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J」(JASON)——一名以遊戲直播為主的香港YouTuber，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曾高調動員香港YouTuber界人士在反送中運動上作出聲援，而當時一次極具爭議的「食沙律」(吃沙拉)事件，直到運動後的4年，仍然充滿質疑的聲音；而最近這些疑問與指控終於有了解答，但亦有了更多的惋惜。 什麼是食沙律？ 事情源於反送中運動的後期，目前已經移居日本的香港YouTuber「大J」於2019年11月發起「食沙律」的眾籌(群眾募資)，當時未有明言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眾籌，而他亦只是叫大家有能力的去捐款支持，最終籌得逾30萬港元(約120萬台幣)。惟其後一直沒有發表關於這筆「沙律」費用到底去向如何，因此一直有網友質疑他挪用款項作私人用途，或只是用來讓他自己「著草」(粵音為「吃草」的諧音，食沙律的近義詞；而粵語「著草」即準備逃亡的意思)離開香港。 旅日香港YouTuber 「大J」2019年曾以「我想食沙律」(吃沙拉)為名向群眾籌資港幣30萬，協助曾參與反修例示威人士離港。(網路圖片) 而上述疑問近日終於被大J本人的影片所解答，大J17日在其YouTube頻道發布一段題為《真相》的影片，指出當時籌得款項是用來幫助反送中運動中的年輕被捕人士離開香港，同時藉此反駁部分網友質疑他本人挪用款項來為自己換車與建立品牌的指控；但他也有提到，上述的所有相關資料均已刪除，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對話紀錄或與事件相關的時間、地點、人物或證據。之後他更立下「永不返港」聲明，「永世都唔會再返香港，所以而家講出嚟都無所謂」(永遠不會再返回香港，所以現在說出來也沒關係），「信又好，唔信又好，大家自己去判斷」。相信因此番近乎自殺式的自白聲明出現後，大J「食沙律事件」應該就此落幕。 為什麼要對自己人那麼殘忍 看到這段聲明影片，讓我想起陳為廷曾經說過一句話，「為甚麼你們對掌權的人這麼寬容？對於沒有權力、一路被壓著打，一路想要提出事實的人這樣嚴苛，這甚麼社會？」這句話其實真的很常出現在不同的環境，因為弱勢的人、被管治的人一定是大多數，連我自己都曾經在不同場合說過類似的話。在社會運動的場合更老是會出現，有時候我們希望爭取更多與更美好的社會時，不知不覺間，會對其他人要求來得更嚴苛，明明更大的敵人，掌權的政府、天天的在橡皮圖章立法會下亂花錢，我們會因為現實的抗爭無力感而拒絕表達，而無處可走的情緒就可能會發洩至其他稻草人身上，可能是不同的NGO、可能是不同走出來支持運動的社會人士。例如這篇文章在講的JASON，在播出澄清影片後，隨即被香港警察發表譴責指其企圖逃避法律責任的行為，警方並強調將循不同途徑追查所有逃犯的下落，將其緝拿歸案。 一直以來，不同的社會運動中，都會有人議論誰得益、誰獲得什麼等等，而這種情況又會隨著社會運動的低潮時間而一發不可收拾；有人能夠抗壓一直付出，但更多的人終不能再忍受質疑。有時我會在想，是不是真的要對其他在不同位置付出的人那麼殘忍，逼到有心人都走投無路，大家才會放下？我們應該藉著這次JASON影片事件好好再重新思考，到底我們對其他人的雙重標準，會如何影響大家未來在社會運動中的投入。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日前據日媒《千葉日報》報導，一名住在日本千葉縣的62歲台灣籍詹姓女子，11月13日開車撞上一對走在斑馬線上的母女，1歲的女童送醫不治、女子則身受重傷，目前這名肇事的台灣籍女子已被當地警方依照涉嫌違反「駕駛汽車死傷行為處罰法」逮捕。 筆者最近一次公差前往日本，並首次在台灣以外的地方開車進行自駕遊。而在完成首次的右駕駕駛後(台灣是左駕，日本是右駕，與台灣剛好相反)，就傳出台灣女駕駛在日本開車撞死人的新聞，作為在一個台灣獲得駕照的香港人，在日本的駕駛體驗後，聽到這一宗事件真的感慨萬千。 日本駕駛文化體驗 老實說，我自己在台灣駕駛經驗也不太多，目前為止就只有約6000公里的經驗，但是稍微在日本與台灣兩個環境分別開過車後，立刻可以發現台灣與日本的駕駛文化存在巨大差異。而我想說的不是因為左右駕的關係而產生的基本差異，而是用路人與用路人之間駕駛文化上的差異——禮讓。 作為一個在台灣已經生活了好幾年的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會被台灣人說覺得香港人說話很直接，同時我亦覺得有時真的聽不懂台灣人的話術，感覺有點像日本人那一種說話方式，不是成長於台灣的環境之中比較難以理解。台灣有很多日本相關的文化遺產，不論是建築或者生活文化都有一定的關連，但台灣人卻不是在所有環境都學習了日本人的習性，包括今天最想談的駕駛。 如果說日本人是在日常與在車上都是非常禮讓的話，那台灣人就只是學了一半，在台灣用路人的駕駛經驗上，給外來人的感覺就是馬路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其實這次不是我第一次去日本，但作為駕駛者卻是第一次。以往的話，作為路人的經驗比較多，大多都是感覺到「車讓人」這種在日本比較理所當然的道路禮儀；作為馬路上更強勢的使用者，向弱者禮讓可以說是非常合理的。 但這次同為駕駛的一員，卻深深感受到充滿友善的駕駛環境，「排隊預留適當車距，不會插隊」、「人家的路權上為主車，卻會禮讓轉彎車」、「從未聽到路上有人按喇叭」，「開高燈(遠光燈)時遇對頭車會主動轉低燈」等等。這些經驗對本身只曾在台灣駕駛過的我來說，簡直覺得所有駕駛都是天使，同時也令我明白到為何部分的台灣人都不敢在台灣開車，但卻敢在日本開車，因為在日本開車你不會那麼容易就進入台灣日常的「路怒」狀態，從而也不會那麼容易「恐路」，作為駕駛不會害怕，更何況是作為普通的路人呢。 台灣有沒有可能改變？ 回想起有一天，我在台灣開車載香港朋友出去玩，那時有人讓車給我，我回了一個輕喇叭，立刻被香港朋友罵我說「人家讓你，你還按人家喇叭」，我連忙要解釋這在台灣是禮貌的行為，但香港朋友仍然不能相信，覺得這件事本身就是很沒禮貌的行為，讓我反思到交通教育3E中，台灣最欠缺的Education教育的部分，到底台灣有沒有可能像日本一樣克服好「交通戰爭」，從而擺脫「交通地獄」的現況呢，這問題可能需要一個有擔當、有勇氣的政府，而不是被慢駛辦公室一圈、就馬上對改革投降的政府才有望改善。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四年前的11月18日前後幾天，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改變人生的幾天，理工大學圍城戰的畫面相信仍然依舊留了在大家的腦海，即使可能褪色但不會消失。然而，即使回到再沒有社會運動的現況，這四年以來的香港與香港人又到底經歷了什麼，同時又失去了什麼呢？ 當唯一出路都被消滅 在極權統治下的社會，往往言論自由的空間都大幅收縮，新聞不再看到社會真實的一面、市民不敢表達真正的民意、政府亂扣「對抗」的帽子等等，這些情況在2019年後的香港一直慢慢發展起來，情況令人擔憂。但即使情況如此，仍然有很多不同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崗位堅持，例如藝術家的街頭創作、文字小說、研究等等，一直在不同位置書寫與表達香港現況之不滿，但創作類型的空間作為最後的一扇窗，也似乎在香港已經堅持不下去。 之前有一段時間在香港的街頭上時常出現一個以中文字「自由」為主要構成部分的塗鴉創作，而當中文字中間的部分筆劃是用金錢的符號「＄＄」來取代，並分別在香港不同地方留下這個塗鴉，在中共只會把社會問題與經濟／社會流動性掛鉤的現在，自由與金錢的意義更值得我們現時更加細心思考。 創作以上塗鴉的藝術家陳勁輝17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20項「刑事毀壞」罪，裁判官余俊翔押後至12月7日判刑，期間索取感化令及社會服務令報告，另下令被告須賠償合共港幣2萬6,500元（約10.6萬台幣）。在一個談政治時凡事都只可言及經濟而不可真正的談政治的地方，藝術家也只好論及香港與經濟的問題。但是，我們其實都深深的知道，生活上所有的問題歸根究底最後仍然是政治的問題，只是這個地方不再可以談及政治，連以藝術的方式來表達這樣的空間，在此時此刻的香港也是漸漸的縮窄，即便有了＄，但自由就愈來愈少了。 把握其他僅剩的空間 在台灣這個呼吸著自由民主空氣的國家，言論自由的空間會比香港來得大，來得安心，因此我們應該把握在這個仍然擁有自由的空間，盡力說好香港現在的故事，不論是支持與香港有關的藝術表演（例如一些劇團就有很多與反送中運動後的香港相關的劇作），還是更多不同在其他國家內堅持做香港相關新聞的香港媒體，以及一直在堅持堅守藝術表達空間的藝術家們，我們向你們表達最高的敬意。 或許我們會認為自己與藝術這兩個字有所差距，但是，我相信只有我們有心去支持這些在不同崗位上一直在努力的人，這會是我們目前手邊最容易，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方式，未來台灣也會有更多與香港相關的藝術活動，在此呼籲各位亦多多支持這些一直在堅持的人。 第一屆香港自由藝術獎得獎作品展〈願榮光歸…〉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距離」可以說是自己一直在寫作的核心主題，而這個主題就是源於自己曾經有很長的時間上覺得自己跟很多事物都有一個不可逾越的距離，例如自己可能不會再有機會回到香港，又或者是一直在香港成長的朋友或家人，都或多或少也已經打算移民離開香港，又可能是因為政權的迫害而分在高牆內外[1]等等。這些都象徵著自己好像已經遠離了曾經的成長地、以及成長過程的記憶，但其實這些「距離」在我們這些進入離散狀態的香港人來說，是否真的如此的巨大且不可逾越呢？ 之前的文章也有提到在網路上看到一位流亡手足發起了一個關於攝影的徵稿活動，而且配上了一個台灣名曲一樣的活動名稱「我是你的眼」，徵稿的題目原來是來自在牆內的手足來信的題目，然後透過不同參加者的相機、眼睛，把牆內與牆外互相接通。這令我再一次把距離這個命題重新再思考了一次，到底這個距離是如何形成，而且又如何在阻礙我們去嘗試不同的溝通呢？ 小時候有很多東西都會與自己的距離很遠，覺得明星與自己很遠；覺得上新聞的主角、社會運動人士與自己很遠；覺得被判刑的人也會與自己很遠，這些與本來生活經驗沒什麼交集之下，自然也不會聯想到自己如何可以或會與這些人拉近距離，仿佛就是火車月台的圍牆一樣——「不可逾越」。 仔細再回想2019年以後一直在出現的事情，其實我們都主動做了很多這些我們以前會覺得與自己很遠的事。很多的人走出學校，走到街上抗爭；很多的人下班以後就換成整套黑衣在城市不同角落遊走；又或者很多這些日常時只是「平凡」的人，2019年之後都有了很不平凡的人生下半場，有離開香港的，也有在牆內的。換轉是在日常的話，可能很多的囚犯都會對自己做過的事感到後悔，但遭受政治迫害的社會人士大多都持相反的意見，因為都是自覺在做一些對社會、對未來是正確的事。 當我們連流亡、坐牢都不後悔，其實我們已經跨越了很多以前覺得極為遙遠的「距離」，所以所謂的「距離」其實是與自己的信念有很大關係的。當每個人都有信念，有想付出的想法，自然這些距離就不再是往日不可想像的距離。而且可能就在每個人的生活周圍很切身的事，即使已經過去了四年的時間，然而這些距離其實仍然是可以改變的，不論是朋友之間的來往，或者是自己付出的意願等等，都是可以作出的嘗試。關於香港人的群體，未來可以如何在不在香港的情況下延續下來這個問題，或者信念就是我們的解答，只要我們繼續相信，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是確實自己想做的，而且是有意義的，如同2019年不同崗位的抗爭者一樣，堅持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兄弟爬山」的信念，即使我們已經不再身處香港，但香港仍然會活在我們的心中，而那些我們擔心的「距離」亦是如同自身一樣互相接近、無分彼此。 [1] 延伸閱讀：牆內牆外 我們可以如何溝通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稍早之前我們談過關於反國教運動時候的「中國模式」，那時候的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的課程改革內容令很多香港人都為之震驚，當中的扭曲事實與曲解歷史現實的部分，更是令強推改革的香港教育局在強大民意反彈下都不得不承認教材偏頗的情況。時間來到2023年，當年引起強烈不滿的國民教育科漸漸從香港人的腦海中退去，而取而代之的卻是幾乎所有學科、學級內全方位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那到底香港教育系統與受影響的學生們的未來會是如何？ 為了什麼而教國安? 根據香港教育局2021年提出的「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整個改革就只是為了中共而書寫，當中的引言提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因此教育局才草擬了「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讓中小學在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可有所依循。 那到底有多少依可循呢？從初小開始到高中所有義務教育的階段都有，加上大學本身受大學資助委員會（簡稱UGC）的政府架構受干預，因此可以說是香港所有不同的教育層面都不可避免地被強迫加入「國安教育」的部分。大學的部分之前已經在這邊講過了，這次我們主要集中看看義務教育的部分（即初小至高中的部分）。 部分的科目其實算是比較可以把國安與該科目性質所聯繫起來的，例如中國歷史科、通識教育科、中文科等等都可以想像能在史觀上跟時事上把他們認為的國安放到科目中。雖然面對這些荒謬說「合理」好像有點那個，但當你看到連中學的物理科、生物科、化學科等等，幾乎只有客觀事實的科目都可以有「國家安全教育」框架，真的不得不令人震驚港共全方位洗腦的創意與想像力，自問作為在香港教育界打滾了幾些年的圈中人，也真的想像不到到底在這些科目到底可以「怎樣國」、「怎樣安」。 香港人還到底要不要生小朋友? 看著香港教育系統的染紅的同時，之前跟一些香港人聊天說起了他們到底要不要生小朋友的憂慮，他們都會很擔心在此時的香港生下一代的話，會不會只是把他們日後送往洗腦集中營？更加令人擔心的卻是，即便自己可以有能力跟子女講述更多的民主與正義的事情，但也會擔憂自己的子女長大後會不會成長成文化大革命時候的紅衛兵一樣，批鬥「教育」著下一代的自己呢？這些都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每日在面對的問題，有人選擇離開香港，讓自己的下一代在自由的空氣下接受教育，而留在香港的人，他們也有著更絕望的選擇——不生育，如同網路上很常出現的一句話「我怕生了下來會被他們怪責為何要在這樣慘的一個地方生下我」，那到底未來的香港人還在不在香港、不在香港的香港人又如何自處，這就是我們這一代在外地的香港人一直反覆思考的生命課題。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在進行任何討論之前，先恭喜香港足球代表隊在亞運會獲得有史以來最好成績，突破以往紀錄成功晉級到４強，即便最後沒有取得獎牌，但仍然代表著香港足球與世界足球的距離是有拉近的可能性。而不同球隊的球迷往往被稱為球隊的「第十二人」，即十一個正選球員以外最重要的「另一個人」，而本次杭州亞運的比賽中就有一個關於球迷很有趣的現象——中國隊的「勝利球迷」。而是次中國隊的「勝利球迷」現象又令人想起體育與身分認同的課題。 什麼是「勝利球迷」？ 一般來說勝利球迷的意思很簡單，就是那種看到那一隊比較強就說自己支持這一隊的球迷，但這次中國隊的「勝利球迷」卻很有趣，中國隊在８強比賽的時候就被南韓踢出局，但香港隊卻在８強時攻下中亞強豪、國際足協排名21的伊朗隊，成功歷史性晉級４強，首次有望競爭獎牌。那排名21是有多強呢？我們看看香港跟台灣的排名就可以知道了，香港隊FIFA排名名148，台灣為154，說實際的在等級上真的有一定的差距。 那為什麼說在中國出局後轉為支持香港隊的中國隊的球迷是勝利球迷呢? 在上一篇文章之中我們都已經整理了一些近年香港隊與中國隊之間重要的比賽，因此可見中國隊與香港隊其實有一定的歷史積怨的。但在這次杭州亞運之中在４強賽事以後，即便港中之間是有那麼多過往歷史因素的累積下，再加上近年的港中矛盾之下，這些中國球迷還是走過來支持香港隊，為何？其實就是大一統民族主義下的產物，他們其實沒有當「香港」是一回事，只是覺得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那就自然「香港」也是我們中國隊，加上香港隊４強面對的對手是日本隊，在近年來中國全方位塑造與挑動中國民間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例如最近抹黑日本排放福島核處理水、封殺日本海產食材進口等等），可謂正好讓「民間反日」的政策完美契合。 同時，在中國網民的討論中其實也可以印證這種大一統心態的想法，例如某香港隊球員表現好，就說把他們從香港隊中拿出來，改為入籍中國等等。而其實亦真的有原本香港籍球員改為入選中國隊，例如最近亞運中國隊中的前港隊球員戴偉浚（香港球迷稱之為「猶戴」）。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晉級後中國隊球迷們取笑中國隊亦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在他們心中就只有一直追求所謂的「勝利」的那種大國堀起的自豪感，不會理會其他人的想法，如同在有什麼華裔人士拿了什麼國際大獎之後就一律把這些人打成「Ｘ籍華僑」等等來說得好像跟中國有關係來蹭熱度。 你的國家隊是不是代表香港？ 其實香港人有一段時間都有「勝利球迷」過，而這段時間更加有民調機構作出的身份認同調查來佐證運動與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那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的那一段時間，同時亦是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的近年高峰，只是隨著社會之後的發展，中國人身分認同的身份亦持續下降。 其實香港人在運動方面與身分認同這個議題的討論非常複雜，像是1936年時的中華民國代表隊由「球王」李惠堂為首的香港球員為主；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遷往台灣後，由於國際足總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參與足球賽事，同時香港足球總會於1954年加入國際足總，開始組織香港足球代表隊參加國際足總賽事。自此，在國際賽場合同時出現了兩支分別由香港人組織而成的中華民國國家足球隊及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歸屬感（香港於當時為英國殖民地）問題，香港的頂級球員，例如姚卓然、莫振華、林尚義、張子岱等均選擇代表中華民國國家足球隊，而香港次一級的球員則組成香港足球代表隊比賽，情況至1970年英屬香港及中華民國達成協議，1971年起停止選拔香港公民代表中華民國參加比賽才終止。加上最近開始出現有關香港球員轉籍中國的討論，可見香港的足球運動上的身分認同一直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香港、台灣與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一直有著複雜而打結的身分認同關係，而足球運動的代表隊可以說是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體現，隨著杭州亞運的落幕，相信我們也會更有空間繼續去探討運動與身分認同的問題。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講起香港與中國，這幾年我們必然會談到兩地之間的衝突，不論是民生性的衝突，例如早年的北區水貨客侵擾香港本地社區的問題；更多的當然是政治議題上的衝突，由2010年代初陸續興起的香港本土化運動把兩地的矛盾陸續浮現，並在其後出現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等等一系列「抗中」社會運動。適逢最近亞運會剛剛落幕，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當中有一個地方可能比較少人留意港中矛盾區塊——足球。 運動之中的歷史宿敵 在國際足球壇之間都有著不同的「打比」賽，其實就是一些地區或歷史所構成的宿敵組合，例如球會的話，英格蘭超級聯賽中的兩支隊伍「列斯聯」(台灣譯為「里茲聯」)與「曼聯」就是典型的歷史宿敵。故事回到15世紀的英格蘭，兩個皇室為爭取王位而爆發「玫瑰戰爭」，後世該兩皇室身處的地區球隊的對賽因此被稱為「玫瑰打比」；國與國之間的歷史宿敵就非要談英格蘭與阿根廷，兩國曾在80年代初為爭奪福克蘭群島而爆發「福克蘭戰爭」，為足球的比拼中增加更多的政治意味。 因此，香港隊與中國隊也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傳統宿敵，其實當中的中華民國亦有著很重要的角色，不過這次我們先談香港與中國足球隊的宿敵概成史。 一切由世界杯開始 如果說到足球運動的世界級殿堂那就非得世界杯莫屬，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當中來自五大洲的三十二支各國代表角逐，要獲得角逐世界杯決賽週的資格就一定要先經過不同地區的外圍賽，過五關斬六將才有可能爭取到成為世界32強的出賽隊伍之一。 其實不只港中之間近年的衝突構成，中國隊與香港隊之間本身就有一定的歷史積怨。例如2006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分組賽，香港作客廣州出戰中國的賽事中，即便香港以0比7大敗，但由於香港守門員范俊業於比賽中救出了中國隊鄭智的十二碼，「間接」令到中國因為淨勝球差不及同組的科威特而出局，中國傳媒給予范俊業添上「中國罪人」等稱號，香港傳媒則給予他支持，稱頌他為「香港之光」和「人民英雄」等；更早的更有仍然是英屬香港年代的「五一九之役」，1986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中國國家足球隊在最後一輪只需在主場打平香港隊即可晉身世界盃決賽周亞洲區外圍賽下一輪，但香港隊在比賽中以2：1的比數爆冷擊敗並淘汰中國隊。 如果說到比較近年中港矛盾的延伸背景下，2015年的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可以說是運動與政治結合的近年代表。由於中國與香港的政治關係急速惡化，加上中國足協推出「有層次」海報，諷刺並歧視港隊使用入籍的黑人和白人球員，事件震驚香港足球界，甚至連本身不留意足球的香港人亦非常關注事件。同時亦因為中國傳媒經常使用「中國香港」一詞，令香港球迷不滿，被認為「矮化」了香港地位，其理由是國際足總名稱為Hong Kong National Football Team，沒有China一字，因此之後亦引發港隊球迷高舉「Hong Kong is not China」這面標誌性的旗幟，是次兩軍的對賽中，主隊中國被港隊以 0–0 逼和。而中國隊長鄭智更涉嫌辱罵港隊門將葉鴻輝是「狗」，受香港方面指責。 香港與中國在足球上的宿怨其實不只最近十幾年的事，當中有著豐富的歷史背景與國際政治因素脈絡的交織之下所構成。體育是不是真的只有競技？或許港、中、台之間有著更多的內容可以讓我們繼續思考。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說起「高牆」你會想起什麼？是那個有名的「雞蛋與高牆」？還是重門深鎖的重要地方? 2019年，無數香港人選擇了作為雞蛋的一方去對抗中共強推「送中條例」的高牆，但全力一拼以後，或許最容易令我們聯想起「高牆」的地方，應該是那個正在囚禁無數因追求公義而走上街頭的手足的地方——「監獄」。 如同之前的文章所提到的一樣，幾乎每幾個香港人之中，現在都總有一個曾經或者是目前正在走法律程序與正在服刑，即便是大家都知道這些刑期是不合理、不公義的，但我們在服從暴政的法律面前，暫時沒有其他辦法去抗衡。因此，我們必然會面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可以如何持續跟在「牆內」的手足們保持聯繫，又或者是說我們在外面的人究竟可以去做一些什麼？ 「寫信」——最基本而重要的事 可以申請探視的名單是有限制的，而且次數也有限制，加上在大離散之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少的人其實已經不在香港，所以實體的探視可以說是難上加難，因此唯一可以不受物理距離所限制的方法就只剩下寫信。但很多人都會對寫信有一些疑問，例如到底要寫什麼、可以寫什麼等等，其實這應該是大家對寫信這件事最大的門檻，因為如果是陌生人，你還可以透過寫信的過程來了解雙方，其實反而要寫出東西並不難；但如果是一個你本身就認識的人的話，問題就會多很多。 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又不想寫一些新聞發生的事，因為他們在牆內其實還是可以看報紙跟新聞，加上講得出來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不開心的新聞，寫來也真的沒什麼意思，所以我自己的心得是寫一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甚至是一些最近看完書的心得也是可以的，如果朋友對自己在看的書有興趣更加可以請在香港的朋友送這些書進去，來個紙本的讀書會也是很好的；只是要小心留意寫的內容，因為如果不小心寫了一些有歧義的內容，還是會影響到在內的朋友，多次出現這種情況更有機會影響他們的刑期扣減，所以還是要好好拿捏內容。 我是你的眼？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朋友，他們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內容來跟牆內的朋友溝通，這些朋友是一些攝影的愛好者，他們透過寫信聊天的時候向這些這牆內的朋友了解他們想看什麼，來議定拍什麼主題的照片給牆內的朋友看。或許新聞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吸收到，但每天我們在日常生活看到的東西卻不會一樣，而且也是在內的他們一定沒辦法看見的。「我是你的眼」這個計劃本身先是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內容互動，而且是內外的朋友一起合力去完成一個攝影作品的構想與構成。或許這種即使大家有著物理上的阻隔，但仍然可以讓所有人感到「一起」在完成一些事的感覺，這種「同在」的感覺，在目前香港人極為需要圍爐取暖的當下顯得格外重要。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行人地獄—這個名詞本來源自一個臉書上關於台灣行人/交通議題的專頁，並於2022年底的時候被美國媒體CNN引用來形容台灣的交通問題。這個議題之後又陸續被不同國家的旅遊部門引用，並向其國民解釋到台灣務必留意路況小心安全。 每一個人都一定有機會走在馬路上，那到底作為一個在外地成長的人，走到台灣的馬路上，會面對什麼樣的困難與危機？ 隨時面對死亡風險的道路 據Jonathan Knowles關於日本與台灣就交通事故與死亡率之統計所顯示，台灣人在一生之中一次或多次因交通事故而受傷的可能性是80%，死亡可能性是1.03%；另一方面，日本的數據，一生中一次或多次因交通事故受傷的可能性是21.9%，死亡可能性是0.189%。相比之下，台灣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死傷真是一個多麼誇張的數字。 而面對這樣傷亡的風險，筆者在台灣三年的時間想當然也是難逃那80%的受傷率魔掌。我自己的話呢，其實也是作為一個行人的時候遇上交通意外的，那時候我就在樓下的一個沒紅綠燈的十字路口過馬路，然後過了一半就被一台機車給撞了，作為一個外地人當然先是驚惶失措，然後報警等等的什麼都過了，之後卻被求償他足足幾萬塊的修車費用。我是真的首次覺得，在台灣的路上當一個沒有鐵包住自己的路人，也太可憐、太慘了吧！ 為何馬路的事只會是對立面? 有時候筆者真的覺得很難去理解台灣人在馬路上的心態，為何好像總得變成要像弱肉強食一樣。尢其是當自己在台灣累積了更多路上的經驗之後，我對台灣路況交通地獄的問題更加有了多一層的體會，已經是有鐵包住自己了，但你還是很容易從其他用路人開車的情況，可以感覺得出來生命在台灣的路上好像不太值錢一樣。例如，明明可以一早打方向燈示意要變換車道，就是不打，然後等後車就到了就鬼一樣硬切出來；兩條線都在塞車，硬要切來切去快一兩個車身，又或者是機車硬切右轉車的右方等等。其實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很多時候就是有一種要比較的風氣存在，以致不同的人都在一條馬路上不停互相競爭，互相弱肉強食，但這樣的馬路使用方式真的是有必要的嗎? 我記得曾經跟同學討論，為何台灣的馬路上就是不能用一種所有道路使用人大家都是平等的狀態來運用與設置？我記得那時候我就舉了一些香港一般的路況，例如機車不可以插來插去，一般路上不同的車都平等的用不同車道、路人有自己專屬的人行道配上路肩加圍欄，保障路人的用路權；長的路口有安全島，配合錯位班馬線減少汽車轉彎視野死角的盲區等等，其實這些都只是讓大家都有平等的用路機會，從而減少交通意外的出現的方法。 筆者沒想到的是，有時連討論道路情況都會形成對立，那時候我還記得就是被台灣的同學嗆，「你香港的擁車率低，不可以這樣講啦。」，「台灣機車太多跟香港沒得比。」等等，雖然我也是知道不同地方的道路情況必然是有所不同，但如果真的想徹底解決所有外國人口中的「行人地獄」問題，我相信更需要的是好好徹底規劃台灣未來道路管理邏輯，加上好好的駕駛教育（好歹也教一下國際通行的大燈／雙閃語言吧，讓車從來沒有人給雙閃說謝謝！），而不是只說「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就結案、拒絕思考，這樣下去恐怕只讓更多的台灣的未來死在馬路上。 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