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從《北京宣言》看中共如何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中漁利》 中共對巴以問題以意識形態的「反帝」、反殖民」與「和平共處」作為修辭，混合了利己主義的帝國擴張策略，在中東逐步增加影響力。中共建政次年初，以色列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中東國家，並在聯合國支持蘇聯提出的「中共作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提案，以打破其在亞洲的外交孤立; 而中共為應對美國的「封鎖、禁運、凍結」政策，將以色列作為突破禁運的貿易夥伴之一，於是雙方商討建立外交關係。不久，韓戰爆發，以色列跟隨美國譴責中共入侵韓國，雙方關係降溫。韓戰剛結束，在緬甸、蘇聯會見以色列大使時，中共代表提出了預防美國反對、雙方直接貿易的方案。1955年初，以色列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與中國公司簽署協定。同年，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跟隨了蘇聯在這個時期的中東政策修辭，發表了「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權利、承認以色列在中東生存權」的講話，使中共獲得了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名聲，但又未激怒以色列。次年，主要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埃及、敘利亞和葉門與中共建交。同時，中共仍持續與以色列進行經貿交易。 1960年代，中蘇分裂，中共通過大量援助阿爾巴尼亞，使其取代蘇聯繼續在聯合國提出中共作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提案; 同時，以「支援民族解放」和「支阿反以」為政策，使新獨立非洲和阿拉伯國家承認其政權。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中共立即承認，次年為其在北京開辦外交待遇的辦事處，全面冷卻了與以色列關係。中共將巴勒斯坦作為其「革命模式」的輸出「根據地」之一，向巴解組織派遣軍事顧問，培訓遊擊戰，輸出武器，在此地區增加影響力。1965年，聯合國投票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中共得到的支持票已經與反對票接近。 在1967年中東戰爭期間，中共支持阿拉伯國家聯盟。 隨後幾年，承認中共唯一代表權的國家繼續增多。 1971年，中共支持巴勒斯坦，已經與阿拉伯國家聯盟和77國集團建立了密切關係; 與美國關係解凍，合作對抗蘇聯。在聯大第2758號決議中，以色列與絕大部分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投票支持中共唯一代表權，驅逐中華民國，也使中共牟取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共這時雖未立即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恢復了雙邊經貿關係，交易範圍比以往大幅度擴大，以色列向中共出售武器成為雙方交易的重要部分，這類秘密軍火交易不包括在貿易數字統計之內。這種交易模式一直持續到中共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後。1980年，中共稱「中東各國應該普遍享有獨立和生存的權利」，再次回到它1955年類似的表態。1988年，中共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巴勒斯坦的北京辦事處也升級為使館。                                     激化巴以緩和局勢，牟取中共專制帝國利益 在六四屠殺後，中共為突破歐盟和美國宣佈的部分限制，在1990年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了外交關係，在1992年與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升級了阿拉伯國家聯盟的關係，為其在北京設立使館，利用阿拉伯國家聯盟中親中共政權如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減少巴勒斯坦對中共向以色列關係傾斜的不滿。此外，中共通過與伊朗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增加對巴勒斯坦新政治勢力哈瑪斯的支持。 在過去的30多年中，無論是以色列在佔領土地擴大定居點，還是在哈瑪斯攻擊以色列平民，以色列殺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軍事行動中，或是巴勒斯坦內部對立派別哈瑪斯與法塔的武裝衝突中，中共與所有衝突相關方巴以、中東和北非其他國家都保持著緊密的經貿關係和軍事合作，與巴勒斯坦內部對立派別也有類似的關係。中國是 67% 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最大進口國，中國一半的石油進口來自波斯灣地區。中國對以色列的貿易額和投資快速上升時期都是在尼坦雅胡任總理期間。目前，中國仍是以色列最大的進口國，也是以色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中國在以色列的投資和併購絕大多數是科技、通信、化工等行業。 中共與以色列在國防和資訊領域合作了多年，雖然美國干預個別交易如「費爾康」預警機和哈比反輻射無人機，但是，中共還是以利益槓桿及分步交易獲得了以色列相關的先進「軍民兩用」技術和武器，不少都在美國和歐盟限制清單之列。在過去30多年內，以色列在大部分時間是中共的第二大武器供應國，提供了軍事設備、無人機、通信衛星和資訊技術。通過對以色列相關技術和設備的改進，中國工廠大批量低價生產武器以及相關的軍事產品，中共可同時向哈瑪斯與以色列以及這個地區其他對峙方出售。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藉助中國生產的無人機繞過、甚至癱瘓了以色列監控系統，並牽制了以色列邊境部隊，殺死以色列平民和掠走人質。隨後，以色列在加薩軍事行動使用了數千架無人機，其中不少來自美國經銷商轉手的中國產品，造成了加薩平民更大量的傷亡。 偽裝的和平斡旋者，延長戰爭，殺戮平民的同謀 中共在巴以衝突的不同階段使用不同的修辭，在以色列—哈瑪斯戰爭初期自稱持「中立立場，譴責攻擊平民」，將自己描述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及「和平斡旋者」。但是，以色列在加薩持續的軍事行動中，中共在以色列不僅不撤資，反而加大對以色列出口。同時，中共繼續在中東和北非投資和進行貿易，通過經貿和軍事供應鏈與對峙雙方來往，增加整個地區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這類貿易和投資事實上阻礙了局勢的緩和，延長了戰爭時間。 中共利用支持巴勒斯坦話語，以換取巴勒斯坦國總統阿巴斯背書中共對臺灣和香港的話術，認可其鎮壓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說辭，「新疆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反暴力恐怖、去極端化和反分裂。巴勒斯坦堅決反對藉此干涉中國內政。」 這種背書為中共洗白對內反人類行為，為其對外擴張提供虛假的正當性。 通過與交戰雙方武器交易以及經貿交易，在以色列擴大非法定居點投資，在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海康威視協助以色列監視巴勒斯坦居民，中共既是以色列種族隔離和佔領迫害的同謀，也是哈瑪斯恐怖襲擊平民的同犯。中共借國際上廣泛支持巴勒斯坦權利、結束戰爭的要求，以投資、經貿模式和軍事交易，從以色列對加薩戰爭以及其他縱橫交錯相關方中牟取利益，增加在這個地區以及全球霸權，維持內部掠奪發展模式和專制帝國。 延伸閱讀： 從《北京宣言》看中共如何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中漁利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2024年11月，媒體報導了在一周內三起對平民的襲擊事件。11月12日，一輛越野車沖入珠海體育中心全民健身廣場正在鍛煉的人群，導致35人死，43人受傷; 16日，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發生持刀襲擊案，學生8死17傷; 19日，湖南常德市鼎城區永安小學校門口一輛運動型多用途車衝撞人群，導致多名小學生和家長受傷。為什麼中共在以「社會治安整體防控，嚴防發生重大安全事件}名義不間斷的嚴打下，這類襲擊事件在近十幾年仍居高不下，中共體制下人民能獲得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嗎？ 官方公佈上述前兩起攻擊事件肇事者的動機疑點重重、語焉不詳，對第三起事件未公佈任何資訊。為迴避制度不公和壓榨造成的問題，當局隨即將「八失人員」、「三低三少」和「四無人員」列入維穩對象。「八失人員」指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三低三少」指包括經濟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和疏導管道少。「四無人員」指無婚姻、無子女、無工作及無房子。如果類似事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或是中共認定的恐怖主義高發人群 ，這類事件立即被官方定性為恐怖主義，也常被劃定為三種勢力—「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 但是，這類事件實施人如果是漢人，中共定性為重大安全事件，與恐怖主義有別。這主要是防止民間更近一步探索何為恐怖主義，瞭解藏人和維吾爾人的處境。一些人士將中共統治下攻擊同儕或殺害比自己更弱勢者稱為獻忠事件或報復社會。不過，這種定性只是說明事件的結果，並未探求導致這類事件的制度根源問題。 1.製造社會分層和對立—監視和鬥爭的政治文化是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的根源 在統治最初的30年，中共以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作為控制社會的主要策略，階級劃分也形成了社會分層。中共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政黨，以實現共產主義、消滅剝削和階級為目標」，但是，它製造了更細化的社會階層，以單位或維穩網格化包括個人檔案大數據實施監控; 同時，中共雇傭或鼓勵個人監視和告發周圍人，向民眾灌輸中共是解決各種問題的「大救星」。不過，中共黨國特點是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其特性是官僚壟斷、剝削階級的反革命專制政黨。為了掩蓋其政黨特性並偽造合法性，中共不斷使用標定為無產階級的「紅類」群眾「保衛中共政權」，壓制和屠殺反對中共的人士或被它標定的「黑五/九類」，以此意識形態將其恐怖和暴力行為正當化，這是中共前三十年統治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末，中共仍稱「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以「安定」和「維穩」標定新的罪名，例如，「反革命」、「擾亂社會秩序」、「自由化分子」、「非法集會」、「顛覆」、「不安定分子」、「擾亂社會秩序」、「尋釁滋事」、「動亂分子」、「六四分子」、「邪教」、「恐怖分子」、「分裂分子」、「間諜」等標定新的敵人 ， 不少標定的維穩對象已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一些人已被迫害致死。 中共及其特權階層的高壓和掠奪，造成維穩對象持續擴大，被壓榨人士或遭受制度專制和濫權與司法不公，他們往往窮盡在中共制度下的救濟程序，仍不能獲得基本正義。但是面對制度不公，一些人為何選擇攻擊同階層人士或比自己更脆弱的人？ 2. 以鄰為壑：暫時坐穩奴隸 由於中共每一次鬥爭只標識和打擊一部分人，強迫或誘導其他人對被壓制者表態，劃清界限，並動員他們監視被鬥爭/維穩的對象，實施對這些人的孤立。在趨利避害的心裡下，對不屬於中共標定群體，絕大多數人盡量遠離這些被官方戴帽子的人，也無願望了解為什麼中共打擊相關人士的真正原因，而認為被鎮壓人士與自己無關。更糟糕的是，還有一部分人以「黨叫幹啥就幹啥」為生存手段，參與加害他人，以此換取個人利益。這些自以為「坐穩奴隸」的人，在中共不停擴大的維穩對象的壓制中，這一輪不受迫害，不意味著下一輪仍然安全。事實上，中共體制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中共在不同階段以「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摘帽子、平反改正、或對壓制群體少部分人給予少量補償，這種措施分化了抵抗群體，形成了許多人重新對統治者產生幻覺，甚至有不少人亂認母親（將「黨比喻為母親」）。中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在官產學商媒等領域的階梯，不少世襲中共特權或上升為社會中上階層的「成功」人士，認為自己出身就享有特權，或自以為「成功」的原因是自己本領高超、努力工作，而不是享受特權紅利，或是討好和接近權力，在權力尋租中充當白手套，協助權貴維護特權，壓榨同儕或下層。在這類社會分層中，處於相對高階層對低階層擁有優越感，總有更低或更倒楣者為其墊背。以此政治文化，許多人爭相通過一個狹窄向上爬的階梯，而不求改變專制和特權制度。 3. 走出制度囚徒的困境 中共執政下剝奪公民權利，壓制社會自治組織，使人成為大監獄不同階層的囚徒，許多囚徒大部分時間沉浸在相互對抗、相互抱怨、發牢騷、尋找心靈雞湯麻醉自我。在幻覺破滅後，以犬儒主義的態度生存，出讓權利向更高階層爬，或效仿權力者壓榨和濫殺弱勢者。這種政治文化信奉社會進化論，在「坐穩了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可得」之間徘徊。 除了絕望、躺平、潤學、上車以外，依然可見那些努力走出制度囚徒困境的人：不向強權低頭，不等待，點燃蠟燭，審視和反思權力者灌輸的政治文化和觀念，尋找保障每一個人安全和尊嚴的制度。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2024年12月，尼泊爾總理在訪問北京期間發表的雙方的聯合聲明英文文稿中，以漢語拼音西藏（Xizang）代替英文Tibet。在今年法國和英國有關Tibet的展覽中，相關博物館也在使用Xizang。為什麼中共在對外關係中不使用英文的Tibet，而使用漢語拼音的西藏？ 1.བོད（Bod）、Tubbat、Tibet與中文名稱 歷史上，對藏人世代生活的高原有不同的名稱，包括Bod、 Bautai、Baitai、Tubbat、Fa和Tufan。從八世紀開始，藏人自己最普遍使用的詞彙是བོད（Bod）。而Tubbat 這個詞語的語音成為阿拉伯語、波斯語和蒙古語描述藏人生活地域的主要詞彙，這個詞彙後來傳入歐洲，從19世紀初，大部分歐洲語言將這個詞彙轉寫為Tibet。 漢語對藏人生活的高原在歷史上有不同的名稱。「唐曰烏斯（Ü-Tsang）國，明曰烏斯藏; 今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漢語也曾用吐（土）蕃（Tufan）命名這片高原。 在當代華文語境中，尊重藏人自決權人士使用藏人詞語的音譯，從歷史名詞語中尋找非歧視漢字，將藏人居住的高原稱為圖博或圖伯特。 在中共歷史教科書中廣泛使用吐蕃指代中古時代藏人居住的區域。中共的歷史觀將中原王朝視為正統，以「和親」敘述試圖建構中華民族，也以此宣稱藏人生活的高原與中共所指稱「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西藏中文名稱中的「西」源於蒙古帝國和清帝國把藏人居住的高原稱為西域，藏來自Ü-Tsang的語音，西藏詞語在19世紀晚期出現在清帝國的官方記錄中。中華民國也曾使用過「西藏地方」，但這個詞語僅包括衛藏地區，中華民國從未實際統治過這個區域。而中共使用西藏詞語試圖以蒙古帝國和清帝國的繼承者自居，同時，以穿越歷史的敘述捏造目前佔領藏人土地和統治圖博「合法性」的來源，偽造「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那麼，中共使用西藏詞語有何意涵？ 2.對圖博的分而治之 使用詞語西藏是中共實施對圖博分而治之的主要統治術。中共對西藏的行政區劃不使用圖博三個主要方言區域或歷史曾有劃分的三區—衛藏、安多和康區，而是將整個藏區重新劃分為五個部分：西藏自治區以及四個省甘肅、青海、四川、雲南中的藏族自治州和縣，以此分割藏人政治、經濟和宗教權利，以方便分區域漢化。雖然中國民間也有「五大藏區」的說法，但中共從未在在官方文件中使用過這個詞語，也不承認大藏區。通過這種行政劃分，藏人的自由流動受到極大限制，四個省藏區中居住的藏人  進入西藏自治區極度困難。 中共在不同時期調整對圖博的意識形態。1922年至1949年奪取政權期間，中共以自決和民主這兩個詞作為主要宣傳詞，以獲得藏人和其他族裔的支持，推翻國民黨政權。然而，在佔領圖博後，中共使用「區域自治」代替了「民族自決」，區域自治被納入黨國體系。這種黨國「自治」體制下所有官員都由中共高層任命，而不是由藏人通過自由和定期的選舉產生。 3.「西藏」詞語中的國際政治 過去的20多年中，中共一直推動英文中使用西藏拼音代替Tibet，這是它全球擴張戰略的一部分。對中共而言，以西藏自治區指代整個藏區議題，以這種策略應對其他國家提出圖博問題，或主導與達賴喇嘛的對話。例如，如果圖博流亡政府公佈中共在整個藏區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鎮壓和其他非正常死亡人數約120萬，中共反駁西藏人口才100萬。 中共狡辯提出的數據是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西藏地方人口大約是一百萬，由此推斷不可能死亡人數超過一百萬。另兩個最新案例是崗托水庫大壩相關的問題可以包含在四川省維穩網格中，吉美堅讚民族職業學校的關閉也在青海維穩網格中。中共的分而治之導致了國際上對圖博東北的安多和東部的康區關注度的匱乏，這個區域也是大部分藏人自焚的地點。 中共也將圖博問題納入其國際話語體系，使用「主權高於人權」使其他國家政府背書中共立場。例如，在這種話語下，英國政府聲稱「承認藏人生活地域（Tibet）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表態「不支持獨立」。中共所說的主權實際上是指政權，而不是人民主權。事實上，中共否認人民主權，並過濾流亡藏人社區民主化資訊。此外，中共以穩定和發展為口號，攫取圖博的土地和資源。這與代議制民主國家中一些政治人物強調法律、秩序以及持續發展話語有相當部分的重合。 對藏人世代生活的高原有不同的名稱轉譯成為漢語的演變，可以觀察中共與尊重藏人自決權的民間人士對圖博截然不同的觀念，也可以測量中共對外影響。從政治和經濟方面，中共使用西藏詞語體現了中其極權體制在藏區實行的分而治之和漢化過程。從國際戰略出發，中共利用聯合國機構改造國際詞彙和重新釋法，創造話語權是為了操縱圖博文化，維持和擴大控制圖博的模式。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六四屠殺後，在代議民主國家的武器禁運和短暫的經濟制裁背景下，中共轉向與蘇聯以及其解體後的俄羅斯，逐漸建立了密切的軍事和經貿關係。1990年至2005年，中共從俄羅斯購買的武器佔其進口總量的83%以上，雙邊貿易也開始增加。為防止類似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顏色革命，中共主要以其組織機構和意識形態強化黨國體制，對社會實施網格化維穩，在行政區劃尤其是自治區域內以開發、都市化、環境保護、邊境建設為名實施圈地，大規模掠奪土地和資源，脅迫非漢族遷離原來賴以生存的農牧土地，以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訓練、寄宿學校為名對這些民族強制漢化，迫使這些民族失去與自己社區、土地、文化的聯繫，成為中共低端產業鏈的廉價勞工。 在東歐由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權垮台之後，蘇聯和華約也隨之解體。從蘇聯分離的俄羅斯延續沙俄帝國擴張傳統，承繼蘇維埃帝國模式，建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侵入高加索地區新獨立的國家，重新吞併了南奧塞梯和車臣。在1990年中，俄羅斯經濟崩潰，通貨膨脹飆升，俄羅斯陷入了衰退，人均GDP下降了50%。此後，俄羅斯主要依靠能源生產和產出，從1990年代末，經濟才再次開始成長。 雖然蘇俄共產黨倒台，但是帝國對外擴張和強人政治再次主導了俄羅斯的政治走向。與蘇聯專制政治相比，俄羅斯政治制度並未有顯著變化：總統高度集權以及強調安全與秩序的國家安全會議（類似蘇共政治局/主席團）操控社會，從政權與資本寡頭結合，演變為對國家權力對資本的操控，監禁與暗殺記者、活動人士和反對黨領導人，限制社會自組織，試圖使公民原子化，最高層以沙俄及蘇聯輝煌歷史的「強大國家、獨特發展道路與大國使命」，製作了「國家記憶」，向民眾灌輸，製造魅力最高領袖，灌輸個人忠誠和服從教條。俄羅斯的這些政治特徵與中共制度結構和意識形態再次高度契合。 從建政以後，中共宣稱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佔據這些地區主要是以清帝國版圖為依據。不過，清帝國實際控制版圖隨時間變化，這形成了中共對蘇俄關係以雙方實際控制線為準的說辭，其背後原因是優先維護其專制帝國的穩定。中共從未真正提出要求蘇俄歸還被割讓的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限制公民了解它與俄國簽署邊境條約的詳細內容。從1991至2004年，中共與蘇俄簽署了數次國界協定，其中包括俄羅斯主導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與中共談判西部邊境協議，這種模式形成了上海合作組織的雛型，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中俄主導戰略同盟，與美歐對抗。2001年，俄國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背書中共的台灣立場，中共與普丁專制集團關係再次升級，以貿易為例，2002年至2010年雙邊貿易增加了七倍。《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週年，兩個專制帝國正式同意「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9年，習近平與普丁將雙邊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優先交換軍事技術，牟取對網路空間更大的控制權，強化聯合軍事演習和合作，擴大在全球重要戰略地域的影響。 在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後，中共以此作為牽制和削弱美國及同盟國的契機，以不同方式增加威脅台灣的行動，並升高東海、南海緊張局勢。隨著中美競爭加劇，中共認為與俄羅斯的關係更有助於實現其戰略擴張，雙方以相似的戰略目標、意識形態的同構、政治和外交協作、軍事合作以及領導層密切關係，強化軸心關係。俄羅斯從中共獲得急需的經濟和外交支持，幫助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佔據優勢，規避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而中共在大型能源交易中獲得大量折扣和優惠，幫助其經濟成長。最近十年以來，俄羅斯是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過去雙方幾年石油和天然氣貿易量急劇增長。廉價的俄羅斯能源資源推動了中國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成長。而俄羅斯和中國近95%的雙邊貿易使用盧布和人民幣結算和數字結算，藉以降低美元影響，在數千家西方企業撤離，大量中企在俄羅斯投資填補相關領域，中俄雙邊貿易額2023年飆升至2400億美元，這加速了兩國之間的經濟融合，維持雙方的帝國霸權，爭奪全球霸權。 在國際上，中共和蒲亭利用聯合國、20國高峰、金磚國家決議促進和推動各自政權的政治和經濟議程，向全球推廣它們的專制模式，以穩定和主權高於民主和人權，與代議國家主張以秩序與法律優先的政治人物暗通款曲，瓦解宣稱普適正義價值但言行不一的聯盟，壓損以美國優先主導的國際空間。中俄以此策略形成了國際地緣專制聯盟，向代議民主國家推銷強人政治。2010年，南非與俄羅斯、中國、巴西、印度共同成立了金磚國際非軍事國家聯盟，中俄在多個議程主導這個同盟的外交和經濟，以此推動對抗西方。金磚國家成員對彼此民主匱乏/下降、人權惡化保持沉默，對普丁和中共在非地緣接觸地區的擴張也不置一詞。 對《璦琿條約》以及後續的條約，中共一貫以奪權、維護專制、擴張為優先，而不在乎條約是否平等。比較分析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共與沙皇、蘇俄不同的歷史記錄，可以觀察中共在不同時期，使用不同刪減的歷史作為操控民族主義的原料，偽造合法性。自1990年代，俄羅斯演化的政治制度，與中共政體重新分享許多共同特點，雙方有相似的區域和全球戰略，以專制結盟攻擊其臨近地緣的民主政治實體。中共帝國與蘇俄帝國的關係始終是專制階層的權貴利益結合優先，將所宣稱的主權等於政權，兩個帝國事實上一直否認主權在民的原則，犧牲當地土著居民、弱小民族以及其他人民的權利，擴張勢力範圍，爭奪世界霸權。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中共建政後與蘇聯關係分為五個階段：1. 中共建政最初十年,給予蘇聯在華壟斷殖民地的特權，與蘇聯建立同盟 ，對抗美國其盟國，在制度上全盤蘇化，仿照史達林模式。 2. 1959年至1970年，中蘇分裂與交惡，中共與蘇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不過，中共仍持續模仿史達林統治，並混合中國歷代皇權專制模式。3.1971至1990年代初中美結盟，對抗蘇聯，中美蘇三角關係形成，中美結盟抑制並促成了蘇聯陣營解體。 4.1990年代初至2013年；中共藉助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與俄國關係逐漸密切關係，以不同對外項目尤其開始以一帶一路增加全球影響。 5.從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中共逐漸與俄國重新建立軸心同盟。以下分述中共與蘇聯和俄羅斯關係演變的軌跡。 中共建政後完全放棄了民族自決的修辭，延續了中華民國繼承和控制清帝國疆域的方法，使用了國民黨統一中華民族的說辭，與蘇聯結盟鞏固其政權，對抗美國其盟國包括中華民國、韓國。期間，中共以武力佔領圖博，在蘇聯援助下佔領和接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新疆）。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蘇聯原設想將這片疆域建立一個親蘇的獨立國家，隨後為防止反蘇政權，影響蘇聯內部穆斯林區域，改為與中共共同治理，牟取這個地區的資源和特權。中共在1950年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補充條約》（中蘇互助條約），延續了《璦琿條約》及後續條約的軌跡，以租界和出讓部分統治權，換取政權統治的繼續。在這個階段，中共宣傳「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首先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交還租界。」 史達林以拒絕簽署中蘇互助條約要挾，毛澤東在簽約前表態, 中共「徵用（在華）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兵營，並準備著讓美國將其所有在華的舊領館全部撤走；直接接收或徵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留滬物，把美國的領事代表驅逐出中國，中國將努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在此之後，蘇聯同意與中共簽署這項條約，有效期30年，而這項條約及相關文件《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和大連的協定》最終文本主要內容由蘇聯主導。1951年雙方簽署的了 «黑龍江、烏蘇裡江、額爾古納河、 松阿察河及興凱湖之國境河流航行及建設協定»以及隨後的《關於中蘇共同進行調查黑龍江流域自然資源和生產力發展遠景的科學研究工作及編制額爾古納河和黑龍江上游綜合利用規劃的勘測設計工作的協定》，顯示了中共事實上承認了清朝與沙俄、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也承認了蘇聯建立初期對相關地域的佔領。這形成了中共以親蘇為主導的一面倒外交政策。 中蘇互助條約、補充協定及相關後續文件保障了蘇聯仍可在旅順港駐軍，蘇聯運入、調出旅順口的物資和原料免徵任何稅收，上述物資和原料免受中國海關檢查；「蘇聯軍隊和軍用物資將自由地從滿洲里車站到綏芬河車站以及沿中國長春鐵路往返調運，其運費按中國軍隊調運的現行價格計算」；並給予蘇聯壟斷使用其他海軍基地；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盧布低息貸款，至1963年還清，在此期間中國將所有剩餘工業原料包括蘇聯匱乏原料如鎢、鉛、銻、錫，全部賣給蘇聯，而不能銷售給第三國；給予蘇聯在在東北和新疆相關壟斷權力，「不給外國人租讓權利，不允許第三國的資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所參加（在這兩個地區）之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會社與團體活動。」中共自1927年後一直仿照蘇共模式，以黨組織嚴密控制軍隊、警察、特務、監獄、法庭、社會組織等，在1950年代在軍事、經濟、教育、科技、立法領域大量增加蘇聯專家，形成了中共主要製度複製蘇聯模式，塑造統治下民眾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與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方為用」不同，蘇聯模式成為中共黨國體制的主要部分。 依照中蘇互助條約，中東鐵路移交中方時間不遲於1952年末。但是，這條鐵路實際上由雙方共管、共用至1955年才結束。依《奉俄協定》以及《中俄協定附件》，從1896年《合辦東省鐵路合約章程》60年租期計算，中東鐵路全部移交中方管理時間是1956年。蘇聯移交僅提前一年，這是對中共入侵朝鮮，幫助其爭取霸權的補償。而1898年簽訂旅大租借地25年租期由於簽訂的中蘇互助條約，其租期成了無期限限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補充條約》等相關協定實際給予了蘇聯在華壟斷殖民地的特權，是1911年以來最不平等的條約。 在簽署中蘇互助條約的同時，中共將1951年年春季進攻台灣的計畫告知蘇聯，蘇聯幫助訓練中共空軍和海軍，提供後勤支援和武器。不過，蘇聯優先地緣政治目標是將美國趕出朝鮮半島，試圖在東北亞壟斷霸權，於是同意金日成攻擊南韓作為優先行動，先解決朝鮮問題，誘使中共同意出兵支持金日成。由於韓戰結局是回到二戰後美蘇各自劃定的勢力範圍，美國將中華民國作為同盟，阻止了中共以統一為名攻擊台灣，也阻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在韓戰期間和隨後數年，中共在蘇聯扶持下，發展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的現代化，而忽視保障民生的社會經濟，與蘇聯的畸形模式類似。 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蘇聯新領導人為維持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保持對中共影響，支持中共一五計劃，雙方簽署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蘇聯提供原子能、導彈等技術，包括派遣專家，提供仿製樣品，幫助建設核試驗基地。同時，蘇聯創造華約組織，將中共列為這個組織的觀察員。 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20大《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只將蘇聯體制問題歸因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中共擔心蘇聯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會對毛澤東的崇拜產生負面影響，拒絕向社會公佈這份報告。自1958年8月23日，中共未通知蘇聯，對金門進行砲擊。在砲擊持續期間，蘇聯也與美國進行限制核武條約的談判，停止了繼續向中共提供實驗原子彈樣本文件，也不提供最新武器包括彈道飛彈資料。此外，中共在佔領圖博後，與印度開始有邊境衝突。蘇聯不理會中共抗議，向印度出售先進飛機，支持印度與中巴對抗。而中共在古巴飛彈危機中反對蘇聯對美國的「妥協」，指責蘇聯與帝國主義合作，與美英簽署相關協議。在這一系列事件之後，中共與與蘇共開始爭奪國際共運領袖地位包括增加對越南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公開論戰。 1964年至1969年，雙方在實際控制線衝突增加，中共開始部署三線工程，準備蘇聯攻擊。在此期間，中蘇開始自中共建政以後邊界談判，中共引用歷史學家提及清朝與俄國簽訂的24個不平等條約，導致蘇俄侵占了超過150萬（154.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增加談判籌碼，但不說明如何處理這類不平等條約。而蘇聯在談判中堅持三條線，條約線、蘇聯地圖線和實際控制線，中共在談判中被蘇聯左右，其談判僅作為增加反對蘇修宣傳的手段，直至發生珍寶島(Damansky）事件和鐵列克提事件後，邊境談判結束。此外，蘇聯提出使用中國鐵路和空中走廊、使用昆明機場向越南運輸軍火，中共拒絕。在蘇軍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後，中共將蘇聯標定為社會帝國主義的新沙皇。中蘇合作互助條約大部分條款事實上從1969年後結束。毛澤東也在權力鬥爭中利用中蘇論戰話術，以「反修防修」為名，仿照史達林清洗模式，壓制各種異議；在宣傳上將蘇聯視為最主要、更危險的敵人和世界戰爭策源地，以小說《鬥熊》和電影《熊跡》配合這種宣傳。蘇聯也不示弱，反擊攻擊中共的語言也類似，「中共是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重要後備力量...西方向中國轉移某些技術裝備，是在透過自己的手幫助建立一個極度危險的發動世界大戰的策源地。」。 從1970年，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部署對中共統治區域實施核武摧毀計畫。中共在宣傳上以既反對蘇聯，又反對美帝，充當第三世界領袖。同時，中共為緩和與蘇聯衝突可能，急於接觸美日，改善關係。而蘇聯則在這個階段推進對全球擴張，包括增加對越共支持，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加劇。美國這時的戰略重點仍是歐洲和中東，於是將中共視為抑制蘇聯在東亞、東南亞、中亞擴張的潛在盟友。同時，越共要求中共繼續對美國強硬，全力支持越共統一越南，中共首鼠兩端，一方面繼續與蘇聯爭奪東南亞霸權，從軍事和經濟上支持越共，周恩來為安撫越南表態，「中美關係正常化不要求先解決台灣問題，（而是）解決越南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然後才是台灣問題」。另一方面，中共支持越共與美國談判，對美國表示結束越戰，可以減少蘇聯對這個地區的影響。此後，中美關係開始緩和，中共也贊成美國與越南各方談判，幫助美國在中南半島戰爭中脫身。 中共自認為結束了中蘇單邊關係，建立了有利自己的中美蘇三角關係，但陷入了蘇越中的三角關係陷阱，美國也以改善與中共關係犧牲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太空。在《巴黎和平協約》簽署美軍撤離後，中共發現不僅北方威脅沒有減輕，而且來自蘇聯支持下的越南成為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中美開始商討建立反對蘇聯進攻中國戰略合作計畫。美國為中共提供飛機、飛彈導引和監控系統，對蘇軍監控、預警和防衛。毛澤東死亡後，越共與中共爭奪這個地區霸權引起雙方衝突增加，越南驅離長期居住的華人，侵入柬埔寨。為與美國建立穩定的盟友關係，鄧小平決定侵入越南，同時也強化這個地區的霸權象徵。在蘇聯侵入阿富汗後，中美更加強合作，將蘇聯視為主要敵人。 自1980年年代中後期，戈巴契夫上台後，蘇聯內部政經危機增加，對越南的支持也下降，蘇聯軍隊從中蘇邊界蒙古開始撤軍，製造業從阿富汗撤軍。此後，中蘇關係在多個領域開始逐步改善，貿易、經濟和技術交流開始擴大。那麼，中共鎮壓1989年運動與蘇聯解體如何塑造後續的中俄關係呢？ 請讀續篇《璦琿條約》的演變軌跡（5）：中共的多邊外交與俄國聯合爭奪全球霸權（1990年至今）。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蘇聯創立後，將對華關係作為與各帝國爭奪的焦點，牟取在華最大特權和利益，以維持在東北亞、東亞和中亞霸權和影響力。在中華民國內部割據和戰爭中，蘇聯需要「離間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不要使自己的政策與其中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捆在一起，但要能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間迂迴周旋，隨機應變」。蘇聯對華策略是尋找和扶植不同的朝野親蘇勢力。由於不滿北洋政府在外交談判中不放棄要求蘇聯退還割地和租界的要求，蘇聯一度嘗試斡旋吳佩孚與孫中山談判，成立聯合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吳佩孚在與各個政治勢力周旋中，立場從親蘇聯俄轉變為反赤化，孫吳合作未果。蘇調調整聯對華政策，實施棄吳聯孫，並在直系中尋找新的代理人馮玉祥，使直系和奉系保持交戰狀態，從中牟取在華更大利益；而這時孫中山也與蘇聯立場類似，在軍閥三方直、奉、皖中尋求聯奉與皖對抗直，同時抑制南方政府中陳炯明與直系聯合。這個階段，蘇聯實施並行對華外交，縱橫於北京中華民國政府包括內部皖、直、奉派別以及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南方政府，由孫中山領導 ）之間。 蘇聯影響中國政治的另一種方式是以操控第三（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從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推動中國的蘇維埃式奪權，保障布爾什維克專制政權在地域上的東方和南方穩定，並重新實施在這一地區的戰略擴張。第三國際直接與中國撰寫和介紹十月革命的李大釗和對新文化有重要影響的陳獨秀聯繫，協助成立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代初期，中共黨員人數只有幾百人，第三國際要求中共加入由國民黨領導的統一戰線。 由於英美等參與巴黎和會的國家只與北京中華民國交往，以此希望維持對華特權，拒絕支持孫中山的南方政府。蘇聯成為唯一支持南方政府的唯一外來政權，並派遣顧問，提供軍援和資助，以布爾什維克組織方式改造國民黨；協助建立軍隊，武裝征服北方軍閥。蘇聯與第三國際也協助成立中華民國陸軍官校（黃埔軍校），蔣介石作為孫中山信任的軍事專家被任命為校長，由國際共運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推薦的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後期擔任政治部主任。此外，第三國際資助為蘇聯宣傳的俄文、英文和中文刊物，左右公眾輿論，使其有利於蘇聯。以在上海由第三國際資助的中共的機關刊物《嚮導週報》為例，這本刊物的輿論導向實際上控制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手中，宣傳蘇聯對華的空洞承諾，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這份刊物發行數量從數千到近十萬份，向中國城鄉散發，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使其皈依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不過這份刊物迴避蘇聯在蒙古、遠東、中國東北駐軍、繼續擴建、以東部鐵路和臨近租界作為控制中國的手段。 陳獨秀、張國燾作為中共早期建黨人士，最初希望中共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反對第三國際要求中共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統一戰線，對這兩位中共最初創始者而言，孫中山依靠有實力的人物仍是軍閥，不可能實現「大眾解放」。1922年，由於第三國際施加經濟壓力等，最終中共高層多數同意加入國民黨，幫助改組國民黨，擴大更廣泛地區的影響，壓制國民黨內部反蘇派別，使其全面親蘇。毛澤東是這項政策的積極推動者，並獲得汪精衛的青睞，推薦他代理國民黨宣傳部長。中共也積極策劃在城鄉發動武裝奪權，導致物價的飛漲，貨物缺乏，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和設置監獄，中共與社會多個階層矛盾也隨之升級。 孫中山去世後，蘇聯新顧問介入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反對蔣介石繼續北伐，試圖奪取蔣介石兵權。蔣介石的回應是繳械蘇聯顧問警衛團，逮捕策劃參與對他奪權的人。隨後，第三國際代表要求汪精衛執行蘇聯《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五月指示），這份指示要求國民黨左派與中共聯合，奪取土地，組織自己的軍隊，改造國民黨，懲處「反動軍官」。自此，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結束。中共開始單獨執行五月指示。國共之間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戰爭，期間也伴隨著各地軍閥爭奪地盤的多邊內戰。第三國際為推卸統一戰線失利的責任，撤銷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改組了中共最高層，使其更聽命於蘇聯指揮。中共最高層一致支持蘇聯奪回東部鐵路，而將反對中共「武裝保護蘇聯」政策、支持托洛斯基反對史達林的中共黨員開除。中共完全上淪為史達林意識形態的跑馬場。 自1927年，蘇聯開始指導中共武裝起義，並大幅增加對中共組織暴動和割據的支持。中共效法軍閥和以往農民起義，建立根據地，以奪取政權為目標。1934年，中共在主要的江西蘇維埃割據地失利後，被迫長征，前往中共陝北蘇維埃基地，北靠蘇聯支持。到達陝北時，中共割據地面積只有13萬平方公里,人口200萬，僅有3萬多名兵員，全國有4萬多黨員。西安事變發生時，中共告知史達林藉機公審和除掉蔣介石的計劃。不過，蘇聯認為蔣介石可以在中國拖住日本，審判蔣介石將使日本與在華親日勢力聯合，對蘇聯造成威懾，因此拒絕了中共的計劃,並要求中共服從蔣介石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這次中共加入的「統一戰線」，毛澤東已掌握了最高權力，以「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應對，利用國軍與日軍鏖戰之際，在抗戰最初兩年中，藉機從陝甘寧割據擴大到晉察冀綏區、山東和華中部分地區。蘇聯1941-2年在納粹德國在蘇聯戰場取得壓倒優勢時，多次要求中共與日軍作戰，減輕日本北進的壓力，中共只是象徵性攻擊。 蘇聯將中國抗日視為拖住日軍北進戰略的一部分。蘇聯鼓勵並資助中國各方與侵華日軍開戰。在淞滬、南京之戰中國失利時，蘇聯曾表示，「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聯當出兵，決不坐視」。國軍在武漢、欽州灣、南寧等主要戰略要塞失守，蘇軍與北進的日軍在諾門罕衝突，蘇聯仍與日本媾和，以求日本不要北擴。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訂定《中立條約》，劃定各自在中華民國、中亞、東北亞勢力範圍。珍珠島事件後，美國對日宣戰，中國作為同盟國在亞洲作為牽制消耗日本軍力主要戰場。在歐洲戰場德國敗局已定，尤其在1944年日本一號作戰期間，蘇聯仍按兵不動，國軍在中國內地主力消耗龐大。而中共藉機擴大地盤，擴充兵力達到100萬，地方民兵260萬人，黨員人數達120萬（不少在國統區進行地下顛覆活動），將華北、西北佔領區連成一片，並大面積擴大了華東和華中佔領區。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擲原子彈。兩天後，蘇聯在日本敗局已定才對日宣戰，多路出兵東北、察哈爾、熱河、綏遠，快速佔領這個地區的軍事要地和重工業基地，蘇聯依據1945年的雅爾達協定，再次獲得了旅順的租借權以及大連商港的優先權和東部鐵路的控制權。蘇聯測試中國各方立場的方法是對恢復俄國1904年在東北的勢力範圍的態度，中共完全同意，而國民黨有所保留。這是蘇聯在國共內戰完全支持中共的主要原因之一。蘇聯軍隊佔領東北全境和相關通道，打通了中共數十萬軍隊快速進入這個地區的路上和海上通道。而隨蘇聯出兵原撤退到蘇聯境內的抗聯中親中共的武裝力量，迅速進入蘇軍佔領區域,建立城鄉基層組織。 蘇軍也阻止國軍對山海關的接收，為中共大量派遣軍隊搶先進入東北要塞創造了條件，並拒絕將旅大地區交與中華民國政府，拒絕國軍使用這個地區港口或區域運兵，而允許中共軍隊從山東渡海到旅大地區的莊河等地登陸，在遼東半島快速部署軍力，為全面內戰搶佔戰略要地。中共也以地下活動的「自治」方式接管了絕大部分東北地區包括旅大。旅大依靠蘇聯軍隊保護，從海路提供軍火給東北與山東等地的中共軍隊，使國軍在裝備上再無優勢。 蘇聯對佔領東北企業、控制東部鐵路提出特殊利益要求，在與中華民國政府談判未達其要求後，拆卸了東北工礦重要設備運回蘇聯，並阻止國民黨任命的接收人員接收東北兵工廠、撫順煤炭、鞍山鋼鐵、本溪湖鐵礦、遼陽鐵礦等，拘留接收人員，策劃殺害礦業工程師張莘夫等人。隨後，民眾遊行要求蘇聯從東北撤軍，中共聲稱「愛國不等於排外」，將民眾遊行定性為「反蘇反共事件」，並策劃反蔣反美遊行，轉移民眾注意力。蘇軍在撤軍前，將長春、哈爾濱等撤出地區交給了中共軍隊，並將日軍投降的大量軍事物資移交中共軍隊。蘇聯也拒絕將中國東部鐵路移交中華民國政府。中東鐵路為中共軍隊輸送大量兵員和軍事物資。當共軍與國軍作戰處於劣勢時，東部鐵路將共軍主力撤離到松花江以北，戰略反攻時，這條鐵路將共軍運往戰役部署地點，分割和包圍國軍。這條鐵路成為共軍贏得東北戰役的重要條件。在佔領東北後，中共依賴俄據和日據時代的東北兵工廠，並恢復了東部鐵路以及奉天與北京鐵路之間鐵路連接，重修中共在利用馬歇爾國共停戰調停期間破壞國軍運輸線的津浦鐵路和京漢鐵路，輸送大量軍事物資，以入關的中共軍隊、抗聯親共組織、東北人力資源和國民黨起義士兵組成的第四野戰軍為主力，成為奪取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 抗戰後期，除了蘇聯的租界、東部鐵路和旅大港外，其他不平等條約都已經廢除。蘇聯透過雅爾達協定，利用蔣介石寄望蘇聯可以快速在東北擊敗日本，全面接管東北，簽署了《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蘇聯以此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旅大不凍港，維持在東亞和東北亞霸權。中共以列寧政黨模式創立，利用中國內戰、抗戰，武裝割據，趁機奪取擴大實力。而蘇聯將擴大親蘇陣營作為優先，一直支持中共武裝奪取政權。那麼，中共在建政後，複製蘇聯發展模式，中蘇關係有何演變？ 請讀續篇《璦琿條約》的演變軌跡（4） 中共仿照蘇聯建制：與蘇聯相互利用與競爭（1949-89）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1917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在東部鐵路內部出現三股對立的政治勢力，俄國臨時政府控制的社會組織委員會，孟什維克和蘇維埃，爭奪對鐵路的管理權，蘇維埃以武力奪權成功。俄國臨時政府駐華公使要求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介入。北洋政府出動軍隊，搜繳東部鐵路蘇維埃人士的武器，並遣返蘇維埃武裝人士，短暫奪得了東部鐵路的控制權。1918年，布爾什維克強制解散了立憲會議，建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俄國內戰全面爆發。協約國支持反對蘇維埃的白軍與俄國蘇維埃作戰。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加入協約國陣營，出兵唐努烏梁海 、西伯利亞、蒙古、伯力、海參崴等。 1919年7月，俄羅斯蘇維埃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加拉罕宣言），這個宣言包括包括廢除治外法權、歸還割地、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取消庚子賠款，其細節還包括歸還佔領這些土地上的設施。這個宣言還包括：[蘇維埃政府放棄在滿洲的所有採礦、森林特許權，將中國東部鐵路以及被沙皇政府、匪幫謝苗諾夫、高爾察克和俄國資本階級強行奪取的一切歸還中國。 ] 《第一次對華宣言》發表時間是在凡爾賽和會結束和五四運動爆發兩個月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凡爾賽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談判失利，使日本繼承了德國在膠州及山東所有特權，由此引發了五四運動。蘇維埃政權發表這個宣言的目的是擺脫其外交孤立狀態，借五四運動反對各個帝國在華特權，宣示自己與沙俄帝國以及其他帝國對華政策的不同，以此獲得了中華民國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知識界以及其他各界人民對新生的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同情。 不過，隨著俄羅斯蘇維埃在內戰中擊敗白軍，《加拉罕宣言》的最初文本開始編輯，形成了第二個文本，不再承諾無償歸還東部鐵路。俄羅斯蘇維埃在1920年成立遠東共和國，包​​括了清廷割讓的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流域領土，這個名義上的獨立國家，實際上是由俄羅斯蘇維埃控制，以便可以繼續吸引中華民國各界支持，同時促成協約國從東北亞撤軍。1922年，在協約國從這個地區撤軍後，俄羅斯蘇維埃把遠東共和國併入了俄羅斯共和國，事實上放棄了歸還沙俄佔領領土的承諾。同年底，蘇聯成立，不再提及《加拉罕宣言》第一個文本，以保留東部鐵路特權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談判。1923年，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Joffe）與孫中山（代表南方政府）簽署宣言，這份宣言背書蘇聯立場，放棄了要求蘇聯無條件歸還東部鐵路，對北洋政府與蘇聯的談判施加影響，其後果是延續不平等條約。 1924年，蘇聯與北洋政府簽署《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蘇協定），宣布廢除中國政府（清廷）與前俄帝國政府（包括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方簽署的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所訂立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依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和蘇俄在1919-20年對華宣言，制訂新的條約。不過，《中蘇協定》過於空泛，在維持現有疆域的情況下的談判，並未說明《璦琿條約》廢除後，是否將土地歸還歸，以及還給誰，佔領期間是否需要賠償。《中蘇協定 》也並未依照《加拉罕宣言》的最初文本無償歸還東部鐵路。蘇聯為了控制鐵路，聲稱如果中華民國如堅持收回鐵路，必須支付極高額的費用，這使得立即收回鐵路成為不可能；同時這個條約仍繼續索取部分庚子賠款。隨後，蘇聯以「共同管理」東部鐵路為名義，與奉系軍閥簽訂了《奉俄協定》，仍然延續中東鐵路租期60年，在此期間鐵路名義上是蘇中共同管理，但是，實際控制權仍在蘇聯手中，這條鐵路高層主要成員是蘇聯俄羅斯人，中國僱員只有14%，多是下層和翻譯。在《中蘇協定》簽署後，蘇聯與中華民國正式建交，並互派最高級外交使團。 1926年初，蘇聯秘密照會北洋政府，要求恢復東部鐵路包括周圍附屬地繼續維持擁有行政、司法、警察、駐軍、課稅等權力。1929年，南京政府推行改訂新約，要求收回租界，奉系軍隊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隨後短暫奪取了東方鐵路北段的控制權，並逮捕了蘇聯中東鐵路的負責人。中蘇斷交，隨即，蘇軍侵入東北，打敗東北軍，藉機向南擴張佔領阿巴該圖洲渚，奉系與蘇聯簽署了《奉天政府與蘇聯政府間議定書》，隨後，中華民國與蘇聯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恢復戰前由蘇聯控製鐵路的《奉俄協定》。 918事件後，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成立，蘇聯率先承認。在不顧中華民國政府抗議的情況下，蘇聯出售了中東鐵路給日本，以換取日本不要北進。 蘇聯繼承沙皇俄國東擴和定居殖民為主的政策，對華政策有明顯連續性，將控制中國以及保持東北特權作為擴張戰略工具；在內部出現大饑荒、遠東實力下降時，出讓部分東北特權，保持與日本爭奪東北亞的實力。那麼，蘇聯如何利用中華民國內部軍閥混戰、第二次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尋找並扶持親蘇代理？ 請讀續篇《璦琿條約》的演變軌跡（3）:蘇聯尋找在華親蘇代理，協助中共爭奪政權。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今年9月3日，賴清德總統在金門八二三砲戰紀念日和就職百日後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提及《璦琿條約》導致中國失去大量土地，指出中國不拿回俄羅斯佔領的土地，而侵略台灣的目的不是為其宣稱的領土完整，而是實現霸權。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隨即回應，稱俄羅斯和中國彼此放棄任何領土要求，雙方在2001年簽署了《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04年批准了《俄中關於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最終解決了兩國邊界問題。對賴清德總統提及《璦琿條約》的相關說法以及蒲亭當局回應的說辭，截至本文發表時，中共仍未回應。中共一貫標榜「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對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為什麼中共對其標榜涉及「核心利益」的《璦琿條約》評論保持沉默？ 《璦琿條約》及後續多方複雜博弈以及政權變更，涉及了土著人民、政權與主權的關係，塑造了現代中國政治及對外關係，對中共武裝奪權和爭奪全球霸權產生了重要影響。以下將用五篇系列文章討論《璦琿條約》及後續相關問題。 《璦琿條約》簽署背景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沙俄帝國藉英法對華遠徵，在1858年以武力威脅清廷簽署了這個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擊敗清朝後，英法分別與清廷簽署了《中英北京條約》和《中法北京條約》後，沙俄以藉機再次强迫清廷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并随即拓殖，占领区域向东延伸到伯力、海参崴，直至韃靼海峡对岸的库页岛（俄语稱薩哈林島，源自滿語，日文稱樺太島）。《璦琿條約》與《中俄北京條約》與清廷在100多年前為阻止沙俄帝國繼續東擴所簽署的《尼布楚條約》（1689）相抵觸，使清帝國割地逾百萬平方公理，包括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和烏蘇裡江流域，這是清廷統治期間最大的割地條約。 1895年4月，清廷在中日第一次戰爭（甲午戰爭）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和遼東半島。同年11月，俄國、德國和法國干預，中日簽署了《遼南條約》，將遼東半島大部分地區交還，清廷需繳交酬報費用給日本。隔年，俄國與清廷簽署密約，形成軍事同盟對抗日本，同時賦予沙俄修建大清東省鐵路（後稱中國東省/部鐵路，簡稱中東鐵路或東部鐵路），這條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相連，沙俄可以運輸軍隊和軍需物資，增加這一區移民，控制中國東北地區，威懾東北亞。這標誌著沙俄在爭奪在華特權和影響力在這個時期已經超過任何其他帝國。1898年，俄國與清廷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和續約》，使東部鐵路從哈爾濱延伸到旅大，旅大租借地的租期是25年。沙俄將東北作為其遠東方重要的糧食基地和勞工來源，沒有這些條件，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俄國（包括蘇聯早期）在遠東的擴張將難以為繼。1898年，俄國在中東鐵路沿線控制區域逐漸擴張，形成沿著鐵路兩側面積超過2000多平方公里的控制區域，與其他帝國在中國的租界地相比，這是最大和延伸最長的租界。1900年，在華各帝國聯合鎮壓了清廷支持的義和團。沙俄軍隊藉機在黑龍江北岸驅趕和屠殺在此長期居住、以農牧漁獵維生的達斡爾人、滿人等，製造了江東六十四屯與海蘭泡慘案，並佔領了滿洲（東北），並拒絕撤軍，以牟取在華更大特權和利益，在各國中獲得庚子賠款比例最高。 1904年5月，日俄戰爭爆發，沙俄戰敗，在美國調停下，日俄簽署了《朴茨茅斯和約》取代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約》，沙俄將大部分在遼東半島的特權移交日本，中東鐵路長春至旅順段也轉讓給日本。隨後，清廷與日本簽署《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背書日俄簽署的條約。 沙俄藉1911年辛亥革命之際，威逼利誘黑龍江巡撫簽訂了《中俄滿洲里界約》，使俄國邊境向南移動，更多佔領1400多平方公里，形成了後續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渚地區等地歸屬問題。同時，蒙古獨立，沙俄也趁機佔領唐努烏梁海。隨後幾年，沙俄與蒙古、中華民國政府北洋政府，分別簽署《俄蒙協約》、《中俄聲明文件》。1915年，在日本公佈對華21條要求後，中俄蒙三方簽署了《中俄蒙協約》。沙俄在東亞、東北亞和中亞持續增加政治、軍事、經濟影響，與日本爭奪這個地區霸權。那麼，在沙俄倒台後其後的政權如何處理對華關係？ 請讀續篇《璦琿條約》的演進軌跡（2）:中華民國與蘇聯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在中共建政75周年前夕，當局在互聯網上持續過濾、刪除將其統治描述為歷史垃圾時間的文章和評論。壟斷歷史記錄與對其解釋是中共維持黨天下的主要手段。不過，中共阻止歷史垃圾時間的敘事的傳播，並不能阻止這個詞語成為民間廣泛使用的暗語。那麼，歷史垃圾時間如何指向當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1.歷史的垃圾時間的生成語境 歷史垃圾時間最早來自2023年下半年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文化研究者胡文輝的《歷史的垃圾時間，文化的悠長假期》，另一篇是經濟社會研究者清和社長《歷史的垃圾時間》。胡文輝描述了歷史的垃圾時間的特徵，蘇聯帝國和中國歷代王朝進入不可逆轉的衰敗、垮臺倒數計時的階段。作者特別說明中國歷史之長，在此之中的人應對垃圾時間經驗豐富，這種經驗可以概括為孔子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的現代釋義就是「躺平」，與經濟學家赫曼希使用的「退出」類似，而「見」按照作者解釋就是呼籲（voice）、表達、發言權利。當「見」已經無效，個人就只能選擇退出和躺平，拒絕垃圾時間。作者列出了身處歷史垃圾時間的隱士，這些逸民在詩詞方面頗有造詣，生存方式有所不同，有直接隱遁，也有逃逸之後入它朝做官，也有棄官隱居。作者建議處於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凡人，不可浪費短暫人生，可作為文化假期。 清和社長稱「歷史的垃圾時間」不是從歷史經驗主義出發的詞語，而是從經濟學和政治學邏輯推演的結果。作者依照經濟學家米塞斯在1922年著述蘇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集中配置資源模式最終垮臺的預測，將1922年作為蘇聯歷史垃圾時間的開始，並進一步說明歷史的垃圾時間與國家衰亡的關係，概括為「民族國家失敗的原因是沒有民主，權力未能合法化、未能落實到國民手上」。作者強調「王在法下」與分權是防止權力集中，從而進入歷史垃圾時間的關鍵，並引用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評論了英國光榮革命的過程，以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的成功，對比了中國和法國皇室權力的集中。 本來，持不同史料和其他方法論者可以與上述持歷史垃圾時間兩篇文章的作者公開辯論，使讀者自己思考，瞭解歷史真相的不同方面，解析不同歷史研究方法的聚焦和局限。但是，中共直接刪除了這兩篇文章以及後續的相關討論，只允許按照官方定調的批判文章傳播，阻止深入討論歷史垃圾時間的涵義。這是中共防止公共討論，以一言堂灌輸的慣常模式。 2. 歷史垃圾時間——黨天下時代 雖然歷史垃圾時間詞語成為審查詞語，但是歷史垃圾時間的同義詞語從對過去和他國的隱喻，轉化為對當下中國的明喻。網民將歷史垃圾時間對照當下的經濟衰退，高失業率，內卷，生活困難，「小康」返貧，闡明統治者灌輸的「奮鬥本身就是一種幸福」是對被壓迫者的不斷榨取，而被統治者始終作為「人礦」不會改變，生於不間斷的人禍及禁止表達自由之中，其原因是權力隨心所欲、無制約的權力。不想成為「人礦」，不向（權勢）求饒， 尋找出路是被壓迫者希望繼續存活的方式。針對御用文人對歷史垃圾時間的引導評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時刻”和“至暗時刻”」、「拒絕敘事陷阱」，網民將這些話術與契訶夫《六號病房》拉金醫生診斷方法相對比。拉金醫生勸慰被送入精神病房的人，不尋找痛苦的根源，以意志力控制痛苦，痛苦就消失。不過，拉金醫生最終也被騙入了病房 有關垃圾時間何時開始在互聯網的彈幕也被刪除或取消。這類評論主要是歷史倒敘的延伸過程，從新冠疫情封控開始，回溯新疆集中營，鐵鍊女，鎮壓女權，零八憲章，鎮壓民主黨、鎮壓法輪功，1989與六四、文革，鎮壓藏人起義、入侵圖博，鎮壓藏人起義大躍進與大饑荒，1957與「反右」、肅反、出兵朝鮮，鎮反，土改，中共建政，國共內戰、槍桿子出政權，國共合作與破裂，中共集權制的確立及擴張，中共建立與共產國際/蘇聯扶持，共和制被顛覆，專制承接。這類民間記錄對照黨國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分析中共三次歷史決議形成的教條「正確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歷史垃圾時間擴展為不同代際、階層、族群認識困境的共感詞語， 3.絕望與希望 對中共統治時代的描述的類似與相關詞語已經有黑暗時代，大饑荒/人禍歲月，廢墟/災難/野蠻/墓碑年代，紅色恐怖月，某地屠殺日/月、垃圾時空、最後一代。歷史的垃圾時間也與這些詞語演化類似，從經驗提煉到延伸意涵，是對中共系統灌輸和洗腦的拒絕，也是對惡托邦絕望的濃縮。對長期被灌輸的人而言，不擺脫虛幻，就無法走出困境，沒有絕望，就沒有希望，希望源於掙脫枷鎖的持續抗爭。 歷史垃圾時間與以往異議時間詞彙有所不同。中共以往都是刪除影響其偉光正形象的歷史記錄，消滅與中共不同的歷史觀點，將這些記錄、有關史觀和人物稱作「垃圾」，將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歷史垃圾時間是民間將中共建立逾百年以及建政75年歸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