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的機密適用範疇，將所有跟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都納入機密保護的範圍，修訂後會比原本舊條文中的「國家機密和情報」範圍大許多，新措施將在今年7月1日開始施行，消息一出，引起外界關注，尤其是許多外商企業及外國人士擔心，未來中共動輒得咎，隨時都可以羅織罪名，來進行政治整肅和報復，《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中更指出，該法修改後，可能會讓許多外資出逃、撤離中國，這更不利於吸引外商到中國投資設廠。 中共修訂《反間諜法》 很危險！恐對外企羅織罪名 其實，在還沒修法之前，中國早已針對部分外商採取壓制的動作，例如「貝恩」(Bain & Co.)、「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凱盛」(Capvision)、「德勤」(Deloitte)等外企公司在中國的辦事處及人員，就接連遭到突訪、搜查，甚至是員工被拘留；除此之外，日本製藥商「安斯泰來」(Astellas)的管理高層被中方控訴從事間諜活動遭到逮捕，顯然中國是有意藉由這樣的手段，來對外企公司製造寒蟬效應，特別是對有意留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帶來殺雞儆猴，遵從中共的政治正確及獨裁氛圍。 早在2018年時，中國就已經開始用「國家安全」為由來對外國人士進行報復，當時因為加拿大拘捕了「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中國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加拿大公民史佩弗(Michael Spavor)，把他拍照中出現的軍用飛機詮釋為「非法傳遞二級國家機密」，這就是中共肆意濫捕的手法。如今再透過修訂《反間諜法》的機密範疇，對於機密的規範相當模糊，中共任何機構都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來對任何機構及人員展開調查及抓捕，而審理過程又相當不透明，還言之，任何人都可能落入間諜行為的控訴。 中共要整治的對象也不只是外商，不久前，一位在黨媒「光明日報」的專欄作家董郁玉，就是因為和日本駐中大使館的官員會面後遭到逮捕，這樣的情事也有對內發揮震懾的效果。更不用說，中共也把台灣民眾列入懲罰的對象，包括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的富察、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都遭到不明處置的拘留，甚至被起訴違反《分裂國家罪》入獄。可以說，這些都是藉由法律制度來進行政治打壓，可以想像的是，一旦《反間諜法》修訂法條正式實施後，恐怕會有更多機構跟人員遭到迫害。 對外「祕密警察監控」 對內《反間諜法》多重施壓 然而，中共這麼做是所為何事？部分觀察家認為，極有可能是要廣泛打擊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藉此來對美國政府經濟圍堵中國的一種回應，進而用來作為談判的籌碼；也有一說是中國政府要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安全至上」的要求，以作為習近平維穩政權的工具，尤其是最近幾個月已開始限制及切斷海外用戶使用重要資料庫的管道，包括企業資訊、專利研發、採購文件、學術期刊及官方統計年鑑等無法正常使用，例如外國機構不能再續訂中國「萬得資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Wind Information Co.)的資料庫。 中共的所作所為，眼看是為了防範外國威脅，但卻同時引起全球企業及者的不安，畢竟外國人員前往中國進行任何考察或調研，以及一些以諮詢、調查為業的外商，就算只是一般普通的市場調查，或是對競爭對象的資訊掌握，都極有可能會被視為間諜行為，而中國司法部門掌握了詮釋「間諜」的權力，違法的認定及起訴的理由似是而非，許多企業及人士都成了中共要進行政治壓制的祭品。問題是，中方在今年「兩會」期間強調會繼續改善外企在中國的經營環境，但是，《反間諜法》修訂、對外商的搜查等動作，根本是背道而馳。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上個月初逮捕了兩名華裔人士，理由是他們涉嫌在紐約經營「中國秘密警察局」，受到中國政府的指使，向美國境內的華裔民眾進行監控，甚至是對批評中國及中共的人騷擾，美國的反應也震撼了其他國家，許多西方國家也開始進行調查。中國在其他國家進行滲透、秘密監控等行為，已讓許多國家反彈，如今又透過《反間諜法》修訂來壓制外國企業，如此行徑正好凸顯獨裁國家野蠻的一面，鄰近中國的台灣，許多台商及民眾頻繁往返中國，必須審視可能引發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外國企業都有避險的意識了，台灣更要小心才是！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美國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峰會，最受矚目的便是他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見面，一年一次的「拜習會」，外界放大檢視會談的結果，以及對美中關係帶來什麼意涵。拜習兩人談話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大，包括軍事對話、打擊毒品犯罪、氣候變遷、文化交流等等，不過，也不出外界所料，都只停留在願景式的高談闊論，毫無具體的措施或方案，特別是較具敏感的台海情勢、科技戰等議題，可以說是各說各話、沒有任何交集。 習誆沒攻台計畫 是為未來侵略做準備 今年的「拜習會」，雖然不如拜登所認為對話有巨大進展，但也不是完全缺乏意義，尤其是拜習兩人在對話中所釋出的深層用意，這也呼應了部分觀點對這場拜習會的評價，「習近平有了面子，而拜登贏得裡子」。從形式上來看，習近平在三連任後首度踏上美國本土，對照八年前訪美的時空環境，這次習近平所代表的中共政權已不同以往，更為獨裁的領導風格，與民主美國的政治文化形成強烈對比；而習近平更在意的是，如何凸顯個人崇拜的氣勢，拜習會已讓習近平沾到大國地位的表徵。 對東道主的美國總統拜登，主場優勢必然能操之在我，看準了習近平來訪的小心翼翼，讓習近平能表現出有所求於美國的姿態，以及在軍事安全上能掌握話語權，這符合了美方的利益，一來確保美國身為全球霸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藉此來削弱中國過去一副不可一世的戰狼氣焰。習近平向拜登提到「競爭無法解決兩國問題」，這似有向美國示弱的意味，以及據傳習近平向拜登否認有「2027、2035年攻台計畫」，顯然現階段加劇軍事緊張局勢，一旦失控恐會讓中國捲入全球戰事，這牽動著中共內部政治結構。 不過，習近平向美國表示「休兵」的說法，恐怕很難取信美國及其盟友，畢竟中國在地緣政治利益的考量，與美國完全相反，中共積極在南海建立人工島礁及軍事化建設，以及有意將軍力東擴至太平洋一帶，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更遑論周邊國家是首當其衝，包括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等國都需要來自大國的安全保證，更深信中共政權極有可能會陷入「獨裁者陷阱」而做出誤判，認為習近平不會改變窮兵黷武的路線，向拜登否認短期攻台是為了未來軍事侵略做準備，養精蓄銳完成軍隊現代化目標。 中共積極在南海建立人工島礁及軍事化建設，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圖為中國在南海黃岩島部署的浮動屏障。(圖:菲海防隊) 習有意釋出延任目標 美憂獨裁者陷阱 當然，否認有2027年或2035年軍事行動計畫，除了有安全上的意涵，更具政治性解讀。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從2022年至2027年，處在中共二十大的現在進行式否認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未來式，如果不是具有預測未來的超能力，就是意味著習近平有意延續政權；換言之，習近平的終身延任目標，至少將目標設定在中共二十二大之後，至少在三個「一百年」的里程碑中，習近平跨過2021年的「建黨百年」，以及2027年的「建軍百年」，無人可以超越，中共歷史定位中不低於毛澤東的強人統治。 習近平能否完成他「終身延任」的夢想，具有三個可能的變動，首先當然是「生理限制」，目前年滿七十的他，倘若順利邁入第五任期，2032年的中共二十二大，他也將進入八十大壽，健康問題會隨著年齡老化浮現。其次，便是國內政局的穩定，習近平唯有強化對內控制方能確保政權不受影響，這也解釋了中共近期在安全領域的立法動作，顯示習近平雖然全面掌權，但卻有著「穩而不固」的風險。第三，來自外部因素的影響，中共要排除境外勢力干涉內政，尤其是西方民主意識的滲入，挑戰習近平統治的正當性。 基於此，習近平事隔多年前往美國，與地主國拜登見面並不意外，兩人對話難取得共識也是正常，但是習近平除了表態中國有求於美國的姿態，更有意向拜登確保中國在軍事上的克制，而有趣的是，習近平否認攻台計畫的具體時間，卻有著弦外之音，一方面展現他企圖延任的政治目標，另一方面，放低姿態的樣子也有著暗示美國不要妨礙他的執政地位。只是，美國恐怕最在意的是，習近平獨裁下的獨斷專行，習派人馬的小圈子缺乏糾錯的機制，會有誤判甚至冒進的風險，這才是國際社會對習近平的最大擔憂。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拜習會」登場！兩人會談了兩個多小時，雖然握手言歡、並肩漫步畫面是外交禮儀的標配，也取得所謂的「真正進展」，包括建立人工智慧對話、禁毒合作工作組，軍事溝通、增加航班、擴大民間交流、研商氣候變遷行動等；但是，雙方還在丈量「護欄」的尺度，去年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場邊的拜習會，拜登(Joe Biden)與習近平提到「溝通管道」重建，經過一年後，美中溝通成效有限，任何風吹草動都讓關係出現脆弱的風險。 習的「五根支柱」擔憂美中競爭 今年和去年的拜習會不同之處，在於去年作客印尼，今年美國是東道主，美國的主場優勢讓中國更為謹慎看待習近平的出訪，擔心美方藉「亞太經合會議」(APEC)峰會的主辦，讓習近平穿小鞋，甚至是洗臉中共極力塑造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所以在「拜習會」登場前，特別在意陳抗活動的隔離措施，害怕習近平的尷尬畫面登上媒體版面，「辱華」的標題恐讓習近平的神聖不可侵犯落得灰頭土臉的窘境，但又無法拒絕出席，見面前已陷入兩難。 APEC大會會場周圍，抗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隊伍。（APEC台灣媒體代表團提供） 舉辦前，美國國內也傳出各種對「拜習會」的警示意見，例如拜登要向中國警告不得干預台灣及美國的大選，以及不得對中國在台灣議題上讓步，美國社會對中國威脅感未減，會是未來一年國內政治的重要課題，民主、共和兩黨不會綏靖看待中國，更不可能示弱。雖然習近平向拜登表達「中國沒有超越或取代美國的規劃」，但是，習近平也強調「維護利益、捍衛原則、堅守底線」，再加上2027年打造「解放軍現代化」的目標相當明確，習的軟調難以化解美國及其盟友的疑慮。 習近平提出雙邊關係的「五根支柱」，包括正確認知、管控分歧、互利合作、大國責任及人文交流，反映出中國目前情勢，國內政經風險四伏，以及外在壓力難緩，增加「安全」立法動作，意味著習近平全面掌權後的「安全困境」，也是外商的「政治風險」，可以說這是習近平自找麻煩，也讓他的訪美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表面上要維持大國的風範，但卻難掩「有難需求助美國」的處境。習近平特別指出美中競爭並無法解決問題，尤其是美對中的經濟、科技制裁，且特別提及「做夥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這意味著「競爭關係」加劇中國的困境。 習要美停止武裝台灣的背後用意 當然，這次的「拜習會」，除了「台灣議題」受到矚目之外，美中能否重建軍事對話(熱線)，也是熱議的焦點，拜習兩人也同意恢復雙方軍事溝通、國防工作會議及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等；但是，軍事議題的溝通在缺乏互信的基礎上，實在難以達到「護欄」的效果，該如何在軍事上「避險」雙方毫無共識，更遑論要解決「軍事誤判」。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擴張，不只衝擊美國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更攸關著周邊國家的安全及利益，現實上，習近平不可能放棄「強軍思想」，就算與拜登的會談表現謙和，都難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 台灣該如何看待這次 「拜習會」？尤其涉及到台灣議題，美國支持台灣的民主發展無庸置疑，對於提升台灣國防的態度更是堅定，不論是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落實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拜登政府上台至今已對台11次軍售，朝向防衛軍備常態化發展；習近平也向拜登提及「反台獨」，要美國停止「武裝台灣」，這凸顯出台灣部分聲音渲染「疑美論」是在配合中共，而台灣對國防的需求，就是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戰爭與和平」的前提，必須有堅強「備戰能力」，而不是向中國示弱！ 台灣必須認真思考「為何美國關注中國干預台灣大選」的顧慮，中共那雙介選的手，隨著投票日逼近，已不避諱使出各種手段，親中勢力呼應大剌剌進行搓湯圓的權力分贓，倘若結果成真，那「下架」的不只是本土政權，「民主價值」、「國際連結」及「主權認同」將有被迫下架的可能，最後得利的一方只有中共，食髓知味的習近平，勢必對親中勢力施壓，屆時失去國際支持的台灣，後悔也是枉然！2024年總統大選將決定台灣的未來，做出正確的選擇，拒絕見不得光的政治交易！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據悉，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今年11月中旬於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峰會場邊進行「雙邊會談」，具體時間會落在11月15日。其實，「拜習會」會舉辦並不令人意外，前不久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美，分別與拜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見到了面，這意味著雙邊元首會談木已成舟，原則性的會談模式及議題有了進展，否則王毅不需要風塵僕僕的趕赴美國，而目前就是為會談事宜進行最後的準備，換言之，在沒有超乎意外的情況下，至少維持著一年一次的「拜習會」舉辦。 檢視一年前拜習會共識：重建兩國溝通管道 當然，今年即將登場的「拜習會」，勢必是這場APEC峰會的焦點之一，畢竟美中關係一直處在競爭的狀態，尤其是國際情勢變化多端，去年二月開打的俄烏戰爭至今仍未平息，今年下半年又爆發以哈衝突，拜登與習近平兩人會否在敏感議題上有所交鋒，以及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挑戰，全球經濟復甦及經貿版圖重整，兩大國在「競爭大於合作」的氛圍下，需要雙邊談判來控管風險，可以說，這一次的「拜習會」很有看頭。 只是，該如何評析「2023年拜習會」可能的影響？得先回顧去年幾乎是同一個時間舉辦的「2022年拜習會」，來看看經過一年後是否有落實和進展。 2022年11月中旬，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茲因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自陷戰爭泥淖缺席，習近平當時親自出席具有兩個指標性意義，一是彰顯非民主國家與美對立的大國地位，二是習近平連任後展現走出國門的領導氣勢，再加上舉行與拜登的首次元首對話，外界關注這會是美中關係轉變的重要時刻。 不過，「2022年拜登會」成果相當有限，兩人對話幾乎是各說各話、少有交集，唯一具可操作性的共識是「重建兩國溝通管道」，為兩國設立「護欄」(Guardrails)來確保「管控競爭」及「不尋求衝突」，問題是，管道似乎不太暢通，容易受到突發事件的干擾，今年二月的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便是一例，甚至還攪擾原定布林肯訪中的計畫。 也因此，檢視過去一年美中兩國在「重建兩國溝通管道」的成效，會是觀察「2023年拜習會」的重點之一，今年六月中下旬，布林肯終於前往中國訪問，但這並不是美中關係的破冰之旅，仍然只是重建溝通的過程，就表面上來看，六月布林肯訪中及十月王毅訪美，形式上都給對方下馬威的排頭對待，這就正常的外交互動上相當突兀，而就大國地位及修復穩定的目的而言，這已說明了兩國關係根本「回不去了」，就算「重塑」或「重構」，都難以重回到二十世紀末的美好光景。   美中內、外部有顧慮 關係要突破進展很困難 簡單來說，美中兩國就算是要打掉重練，也是充滿著不確定性，這不只是外部環境的詭譎多變，還有著各自國內的政治變動，鑲嵌在兩大國的互動中顯得步履蹒跚。 「2023年拜習會」依舊還是呈現各說各話的氛圍，特別是這次是由美國擔綱東道主的身分，對比上次習近平在2015年訪美與時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見面，首度在拜登以總統之姿會見的情況下前往美國，整體情勢已今非昔比，就算中方採取再多的魅力攻勢來營造習近平訪美的正面意義，例如組織各種民間團體訪美、動員中國僑民熱情迎接、與美國企業高層對話等，恐怕也是難以扭轉關係不睦的困境。 美中兩國都有著內部結構因素的限制，中國近期外交、國防高層變動傳聞，凸顯出中共政治波折的不確定性，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進入最後倒數一年的階段，拜登有意競逐連任必須留意國內反中意識的社會觀感，「拜習會」難有突破性的進展。 還有一個禮拜，今年度的「拜習會」即將舉辦，穩定仍是美中對話的主旋律，要達到具指標性的共識恐怕不務實，在「不會翻臉」及「不會友好」的中間搖擺狀態，「拜習會」正式上映前，不同立場或管道都會投注各種想像中的期待，猶如許願池一樣，明知不可能但還是有投擲有希望，例如拜習兩人會宣布恢復美中軍事對話、解鎖美中貿易戰、輕輕放下對中科技封鎖等。 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美國唯一超強地位有所削弱但仍穩固，中國的大國之姿但已失去崛起的氣勢，這一進一退之間，美國的態度取決於中國的作法，問題在於，習近平對外樹立各種具脅迫性的現代化目標，以及對內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程度的動作頻頻，美中「互不信任」加劇，還沒「觸底」難「反彈」，拜習兩人會有多少話好說，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甫卸任的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因「心臟病發」驟逝，中共已迅速火化、簡易治喪安排，但難掩各方質疑。由於李克強才剛在今年3月卸任，裸退的他理應是在黨的全面「保護(軟禁)」下安度餘生，就像是多位已退位的中共領導人一樣，獲得卸任後的健康照護，同時也減少對外露面的機會，特別是在政治場合中銷聲匿跡；但是，才卸任7個多月的李克強，卻因為游泳時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後逝世，剛年滿68歲的他，比過去幾位卸任領導人年輕許多，再加上無微不至元首級退休待遇，李克強驟逝確實讓外界感到狐疑。 中共治喪低調從簡 卻難掩「誰殺了總理？」質疑聲 更讓人猜疑的是，據傳中共對於李克強的喪事規格比照前任總理李鵬，下達低調從簡辦理，包括有「四不指示」：火化不追弔、喪事不出北京、不邀外使、不准外人，以及僅有部分特定機關單位下半旗致哀，顯然中共高層對於李克強逝世一事相當謹慎。有論者認為擔心社會大眾過度追思可能會重蹈1976年與1989年的政治動盪，尤其是在習近平全面掌權的此時此刻，經濟持續下行、社會壓迫感加劇，這位被視為中共最弱勢的總理，李克強的離世恐成為社會不滿的破口，中共中央必然如臨大敵、維穩比悼念重要！ 據悉中共對於網路上熱搜李克強死訊已採取加強管制的動作，只有官方認證的新聞與文章，以及僅允許正面哀悼的留言，其餘不是被刪除、就是被屏蔽，而中國社會也有「政治正確」、「自我審查」的現象，例如大學社團活動因故取消、網路上的悼念文自行刪除，顯然，因為李克強驟逝一事，不僅是中共上下全面警戒如臨大敵，整個社會瀰漫著草木皆兵的氛圍，李克強的死因更是撲朔迷離，甚至傳出要求調查死亡真相的聲音。只是，李克強的遺體在逝世七天後立即火化，要調查出真相的機會已然渺茫，燒屍滅證後也難蓋棺論定。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告別式2日在北京舉行。(X平台：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團滅已無改革派 習近平推社會主義路線已無罣礙 只是，無論事實是「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或是｢被死亡｣、「被心臟病」等各種疑雲猜測，李克強的死確實牽動著中共內部的敏感神經，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發展模式將進入另一個轉折點，而這都跟「習近平的政權地位」息息相關。從政權維穩的邏輯思維來看，習近平當然會擔心有人會「藉機鬧事」，以他在中共二十大強勢壓制「團派」的手段，胡錦濤被強行帶離會場的畫面極具記憶點，汪洋、李克強也被排除出局，以及曾被認定為儲君的胡春華失勢，團派在中共二十大幾近覆沒，李克強之死更有「滅團」警訊之意。 2012年進入中共十八大的黨政運作，延續鄧小平建構集體領導模式下的「習李體制」，一開始「李克強經濟學」蔚為風潮，但好景不常，黨內位階僅次於習近平的李克強，在習近平持續獨攬大權的各種安排下，「小組組長」的作法讓李克強被架空，政策制定的權力空間遠不如前任的朱鎔基、溫家寶；再加上進入中共十九大之後，習近平強勢破除過去領導與接班的慣例與制度，以及主導「動態清零」的防疫路線，當時習李不合已有攤牌的跡象，包括李克強提出的「六億人月收入僅千元」、「地攤經濟」等說法，與習不同調、甚至對立。 李克強任總理階段，從登上領導高峰後權力開始弱化，猶如虛位的總理，但是以他被視為中共內部「改革派」，還能在權力核心中發揮些許制衡力量，再加上還有同派的汪洋，至少仍可捧著鄧小平遺留下的祖訓「改革開放路線」；問題是，習近平在十九大時已強化政府監控市場及經濟的能力，以及有意朝向「國進民退」的經濟路線，經濟發展已不是習近平的硬道理，所以為了動員清零，要「封控、封城、停產停工」也在所不惜，可以想像的是，中共二十大後的習近平，「經濟改革與市場開放」已不重要，而李克強驟逝是其人生的結束，也代表著中國將往極端的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或許是哀悼中國的開始。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近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法》，將在明年(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實施，把「愛國意識」法制化這是近年來中共有意刻劃的動作，而進一步將「愛國」主義化、教條化，甚至與「教育」連結成具強制性的法律。顯然，中共對於愛國的強調不只是意念上的提出，更不會只停留在政治訴求來高喊口號，更具有透過「國家機器」由上至下的立法位階，將「愛國」的抽象意念更具體操作。 在中國 愛國不能只說不做 還得立法遵守 只是《愛國主義教育法》中，「何謂」愛國？「如何」愛國？以及愛國的「目標」為何？有意透過法條來加以規範，至於誰來「認定」、「裁量」？當然就是中共當權者習近平及其隨眾。 《愛國主義教育法》雖然清楚說了要落實愛國教育及愛國精神，但為何要以法制模式來加強愛國主義則沒提及，如果立法的目的只是為了「加強」、「傳承」及「弘揚」，那麼這根本是部畫蛇添足的具文法令，但這就是獨裁專制國家的特性，將法律作為政治權力運作的工具，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能有的現象。 推演《愛國主義教育法》虛假的立法宗旨背後事實，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意味著習近平認為老百姓「不夠愛國」，所以要「再教育」來強化，要「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表示中國長期以來愛國精神不足，必須以「典範模板」來加以傳承跟弘揚。 一部毫無立法必要的法律卻可以洋洋灑灑訂定出5章40條的內容，這就像是「發癈文」一樣濫竽充數，扣除憲法、國家統一、國家安全和國防等部分看似有深層意涵之外，但其實這些內容也和其他法律重疊；至於其他如思想、歷史文化、國家象徵、壯美河山、文化遺產、民族團結、英烈模範事跡等內容，足以讓人疲於細看，不是太八股、就是過於政治宣傳標語。 問題是，為何中共還是要立法？除了是習近平意志的原因之外，難道真的是只是為了立法而立法嗎？恐怕不是如此，會把愛國主義的內容及推動法制化，倘若就權力工具的角度來看，中共試圖提升「愛國的可操作性」。 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意味著習近平認為老百姓「不夠愛國」，所以要再教育來強化。圖為去年習近平考察新疆一處社區服務中心。(中國政府官網) 強制教育洗腦 須通過中共的愛國認證 《愛國主義教育法》的推行對象，是全面性且不分身分、年齡、族群、定居國內外等差異，換句話說，中共要求「遵守愛國」的對象是全體被認定是「中國身分」的任何一個人，無論是哪個職業類別，高大上的權貴、血汗的農民工都一樣，也不分年紀大小，就算沒有法律行為能力的兒童也必須遵照規定。 除此之外，旅居在外已有他國國籍的華人僑民，就連「互不隸屬」的台灣都被劃入接受「愛國主義教育」，這是何等巨大工程及願景的想像，天經地義把「愛中國」框為全球華人的責任，顯然中共有意凸顯愛國的神聖性。 讓人疑惑的是，《愛國主義教育法》正式生效後會如何推行，如果從學校教育進行愛國洗腦，那麼該如何區別和過去作法的差異？恐怕會更具焦在「愛國」與「愛黨(中共)」、「愛習(近平)」的連結，無論是所謂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中共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強化習近平是引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模範及崇拜。 那麼所有貫徹習近平意志的黨政推動事務，包括國防安全、經濟監管、社會維穩等，都跟「愛國」有關，就連家庭教育都要配合，彰顯進入習近平全面掌權的新時代愛國主義工程，人民的所作所為都必須符合「愛國」，反之則是詆毀國家。 至於《愛國主義教育法》中規定內容涉及台灣，「台灣同胞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除了在中國求學、就業、生活的台灣民眾會直接受影響之外，如果僅是從「教育」的面向來看，實質上很難有實質的效果。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該法在實際推行上，可能會將「愛國」視為檢視政治正確的標準，未來有需要仰靠中國市場或利益的人，恐怕必須自我審查自己的「愛國意識」，不允許「吃飯砸鍋」的行徑，那麼就必須力證「愛國精神」，過去是「言行表現愛國」，《愛國主義教育法》立法後，法規強制性極有可能要求修畢「洗腦課程」以作為中共的「愛國認證」。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日前，中國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習近平親自出席開幕式並發表演講，他強調要和其他國家共建「一帶一路」，不是意識形態對立、地緣政治博弈、集團政治對抗，而是要實現共同發展繁榮，所以反對單邊制裁、經濟脅迫及脫鉤斷鏈，因此，習近平提出八項行動方案，包括立體互聯互通網路、開放型世界經濟、務實合作、綠色發展、科技創新、民間交流、廉潔之路及國際合作機制等，指出未來「一帶一路」將會推進「標誌性工程」及「小而美民生專案」。 中國內外壓力超載 一帶一路問題雪上加霜 習近平十分重視「一帶一路」的推動，尤其這是他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後提出的重要倡議，如今邁入十周年之際，必須盤點及擘劃這項政績，問題是，「一帶一路」在2013年首度提出至今，雖然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被升級為國家戰略，累計的總投資也相當驚人，但是，效益及收穫卻寥寥無幾，甚至引發國際社會的疑慮，特別是許多國家因而面臨「債務陷阱」及「主權危機」。再加上近年來，因為美中對抗、COVID-19疫情、經濟成長趨緩等挑戰一一浮現，中國式大撒幣有「虎頭蛇尾」的跡象。 其實，中共早已深知「一帶一路」很難善了，各國債台高築的壓力，不單只讓多數弱勢國家難以償還高額的借貸，更因為無法負擔鉅額貸款而必須將毫無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轉讓或割讓給中國代言的企業組織，例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被迫與中國簽下長達99年的租約，猶如十九世紀時的「殖民模式」復辟，類似的案例也在非洲、中亞、東南亞等地區發生；此外，中國藉由共建手段來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不但造成市場壟斷，更引入貪腐陋習，部分國家內部社會出現「反中」浪潮。 2019年，一本涉及中國「一帶一路」內容的漫畫在馬來西亞眾多學校派發，引起爭議。(圖：Najib Razak臉書) 當然，習近平不可能表明鄙棄「一帶一路倡議」，倘若如此，儼然是要他承認自己「對外事務」的無能。只是，「一帶一路」已被放大檢視弊病，這套曾被譽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該如何收尾或作結，顯然中國已陷入騎虎難下的窘境，這也迫使習近平必須持續提出一些新的外交理念口號，例如「全球文明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這些說法雖然沒有要直接將「一帶一路」取而代之，但也凸顯出習近平試圖找出脫困的路徑，特別是已有國家揚言要退出，例如義大利；西方陣營也提出相應對策，例如G7推出「全球基建和投資伙伴關係」(PGII)，這讓中國腹背受敵。 習近平「小而美」民生專案 一帶一路的新路徑？ 習近平在這次的「一帶一路論壇」中，強調各種專案進行的可持續性和質量，進而提出「小而美」民生專案概念，這具有兩個意涵值得觀察，首先，中國已認知過去大手筆的巨型建設投資難以為繼，一方面共建國的經濟力及治理力不足以維運，另一方面因為中國也面臨調頭寸的壓力，免除債務及延後償還都是兩難，有150多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表面上看似陣容壯大，但中國面臨西方陣營的圍堵，又必須應付弱勢國家的各種狀況，要推動全球性的大型布局，恐怕讓虛有其表的「外部制衡能力」(External Balancing)被看破。 其次，中國必須轉向更具體且可控的對外運作模式，要維護「一帶一路倡議」的招牌，同時也必須在放緩投入規模的狀態下，將「有限資源」放在「有把握」的對象，尤其是那些和美國關係不睦的國家，或是政治體制相仿、甚至是需要仿效中國專制的國家政府，將會是習近平「小而美」民生專案的重點投注國。換言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高峰浪潮已過，中國必須將高居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轉型成「拉攏」反美的非民主國家，俄羅斯、伊朗、緬甸等會是中國看重的錢坑首選，呼應習近平有意打造「全球倡議」的核心戰略，一個可操作、能控制的國際體系，和美國為首的民主價值、市場經濟對陣。 持平而論，習近平雖然嘴巴說「反對集團政治對抗」，也把話說得很漂亮，要「支援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但從中國近期的所作所為，習近平自中共十九大開始強調「國內、國外雙循環」，以及邁入中共二十大後，在今年七月推出新版的《反間諜法》，甚至拉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事實上，都顯示中國已準備「對立、博弈、對抗」的方案，因此他說的話必須反過來看，中國會積極拉幫結派，對那些競爭對手「單邊制裁」、「經濟脅迫」，和志同道合的國家強化「經濟連結」，進一步「內捲化」不惜可能和西方體系「脫鉤斷鏈」，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會如何變異？值得持續關注。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日前，伊斯蘭激進組織哈瑪斯(Hamas)突襲以色列，造成破百人死亡，引起國際社會關注，隨後，以色列國防部也不干示弱展開反擊，空襲加薩走廊地區，死亡人數破千人，中東地區再次陷入不穩。這牽動著地緣及全球政治的發展變化，尤其俄烏戰爭仍處在戰線持續拉長的狀態，西方國家如何因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軍事衝突，再加上中國軍機軍艦擾台的架次不斷創新高，外界憂心中共會貿然對台發動戰爭。 如今以巴衝突似有愈演愈烈的跡象，以色列目前拒絕任何調停斡旋的方案，美國會否陷入三邊作戰的困境？考驗著她的全球領導地位，各國也都在看後續情勢發展。 以巴內外情勢複雜 誰是誰的代理人？ 值得留意的是，有傳聞指出哈瑪斯突襲以色列，背後是由伊朗策劃，雖然目前沒有任何一方提出確切的證據，但是種種跡象顯示，伊朗恐怕難逃外界的質疑，尤其是西方國家會放大檢視伊朗在這次以巴衝突中的角色。 主要原因在於這次哈瑪斯所使用的武器系統和飛彈技術，有高度的可能是來自伊朗所提供；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一直被伊朗視為「地區代理人」，透過代理人來發動軍事行動，伊朗又可以不用親自參戰，這完全符合伊朗的地緣利益，更不用說，從宗教派系來看，伊朗的什葉派和哈瑪斯所屬的遜尼派關係密切，比對過去案例，伊朗很有可能在這場衝突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當然，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本來就存在難解的政治問題，無論是從宗教文化、領土主權、社會經濟等層面，雙方水火不容已根深蒂固，這一直是國際社會難解的地緣現況，長期以來都有安全困境的問題；近年來，美國減少在中東地區的活動，權力中空的狀態下，讓區域內的角力更為複雜，不只是前述的伊朗藉機滲入影響力，就連遠在亞洲的中國也有意插旗分食。 這次哈瑪斯向以色列襲擊的動作，也有冒出中國亦有介入的傳言，只是這恐怕不太符合國際現實，雖然近期中國有意拉攏中東國家關係，也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外交修復，但是讓自己陷入西方國家都難脫身的以巴泥淖裡，似乎不太合理，甚至也和中國長期保持曖昧的對外立場相左。 中國滲透中東但又沒把握 台灣該如何看待？ 不過，這並不意味中國完全沒有介入其中的可能，在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之後，把對外政策的重心轉移到中東地區，這一方面是考量中國目前國家實力難以全方位撒幣，另一個重要的判斷在於因應美國的全球佈局轉變，和伊朗一樣，有意要見縫插針、趁虛而入來拉幫結派。 只是，中國拉攏中東國家是採取相對務實的態度，一來必須延續已經騎虎難下的「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中東地區是中國要擴大亞歐勢力的必經版塊，二來中國深知中東國家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各國宗教派系、政治制度、對外關係等狀況不一，以中國外交功利計算的套路邏輯，勢必會避開矛盾、試圖左右逢源，甚至藉機操作外溢效應，例如製造台海戰爭氛圍。 果不其然，就在哈瑪斯突襲以色列事件爆發後，台灣國內就有親中政黨有意藉勢醞釀「恐戰」議題，還意有所指對比兩岸和平與戰爭之間的「兵凶戰危」，將他國的不幸遭遇來內銷成選舉語言，最主要的操作目的就是要營造「戰爭恐懼」來影響2024年總統大選，枉顧點燃戰火傷及無辜的禍首，以及背離國際關係的事實及現況，同時有意作嫁給中國來對台介選，實在不可取！ 台灣看待以巴衝突，必須嚴肅看待的重點是，如何抗衡製造軍事侵略的中國，以及凝聚國內社會大眾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備戰才能止戰的道理，除了有完備的國防實力，還必須建構堅強的民防系統，以及堅韌的社會心防。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

英國國會陷入共諜疑雲，尤其是被影射的單位是由國會補助設立「中國研究小組」(China Research Group, CRG)，因為該組織的主要發起人都是英國政府的重要閣員，一位是現任安全部長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議員，另一位則是現任外交委員會克恩斯(Alicia Kearns)，該組織成員被指控接受中國政府吸收，消息一出立即引爆英國輿論熱議，無端激起英國國會內部對中路線的爭議，尤其是CRG和另一個國會內部次級組織「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 IPAC)之間的對立關係，不但讓英國政壇一片譁然，內部傳出對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中國立場及政策的檢討聲。 英國國會爆共諜案 中國干涉民主疑慮加深 其實，英國身為老牌歐洲民主國家的位階，國會議員大多對中採取強硬的立場，特別是針對人權、新疆、香港議題的關注，可以說，英國多數政要抨擊中國的口氣鮮少好過；更不用說，隨著美國近年來對中態度愈來愈強硬，與美國同是「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員的英國，也逐漸放大檢視中國對外的經濟脅迫行為。 換言之，英國比過去更看重中國威脅的挑戰，國會內部雖然對於中國的態度仍有「國安威脅」及「經貿機會」的相左立場，但英國政府早已經中國視為「劃時代的挑戰」，重視中國的脅迫行徑，同時也沒有要跟中國「脫鉤」，保持對話的同時，要避免中國對英國滲透及施壓，這讓蘇納克陷入難題：「是否要提高對中國的警示」？ 英國雖比過去更看重中國威脅，但也沒有要跟中國「脫鉤」，保持對話的同時又要避免中國對英國滲透及施壓，讓蘇納克陷入難題。 (圖:英首相府) 不過，英國國會的共諜事件恐怕短期內很難水落石出，一來是因為當事人一再否認涉及間諜行為，二來過去相關案例也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近期在英國最具代表性的諜報事件是在2022年初爆發的「華裔英國律師身兼中共代理人」消息，英國情報單位指證歷歷，這位華裔律師拿中國資金經營政治關係及干預政治運作，只是通報至今已快滿兩年，尚未進入訴訟程序。 英國處理中國滲透的作法不力，理由無論是因為程序牛步化，或是英國政府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甚至是為了不要影響兩國之間的經貿投資合作，但都凸顯出英國政府在抗衡中國滲透的實際作為上並不積極。如今有部分英國媒體質疑，國會這次對於自己內部人員涉嫌共諜案的態度相當低調，難道又會落得無疾而終的結果？ 台灣更需防中滲透 民主防禦選民要先自覺 英國政府對於中國滲透的無可奈何，也有著內部結構性問題所致，經貿部門顧慮到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內政及外交安全部門則是多認同應該提高對中國的警示，缺乏有效的運作機制來掌握及監管中國在國內的代理人(組織)，沒有一套登記制度及政策工具來防禦中國對民主政治的干涉，這是英國媒體及一些鷹派國會議員對於政府抗中不利的不滿質疑。 同樣的問題也在台灣有類似的情形，推動「境外勢力代理人登記」制度的落實似乎不太順利，而立法排程上的《境外勢力代理人法》草案、《反滲透法》修正草案等也一再遭到「友中立委」的阻礙，這些親中勢力卻濫用「投資自由」、「個資保護」等理由來阻撓，實在讓人啼笑皆非，比英國國會共諜案的狀況還要扯。 持平而論，英國正在為沒有完善的「反滲透機制」苦惱，特別是建置「代理人登記」已受到英國社會的關注，更有聲音直接抨擊英國遠落後在美國及澳洲之後；反觀離中國最近的台灣，嚴肅的國安問題卻一再被在野黨拿來作為政治攻防的議題，有國會議員涉嫌洩露國防機密，還馬不知臉長、事不關己的推諉「交給司法調查」，還有立委的競選看板「刪減新式戰機採購預算100%」為自豪，實在讓人搖頭。 防範中國脅迫及滲透，這已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共同認知，作為國會議員應當是理性探討在國際趨勢及台灣現狀中，採取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作法，如今看來，台灣「防禦性民主」恐怕還是要社會大眾先有自覺，淘汰那些不適任的立委諸公，否則一旦親中勢力掌握國會，這個傷痛恐怕不只是2008年之後「經濟依賴中國」的遺毒，而是讓中國滲透更猖狂，進而腐蝕甚至是摧毀民主政治。 作者》吳瑟致 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