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日30日，中共駐英國大使鄭澤光在英國主流媒體《衛報》發表文章，為中共三年來的疫情政策辯護，稱「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方法一直以科學為主導，將人民和其生活放在首位，從清零到放鬆都如此」。首先，鄭澤光選擇這個時間是為了掩蓋中共踐踏生命，也是對希望瞭解新冠病毒真相的人和新冠死難者的侮辱。三年前的同一天，李文亮醫生在微信上與同事交流，提醒注意防護未知類型的冠狀病毒。次日，醫院當局約談李文亮，並威脅開除，四天後，武漢警方傳訊了李文亮，以發佈「不實言論」訓誡。 鄭澤光的文章推卸了中共擴散新冠病毒的責任，充當了中共最高領導層快速疫情轉彎政策的傳聲筒。鄭澤光在官場升遷的軌跡說明了中共官僚體系的基本特質，只有唯命是從、助紂為虐才能向上爬。他也是中組部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培養的官員，這類項目是西方官僚體系與中共合謀操控全球政治經濟模式的方式，中共選擇經過西方官僚體系培訓的官員發言，以更有效誤導民主國家的輿論，減少對中共政權的質疑。 1. 剝奪生命的防疫政策 鄭澤光文章所稱的「阻止感染」是指清零政策。但是過去三年，清零雖然阻止了部分感染，但是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以控制疫情為名，強化社會控制，犧牲了最基本的民生，隨意剝奪平民自救的能力，阻礙了及時就醫的可能性，這是造成死於嚴厲封控措施的人數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新冠死亡人數的主要原因。例如，在清零封控中餓死者，不堪忍受監禁的自殺者，急診患者無法及時就醫而死亡，被強制隔離者在轉運中翻車，大火中被堵塞通道無法逃生者。 鄭澤光的文章中所提「預防嚴重病例」，更是謊言。從去年12月初，重症感染新冠病毒人數激增，其中就包括了不少醫護人員。雖然已經擴充了重症監護（ICU）的空間，但是由於缺乏醫護，重症監護無法承擔它的基本功能，造成大量死亡，死者無法及時火化，這種現象遍佈多個城市。而農村從激增棺木的需求，反映了醫療資源更加匱乏，疫情海嘯後果更為嚴重。中共對這種快速轉向的疫情政策，唯一準備的是大量縮減公佈的感染數字，直至完全停止公佈新冠疫情資訊，並要求醫生開具死亡證明時避提新冠病毒以及呼吸衰竭，以偽造極少的新冠死亡數字。這與過去70多年統治一樣，隱瞞權力造成的人禍，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洗腦資料。 2.反科學的防疫政策 鄭澤光的文章試圖使西方輿論同情中共轉向的疫情政策。他談到了「英國等國的Omicron變種毒性和致病性都被削弱，大多數感染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完全康復，重症病例和死亡率大幅降低」。但是，英國等歐美國家的經驗不是中國當下可以複製的。在疫情爆發的前兩年中，歐美政府缺乏對中共操控資訊的認知，缺乏遠見，同時也有在疫情前緊縮醫療開支等問題，造成了大範圍感染，不少老人和基礎病患者死亡。許多國家被迫使用部分禁足措施，等待疫苗研製和認證。在實驗不同疫苗的同時，對初始和改進疫苗應對原始病毒變種的有效性都有可信的實驗資料，民眾可以獲得不同的資訊來源，評估不同疫苗的優劣，選擇是否接種。這樣才有可能到達目前高比例的接種率。此外，每一輪施打疫苗都是從80歲以上長者開始，然後年齡逐次下降。同時，將基礎病人根據免疫力的情況，將他們列入不同的高齡組別中，施打疫苗。對不能施打疫苗者，使用其他的醫治方法。在解除限制疫情擴散措施之前的六個月內，高齡和基礎病患者都已經施打了加強針，或提供了相關的治療措施。在解除限制後，每六個月根據變種增打加強針。 相比之下，中共前兩年多的防控清零，封鎖疫情資訊，實驗疫苗資訊不全，許多人對疫苗缺乏信任。中共也對與其防控政策的不同觀點進行壓制。在結束清零封控之前的六個月，未對老人（中共高幹除外）和基礎病人施打加強針或實施其他保護措施。解封之日，絕大多數人最後一針疫苗都在一年以上，遠遠超出疫苗的有效期。 3.不擇手段維持專制、牟取特權、草菅人命、牟取暴利 中共將新冠病毒作為敵人，提出了與「病毒較量」，這本身就是反科學的宣傳。將病毒視為敵人，反映了中共權力的來源和維持權力依靠暴力和欺騙，剝奪公民權利，其政權沒有任何合法性。 病毒只是有機界存在的一種傳染原體，要通過進入宿主後才可以進行複製，不可能消滅，只能與人類共存。預防和減輕病毒對人類的危害，首先需要研究病毒如何進入宿主，初始階段如何在人類之間傳播的。但是，中共一直阻撓民間獨立人士和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個領域進行調查。 目前證明有效減少新冠病毒危害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在大範圍定期施打針對變種有效的疫苗，尤其是對高危群體，同時增加重症監護病床、醫護數、呼吸機數和體外膜肺氧合（ECMO）(葉克膜)機數量。而中共過去三年一直阻礙境內醫學家與其他國家科學家進行新冠病毒獨立的研究交流，將國產新冠疫苗和藥物作為自大民族主義的虛狂宣傳以及壟斷牟利的工具，拒絕對這些疫苗和藥物的療效進行獨立科學評估。同時，為了維護最高統治者的權威和面子，限制大規模進口對新冠有效的疫苗和藥物。 在過去三年清零中，中共大量投資方艙醫院（事實上的隔離監禁設施），增加維穩經費和擴張軍力，而幾乎沒有增加重症監護和其他防疫的必要設施，這是無法應對高峰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的根本原因。 在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中，中國比許多人均收入相當的國家都低，在與龐大人口相比的及其有限醫療開支中，其中大部分都被中共高幹和官僚系統侵佔。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最近，甘肅省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當局發佈了從2022年底到2025年底的《草原禁牧令》（禁牧令）。禁牧令起於本世紀初在整個圖博（包括夏河縣）的「退牧還草」和「牧場修養」政策，這些政策實際上實施了大範圍的禁牧措施。禁牧措施宣稱「過度放牧」危害自然。但是，近十幾年來，夏河縣每年都出欄大量的牲畜，以這個縣草場面積計算，現有的牲畜數量遠未達到過度放牧的程度，其他藏區的情況也與此類似。 1.以禁牧為名的圈地和掠奪資源 夏河縣農牧業人口佔總人口的80%，草原面積佔土地面積的80%。畜牧業和農業是夏河縣的主要產業，也是農牧民的主要收入，夏河縣當局財政徵稅的大部分也來自畜牧業和農業。這次當局公佈禁牧的草原面積高達155萬畝，占本地草地面積的五分之一，涵蓋了十幾個鄉鎮單位，這種禁牧措施剝奪了藏人農牧民的生存保障，也破壞了藏人數千年有效保護環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當局在夏河的發展模式反而破壞了環境。被列為禁牧的鄉鎮和臨近鄉鎮目前已有十幾個高污染礦山和企業，這些企業包括安多水泥廠，夏河縣冰華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加甘灘金礦、鳳凰橋國際控股貴金屬夏河縣礦區、甘肅鑫瑞礦業有限公司、夏河縣麻當章子溝1號採石場建築用石料等。上述企業在當地開採和開工都缺乏獨立的環境評估，並未諮詢當地居民。當局已經多次鎮壓了反對強征土地、破壞環境的抗議，逮捕示威人士和社區活動人士。從2012年起，在人口不足九萬人的夏河縣，已經有18 位藏人自焚抗議，其中絕大多數是牧民。 藏人長期有效保護環境的遊牧生活方式被壓制甚至禁止，但是高污染礦山和企業可以繼續在這個地區繼續開採和生產。環保研究組織的報告已經調查了這些企業對環境造成的巨大風險 ，甚至當局環境部門也將其中的部分企業列為「生態破壞」廠礦。但是，這些企業可以繼續運營，其原因是它們開採的資源屬於中共維穩和戰略擴張的重要物資，即被列為戰略性礦產，如金屬、貴金屬、稀土元素、放射性礦產以及重要的非金屬和建材。因此，中共禁牧措施是以保護自然為名，驅離農牧民，方便掠奪性開發，後果是毀壞環境。 2.迫使勞動力徹底淪為奴工 從夏河縣的人口結構看，0—14歲人口佔全部人口的21%; 15—64歲人口佔總人口的70%; 65歲以上佔總人口的9%。夏河縣年輕人口比例高於中共統治的其他地區。整個藏區的人口結構也與夏河相似。 從本世紀以來，當局在西藏以各種名義的圈地已經造成了上百萬藏人農牧民失業，這些農牧民及後代被切斷了與土地生產的聯繫，被剝奪了相關的生產和生活技能。同時，中共以「勞務再培訓和輸出」為名，培訓這些被驅離土地的農牧民，將這些農牧民轉化為只能出賣勞動力的奴工，被納入產業鏈中盤剝。而仍在從事農牧業的藏人則是遭受越來越壟斷行業更多的壓榨。 中共的禁牧措施不是挽救草原，而是將藏地作為掠奪資源的基地，同時使大量藏人完全喪失生產資料，淪為不得不出賣勞動的奴工。 3.法律作為專制帝國的統治工具 夏河縣當局這次禁牧令稱是為了「落實習近平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尊重自然、保護自然以及綠色低碳發展。」 《草原禁牧令》也稱是根據下列法規制訂，這些法規包括修訂數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草原法》、《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辦法》、《甘肅省草原條例》、以及 《甘肅省草原禁牧辦法》、《夏河縣落實第三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實施方案》（根據2022年1月《甘肅省第三輪草原補獎政策實施方案》）。 《草原禁牧令》屬於典型的中共官僚政治文體，引述最高領導人講話和中共會議文件，反映了中共政權的人治、黨國獨裁特點，在標榜的「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剝奪了藏人自治權利。這種制度下的法規僅是中共極權制度最高層「頂層設計」的工具，由權力崇拜的官僚機制執行，官員以權力尋租、化公為私；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監督和制約權力的機制，限制和壓制獨立調查和問責。此外，這些法規也為中共非法佔領西藏土地和資源提供了偽裝的正當性，當局使用這些法規可以隨時任意掠奪藏人農牧民創造的財富。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12月7日，中共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條），聲稱為「保障社會正常運轉和正常生產工作秩序」，放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隨後，許多地方當局公告要求盡可能不做核酸測試，同時要求「無症狀或輕症」繼續上班。從已經實施了兩年多的嚴格防疫的「動態清零」，到現在徹底掉頭的放鬆，缺乏過渡和預案保護措施，匱乏監測疫情的科學方法，不惜密接感染也要復工復產。這種政策轉向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1.  優先維持專制機制的運轉 沒有過渡的保護措施與不惜代價的復工復產，已經造成了大量感染。 根據衛健委在12月21日內部會議估計，在最近20天中約有2.5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占人口總數的 18%，而且感染人數會繼續上升。 而觀察多地火葬場和殯儀館遺體的激增。 可以推測與新冠相關的死亡人數大幅上升。這都反映了中共當下以維持專制機制為優先。 中共近期公告強調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員繼續上班，其目的是維持黨國體制和維穩鎮壓機制的運轉。這些鎮壓機器運行的物質基礎是勞動力創造的財富。近日《人民日報》重提吸引外資和扶持民營企業，這反映了鎮壓機制的維持和擴張非常依賴於這些行業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這些行業衰退也是導致近年來中國經濟大幅減速的主要原因。今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僅處於二十國集團的中位數，遠遜色於阿根廷、澳大利亞、印度和印尼。據世界銀行12月20日的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僅為2.7%，低於全球平均增長的3.2%。這是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以來首次低於世界經濟平均增長。 2. 以壟斷的醫療產業牟取暴利 那麼中共如何在疫情期間維持對官僚機制的輸血和對外擴張？ 2020年9月，中共搶在歐美國家批准新冠疫苗之前開始緊急付費接種，將國產新冠疫苗列入牟取利潤的主要工具。隨後幾個月，當局批准了未經足夠實驗的五種國產疫苗，以此補充經濟衰退期間的收入。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共仍拒絕批准在其他國家使用有效、相對安全的mRNA疫苗，而將壟斷的新冠疫苗和新藥物視為 「掘金創新藥」，塑造醫療行業作為牟取巨額利潤的產業。這也可以觀察到當局沒有預案的保護措施，導致疫情大爆發，然後放任止痛、退燒藥以及減緩和治療冠狀病毒的藥物高價出售 ，榨取民間財富，以此維持中共鎮壓機制運轉的資金。此外，中共使用壟斷媒體以這些「掘金創新藥」引導輿論，灌輸虛幻、排外民族主義; 同時也伴隨著以「反腐敗」為名的清洗，推卸犧牲公共健康的責任。 3. 放鬆疫情控制、強化社會控制以及更大限度地壓榨勞工 為什麼中共選擇這個時機放鬆疫情防控？從中共三年來疫情放控結合的軌跡，大致可以觀察到它一直將鞏固權力作為優先。這次放鬆控制是企圖重演武漢新冠疫情爆發最初一個月優先經濟發展模式，然後以疫情為名收緊對社會控制。從西藏和新疆大規模採集虹膜掃描，到以監控個人和控制人口移動的「健康寶」重裝上陣，都可以觀察到 這種強化的維穩模式。 目前的復工復產不設置限制，其主要目的是更大限度地榨取勞動成果，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對社會的掠奪。以規培臨床醫生為例，這些醫學院畢業生在規培期間(編註：按中國規定，大學醫學院畢業生必須接受為期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簡稱規培。)工作量比正式編製的醫生工作量還大，但是無法得到正常的工資收入，多數每月只有600-800元，一些規培醫生甚至沒有收入。在疫情期間，這些規培醫生狀況更為惡化。最近，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23歲的專業碩士研究生陳家輝在有新冠症狀後，仍要求繼續工作，不久過世。在整個三年的疫情中，中國政府與其他許多國家政府相比，國家補貼的規模很小、數量微薄。新冠疫情期間官方壓榨社會和救濟匱乏反映了不公正的制度問題，患病的勞工為維持生存不得不繼續工作，在密接情況下感染其他人，在重症大量減員下 ，繼續工作的勞工超負荷工作，更大限度地被剝削。 4.  維持專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對勞工的剝削與消滅最底層和最弱者 雖然中共聲稱從「防感染」轉化為現在的「保健康、防重症」，但是從這次疫情爆發觀察，老人院買不到抗原藥物，撥不通急救電話，缺乏醫療預案，新冠重症無法就醫，其他疾病更難安排。而本身醫療資源就匱乏處於弱勢的農村地區，情況更為惡劣。中共這種沒有預案放鬆疫情控制，實際上是實施以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在大監獄中消滅社會最底層和最弱者。 中共造成人禍並轉移民間憤怒的伎倆是毀堤洩洪，製造緊急狀態，形成物資尤其是生存必要醫療品短缺，驅使民間搶奪 ，疲於自救，無法聚焦反抗中共專制，這是中共維持統治的一貫策略。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白紙運動是在中共建制後第一次將階級、族群、性別等問題聚放在一起。本文首先回顧這場運動的階級問題。 階級問題 11月初，蘋果手機全球主要生產基地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人反抗封控，大量逃出工廠返鄉，隨後富士康雇用新工人，但是廠方更改了合同，剋扣新工人工資，工人罷工反抗。11月23日，大量警察進入鄭州富士康工廠，毆打和逮捕工人，引發了歐美勞工組織在當地蘋果商店和中使館前抗議。鄭州富士康工人逃亡和反抗是白紙抗議運動的一部分。這是觀察白紙運動的重要維度，也反映了中共本身就是國家官僚資產階級，它與國際資本結合，壓迫和剝削所有勞工階層。爭取勞工權利，不僅需要直接反抗資方的剝削，而且也要瞭解這種剝削依靠專制與資本結合的壓迫制度，結束這種制度，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勞工權利。白紙運動中的勞工權利問題反映了階級問題，同時，這次運動也呈現了族群和性別議題。 族群問題 這次「白紙運動」的另一個導火索是11月24日的烏魯木齊大火。封控狀態下無處逃生，這樣的事情不僅會發生在新疆，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被反鎖住的社區，所以很容易引發大範圍的抗議。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幸遇難的死者中包括阿布都熱合曼女士和她的四個孩子。而五年前，她的丈夫和長子，與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一樣，被關入集中營。這個家破人亡的例子是中共統治下維吾爾人處境的縮影。許多受害者的陳述證實了近年來中共在維吾爾地區犯下了反人類罪，包括大規模任意拘留、酷刑、強迫勞動和其他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在圖博，中共對藏人的土地和礦產資源長期進行掠奪，壓制藏語教學，實施文化滅絕的政策。2008年大規模藏人抗議被嚴酷鎮壓後，中共在整個藏區實施維穩網格化管理與「聯戶單位」結合的保甲制度，派工作組入住寺院和藏人家庭。近百萬兒童被從家中帶走，被強迫在所謂的「寄宿學校」接受洗腦教育。為了反抗中共的統治，至今已經有超過150名藏人自焚。   在香港，自《國家安全法》頒布後，已經有一百多名活動人士被監禁，許多港人因參與和平集會、結社、組黨、辦報被審判，其中指控的罪名是《國家安全法》中的「顛覆」罪，同時也以莫須有罪名指控或違反正當程序迫害活動人士，如黎智英最近被判囚5年9個月。前職工盟秘書長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和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監獄中已經渡過了超過一年半的時間，已經服完前期剝奪公民集會自由權利的指控罪名，但因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被控違反《國安法》，繼續被押候審。 性別議題 女權運動是爭取自由和平等最長的革命。秋瑾、林昭、曹順利、女權五姐妹、李昱涵、張展、李翹楚和黃雪琴，為解救鐵鏈女而被失蹤的烏衣，以及這次在「白紙運動」中被關押或失蹤的李康夢、才央拉姆、扎姆卡、格桑卓瑪、德爾哈。藏族女牧民才讓卓瑪抗議中共對西藏資源的掠奪、破壞環境和強制漢化，在2008年和2012年兩次被捕入獄，在監獄中因拒絕被洗腦，被毆打導致關節骨折，引發失憶症、癲癇、心臟疾病。 2021年，她再度被捕，家人沒有得到任何有關拘捕的通知，今年九月，才讓卓瑪在秘密審判後獲刑八年。在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中，維吾爾女作家古麗米拉因報導中共暴行被判無期徒刑。這些女性都是先行者。從她們的行動可以觀察到專制、父權制度和漢族沙文主義的重疊，政治行動的本質在於顛覆每一個關係中的權勢和壓迫，無論是在公共生活中，還是在私人生活中。 「白紙」是非常卑微的物件。「白紙運動」是否能夠成為一場革命，我們是否能夠成為葬送中共專制的「最後一代」，取決於我們是否能認識到自由與平等的不可分割，是否意識到族群壓迫、性別壓迫、階級壓迫在本質上是同源的。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中共以控制新冠疫情為名實施「清零」的社會控制，不斷製造人禍。 11月下旬，烏魯木齊封控中的大火導致了數十人傷亡，引發了自六四鎮壓後首次在中共統治下十幾個城市的同步抗議，在海外也有數十個城市舉行聲援示威。許多抗議者手持白紙，既抗議中共的檢查制度，也象徵著運動的多重含義，因而這次抗議被稱為「白紙運動」。 中共以維穩應對，試圖將運動消滅於萌芽狀態，驅散抗議集會，抓捕示威者。如要概述這次運動的全部特點，目前還為時過早。本文嘗試以倫敦抗議活動為視角，梳理相關標誌性事件，記錄觀察「白紙運動」的一些特點。 Z世代 近年來，選擇在英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目前大約有14.3萬人。 這些中國留學生大部分出生於世紀之交，也就是英文所稱的Generation Z世代。從全球來看，這一代年輕人的共同特點是對互聯網、手機等數字媒體與生俱來的熟練運用。在政治、經濟層面上，這代人的成長見證了象徵全球化趨勢漸弱的一些標誌性事件，如英國脫歐、中美「脫鉤」帶動的「新冷戰」 、烏克蘭戰爭等。一些留學生到英國後，參加了不同主題的遊行，如行業工會組織的罷工活動、涉及 LGBTQl權利的驕傲遊行、支持烏克蘭遊行，支援伊朗女性爭取權利的示威。 雖然離開了高壓環境，但留學生仍生活在中共統治的陰影之下，ta們周圍的中文語境被中領館控制的官方學生會和小粉紅所主導。為擺脫這種霸凌氣氛，一些留學生在校園中創造表達空間，演出女權主義舞台劇，組織活動要求釋放被中共當局關押的女權和勞工人士。 反抗歷史的承繼 在四通橋抗議者之前，留學生很少獨立組織在大學以外針對中共的抗議活動。四通橋抗議者啟發了許多留學生，ta們開始在校園張貼海報。這些系列海報使境內的抗議信息重現於境外，然後再次傳回境內。而海報的內容也與歷史上的革命者進行對話，秋瑾的「吾輩愛自由」成為建立主體性自我表達的重要內容。在有中共支持項目的學校，校方常以接到舉報聲稱這些抗議海報「反華」、「辱華」，由小粉紅或校內保安移除這些海報 ，對未來張貼類似海報實施限制。不少留學生第一次招貼這些抗議海報，體驗了即使肉身翻牆，仍要面臨選擇，是接受建制的馴化，還是堅持自己的責任。抗爭者選擇了繼續行動，這是自我探索、克服恐懼、尋找同伴的過程。行動者既要智勝權威，衝破障礙，更需要擴展公共空間。 遊擊媒體和網路空間 在張貼抗議海報的行動過程中，一些活動人士於10月21日在Telegram 上建立了自己的網路，「倫敦my duty民主牆」。抗爭者從歷史中學習抵抗經驗。My duty 是1989年運動期間一位學生騎車前往天安門時，回答一位記者為什麼參加遊行。民主牆源於1957年高校校園的民主運動，將實踐言論自由、爭取民主的大字報集中張貼到學生宿舍樓、飯堂外牆。1978年，活動人士將許多省、自治區省會和首府的高人流量街道牆壁發展為民主牆，在民主牆下聚集和討論敏感時事，創立民刊。 除了「倫敦myduty民主牆」外，許多海外城市也建立了網路群組，轉發境內被404的消息，交流對時局的看法，討論如何行動，推薦與中國研究、社會運動、女權理論、西藏問題和維吾爾問題研究、民主化理論和實踐等相關書刊。 從線上走到地面 10月下旬，「倫敦myduty民主牆」和其他類似網路發佈消息，將在歐美等國幾十個城市遊行，聲援被中領館官員攻擊的香港示威者。留學生在倫敦中使館前第一次用普通話喊出了四通橋抗議者的標語。10月29日，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獨立在特拉法加廣場組織了示威。隨後的一個多月，ta們組織了在倫敦中使館的三次抗議活動。11月23日，數十位留學生聲援原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柴曉明。柴曉明因倡導勞工權利目前仍被中共關押。 11月27日，倫敦悼念烏魯木齊大火死難者集會是目前留學生組織的最大規模抗議集會。這次示威參加人數約一千人，不少講演和口號不僅包括了反對專制、爭取自由民主的內容，也有爭取性別平等、族群平等的內容。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約有十個城市也有類似的集會活動。而在抗議之後的群組討論包括「清零」、新疆集中營與烏魯木齊大火。引述最典型案例是烏魯木齊超過三個月「清零」封控期間的火災，海爾尼沙汗 ·阿布都熱合曼（Heyrinsahan Abdurahman）和她的四個孩子因無法逃生而死亡。海爾尼沙汗的丈夫穆罕默德·阿裡·梅特尼亞茲（Muhammad Ali Metniyaz）和ta們的長子埃利亞斯（Eliyas） 在五年前被關入新疆集中營。 12月4日晚的抗議活動提出了建議獨立民主工會、學生會。這幾次示威實踐的表達自由和集會自由，如同劈開黑暗的一張張白紙，女權人士的參與帶入了性別議題，反對仇女文化，指向專制與父權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結構; 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和其他族群的參與幫助行動者反思專制與帝國的壓迫; 勞工人士強調專制與資本結合對勞動者的剝削，無論長幼，堅持和決心見證和促成了專制和特權制度走向滅亡。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據外媒報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級法院於今年9月以「分裂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罪對六位藏人作家和活動人士：白瑪仁青、塞朗、崗布優博、桑珠、才讓卓瑪、及崗吉珠巴嘉，分別判處4到14年徒刑。判決書全文迄今為止尚未公佈。這六位藏人都是在去年中共準備建黨百年紀念儀式前夕被捕 ，今年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被判刑。 從目前得到的資訊看，這次對六位藏人的判刑仍是套用以往方式，使用「分裂和危害國家安全」這類專門針對藏人的指控。才讓卓瑪因參與2008年以及2012年的和平抗議曾被拘留過兩次; 白瑪仁青、崗布優博、桑珠和崗吉珠巴嘉都曾因撰寫、出版書籍和報刊被判刑 ，崗布優博、桑珠和崗吉珠巴嘉曾被指控的另一項罪名是成立「非法組織」（反抗組織）; 塞朗因從事環境保護和宣導西藏民族教育、組織討論藏族家長健康問題曾被拘留過。從這六位藏人近十幾年來的經歷，可以追溯到中共期間相關的文件和措施，瞭解其對藏區管控的升級 。 1.不斷升級管控藏區的措施 中共近十幾年對藏區的社會控制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準備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開始的。當局對甘孜和其他藏區重點監控，維穩經費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四川其他地區，在整個藏區的維穩經費也是全國人均的2倍。 2008年西藏全境大規模抗議被鎮壓後，中共逐漸在藏區社會推廣維穩網格化管理。 從2012年開始，中共開始在整個藏區的城鄉社區實施維穩網格化管理與「聯戶單位」結合的保甲制度 ，每個聯戶單位包括十戶到幾十戶，聯戶單位都有專門的中共官員監控。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縣為例，中共在這個縣實施「全域並集」網格管理，全縣分成超過上百個網格，在每個網格建立黨支部，培養網格員，以「聯戶聯僧 」方式全天候監控藏人僧俗社區。中共要求在藏區幹部，與農牧民和僧尼「結對認親」，其目的是定期在藏區巡視，直接監視民眾，並對維穩官僚體系進行評估和強化。 從2018年開始，中共開始大規模打壓民間自發組織和獨立交流活動。近兩年來，這種對民間交流打壓呈現常規化和全面化。2021年3月20日，中共的22個官僚機構 包括紀委、組織、宣傳、黨委政法委、黨委網信辦、教育、科研、民政、公安、國安、財政、銀行 、住房、文化和旅遊、稅務、市場監管、外匯等部門聯合公佈了《關於剷除非法社會組織滋生土壤 凈化社會組織生態空間的通知》。各地方民政局根據這個通知又進一步制定了本地區公告，並不斷增加 「非法組織名單」。同年4月16日，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政局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打擊整治非法社會組織的公告》。這個公告明確指出，這次行動旨在「營造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平安社會環境」。甘孜當局在這份公告中專門列舉了五類「非法社會組織」，範圍涉及極廣，包括「經濟、文化、 慈善等領域」，並且特別強調了所謂「假借宗教旗號活動」的組織，也就是未經黨國批准的宗教組織。對照甘孜當局公告與22個部門通知以及隨後不斷公佈的「非法社會組織名單」，不難看出中共在甘孜和其他藏區的主要目的是強化壓制民間社會在保護藏語、環保議題等領域的交流，並進一步限制獨立於中共的宗教活動。 2. 對活動人士和已釋放的良心犯實施更嚴密的監控、更嚴厲的懲罰 這種升級打壓社會自發組織往往也伴隨抓捕許多被標定的參與人士。以這次中共22個部門通告為例，在通告發佈的半個月之內，近期被判刑的六位藏人中的五位被捕。塞朗與另外十位藏人上一次被捕時間是2020年9月，正處於民政部另一次打擊「非法社會組織」的鎮壓期間。這16位藏人被捕地點都是在自己工作和生活地點—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和爐霍縣。 抓捕甘孜藏族自治州16名藏人、對6名藏人的不公開庭審，更像是中共為目標優先而預先實施壓制社會的措施。在中共20大前的5個月內，僅自由之家就收集了中共統治地區735件壓制錶達自由的案例：其中被捕人數超過三千人。 這些對表達自由的壓制往往與中共官僚機構打壓民間交流的措施相配合。 當局在鎮壓民間自發組織的同時，使用已建立維穩網格和社會信用系統，監控被列入黑名單人士。這六位被判刑藏人因言論或參加和平示威都被判刑或拘留，被釋放後仍被嚴密監控，沒有行動自由。 3.生生不息的民間獨立交流和社會自組織 今年9月，甘孜當局對六位藏人以口袋罪判刑，並未公佈任何指控新的證據，也未告知與塞朗同時被羈押的其他10 位藏人目前狀況。這些鎮壓措施目的是壓制西藏文化和獨立活動，剷除異議，預先防範，尤其是對以往活動人士繼續實施嚴厲懲罰。 中共在西藏和其他統治地區以高壓塑造奉旨發言，奉旨環保，奉旨上街，懲罰任何超出奉旨範圍的行為。中共經過多年數輪對社會自組織和民間獨立交流的打壓後，也不得不承認民間自組織仍處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狀態。維穩的防微杜漸、試圖根除社會異議的土壤，反而為反抗中共專制準備了新的土壤和種子。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10月16日下午，正在英國曼徹斯特中領館外抗議的香港示威橫幅突然被衝過來的幾個人踐踏，隨後一名和平示威者被拖入中領館，遭數人圍毆，這名示威者被打傷，最終被英國警方帶離中領館。中共外交部聲稱這名示威者「非法闖入使館， 造成中方人員受傷，並威脅中方館舍安全」，曼徹斯特中領館官員更宣稱抗議者的橫幅「侮辱國家和領袖」。在隨後接受外媒採訪和新聞發佈時，中領館官員為使用暴力辯解，聲稱領事館一名工作人員受到攻擊並一度失去知覺，但是並未提供任何相關證據。這是中共一貫混淆是非，倒打一耙的伎倆，以此壓制自由表達以及和平示威權利。從現場人士證言、公佈錄像等資料看，攻擊和平示威者的人全都是中共領事官員和辦事人員。 曼徹斯特和平抗議者被中共領事官員或雇傭人員毆打，並不是近年新出現的現象。過去十幾年裡，中共在英國的領事人員或雇傭流氓騷擾和平示威者發生過至少十幾次。 包括這次曼徹斯特中領館打人事件，針對中共領事館雇傭人員和領事官員直接在使館或領事館附近攻擊和平示威人士的報導，至少已經有三起。了解這些事件對爭取和保護和平抗議權利有重要參考意義。 1.  中領館雇傭人員多次攻擊和平示威者 中領館攻擊和平示威者最早的報導來源是法輪功媒體。這起事件發生在2006年1月24日晚9點左右，當時高郁冬正在倫敦中使館對面靜坐抗議中共對境內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忽然從中使館走出一名男子，在快接近高郁冬時，他開始奔跑，然後將一瓶液體潑到高郁冬的臉上，並踢她。高郁冬質問襲擊者為什麼打她，並向對面員警呼救，施暴者繼續拳擊她的頭部，一名警察趕來制止，並將他帶走。這名男子被拘留數小時後由一家中資公司保釋。 這起事件發生後，警方以「襲警罪」調查並起訴施暴者，而高郁冬僅作為證人。施暴者和他的律師以「喝醉」為由解釋暴力行為 ，法庭僅判處了施暴者短暫的社區服務。 然而，這個案件疑點重重。警方以「襲警罪」縮窄了調查範圍，失去為受害人尋找真相和正義的可能，包括施暴者的攻擊動機以及與中使館的聯繫。警方也沒有就施暴者所說的信息進行跟進調查。例如，這名施暴者稱他受到中資公司邀請去中使館赴宴，在飯桌上已經喝醉了，但是這不能解釋他為什麼當時不在使館內「撒酒瘋」，而是從中領館走出來，跨越兩條馬路到中使館對面靜坐抗議地點，才開始「撒酒瘋」打人。 警方也沒有詢問這名「喝醉」的施暴者在赴宴過程與誰對話，包括是否與中領館官員討論過法輪功學員在使館外正在進行的靜坐抗議。 英國主流媒體沒有報導這起事件。因此，中國流亡異議人士決定以公開信方式引起英國社會、議會和政府對中國人權的關注，這封公開信簽署者也包括幾位英國學術界和政界人士。這封公開信在英國主流媒體散發，但是仍未獲得主流媒體報導。 2.中共領事官員直接的暴力行為和雇傭人員增加對和平示威活動的騷擾 2014年6月4日中午，倫敦中共使館領事官員直接出面使用暴力攻擊和平示威人士。 在六四25週年當天，王天安女士(中國民運人士王炳章的女兒)和國際特赦英國分部主任凱特艾倫女士正在中使館前獻花，紀念六四死難者。突然，中共使館衝出的兩個領事官員將她們推離祭祀地點，鮮花也被扔掉，現場警察沒有任何干預，有不明身份人員對現場參與者進行拍照。當時現場有不少新聞記者，部分英國主流媒體報導了這起事件。 在這起事件後，國際特赦要求警方進行調查，也要求英國外交部對使用暴力的使館人員採取行動。但是警方沒有調查這起事件。雖然英國外交部一度也表示要採取行動，但隨後沒有下文。 在這次事件隨後幾年中，中使館增加了對使館前和平示威人士的騷擾頻率。比如雇傭人員在在六四紀念期間踐踏示威人士的蠟燭，或毀掉將中使館街道更名為「天安門廣場」的標誌牌。 3. 如何跟進中領館官員打人事件？ 今年英國主流媒體都報導了曼徹斯特中領館官員打人事件。英國各界活動人士要求自己選區議員在國會緊急質詢外交部，這也是推動警方調查這起事件的部分原因。國會的緊急質詢使英國政府不再沉默，外交部聲稱「如果警方確定有理由指控任何官員，將期望中國領事館放棄這些官員的豁免權，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外交後果將隨之而來」。 英國政府並沒有說明外交後果是什麼，這類言辭更像是以往的外交修辭，以潤滑、磨 平回應民間要求，最終使問題不了了之。這類外交語言也反映了英國政府仍優先保障英國精英與中共的交易。因此，民間推動平行調查，持續要求警方和英國官僚機構調查必須透明化，這對保護和平抗議權利尤為重要; 同時也需要使用《資訊自由法案》，測試是否英國政府以及各部門繼續以所謂的「公共利益」、影響「英中關係」 為名或踢皮球方式，拒絕信息公開。 今年初，英國保守黨占多數的國會通過了新的《警務法》，這項法律中與和平抗議有關的條款在6月開始實施。這項法律賦予政府部長和警方擁有更大的權力干預和平示威，同時這項法律對政府和警方瀆職行為的訴訟也將變得更加困難。 英國警方對曼徹斯特中領館官員踐踏和平示威者的條幅沒有及時干預，縱容了這些中共官員針對和平示威者的暴力升級，這也說明《警務法》更缺乏對和平示威權利的有效保護。根據以往英國警方和政府處理這類事件的方式，沒有全面調查中共侵蝕英國公民權利以及審視英國自身制度問題，結果只會姑息中共的「戰狼外交」，英國公民權利也將進一步喪失。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10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47個成員國投票，決定是否在2023年人權理事會常會期間舉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狀況的辯論，結果是17票贊成，19 票反對，11票棄權，這個決議草案被否決。 中共與18國政府反對討論維吾爾地區的人權狀況。那麼標榜「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共，為什麼對於在人權理事會討論它統治下的人權議題如此在乎？ 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評估報告》 這個決議草案是基於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發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問題評估報告》。這份報告匯集了2017-19年中國當局的文件、聯合國條約機制審議中國履約情況、特別報告員的相關調查報告。這份評估報告也包括了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的訪談，其中26名被採訪者曾被拘留或被關押在當局所稱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設施（再教育集中營）中，遭受暴力和被強迫勞動。這份評估報告主要依據中國政府簽署和批准的國際人權公約，檢視了中國當局制定「反恐」和打擊「極端主義」的政策和法規是否違反這些國際公約，並評估這些政策和法規執行的情況和產生的後果。這份報告的結論是：「根據（這些）法律和政策，在限制和剝奪基本權利的背景下，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群體成員進行任意和歧視性拘留的程度，在更廣泛地限制和剝奪個人和集體享有基本權利的背景下，可能構成國際犯罪，特別是危害人類罪。」 這份報告並未提及中共從「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恐」和打擊「極端主義」與之前的政策和實施的關係，也沒有說明從2003年到2016年以來中共壓制維吾爾人的措施與2017年以後鎮壓的關係，忽略了中共70多年來在這個地區系統性的殖民政策，這些政策和實施構成了對維吾爾和當地其他土著民族生存的根本性威脅。這份報告也沒有說明人權高專辦與中國政府長達17年的合作，為什麼一直無視這些問題。此外，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未清楚說明今年5月她訪問中國以及維吾爾地區與這份報告的關係，也未清楚解釋人權高專辦為何在這份報告完成一年後才公佈。 儘管這份評估報告有上述缺陷，但是為防止這類人權問題進一步透明化，中共以防微杜漸的維穩策略阻止了這個議題在人權理事會繼續討論。那麼中共是如何防止人權議題國際化的？ 2.  針對不同國家的不同策略 中共不僅影響聯合國機制，而且也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絕大部分國家施加程度不同的負面作用，許多政府對中共系統侵犯人權的行為長期背書或保持沉默。這次投票支持中共是在人權理事會中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以及高度依賴一帶一路項目的政府，這些國家的公民權利近年來也日趨萎縮，這與中共統治地區類似。投棄權的政府包括烏克蘭和印度。面對與俄羅斯「合作無上限」的中共，烏克蘭已經在俄國侵略戰爭中遭受巨大傷亡，正面臨核武器的威脅。印度政府正在開始反擊中共在南亞、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地區擴張，不過近年來國內的公民權利受到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對穆斯林的壓制比以往更嚴酷。 中共在人權問題上影響相關政府主要藉助於它的外交機制。從建制後，中共對外交體系始終有決定性的控制權，這也確定了黨國一體的總體外交方向。中共政治局的一套人馬同時擔任對應的政府要職，形成一套機構，兩塊牌子（有時對外還要加掛牌子）控制外交系統。對外使用不同牌子掩蓋中共黨國專制的帝國本質，也隱藏了中共對內統治無合法性的問題。 中共外交機制主要是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委員會（小組），這個機制正式建立於1958年，逐漸演變和整合了與外交領域相關的主要機構，包括軍事、外交、商業、公安、國安、港澳和臺灣事務以及中共對外聯絡部、宣傳部和統戰部等。中共使用「反帝」和「反殖民」話語，同時以貿易、投資和「援助」為手段，形成了對新獨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持續影響，以多種手段進行地緣擴張和全球擴張，推廣中共的人權標準。 以這次議案表決中支持中共的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和中非合作論壇成員國為例，中共使用軍事合作包括武器出口和培訓，購買這些國家自然資源並以貿易和債務為手段，增加這些國家對中共的依賴。同時，中共在這些國家開設了共一百多所孔子學院和中國文化中心，資助這些國家官員和學生在中國學習，扶植他們成為這些國家各個領域的精英。因此，這些國家政府在人權問題上也呼應中共的說辭，「西方在處理世界事務中的雙重標準」。 中共在聯合國譴責「美國系統性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和員警暴力」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不尊重「土著民族權利」，這種策略成為中共規避人權問題的常規伎倆，也使有類似問題的巴西和印度政府等，在涉及到中共侵犯人權問題上保持交易，以避免未來調查自己國家的人權狀況。 3. 精英利益和短期自我利益優先於普遍人權：利益誘惑和分化以及外交誑語 中共的影響並不限於缺乏人權保障的國家，也影響了不少代議民主國家。本世紀初以來，中共的官產學媒官員參加了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劍橋大學和哥本哈根商學院等高校的專門課程。這些項目已經為中共官僚體制培養了數萬名高級官僚包括外交領域的官員。中共也藉助這種項目與西方國家學術、政治和產業界建立了密切聯繫，並對這些領域的的精英產生持續影響。這解釋了不少代議民主政府和其他精英現在仍聲稱試圖要分化中共與蒲亭。一些國家政府如英國政府一方面高調宣佈「中國威脅英國」，但實際實施的是精英利益優先普遍人權，繼續大量進口強迫維吾爾人勞動產品，人權問題淪為這些政府和其他精英的修辭。 中共縱橫捭闔使用的外交誑語是「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得到尊重」。不過，這次不是講給蒲亭聽的，而是9月下旬，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會見烏克蘭外交部長所說的。烏克蘭外交部得到的中共英文版本是「中國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反對使用武力解決分歧」。這可以解釋烏克蘭政府在維吾爾地區人權狀況投棄權票的原因。 總結中共規避人權問責的方法，主要是依靠貿易槓桿、利益誘惑和分化以及外交誑語，使不同國家的精英利益和短期自我利益優先於普遍人權。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續上篇) 3. 官僚政治網格化管理和利用高科技清零的常態化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疫情最初的一個月，中共官僚制度以維穩和繼續一帶一路擴張作為優先事項，將疫情作為負面信息過濾。公安部門和醫院黨組織系統性壓制有關疫情的信息傳播，前線醫生戴口罩也被禁止，導致了最初兩個月新冠感染人數在境內外呈現指數增長。 2020年一月底，中共為應付疫情危機成立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將疫情防控與社會控制一體化，以出現新冠感染者的數量作為封城的主要依據，同時強化控制境內流動，基本將境外人士拒之門外。2021年下半年，感染率再次上升後，中共以「動態清零」或「社會面清零」對付新冠病毒的變異，以缺乏獨立檢驗和質證的數據標定隔離管控場所或者閉環管理場所如方艙醫院和社區的集中隔離。「武漢微鄰里」等監控體系每天上報個人健康情況，強制實施的健康碼、行程碼，核酸報告成為馴化順民的機制，官僚體系以此為由事先應對管理「突發事件」。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和「武漢微社區」等作為網格化和大數據結合更新了部分官僚機制並與新的機制組合，對城鄉維穩機制進行細化和升級，以此發展了更嚴密的自上而下控制社會的機制。從片長、樓長到戶長制（十戶長）和治安員，輔助使用機器人和無人機識別症狀、監測疾病和追蹤受感染的人，並執行隔離措施。電子哨兵與演算法結合，中共官僚機制可以更全面滲透社會和家庭。以提供食品、醫療用品、監控感染狀況或心理諮詢為由，以此收集敏感的個人資訊，實施「地毯式管理」的頻繁檢測，使用互聯網和官僚機構結合，將醫療、精神輔導 、以科學名義指導以及物質供應的數位防疫，升級對物理空間的監控 ，形成了大數據的維穩機制，強化了維穩網格化的官僚體系。 4. 結合緊密官僚機制愈發盲從，文過飾非檢查制度的欲蓋彌彰 中共官僚制度以控制社會作為主要目標，看似可以快速應對部分危機，調適與整合自上而下的組織結構，快速實施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組織的動員。但是這種緊密官僚機制的最大問題是盲目服從，過濾對專制不利的即時資訊，算計何時公佈資訊，從而導致預警系統失靈，造成不間斷的制度性災難。 在大躍進期間，嚴密控制個人流動的戶籍制度以及深入到工作單位和基層的黨政組織， 對最高指示盲從，有大量糧食庫存仍不允許開倉濟民，使大饑荒持續長達三年，底層饑民不能逃離，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中共政權一直缺乏合法性，系統掩蓋領導人製造災難的制度，導致了官僚機制奔命於應付越來越多的敏感期 。 2003年非典（SARS）爆發初期，當局壓制前線醫生的資訊，錯過了寶貴時間。雖然中共官僚機構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調動大量人員和資源動員，但是仍然導致感染約萬人，死亡超過800多人。 在SARS疫情過後，中共衛生部門通過了《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資訊報告管理辦法》，建立了傳染病資訊報告管理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系統，及時的網路直報系統可以從村衛生所直達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所有相關防疫部門。但是這種預警機制不時失靈。中共衛生官僚系統已經在2019年12月初到當月底已經獲知新冠感染至少27例（當時通報名稱為 肺炎疫情）。但是缺乏獨立資訊處理和傳輸管道，所有主要資訊收集、處理和傳遞的管道都在當局的嚴格控制之下，官員和高級專業人員在中共官僚體系中為保證中共當前首要任務，全面和高效地無視疫情擴散的資訊，使疫情時至今日仍未結束。 5.中共官僚政治的人治和懲罰人民監督和批評是導致層出不窮人禍的主要原因 中共將它的抗疫模式作為與民主制度競爭優勢，宣傳專制制度的高效和全能。但是這種抗疫模式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以及參與決策和問責的權利。同時，中共官僚機制以民族主義轉移公眾對新冠病毒來源、當局應對措施和國產疫苗功效的關注，導致中國和其他相關國家的疫情時間加長，人禍接連不斷。當局強制清零措施包括封控導致非新冠死亡人數快速增加，遠遠超過新冠死亡人數 ，近期新疆伊寧封控措施死於饑餓或無法獲得藥物的人已經有十幾人，貴州為完成清零的 隔離大巴違反不能夜間駕駛的規定，車翻造成數十人死亡。 中共官僚政治近十年來的演變是利用高科技，以此建立集中營和動態清零，試圖建立防患於未然的官僚機制。但是，這種官僚政治的絕對服從，不惜一切代價執行最高層的指令，無視這些指令的荒謬甚至可能造成的災難，導致官僚預警機制失靈的常態化。 而懲罰人民監督和批評官員的權利，更是導致人禍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接連不斷出現的主要原因。 【延伸閱讀】 集中營與清零：中共官僚政治以及演化（上）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