 作者》許慧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作為一個生活在香港20多年的青年，近期來筆者常常思考自己和周圍人的快樂程度。究竟香港人的快樂程度如何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香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城市，人們在這裡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這種經濟穩定同時也伴隨著高昂的生活壓力。所以大家是否會因為生活壓力而感到不快樂呢？根據一項2019年的研究，香港人的平均工時高達44.6小時，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不乏加班和通宵工作。此外，房地產價格也是香港人經常掛在心頭的問題，這使得許多人感到負擔沉重，難以達到自己的生活目標。人們都為著一個睡覺的地方而會感到壓力重重。 另外，快樂並不僅僅來自金錢，社交和家庭關係也同樣對快樂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生活在香港的大家面對社交和家庭關係是否會對快樂程度產生影響呢？根據一項2020年的報告，香港人平均每週與家人相聚時間只有8.5小時，加起來也沒有一天上班的時間多，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此外，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香港人經常因為工作和其他壓力而忽略了自己的社交生活。然而，令人高興的是，近年來香港的社交活動呈現上升趨勢，包括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士進行文化交流和社交活動，這種交流和互動對於改善香港人的快樂程度有著重要的影響。 此外在近兩年變得越來越重要的就是政治環境，這也是影響快樂程度的另一個因素。筆者相信一個和諧的政治環境對於大家的心理健康和快樂程度也有重大的影響。根據一項2021年的報告，香港在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76位，低於台灣和新加坡等地。香港的政治環境持續動盪，社會不穩定，這使得香港人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和不安。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香港人都感到不快樂。在這種困難的時期，香港人彼此扶持，為自己和他人的權利發聲，這種團結和抗爭精神同樣可以帶來幸福感。 最後，筆者注意到近年越來越多不同國籍的人也來到香港生活，表示香港也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而文化和娛樂活動同樣對快樂程度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一項2020年的報告，香港人參與文化活動的比例高達76%，顯示香港人對文化和娛樂的熱愛程度。此外，香港擁有豐富的美食文化和旅遊景點，讓人們可以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除此之外，香港還擁有豐富的娛樂選擇，包括電影、音樂、體育賽事和遊戲等，這些都能帶給人們歡樂和樂趣。 最後，筆者認為，香港人的快樂程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生活壓力、社交和家庭關係、政治環境以及文化和娛樂生活等，不能只用一個角度作評論。然而香港目前依然面對著種種困難和挑戰，但相信大家依然能夠透過自己的努力和獅子山精神，在逆境下找到屬於自己一片快樂的天空。 作者》小蟻人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曾擔任中國北京政協委員的沈棟，來台宣傳《紅色賭盤》中文版，今天(10日)接受央廣節目專訪，分析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大權獨攬的3大主因。#記者程寬仁採訪報導# 前中國北京政協委員沈棟撰寫《紅色賭盤》，深入說明中國運作「權」與「錢」的真實面貌，這本書的英文版率先在2021年9月出版，今年正式發行中文版，沈棟近期特地從英國來台宣傳，10日接受央廣節目主持人楊憲宏專訪。 沈棟提到，這本書會先寫英文版，是想讓世界認識真實中國，因為華人對中國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了，西方國家則可透過英文版，根本性的改變對中國原有的認知；現在出版的中文版，由於對華人和西方國家的敘事角度不同，他也調整了2成內容。 對於有人常會提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其實「能力平平」，但如今卻能獨攬大權，沈棟指出，時代浪潮是其中一個關鍵，老一代的革命家全都過去了，前領導人胡錦濤當時還將軍權和黨權同時交出去，讓習近平有這個機緣能得到完全交接；另一方面，對於中共的權鬥，習近平可說是獲得家族傳承，加上習近平手段辣，出人意料的大規模清洗「紅色血脈」系統。沈棟：『(原音)這個是打了整個系統的一個措手不及，這3個原因加在一起，我覺得是造成他今天的大權獨攬。』 沈棟也是中國房地產開發商，他提到，從這20多年在中國經商的路徑來看，中國共產黨有其DNA的基因組成，就像前領導人鄧小平說的「一黨專政」，這就是DNA之一，即使後來在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第一任期，出現了迷茫期，開始思考中國社會和政治改革的路線是否要邁向民主法治，但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出現明確的轉折點，讓胡錦濤在第二任時，確定朝專制的方向邁進，所以中共的專制路線並非從習近平上任後才開始改變。 沈棟說，他在書中不刻意隨處呈現自己對各種事情發生的看法，只想告訴讀者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及當下怎麼想，不談個人觀感，除了可避免爭議，也讓這本書能更有說服力，使讀者能更進入書中提及的事件情境。 他說，《紅色賭盤》目前已累計15種語言出版，他很好奇中文版發行後，會有多少海外華人看這本書，甚至請台灣的親友寄書過去。 延伸收聽 「為人民服務」節目沈棟專訪《紅色賭盤》：中國企業家做生意如在刀口上舔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兩會上，向全國婦女致以「節日祝福」。這番說話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被中共官媒大肆宣傳，官媒更拿出習近平過去的發言，強調習近平「高度關心女性權益保障」。不過，包括學者及中國婦運人士都對此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女性政治地位在習近平任内可說不升反降，女性權益甚至根本就是大倒退。#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習關心女權  學者分析人事布局批婦女地位不升反降 『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參加全國兩會的女代表、女委員、女工作人員，向全國各族各界婦女，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的女同胞、海外女僑胞，致以節日的祝賀和美好的祝福！』，這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日在國際婦女節前夕，向全中國婦女表達祝福的談話。中共官媒並以此大作文章，強調習近平對女權的重視。不過，事實真是如此嗎？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琮嬿，就從中共20大後中國女性的參政狀況進行分析發現，在習近平主導的權力俱樂部中，中國女性政治地位及影響力根本不升反降，除了政治局常委依舊清一色為男性外，中央政治局委員竟打破過去20年的傳統，沒有一位女性入選。她說：『在中央政治局這個部分，十九大是有一個委員，孫春蘭，但這一屆就令人蠻意外的，沒有任何一位女性入選，那不是說沒有合適的人選，其實在二十大之前就有討論到說，有可能是全國婦聯的主席沈躍躍，那也有可能是孫春蘭，但從結果看起來就是沒有任何一位女性入選中央政治局，即便是再往下一層中央委員會，二十大有比十九大的女性委員比例有些微上升，但整體看起來，女 在黨中央核心的地位其實是不升反降。』 對於這樣的人事安排，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也痛批，這對中國女性來講，不僅是一場悲劇，女性地位也完全大倒退。『這對中國女性來講根本就是悲劇，沒有一個女人站在女人的角度上，為女人說幾句話，一拍腦門都是男性，現在連放政治局的女性都沒了，所以你想中國女性地位能夠前進嗎？那當然是倒退了。』 人事布局凸顯習不在乎女權 只在意忠誠度 但為何習近平要犧牲婦女權益，做這樣的人事布局？方琮嬿分析，這凸顯了婦女權益根本不是習近平在這場權力遊戲中首要的考量。她說：『從他的人事布局，可以看出習近平強調的是忠誠度，人事上對他的忠誠，然後黨、習的意志高於一切，那同時中國内部有非常多的社會經濟問題，譬如說就業，這些問題，我覺得從現實層面，或是習近平本身的取向看來，女性保障並不是他的優先考量。』 中央立法地方買單？婦女權益保障法落實引存疑 儘管如此，中共仍然對外宣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10月通過了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針對女性歧視、選擇胎兒性別的醫療活動、婦女拐賣與綁架、性騷擾、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等作出規範與限制，是對婦女權益保障的里程碑。但方琮嬿質疑，中央制定的法律，未來地方是否真的會買單，確實執行，令人存疑。 鼓勵回歸家庭vs保障婦女工作 政策口號不同調  此外，方琮嬿及張菁也都觀察到，在習近平主政下的婦女政策出現很矛盾的狀況，也就是一方面在法律上提昇婦女工作上的保障，但習近平在上任後，卻又一直鼓勵婦女回歸家庭，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這讓外界覺得很弔詭。方琮嬿說：『那這就非常矛盾，一方面在法律上面要保障女性就業啦，在工作場所啦，甚至在中國有婦女拐賣這種問題，那這些看起來就是要提昇女性的保障，但在政策上口號上，又要強調女性回歸家庭，生兒育女相夫教子，這就非常奇怪，我覺得這些跡象看起來就是說，真正要達到這種女性權益的保障，似乎還有很大的空間。』 獨裁政權惡法 讓中國女性無法真正解放 在中國推動婦權多年的張菁感嘆，中國婦女社會地位，多年來之所以完全沒有提高，除了因為傳統社會男權的霸凌，讓女性無法自主，另外就是來自於政府獨裁的政策，使得中國婦女至今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像執行將近40年的強制流產及生育計畫，就是惡例。她說：『這樣就是把婦女的子宮完全掌握在一個政黨的手裡面，那個政黨想說什麼，你就幹什麼，以前是不准生，現在你必須生，你共產黨員你想要升遷，你想要得到一個好的職務，你要帶頭去生，所有的生和不生都要看共產黨，他們這個獨裁政權，他們想到說需要人口了，那就要你生了，他們覺得人口多了，就強制你，把人性及人權完全置之度外，所以這兩種雙重壓迫讓中國婦女至今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昔百花齊放今寸草不生 中國女權團體大倒退  張菁回憶說，1995年，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代表美國參加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婦女大會，期間希拉蕊提倡女權喊出「婦權就人權」，當時中國在各地成立了女權團體，但時隔今日，基本上幾乎全部消滅，就算是存活下來，也在網警和網管的嚴格監控下，根本不敢發聲，所以整個女權在習近平執政下完全就是大倒退。  

中國全國兩會進入重頭戲，走完形式流程票選出換屆後的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等重要領導職位。沒有意外的，習近平獲得全票當選國家主席，這是他的第三任期，創下改革開放後史無前例的「三位一體」三連霸，包括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此外，如外界預測，習近平的親信李強成了國務院總理、趙樂際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王滬寧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宣告習近平全面掌權的時代正式啟動。 人大橡皮圖章唯一支持習延任 所謂的「全票當選」，意指在「唯一候選」的投票中，沒有人投下棄權票及反對票，近3000名的人大代表全數票票入軌，且「唯一支持習近平」，這當然是件不容易的事，畢竟必須緊盯每位代表不能出意外，以免壞了習近平三連任的光彩；不過，是否全票通過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反正習近平幾乎是篤定連任成功，就算有零星的非贊成票，都無法撼動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獲得全票的結果，正好坐實了外界對人大是橡皮圖章的評價，投票也只是走走流程罷了。 要成為具實權的中共領導人，必須掌握黨政軍權力，習近平已在去年底延任中共總書記，依照中共「以黨領政」的統治思維，習近平要「三位一體」根本是易如反掌，如今確定再度坐穩國家主席及軍委主席寶座，兩會說白了，就是為習近平「黃袍加身」的登基大典；人大完全不是西方民主定義下的國會，雖然有議決法案、制度、政府報告的權力，但不具備監督制衡的功能，職能都是由人大常委會來運作，全體會議只是為中共統治背書的花瓶，沒有任何自主力。 當然，「習家軍」在去年底已完全掌控中共二十大的權力分配，政治局常委名單多數由習派人馬佔據，都是深獲習近平的信任，而那些不屬於習家軍的人，也必須經過習近平點頭同意，方能被擺入沒有實權的閒職，如同部分觀點認為，中共過去權力分配、派系共治已不再復見，自中共二十大開始，就算是由習近平的親信李強拿下國務院總理一職，但這不能視為「習李體制」，李強必須完全臣服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這樣的模式應當稱之為「習近平體制」。 習要終身延任必須對內強控管 對習近平來說，獨裁者永遠不認為權力是足夠的，必須將所有權力牢牢在握，同時防範任何反對勢力進入權力圈，這解釋了為何去年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名單清一色都是他自己的人，而這樣的掌權模式，習近平仍是有隱憂，畢竟國家機器之大，難以完全置入習家軍人馬，既然無法用人不疑，也就很難疑人不用，那麼習近平勢必會讓整個權力結構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政治整風、人事鬥爭的現象將層出不窮，「條條塊塊」的黨政架構下，都以習近平為核心等候指令，全黨上下都會瀰漫著「寧左勿右」的政治氛圍。 問題是，中國正面臨著國內、外各種嚴峻的挑戰，內部經濟頹靡、失業率高居不下、市場消費疲軟等問題有待解決，外部又面臨著西方國家的圍堵壓力，今年全國兩會落幕後，習近平「三位一體」的權力比過去穩固且集中，中共整體決策系統由習近平一個人來拍板決定，對任何風吹草動會更加敏感，在體系封閉的狀態下，習近平很容易做出冒進的決策，再加上中央與地方各級官員對習近平旨意的解讀落差，難保不會有「朝令夕改」的情況，政策如果一再「髮夾彎」，恐讓政局有失控的風險。 值得留意的是，習近平第三任期的執政目標是什麼？表面上是落實治國理念，但實際上是為了順利邁向第四任期，甚至是終身延任；換句話說，習近平雖然會針對當前的內外部問題提出解方，但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穩定，說白的，不是「先求穩、再求有」，而是「必須穩、也必須有」，那麼習近平對內控制的力道會加強，兩會前各地爆發的各種抗議事件，雖然沒有影響到習近平的權力布局，但是兩會後，他絕對不會放任任何作對的聲音，強化對內宰制。 習近平比較擔憂的是，外部形勢變化不是他所能控管，美國及其盟友不斷深化合作，在經濟、軍事等議題上採取圍堵中國的策略，不久前，習近平才直接點名抨擊美國及西方國家，但這僅有對內宣傳的效果，根本無法扭轉中國所面臨的國際情勢，再加上俄烏戰爭對中國帶來啟示作用，俄羅斯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蒲亭面臨著國本動搖、政權垮台的危機，習近平應當都看在眼裡，一旦中國淪為「下一個俄羅斯」，由外而內的壓力，習近平的風險恐怕大過蒲亭許多。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新疆哈薩克人加娜古麗．朱馬太被當地國保大隊抓走，生死未卜。哈薩克人權組織「阿塔珠爾特」創辦人賽爾克堅(Serikzhan Bilash)表示，當局這些年抓捕新疆的哈薩克人，是「搬石頭砸腳」的錯誤決策，反讓全世界都看見了這場人道大災難。他也強調，當地的哈薩克人從沒想過要建立國家，呼籲中共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哈薩克人，別再「瞎折騰」。#記者程寬仁採訪報導# 中共決策錯誤 促哈薩克親友團結抗爭 哈薩克藝文工作者加娜古麗．朱馬太為了取得護照，向外求援，隨即遭新疆官方抓走，而在新疆的家人也被失蹤。協助加娜古麗對外發聲的哈薩克人權組織「阿塔珠爾特」創辦人賽爾克堅指出，在新疆的哈薩克人「從來沒搞過獨立」，也沒做過任何中國政府所說的恐怖襲擊活動，更非狂熱的宗教主義者，新疆哈薩克人是游牧民族，現在的願望就是能順利辦護照，移民哈薩克。 他說，新疆當局如果不抓哈薩克人，也許很多國家還不曉得中共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多年來，因為大批的新疆哈薩克人被抓，他們在哈薩克的親人知道後，反而團結一致「站起來」，不斷舉辦新聞發布會。 賽爾克堅：『(原音)我就是要號召哈薩克人，要勇敢的、大膽的、公開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暴行，結果有大批哈薩克人站出來，為他們失蹤的家人和親朋好友維權，提供了大量被失蹤、被逮捕的哈薩克人的名單，這也是哈薩克為什麼變成揭發新疆集中營基地的前線。』 抗爭有成首見釋放者 身障遭官方折騰6年 他提到，有些哈薩克人為了在新疆被捕的家人，近兩年多來，不斷到中國駐哈薩克大使館門口抗議。賽爾克堅向央廣記者透露，前陣子終於有第一人被釋放，他叫Sarsenbek Akbar，是位50多歲的身障人士，6年前因為和新疆老鄉的房產糾紛，到新疆討債被捕，後來被關進集中營兩年多，又被官方沒收護照，足足在新疆被鎖住6年，他80多歲的父母不知參加了多少次新聞發布會，太太也時常到大使館抗議，雖然現在成功盼到人回來了，但父母已病倒，兩名上大學的孩子也因為經濟斷炊，影響大學學業。 賽爾克堅不解，一個政府折磨一名身障人士6年，究竟能獲得什麼？如同防疫清零政策一樣，都是瞎折騰、瞎搞。他也提到，還有幾千個案例是位處哈薩克的子女無法到新疆為去世的父母處理後事，因為中國擔心這些子女一旦到了新疆會發現很多問題，所以領事館不核發簽證，毫無人道可言。 中共無條件放人 才能突破死循環 賽爾克堅指出，中共現在已陷入進退兩難的情況，若給新疆的哈薩克人施加壓力，他們在哈薩克的親戚們就開始維權；如果不施加壓力，又怕新疆集中營政策被住在哈薩克的親友放送到國際社會，全然不知道該如何收拾這個殘局，陷入無論放不放人都要被揭發真相的「死循環」。賽爾克堅：『(原音)他不放，哈薩克人就愈揭發這個問題；他放了，也要揭發，所以這個就是「死循環」。』 他說，中央政府什麼都要管，又由習近平一人掌權，所以即使有些地方官員想放人，也要看上級臉色，不然放錯了還會被問罪。他強調，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哈薩克人，一旦把所有人放了，讓被拆散的家庭團聚，就算一開始會面臨真相風暴，但整個事件總會隨時間慢慢淡化；中共如果還是想一面掩蓋、一面逮捕，哪怕是和哈薩克政府配合的再好，也無法平息相關反抗活動。 賽爾克堅說，中共一直誤以為國際社會相信新疆的集中營是個「學習中心」，還能提供就業機會，所以當國際社會的聲音愈大，愈強調知道真相，中共就愈怕，就曉得無法再繼續騙下去。 他觀察，其實從2019年後，當局抓捕新疆哈薩克人的力度，明顯鬆多了，因為國際媒體的報導對民眾和社會都起了效果，各國人權組織和政府外交官也會進一步關注，所以在新疆哈薩克人尚未全面釋放前，將繼續揭發真相。 延伸閱讀 搶救加娜古麗(一)妹妹一講出這句話 通話斷全家失蹤 搶救加娜古麗(二)人權組織：哈薩克政府助中共打壓同胞

最近台灣放寬執行已久的口罩令，就連校園中必須配戴口罩的規定亦終於放寬，實在使筆者大鬆一口氣。因口罩引起積累已久的下巴上的痘痘問題終於得以緩解，而配戴口罩生活所帶來的物理與精神規限亦可以解禁，實在令我喜不自勝。雖然筆者對口罩令解禁的觀感十分正面，但亦難以忽略在台北，大部分民眾仍然選擇長期配戴口罩，無論在路上還是校園，都只能看見民眾們的雙眼而非整個面容。 到底為什麼台灣人即使在解禁口罩令後，仍然鍥而不捨地每日戴口罩呢？筆者認為，這是台灣人出於對自己和他人健康的關注與責任感所驅使。在過去幾年的疫情中，除了新冠病毒以外，以往SARS和MERS等病毒亦曾引起台灣社會的注意，而民眾亦因為這些疫情危機而產生對傳染疾病的高度警覺性；台灣政府的新冠疫情防疫措施，亦進一步加強了民眾對疾病防控的危機意識，因此即使在放寬口罩令後，台灣社會仍然保持著這種疾病防控的風氣。 除此之外，佩戴口罩也是一種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亦對其他民眾健康的責任感的一種表現。除了防止自己染疫，戴口罩也在同時保護其他人免受自身傳染予他人疾病的可能性。總體而言，台灣社會戴口罩的行為是出於對自身和他人健康的關注和負責，以及對疾病傳播的警覺和防範。 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為什麼要脫口罩呢？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地區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病例數量和傳播風險降低到一定水平，脫口罩並無不可，這也是台灣政府官方宣布放寬口罩使用要求的原因。脫口罩的好處在於可以增加呼吸的舒適度、方便交流、減輕口罩使用對環境和人體的負擔等。 但筆者認為，除了這些外在好處外，脫口罩最重要的一點是一種自我宣示，是要告訴自己：我的生活已經不再被持續數年的疫情所束縛，而是放下現有對疫情和染疫的恐懼，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恢復正常生活的心理預備。 新冠疫情已經籠罩著我們的生活3年多了，筆者有時也忘記幾年前正常的生活模式是如何。在疫情高峰期，我們常常要在家中隔離，不能外出，更不能與朋友、家人聚會，也無法正常上班上課，長時間的隔離和孤獨感對我們的社交和心理健康產生了極度巨大的影響。筆者認為，在疫情放緩的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重新開始審視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是否是一種我們想要的形式，或是這樣的生活仍然是我們對疫情的恐懼所塑造的一種折衷主義所產生的習慣？在我們作出「口罩脫不脫」這個決定前，必須對此作些思考。 作者》阿朵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隨著愈來愈多企業外移，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也讓失業率繼續攀高，根據媒體推估，中國青年失業率已直逼20%，讓許多大學生面對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但就在就業市場哀鴻遍野之際，中國仍宣布2023年國防預算將比去年大增7.2%，讓外界批評這種重軍事輕民生的政策，不僅讓更多人失去工作，也會讓中國政府失去民心。 重點大學招聘會出現服務員洗碗工職缺引熱搜 就在中國全國政協、人大兩會熱烈召開的同時，中國各地招聘會也成為關注焦點，尤其近日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了一場招聘會，更是上了熱搜。原因是名列全國重點大學，僅次於鄭州大學和河南大學的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竟發現在招聘會上，有不少酒店在招服務員，洗碗工，收銀員，涼菜師傅，廚師，會計兼出納，待遇最低2千元人民幣。 這讓許多網友留言大嘆，如果上了20多年學，好不容易考上了重點大學，畢業後去酒店洗碗？當服務員？做涼拌菜？簡直太荒謬了吧？。也有網友強調，堂堂財大高材生，幹這些工作丟死人了。雖然職業無貴賤，留言也引發議論，但這卻是現實的中國世界。 現實中國大學生不值錢  青年失業率直逼20% 因為在中國，現在最不值錢的就是大學畢業生。根據統計，2022年中國24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高達20%(由中國智聯招聘統計)。但到了今年，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還增加了8%。不僅年輕人畢業即失業的狀況只會更嚴重，就算找到了工作，也絕不如外界想像中的美好。 兩名在招聘會中接受視頻訪問的女性就是如此。其中一名女性自稱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但工作5年存款卻只有5千元，至於另一名女性則自稱是中國傳播大學研究生畢業，畢業2年，上一個工作是在火鍋店打掃衛生。兩人在受訪後都笑得很尷尬，卻又有些無奈。 就業市場哀鴻遍野  國企招聘千人10萬人搶 事實上，中國這股失業潮真的只能用「哀鴻遍野」4個字來形容，中國經濟在企業出走及嚴格疫情管控下，互聯網、房地產、補教全部熄火，高達百萬就業機會瞬間消失，加之美中貿易戰，企業關廠外移，讓青年失業率狂飆。就有網友哭訴，自己投了百份履歷都石沉大海。1家山東國企更招聘砍半，只招1000人，報名人數竟高達10萬，履歷如洩洪般湧入，企業為節省成本，還直接動用AI先進行淘汰。 中國經濟下滑促企業裁員不分中外 失業人口續增 包括騰訊、阿裡巴巴、微博等大型民營企業，最近幾個月都宣布裁員。字節跳動、美團、百度等，在校園招聘上不是徵才砍半，就是直接蓋牌。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接受媒體訪問就說，產業鏈轉移導致那些外貿和出口導向性的企業，大幅減產關閉或者撤離中國，而現在看到在珠三角、長三角經常有公司幾萬人的裁員關廠，就構成了非常嚴峻的就業問題，但更糟的是中國經濟下滑的影響，不光是外貿性企業，是所有企業都會需要裁員。 的確，數字會說話。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月底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比2021年減少842萬，60來首次下跌。學者預估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復甦不容樂觀，預計未來1至2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數目還會下降。 重軍事輕民生政策  人民失去工作政府失去民心 但令外界寒心的是，就在中國民眾面臨工作不保的生存危機時，中國財政部仍在202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中，提出官方編列國防支出為人民幣1兆5537億元，不僅較去年大增7.2％，更是近5年的次高。而這種「重軍事輕民生」的政策走向，讓學者不禁搖頭，中國已然是「人民失去工作，政府失去民心」。 搶救失業荒腔走板 累積民怨革命不遠 而為了搶救失業人口，擔心失業問題會危及中國社會和中共政權的穩定，中國政府甚至祭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政策。例如，北京就敦促地方政府官員多雇用人工，而非使用工具機，以增加就業率。然而，荒謬的政策立刻引來網民批評，直指這個辦法根本就像用勺子來挖土，強調北京過去一直在推動經濟自動化，以提高效率，現在卻走回頭路。另一名網民更諷剌說，為什麼不直接回到使用牛馬、奴隸的原始社會。只是當民眾的憤怒一直累積，中共卻仍然治病不針對病灶，繼續推出荒腔走板的政策，誰說革命還會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