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本周於美國舊金山召開，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均會參與會議並舉行會面。美國拜登總統與習近平的會面是否對於美國與中國間的經濟往來有重要的政策變化，也為許多人關注。除了經濟議題外，哈瑪斯與以色列的衝突、烏俄戰爭與台海的地緣政策風險等問題，都可能是拜登與習近平可以討論的議題。然而，在中國內需相關統計數據均呈現經濟衰退或內需不振的情況下，中國要以內需市場來做為與美國討論或談判的籌碼，說服力並不高。 存在需求下滑與通貨緊縮的中國內需 就中國經濟現狀而言，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6月到10月近5個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變化可以知道，除了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0.1%外，6月與9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均為0%，7月與10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則分別年減0.3%與0.2%，10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為-2.6%，連續第13個月下跌。上述數據顯示，中國的國內需求確實持續緊縮，中國的生產活動也呈現持續衰退的現象。不同於中國的消費數據，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澳洲與台灣仍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除了澳洲在本月初持續升息一碼外，日本銀行也宣布再度放寬先前將長期殖利率上限設在實質 1% 的策略，允許殖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超過此「目標」。美國、歐元區、英國與台灣等國則是暫停升息，但利率仍維持在最高的水準。這是因為世界各國的物價上漲幅度雖較去年緩和，但是物價上漲率仍相當高，故各國央行仍不敢斷言通膨已受到控制。 世界各國的物價上漲幅度雖較去年緩和，但是物價上漲率仍高，各國央行仍不敢斷言通膨已受控制。(示意圖/Freepik圖庫) 主要經濟體的物價變動與中國的落差 以美國勞動部剛公布的10月消費者CPI年增率為例，10月CPI與核心CPI的年增率分別為3.2%與4%，較9月份的3.7%與4.1%為低。雖然CPI的年增率持續降低，但是，核心CPI的年增率大於CPI年增率且差距仍在擴大，這顯示物價上漲的影響已非受到短暫性的蔬果與能源價格變動的影響，而是消費者日常生活的消費品均已存在物價上漲的現象了，這也是為何美國聯準會仍對利率政策相當謹慎的原因。就台灣而言，雖然10月的CPI年增率為較核心CPI年增率2.49%高，今年1月到10月的CPI年增率為2.43%，核心CPI年增率為 2.63%，服務類的CPI年增率則為 2.91%，台灣核心CPI的年增率同樣存在高於CPI年增率的情況。 由上述國家有關反映國內需求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可以知道，中國的CPI年增率確實與其他國家有顯著且反向的差異，這也表示中國經濟除了要面對出口受到對通膨導致的全球需求下滑外，中國內需經濟面臨緊縮的情況也已持續一段時間，這可能是中國青年就業不佳以及阿里巴巴電商不公布雙十一銷售數據的部分原因。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參加APEC財長會議時強調要創造一個開放、動態、韌性與和平的亞太地區(open, dynamic, resilient, and peaceful Asia-Pacific community)，與今年5月七大工業國(G7)於日本廣島峰會強調反制經濟脅迫的聲明具有一致性。此外，隨著中國內需市場的萎縮與國際供應鏈的移轉，中國過去要以市場做為經濟脅迫各國工具的效果也已大幅縮小。因此，除了飛機這列專屬性資產的購買外，中國欲以美國廠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利益做為此次與美國談判的籌碼並不具說服力。換言之，中國在APEC拜習會的經濟議題上，應沒有太大的話語權。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月6日向首屆「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致賀信。習近平強調，科技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深入與「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計畫，激發合作潛能強化創新夥伴關係，促進創新成果更多惠及各國人民。但是，對於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而言，多數國家需要發展民生經濟或支援基礎工業發展的基礎建設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希望發展小而美的基礎建設以及科技創新計畫的想法是符合一帶一路計畫參與國的經濟發展需求，還是可能創造這些參與國新的債務危機，不無疑問。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國際合作模式。「一帶」是由陸路向西經中亞、俄羅斯、中東歐、西亞延伸至歐洲；「一路」則是由海上向西開放，經東南亞、南亞至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以重要港口為樞紐，建設運輸重要通道。在中國官方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時，中國經濟不僅持續發展，中國也逐漸由世界的工廠轉向世界的市場發展。由於中國經濟成長快速，因此，過去已有許多經濟預測機構或大型投資銀行多會對於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可以超越美國的時間做出預測。 中國經濟從可以超越美國到無法超越 根據經濟學人文章 “When will China’s GDP overtake America’s ”指出，二十年前(2003年) 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只有美國的14%，高盛(Goldman Sachs)預期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2041年會超越美國，但是，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在2010年即成長到美國的40%，故高盛認為中國經濟規模可以超越美國的時間提前至2020年。除了高盛外，日本經濟研究中心 ( JCER ) 每年12月定期發布亞太地區經濟長期發展的預測， 2020、2021年的報告都認為中國未來的GDP將超越美國，但2022年的報告已不再認為中國將無法超越美國。美國彭博社與華爾街日報也都有相關報導支持JCER的論點。上述的看法與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會維持6%的經濟成長率並在2030年GDP超越美國的說法有很大的差異。這也說明，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反間諜法與共同富裕政策施行後，中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已面臨極大的挑戰，中國的出口也因為通貨膨脹與國際供應鏈重組的趨勢而大幅下滑，中國經濟規模無法超越美國已是較為普遍的認知。 逐漸消失世界工廠與無法壯大的內需市場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受到越南、泰國與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印度與墨西哥等國的競爭，其世界工廠的地位已逐漸下降。中國的內需要因為房地產債務風險、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破產危機與青年失業率大幅增加而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這現象可以從6月至9月的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持續在0%微幅波動得到驗證。因此，有別於中國經濟在2013年的豐榮景象，2023年的中國世界工廠(外貿)的地位持續降低，各國對中國成為世界市場(內需)的期待也持續降低。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10月份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為-0.2%，再次出現負成長，10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為-2.6%，連續第13個月下跌。因此，我們可以合理預期「一帶一路」對過去參與國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在此情況下，對於債務高築或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進步空間的「一帶一路」國家而言，習近平的科技合作宣示仍與過去推動一帶一路的歷史經驗一樣，忽視一帶一路國家與其人民的需求，這不僅無助於參與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否而是讓這些國家的財務陷入惡性循環的嚴峻挑戰。因此，衰退的中國經濟必然讓參與國可以從與中國進行貿易合作所得到的好處大幅降低，進而讓更多國家效法義大利評估退出一帶一路計畫。換言之，中國「一帶一路」的吸引力應會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而降低。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在本月初以578票贊成、24票反對、19票棄權，通過「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法案，未來面對非歐盟國家企圖以經濟手段施壓時，歐盟可使用懲罰性關稅、進出口管制、限制投資等措施反制，並可要求賠償。自中國對於立陶宛進行「經濟脅迫」以來，經濟脅迫對國際貿易可能帶來的傷害已逐漸受到各國重視。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INTA）在本月也舉辦經濟安全公聽會，從歐盟立場分析經濟安全政策方向，並特別安排以美國、日本、台灣應對中國的經驗為參考對象。 除了歐盟外，今年五月於日本廣島舉行的七大工業國(G7)也提出建立「經濟脅迫協調平台」新倡議，本月底於大阪舉行的G7貿易部長級會議也再次強調對經濟脅迫的重視，譴責將經濟依賴武器化的作法。事實上，早在中國對於立陶宛進行經濟脅迫前，中國利用中國觀光客與台灣農漁產品來對於台灣觀光產業與農漁民進行經濟脅迫的作法已是普遍常見的事，但是，時至今日，仍有許多台灣政治人物對於經濟脅迫的問題視而不見，只強調要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灣或加強與中國貿易，這樣的主張對台灣經濟自主性是傷害或幫助，值得進一步討論。 與他國貿易的前提條件是不可傷害台灣經濟自主性 首先，就強化與中國的觀光與貿易往來而言，事實上，對於任何國家的觀光客到台灣旅遊，我們均應歡迎，但是，政府必須對於部分觀光業因為低價搶客對台灣形象的傷害給予處罰，以將不肖觀光業者對台灣的傷害所帶來的外部性內部化。同時，交通部對於國內觀光業的交通安全應有嚴格的把關，以確保觀光業者提供品質良好的旅遊服務。一般而言，若觀光旅遊業會因為中國政府禁止觀光客來台旅遊而倒閉，則這類型業者的國際化能力必然不足。如果業者願意承擔受特定國家經濟脅迫的風險，則政府也無須再對這類業者進行補貼，這是因為，對這些只能吸引中國觀光客的業者進行補貼，會使得台灣觀光產業更無經濟自主性。 其次，就與中國的貿易而言，除了農漁產品外，許多工業與製造業產品也都可能面對中國政府單方面的經濟脅迫，例如，中國商務部對於台灣產品的貿易壁壘調查以及台灣與中國間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存續問題。 平心而論，無論台灣與哪一個國家貿易，都可能發生貿易爭端，然而，一旦有貿易爭端產生，應該依循兩國所簽訂的爭端處理機制，而非貿易對手國可以片面終止貿易協定或宣布制裁。可惜的是，中國過去對於台灣、澳洲、立陶宛的作法均沒有依循既有爭端處理機制下宣布貿易制裁，這也是為何經濟脅迫的問題會受到歐盟與G7重視的原因。 台灣鳳梨一度遭中國片面宣布禁止進口。（合成圖) 勿誇大ECFA對台灣的傷害 最後，一個國家與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目的，不外乎讓企業可以賺錢、增加人民就業以及增加自己國家的經濟「自主性」與「韌性」。因此，若台灣未來與任何國家的貿易是讓台灣面對更多的經濟脅迫而非提高經濟自主性，則台灣與這些國家貿易僅是增加產業的經營風險，對台灣經濟帶來更大的傷害。如果台灣與中國簽訂貿易協議，卻需要面對更多中國中止ECFA會重傷台灣經濟的質疑，則ECFA僅是中國對台進行經濟脅迫的工具。幸運的是，台灣除了與美國簽訂21世紀的貿易倡議外，近期也與加拿大完成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IPA）談判。在台灣資通訊產業的競爭優勢下，ECFA早收清單產品占台灣與中國貿易比重持續降低，且台灣對中國與香港的出口占比已從過去超過四成，至今年1月到9月累計占比降為35.3%。若再考量中國經濟持續衰退的現狀，中國欲以ECFA對我國進行經濟脅迫，對整體台灣經濟的效果將愈來愈小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產業缺工的議題在各行各業從沒被解決過，但是，政府總是想解決缺工的問題。近日，交通部長王國材面對觀光旅宿業缺工的議題時表示：「這個房務清潔的工作很多人覺得非常辛苦，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去擔任，他們也想到說國外移工或許意願會比較高，開放多少人數還有包括清潔工或其他缺工課題也會做一些討論。」 若王部長的說法成立，則面對辛苦的工作，政府思考的若只有引進移工，而非告訴企業應將「辛苦工作的價值」合理反映在薪資上，則王部長的思維不僅是鼓勵低薪服務業，也與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完全背離，這樣的政策是否合理實有不小的討論空間。 產業面對供需問題的態度應該一致 缺工的議題一直以來都被許多產業認為是政府的責任，但是，產業對於政府該盡的責任常有自我矛盾的看法。例如，政府若支持調漲基本工資，則會被部分業者認為是干預市場機制的運作，然而，若產業真的要尊重市場機制，則當產業面臨缺工時，市場機制就是告訴我們缺工的原因是因為勞工市場供不應求，市場的薪資應該提高。可惜的是，產業這時候不會尊重市場機制，而是要求政府應該開放外籍移工來補足他們勞動力不足，合理的做法應該是，由產業自己調整工資或改善工作環境以提高勞工的工作誘因。換句話說，當基本工資調整的時候，廠商認為工資應由市場決定，在此邏輯下，當產業發生缺工時，廠商該順應市場提高工資以解決勞動市場供不應求的問題。過去晶華酒店的董事長也曾討論觀光業缺工對台灣不利的問題，請參見本專欄「缺工應非導致飯店服務業無法與國際競爭的主因」。 政府不應成為創造服務業低薪的推手 根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國內旅宿缺工8000個人力缺口，包含2500名外場櫃台、5500名房務清潔。就提高薪資以解決缺工的問題而言， 許多業者必然會認為其目前的薪資已提高許多，仍無法不足人力，故政府應該與協助。面對上述要求，政府政策應有合理的評估。 第一，政府若要解決問題，則不應該只關心缺工的人數，而應先了解業者在過去幾年對於這些被王部長認為非常辛苦的行業的調薪幅度多大，是否高於基本工資的調幅，若否，則這些產業會發生缺工應不令人意外。第二，其他辛苦產業的薪資是否較缺工的產業高出許多。以外送平台為例，許多缺工產業的業者常抱怨許多人多轉往外送平台服務，而不願待在原工作服務。除了時間的自由度外，若外送員以同樣辛苦程度所賺得的薪資是遠高於這些缺工產業，則可能的原因應該缺工產業所給的薪資不夠高所致。若產業缺工的理由如上所述，則行政院開放引進外國移工就是在鼓勵觀光產業維持低薪，更是創造服務業低薪的推手，這與總統強調的創新、就業與分配理念完全背離。 交通部引進移工就是在「製造」缺工問題 再者，若政府藉由引進外籍移工來解決產業缺工的問題，則付低薪的廠商永遠不會退出市場，同時，他們也無法釋放勞動力給有能力付出高薪的廠商，此時，政府引進移工的政策看似在解決缺工，實則持續創造產業的缺工。換句話說，若交通部的思維不改變，則觀光業的缺工問題絕不會緩解。 最後，交通部在今年2月才將納稅人的錢分為50萬份5000元消費金發給來台自由行旅客，而非改善台灣的觀光產業基礎建設，美其名為「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其效果如何並不清楚。如果交通部對觀光產業的作法只有補貼與引進外籍移工降低成本，則這樣的政策一來使得財政部所課徵的稅被亂用，二來也與政府希望可以提高產業附加價值的做法完全不同。交通部目前對於觀光產業的作法，應該不是一個人均GDP超過三萬美金的台灣對發展高附加價值服務業該有的合理作為。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在中國商務部於今年4月對台灣部分產品啟動貿易壁壘調查後，中國未來是否繼續遵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以及對台灣的產業有何衝擊，已有許多的討論。為此，經濟部長王美花也表示，若兩岸受政治因素發生貿易變化，除既有的多元拓銷、數位和低碳轉型等措施外，將挹注更多資源協助業者。事實上，相較於2011年ECFA生效時的中國對外貿易情況，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已使得中國的貿易地位面臨東南亞國家、印度與墨西哥等國的競爭，在此情況下，台灣與中國貿易的好處在過去十多年來有何改變，實有必要進一步討論。 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占比持續降低 首先，就台灣與中國的貿易現況而言，根據財政部公布2023年1月到8月的貿易數據顯示，台灣出口至中國與香港的出口額占比由去年同期38.8%降為35.3%，台灣直接出口至中國的占比則由去年同期25.2%降至22%。台灣出口至中國與香港的出口額降低，一方面是因為通貨膨脹對全球經濟的傷害，二方面是全球供應鏈重組對於中國製造地位的取代，使得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值與占比均降低。台灣對中國直接出口與中國加香港的出口衰退幅度分別為26.4%與23.4%，僅次於對越南(28.8%)與菲律賓(28.4%)的衰退幅度。此外，台灣對於美國、日本、德國、荷蘭、泰國、印度與墨西哥的占比均提高，雖然台灣對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出口占比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對中國的出口衰退太多，但是，這也顯示台灣對中國與香港的出口占比已與過去高過四成有很大的差異。有關台灣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可參考本專欄「勿將出口數字創新高「扭曲」為台灣對中國經濟更加依賴」。 ECFA早收清單的產品衰退幅度不小 其次，就1月到8月的貨品別出口變化而言，含石油煉製品的礦產品與紡織品出口衰退幅度均超過三成，化學品與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的出口衰退幅度分別為27.5%與28.6%，接近三成。上述產品中，部分包含受到中國貿易壁壘調查的貨品已呈現出口衰退的現象。就機械與電機設備而言，整體的出口衰退為9.8%，其中電子零組件出口衰退幅度為13.9%，其出口占比由去年同期40.9%增加為41.8%；資通與視聽產品則是成長10%，其出口占比由去年同期12.8%增加為16.8%。 由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知道，台灣資通訊產業的出口確實呈現衰退，但其他產業的衰退幅度更是顯著，這也包含許多ECFA早收清單的產品。因此，對這些面臨出口衰退的產業而言，出口衰退的原因可能為全球需求的下滑與市場替代品增加，若是後者，則廠商自身產品競爭力的高低應非政府可以協助，而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當然，若是遇到他國廠商的低價競爭，則廠商僅能轉往其他市場避免競爭，這已非貿易協定可以解決。事實上，包含LED、面板與太陽能電池等產業，過去均面對中國紅色供應鏈的低價競爭而退出市場，目前中國電動車市場也已出現殺價競爭的情況。為此，歐盟也於本月4日對中國電動車啟動反補貼（anti-subsidy）調查。 全球對中國去風險 台灣有必要釐清ECFA的效果與過去的差異 最後，蔡英文總統今年國慶演說也已點出台灣經濟結構與外貿的改變，由上述討論可以知道，當我們在關心中國對台灣貿易壁壘調查的影響或有無可能對於ECFA的早收清單產業有政策介入時，我國經濟相關部會應對於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的變化有更清楚的說明，讓人民可以清楚台灣對外貿易關係近年來的變化，以避免許多人對於台灣經濟的認識仍停留在經濟需要靠中國的階段，卻忽視七大工業國要對中國「去風險」的事實。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隨著中國經濟衰退，中國房地產開發商與部分中小企業也陸續傳出債務違約的事件，我國企業與中國發生債務違約的廠商金流往來也受到政府重視，以掌握台灣金融業或其他企業受到中國經濟衰退的影響程度。除了恆大與碧桂園等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面臨債務無法履行而需展延外，近期發生財務問題的中國上海農樂生物製品也與台灣租賃業與民營銀行有關，因此，金融業與租賃業者間的授信往來也引起政府的關注。 根據金管會在8月22日公布壽險業、證券業、投信基金對中國房市曝險共102.3億元，其中，證券業對整個中國房地產曝險共81.3億元，包括券商0.96億元，投信基金共145檔共80.3億元。由上述資料可以知道，證券業對中曝險主要集中在投信基金，除了銀行、壽險業租賃業對中國曝險已受到重視外，另一個被忽略的對象是發行基金的投信業者。 投信業者對於基金的發行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 當政府在計算金融業的中國曝險比重時，基金的風險最後多轉嫁給訊息不足的一般消費者身上，而非發行者或銷售者。但是，若我國基金發行者所持有的中國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財報審計缺陷，或是阿里巴巴、騰訊控股、美團、百度等受到中國政府高度影響的數位平台業者，則基金發行者與上架者是否有盡到金管會特別重視的「善良管理人責任」，政府有必要特別關注。 對於協助投信業者基金上架的銀行或基富通等基金交易平台業者而言，這些管理者對於基金經營者的投資組合配置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若未盡到實質審查的責任，則在交易雙方存在訊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多數消費者若基於對理財專員或業者的信任就可能蒙受損失。儘管消費者在購買前就應該了解商品的投資風險，但若基金發行者或銷售者未善盡管理責任，仍值得主管機關正視。 就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無法干預投信業者要發行基金商品的類別，如同政府無法限制量販或零售通路所販賣的食品類別，但是，若這些產品具有有毒物質或使用過量的化學物質具有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而消費者不知道時，則主管機關是可以要求業者將食品下架，販售有害消費者健康的食品也是可以歸責於業者。在許多業者對於食品成分標示不清或不明確時，消費者就可能因為不知道或無法知道實際的食品內容物而受到傷害。同理，對基金發行者而言，若基金所投資的公司與發行當時的經營狀況已有顯著的改變，且基金經理人忽視市場變化或被投資國法令的變化而對投資組合進行調整時，如同製造商的基金發行者以及類似零售通路的基金銷售者，均應有該盡的管理義務與責任，每筆基金的扣款都是有收取管理費的。 金融業的經營策略與基金上架策略應一致 基金的賺賠當然是投資人完全負擔，投資人也可以隨時檢視自己投資的組合配置是否恰當，但是，若是基金銷售通路的金融業者本身已看到中國的投資風險且努力降低中國曝險，則繼續銷售投資比重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基金並不合理。基金銷售者更不應因曝險是在消費者身上，就繼續銷售可能導致消費者大幅損失的商品給消費者或未給予提醒。否則，這樣的作為與販售黑心商品給消費者，卻無視對消費者健康傷害的黑心廠商無異。廠商不會因為自己不抽菸就不賣菸，這是因為抽菸雖然傷害身體，但也帶給部分消費者滿足。但是，我們應該很少看到消費者購買基金是為了虧損而得到滿足的。在ESG已成為普世價值的當下，我們期待金融業財富「管理」業務對於消費者的銷售策略也應與自身經營策略一致，才是金管會檢視金融業有無落實公平待客原則的重要原則。 ※提醒您：吸菸害人害己、有礙健康，戒菸可減少健康的危害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主計總處在本月6日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8月份的消費者物價較去年同月上漲 2.52%，較7月上漲 0.55%，今年1-8 月平均較上年同期漲 2.29％。消費者物價年增率自今年1月3.05%持續減少至8月2.52%，核心物價指數年增率則是自今年1月的2.98%緩降至8月的2.56%。從主計總處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以來，核心物價指數的年增率多高出一般消費者物價許多。 換言之，物價上漲的趨勢不僅持續，扣除能源與蔬果物價短期波動的核心物價指數的漲幅仍高；核心物價指數的上漲，必然會造成民眾消費支出增加與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對於領取基本工資的受雇勞工影響更是巨大。 消費者物價指數與經濟成長率是每年討論基本工資是否調整與調整幅度的重要依據，工商團體與勞工代表也均會表達符合自身利益的基本工資調整幅度；薪資的提高一方面使得企業的獲利降低，另一方面可以讓受雇勞工的所得提高，因此，勞工代表提出的薪資增幅一定會較工商團體代表為高。就經濟成長而言，近來，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台灣民間投資的增加也帶動我國經濟可以持續成長，進而增加基本工資調漲的空間。經濟成長率的高低固然是雇主與受雇者能力以及受雇者投資所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考慮將一定比例的經濟成長成果反映在基本工資的調整上，是正確且必要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與經濟成長率是每年討論基本工資是否調整與調整幅度的重要依據。圖為傳統市場蔬菜攤。(檔案照片/陳林幸虹 攝) 僅考慮一般物價上漲率 可能低估受雇者的生活成本 就物價而言，在去年(2022年)消費者物價年增率高達2.95%與核心物價年增率達2.61%的情況下，今年物價要再比去年更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到8月的核心物價年增率為2.66%，高於一般物價上漲率2.29%，這顯示物價上漲的現象不僅是短期的蔬果或能源價格變動所造成，而是多數商品價格均上漲的普遍現象。因此，若基本工資的調整僅考慮一般物價指數的上漲，可能低估受雇者生活成本，而無法達到保護基本工資受薪階級生活穩定的本意。 當然，消費者看到商品價格的調漲可能會轉而購買較低價格的產品，轉換購買商品的替代效果可以達到降低生活成本的目的，但替代效果是否顯著，需進一步討論，也會因所得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低所得族群面臨的物價漲幅更大 根據主計總處對不同所得族群面對的物價上漲率資料顯示，今年1月到8月，低、中、高所得家庭面對的物價指數平均較上年同期分別上漲 2.40％、2.27％與2.25%，換句話說，在低所得家庭的購買組合中，其物價上的的幅度是遠高於中所得與高所得家庭，當然也較1月到8月平均物價上漲率2.29％為高。以此趨勢推估，若我們將低所得族群進一步細分至基本工資的受薪階級，則其所面對的物價漲幅可能更高，對其生活保障的影響也會更大，這也是我們認為基本工資的調整對於物價指數的參考依據可以有更全面思考的原因。 基本工資的調整除了參考經濟成長率外，影響基本工資受薪階級最大的仍是物價，因此，除了一般物價指數外，若可以將核心物價或重要民生物價的變化來做為基本工資調整的參考依據，則可更精準地達到訂定基本工資的初衷。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捷克中央銀行近日宣布已出售了所持有的全部人民幣債券，價值超過500億捷克克朗。相較於今年3月底，人民幣還佔捷克國家銀行外匯儲備的1.9%，《美國之音》引述捷克媒體報導指出，根據捷克國家銀行公佈的最新數據，截至2023年6月30日，在其投資組合中不再擁有任何人民幣資產。雖然捷克央行未清楚說明出清人民幣資產的原因，但影響一個國家是否將外國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根本原因，仍在於兩國或國際間經濟往來的需求以及該貨幣的長期價值是否貶值。因此，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捷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減少或對人民幣長期貶值擔憂，可能是其央行不再擁有人民幣資產的原因。 儘管使用人民幣結算的國家增加 但全球對人民幣的需求仍會降低 首先，從近期持續衰退的中國進口與出口貿易數據可以發現，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關係確實因為國際大環境不佳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而有較大的變化，這點由中國自今年以來已不再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可以證明。有關中國經濟數字的變化分析可以參見本專欄「經濟數據會說話！中國房地產業債務違約恐難止」。在中國進出口數據持續減少以及世界工廠的地位逐漸被墨西哥、越南與印度等國替代後，因為貿易而產生的人民幣需求確實會減少。 其次，中國持續與俄羅斯、巴西、阿根廷與部分東協國家簽訂貨幣互換機制，增加人民幣跨境使用，同時，中國在大豆、石油、液化天然氣（LNG）等資源的交易，已開始用人民幣結算。例如今年3月底，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與法國道達爾能源（TotalEnergies）完成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液化天然氣採購交易。雖然許多國家與中國的能源貿易開始以人民幣進行結算，但是，在美國仍為國際強勢貨幣的當下，這些國家仍會將多餘的人民幣換成美元或黃金，亦即，短期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可能因為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的國家增加而增加，但是，長期而言，隨著廠商在墨西哥、越南與印度等國的中國加一(China+1)設廠佈局完成後，中國的出口規模將進一步衰退，人民幣的需求業會降低，人民幣貶值可能性會繼續提高，故一個國家的央行逐步減少人民幣的資產部位是非常合理的。 捷克中央銀行近日宣布出售所持有的全部人民幣債券，原因可能是雙方貿易往來減少或對人民幣長期貶值的擔憂。圖為捷克國家銀行(捷克央行)。(FB/@Česká národní banka) 從台灣對中國出口與投資減幅 檢視央行持有人民幣資產部位的合理性 對台灣而言，台灣央行比捷克國家銀行更有必要思考如何「有秩序」減持人民幣資產部位。根據財政部貿易資料顯示，2022年我國第1大出口市場為中國（含香港），占整體出口比重38.8%，出口金額較2021年減少1.6%。2023年1月到7月為止，台灣出口至中國與香港的占比已降至35.4%，東協與美國的占比分別為17.2%與16.3%。由上述資料可知，台灣對於中國的出口占比正在降低。 此外，根據經濟部統計處上月29日發布當前經濟情勢概況指出，台灣對中國直接投資在2011年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曾達83.8%，但2018年至2022年，台灣對中國投資，相較於2013至2017年減少40.3%，占比下滑16.4個百分點。同時期，台灣對東協、美國與印度的投資皆呈現增加趨勢。2018年美中貿易衝突時，台灣對中國投資降至85億美元，至2023年上半年，金額已小於對東協投資的20億美元，降至19億美元，對東協投資比重18.1%，已超越對中國的17.6%。台灣與中國經貿往來逐步分散的趨勢也與彭博（Bloomberg News）的發現一致，彭博收集2010年以來的資料指出，台灣銀行業對中國的放貸參與率已從2013年的接近33%高峰降至去年的4%，到了今年更僅剩1.7%。 最後，楊金龍總裁在2018年10月4日曾在立法院表示人民幣占外匯存底比重未達5%，今年3月1日在回答立法院委員質詢時表示，央行對外匯存底的管理原則為確保流動性與安全，其認為台灣與中國仍有「相當的」經貿往來，外匯存底中的人民幣比重不高。但是，我們好奇的是， 2018年至今，包含外匯存底在內的所有人民幣外匯資產部位，央行是否已有對應中國經濟情勢惡化而減持人民幣資產或降低外匯存底比重。 在金管會關注本國銀行降低中國曝險之際，有「銀行的銀行」之稱的中央銀行應與金融業有一致的態度。我們也要提醒，政府在關心台灣金融業對中曝險時，更應該注意中央銀行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曝險，否則，人民幣貶值所造成的台灣央行人民幣資產價值減損，將不只是納稅人金錢損失，也讓外國政府誤解台灣對經濟安全不重視，這遠比央行盈餘繳庫更值得政府關注。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中國近期陸續出現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違約，使得中國經濟的現狀與未來又成為近期全球焦點。加上中國政府所公布的進出口、消費者物價指數等經濟數據以及未公布的青年失業率都顯示，中國經濟的未來與今年初多數外資機構預期中國解封會帶來經濟復甦的樂觀看法有很大的落差。為此，經濟學人雜誌在“Why China’s economy won’t be fixed”一文中也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與政策效果不如預期的問題。 面對上述困境，在對內部分，中國政府一方面利用金融政策來解決金融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二方面也提出產業扶植政策來提高新產業的競爭力。在對外部分，中國政府除了與德國與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保持交流外，也陸續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與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會面，美國與中國經貿關係的劇烈變化當然是目前中國經濟持續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美中兩國政府官員的交流自然可以讓雙方多了溝通的機會，但是，並未影響美歐科技出口管制政策的方向，中國政府對外經貿政策也未有所改變。 除了中國與先進國家的對話外，中國也試圖增加與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國家的合作，本月於南非舉辦的金磚峰會宣布增加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由於金磚國家由2019年的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等四國增加為11國，接近全球近半的人口，因此，金磚國家未來的影響力變化也受到關注。 2023年金磚五國峰會，宣布再增加6國，總計已有11國。圖為原來的5個會員國成員。(圖:@narendramodi)    金磚國家的總人口數增加 不等於對世界的影響力提高 一個國際組織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受到許多因素影響，首先，各國間的經濟開發程度是否相近，這是因為當不同國家間的經濟開發程度差異愈大時，這些國家可以共享的資源或合作的空間也會愈小。例如，三個經濟開發程度低的國家在其資源缺乏與生產力低落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經濟可以成長，但大家又沒有相應的資源可以相互支援，在此情況下，這樣的組織可以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以歐元區國家為例，許多國家的經濟開發程度與人均國民所得雖不如德、法二國，但遠高於金磚會員國，可惜的是，國家之間的經濟開發程度差異太大，即使經濟開發程度高的國家願意投注資源於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基礎建設，但歐元區會員國的目標仍有不小的歧異，這也是歐元從過去被期待可以取代美元到難與美元抗衡的主因。 其次，就金磚會員國的總人數而言，一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並無法用簡單的人口加總來衡量，這是因為每個國家的勞動生產力或消費力均不相同，這也是台灣人口不多，但在國際貿易地位的排名可以遠遠超過人口大國的主因。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今年最新公布之全球商品統計，2022年全球出口總值24.9兆美元，其中台灣出口值4,794億美元、居全球第17名；進口4,280億美元、排名第17，比台灣人口更少的新加坡，進口與出口的排名均為第16名。由此顯見，以人口數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可能會有高估或錯估的問題，這也是高盛經濟學家提出金磚四國的研究結果與國際現況仍有所落差的原因。 中國在金磚峰會大撒幣 能否兌現仍是問題 中國過去吸引大量台灣廠商投資而使其勞動生產力持續提高，加上外國資本的投入，使得中國經濟成長遠勝其他金磚三國。在國際供應鏈重組後，印度也持續吸引龐大外國資金投資設廠，若其人才與基礎建設可以與資金相互配合，則在印度既有的雙語優勢下，我們可以預期印度的經濟應可以持續的成長。 最後，雖然金磚國家的會員國增加至11國，習近平也宣布中國將為「全球發展倡議」提供100億美元基金，但是，習近平若要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則如同葉倫過去強調的，中國應盡力提供非洲國家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債務減免。否則「全球發展倡議」可能是下一個債務陷阱，不利全球發展。當然，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百億美元的倡議也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實現。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