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1944年國軍衡陽保衛戰的中國大陸電影《援軍明日到達》投資近六個億人民幣，卻因極左勢力阻撓而疑似下架。本人為此於今年5月末撰文《「援軍明日到達」 國軍抗戰歷史不容醜化》及《下架「援軍明日到達」 大陸極左分子如拆碑毀墓》投書台灣媒體。參與圍剿《援軍明日到達》的郭松民先生，先是在其個人微博上稱本人是「龍應台的文風、亂扣帽子」；繼而於昨日在中國大陸社交平台發表文章《我的一點回應》，稱台媒對其「造謠」、「扣紅帽子」。本人作為歷史學者，惟以歷史事實之羅列，來作為對郭先生回應的回應。 國軍公墓與紀念碑為何消失？    號稱「泰山軍」的國軍第十軍，為1944年衡陽保衛戰而修建的陣亡將士公墓，為何在1950年代被毀了？為何成為了氣象站？國軍先烈的遺骨去哪裡了？郭先生總不能只針對電影《援軍明日到達》，總要把公墓被毀這個問題也解釋一下吧？ 江蘇南京玄武湖邊，曾經有國軍第十七軍陣亡將士紀念碑，係為1933年長城戰役而修建，當時的國軍第十七軍第二師（今日台灣之「埔光部隊」）、第十七軍第二十五師（今日台灣之「長城部隊」）在古北口等地英勇作戰。這座紀念碑為何在1960年代被炸毀？郭先生可否就教一二？ 廣州是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誕生的地方，也是中華民國空軍誕生的地方——廣州雲鶴嶺一帶的空軍墳場，去哪裡了？為何連一塊磚都找不到了？廣州黃花崗附近，原來的國軍第五十四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幾乎大部被毀，其中就包含了國軍第三十六師（今日台灣之「虎嘯部隊」）的紀念碑和公墓。還是在廣州，燕塘附近，原粵軍第一師墳場，裡面的國軍第四軍（今日台灣之「陸戰第九九旅」）北伐紀念塔、第七戰區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墓葬，何以悉數被毀？依然在廣州，由孫立人將軍親自督造、林旺大象參加施工的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只剩下菜市場中的紀念坊、部隊營區中的紀念塔、市場邊的入口門柱殘石，公墓甚至一度成為公共廁所，這是為什麼？ 中華民國空軍曾經在西安、成都、杭州、蘭州、柳州先後建造過空軍公墓。這些公墓怎麼消失了呢？公墓中的陣亡將士遺骸呢？畢竟，大多數陣亡殞命的，都是在1931到1945這十四年中，特別是1937到1945抗日戰爭八年中。 貴州省貴陽市，國軍第一零二師抗戰紀念塔，1950年代以道路改造的理由被拆毀，迄今沒有恢復。郭先生為何沒有去好好研究一下？ 湖北宜昌石牌，胡璉將軍率領的國軍第十一師（今日台灣之「海鵬部隊」）在鄂西會戰後修建的陣亡將士公墓，為何完完全全消失了？湖北武昌的蛇山，胡璉將軍曾在此建立一座國軍第十八軍烈士祠，後來也沒了。郭松民先生可否告訴我們：烈士祠去哪裡了？ 在浙江寧海躍龍山，曾經有忠義救國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忠義救國軍是由軍統戴笠領導的敵後抗戰別動軍。他們的公墓被毀了，這些埋葬其中的人到底得罪誰了，郭先生能否解釋？ 以上的例子太多了，多到了可以寫幾十頁、上百頁、上千頁都寫不完的地步。1980年代，中國大陸重修的國軍碑墓史蹟，只是少數。多數已經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反映1944年國軍衡陽保衛戰的中國大陸電影《援軍明日到達》投資近六個億人民幣，卻因極左勢力阻撓而疑似下架。(圖擷自YouTube) 與國共戰爭無關 也被挖墳掘墓 郭松民先生等一定會說：這是階級鬥爭、是戰爭，毀掉這些國軍碑墓史蹟是天經地義。但在浙江杭州西湖邊，岳飛沒有參加國共戰爭吧？為什麼岳王爺的墓也會被毀掉？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墓也在西湖邊，幾乎也是挖墳掘墓、骸骨無存。 在吉林省四平市，有一座當地為紀念國共戰爭時期的四平戰役而修造的紅色紀念碑，1953年6月建成，碑身正面為林彪題刻的「為解放人民而奮鬥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碑身西面是中共領導人陶鑄題刻的「成人有志花應碧，殺敵留紅土亦香」；南面由中共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題刻「日月同光，山河並壽，人民戰士永垂不朽」；北面是曾任中共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楓題刻的「中華人民優秀兒女萬古千秋」。紀念塔楹聯由中共遼北省政府主席閻寶航題「革命業績垂千古，烈士光輝照山河」。 結果，1954年，高崗因為「高饒反黨集團案」被打成反黨分子，最終自殺身亡，題刻被鑿毀。1966年7月，林楓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資派，被關入秦城監獄，題詞被鑿毀；1966年9月，閻寶航被打成特務、三反分子，病死在獄中，其題名被鑿毀；1967年1月，陶鑄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和「走資派」，題刻被鑿毀。1971年9月13日，作為副統帥、接班人的林彪出逃而空難於蒙古國，題刻被毀。這座紅色紀念碑一時間沒了字。最終，因此，碑身正面用毛澤東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來補足。 文革之風再起 未經反省的歷史不會成為過去 郭先生等或許會說：這一切都過去了。但如果這一切真的都過去了，還會有今天這場隔海論戰嗎？還會有《援軍明日到達》下架的風波嗎？做人、立業、家國天下，真為根本，善為目標。探究歷史，不是清算和報復，而是讓歷史成為歷史本身，並汲取對現實和未來的意義。例如國軍第十軍的老軍長李玉堂，他黃埔出身，參加過東征、北伐、抗日，最後在戒嚴時代中被處決於台灣新北碧潭。2000年政黨輪替後，李玉堂被宣告回復名譽。誠實而勇敢面對曾經走過的歷史黑暗，一個社會才能夠前進、才能夠更美好。 但郭先生顯然沒有辦法面對神州大陸昔日之歷史創痛。一個社會沒有反省和自我糾錯，則不要說是國軍史蹟，就連吉林四平紀念碑這樣的紅色地標，也會被折騰得面目全非。最可怕的是，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會被折騰得死去活來、面目全非；人將會失去「人作為人」的尊嚴。我們譴責極左勢力攻擊《援軍明日到達》，並不是為這部電影背書，而是抵制這種對文藝作品進行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徑，因為這不僅戕害藝術自由和表達自由，更是與1950年代、1960年代拆毀國軍碑墓、對國軍陣亡將士挫骨揚灰、侮辱國軍先烈的法西斯行徑如出一轍。 如此眾多的為國捐軀之國軍碑墓史蹟被摧毀、迄今不能重建，就是因為有極左之流的阻撓和作梗。如此眾多的中國大陸國軍老兵在飽經坐牢、勞教、被批鬥之後，如今還要忍受極左之流的辱罵和踐踏，就是因為文革的殘餘沒有被肅清。郭先生，您不必向我回應。請您向被拆毀的國軍紀念碑去回應和懺悔吧！您會被寬恕——因為你曾經說的一切、做的一切，不會傷及這些國軍先賢先烈分毫，只會讓他們在歷史長河中變得更偉大。 作者》徐全  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2024年，對西安出租屋女大學畢業生歿亡的悲情，南京青年人反內卷的激情，同情雲南學生楊盼和吳柳芳的溫情與共情，是中國青年人的精神寫照。央視體影片的戲謔和高校，開封夜騎的聲勢浩大，迸發了青年無窮的創造力。因此，青年人毫無疑問將是未來中國的最大變量。這個變體現在，他們是有溫度、有理想、有衝勁的一群人，他們的悲情、共情、激情和溫情，是有溫度的，對真善美充滿執著；對假惡醜充滿憤怒。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在何時、何地、何種狀態下，會對社會發出怎樣的吶喊？這就是不可測的青年心聲。 歿於出租屋 澎湃反內卷：生於憂患 2024年，一篇《一個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的文章引爆中國互聯網。文章中的主人公是畢業自北京的寧夏籍女大學生，因為一直考公家單位的鐵飯碗失敗，沒錢吃飯交房租，最後身亡。人們感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窮人家的孩子就算是讀書，也沒出路。這個故事頗有悲情的效應，很多中國青年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對這個女生的哀悼，又何嘗不是對自己失意人生的哀悼呢？ 不過，生於憂患的青年人，不僅有悲情，還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激情。南京一群中學生，為了抗議假期補課，發揚「相信別人不如相信自己」的精神，用「自由引導人民」作口號，組成了橫跨數十個中學的反內卷聯盟。流出來的公安與盟主的電話錄音中，連派出所的警察叔叔都驚歎：你真牛，南京所有的好學校，你們幾乎都包括了。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面對警察「解散反內卷聯盟」的要求，小夥子很淡定地反問：請問我違反了哪一條法律呢？警察很詫異會遭到質疑，但立即回應：你已經造成影響了，有同學說要跳樓，萬一跳了，你和你監護人不要負責嗎？小朋友對曰：如果他跳了，我有罪，我跟他一起跳下去。搞到公安叔叔一時語塞。 面對內卷、面對平民階層子弟上升途徑的阻塞和停滯，中國社會的青年人和網民依舊有西安出租屋事件的悲情，但是南京反內卷聯盟事件提示了社會輿論：新一代或是更年輕的中國人，已經不會滿足於用悲情來委屈自己；他們開始用激情碰撞的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畸形的反彈。他們的方式或許搞笑，但無人能否認他們的做法會有震動環宇、出其不意的效果。他們的邏輯就是：你不給我公平，我自己來拿，人生不可能有幾次激情和衝動，幹了就幹了。這種心態反而最合乎青年人。青年人本來就不可能是老成持重的。 十萬騎行客 怒吼一少年：要快樂、要尊嚴 河南鄭州大學生夜騎開封，這恐怕是2024中國青年新聞最經典的案例與事件。本來共享單車就放在那個地方，想用就可以用。不過以前是單獨，這次是群體。在中國當代公共治理中，官方最敏感和戒備的，就是群體性活動。誰組織、目的為何、影響如何，是官方維穩體制對群眾活動評估的靈魂三問。鄭州大學生就是想玩。而且大家一起騎車，熱鬧又壯觀。 一群大學生騎自行車跑到馬路上，這場面自然會引起很多人的回憶和聯想。更有福建華僑大學的親官方學者指責夜騎學生是不學無術。這下好了，華僑大學的學生們不幹了，他們拒絕為這個學者背鍋，紛紛劃清界限，和鄭州夜騎同學站在一起。逼到學校不得不出來安撫學生。而雲南一個高中生楊盼，怒斥學校面子工程、不拿學生當人看，忽視宿舍條件，幾乎同時衝上熱搜。開封這邊，青年人要的是快樂；雲南這邊，學生要的是尊嚴。 不論是開封還是雲南，青年人都不再願意被沉疴的管理法則所限制。這種管理法則讓大家必須當一個聽話、守紀、整齊的「好學生」。當好學生，意味著失去快樂和尊嚴，代表著要壓抑自己的個性。這種自我壓抑是一種換取未來光明前途的妥協。但人不輕狂枉少年。似乎越來越多青年人也看明白了：就算當好學生，也不一定能夠獲得光明未來，反而青春是轉瞬即逝。開封夜騎的激情，和雲南一聲吼的激情，讓很多人看到了2024中國青年人開始書寫一種內心深處的不服從。 科場鳴不平 考研甚寒冬：一戰成碩、一研為定 在一片躺平和45度人生的呼喊下，依然有很多人選擇不躺平，繼續選擇用最難的考試那條路來走出人生的新頁。沒有人應當嘲笑那些繼續奮鬥在內卷中的人。因為，選擇躺平和45度人生是無可奈何；選擇繼續內卷也是無可奈何。不同的無可奈何之間，從來沒有彼此為難，反而是多了很多理解。 在今年的388萬考研大軍中，很多不考研的人，在考場外，為自己的同學、舍友鼓勵加油。舉橫幅、獻花，這些溫馨的舉動讓剛從考研考場中出來的人倍感溫情。考研在中國已經高考化，依然很多人在這條路上打拼。一戰成碩、一研為定，成為今年的關鍵詞。內卷是不公平的，內卷也是極為殘酷的，但是似乎在目前和當下，沒有比內卷的考試更加公平的機制。殘酷的內卷反而最公平，這大概是人生最大的無奈。 所以，我們真的不難理解，為何今年的江西出現3位在職大專生被提拔為鄉鎮幹部時，會引起中國輿論的強烈反彈。中國青年人譴責的不僅是社會和機制的不公，他們其實是在捍衛看起來內卷、看起來很殘酷、但其實對他們又是最為公平的考試制度。他們對不公和不透明的譴責和發聲，是在捍衛自己的前途和作為底層人民的尊嚴。 力挺吳柳芳 封禁亦不悔：我們挺妳 2024年的中國互聯網，出現的明星人物大概是青年人吳柳芳。作為前體操世界冠軍，1990年代出生的吳柳芳沒有獲得光環，卻默默無聞生活、掙錢養家。她自己說，她只是一個世界錦標賽的小冠軍，無法跟拿到奧運金牌的大冠軍相比。所以，受傷退役後的她，開始開直播，用舞蹈來賺取流量。但這個舉動遭到指責，認為她傳播情色，兩度封禁吳柳芳。第一次解禁後，支持她的中國網民迅速用加關注、成為粉絲的方式支持她，一時間，她粉絲數量增加了好幾百萬。但不久前第二次封禁，將她的粉絲數也清空了。這引起了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反彈。 官方不挺我們挺。很多青年人憤怒指責說，這就是荒謬的地方，一些人養情婦、包二奶沒有罪、沒有錯，吳柳芳這樣一個普通女孩為了掙錢養家跳舞，卻要被封禁、貼上道德標籤。這種雙重標準讓人看到的是虛偽、雙重標準和利用道德大棒綁架人。很多人將吳柳芳當作是自己的寫照，共情吳柳芳，認為支持吳柳芳就是支持自己。因為在內卷、生活不易的時代，吳柳芳的喜怒哀樂，也是他們自己的喜怒哀樂。 青年創造時代：行政夾克與央視體 「近日，學生會主席XXX前往男生宿舍進行視察，深入調研男寢衛生問題，他希望，全體男生要乾乾淨淨做人；針對廣大男寢缺乏廁紙的問題，學生會主席指出，紙上得來終覺淺，要走出寢室，感受校園之美；主席還和負責打掃男寢廁所的同學親切握手，表示：「我當學生會主席，你挑糞，但都是為人民服務、為同學服務嘛。」——畫面中的學生會主席，身穿中國大陸標準的行政夾克，手拿保溫杯，完全而十足的黨員幹部派頭；畫外配音一點不輸專業的中央電視台。 這樣的影片，在2024年開始風靡中國互聯網。年輕人特別是在校大學生，開始模仿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穿上行政夾克、拿起保溫杯、戴上眼鏡，將央視新聞的領導視察場景做成一個又一個影片。網民俗稱這種影片視頻是「央視體」。2023年，雲南昆明一個大學生，也是穿上行政夾克，拿著保溫杯，好友死黨配合，來了一次視察學校的排場。結果學校特別是食堂，真以為領導來了。大家紛紛表示，該同學的手勢、動作、表情，簡直和官員無異。自此，央視體影片在大學生中流行起來。可謂青年創造時代。 領導幹部身穿的行政夾克，成為中國新的身分符號。青年人去淘寶上買一個，穿起來，也用拍影片的方式過一把當官的癮，是娛樂、是搞笑。但是他們竟然學得惟妙惟肖，而且語言應用也如此專業，這其實反襯出中國官場語言的空洞和枯燥。青年人用行政夾克和央視體影片表達了對生活乏味的反彈，是對權力的諷刺與解構，其中更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心態：誰都能當官，誰都能做出央視的新聞，「換了我」也能幹得好。 青年人是中國社會未來最大變量 中國青年人在2024呈現了激情、溫情、共情的精神面貌。他們對社會公共事務不再選擇沉默和視而不見，而是開始以小共同體意識的自我與他者，來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參與。而對官方嚴肅、宏大和正統主流的社會敘事，青年人開始巧妙保持了距離。央視體影片，雖然表面上是複製官方的傳播話語，但本質上卻是對這種話語的疏離甚至是否定。如果再把拒絕內卷、拒絕加班、拒絕買房、拒絕參與競爭的社會躺平族算進去，那麼中國青年人與既有社會運作體系之間，已經不是裂痕，而是巨大的鴻溝。 青年人毫無疑問將是未來中國的最大變量。這個變體現在，他們是有溫度、有理想、有衝勁的一群人，他們的悲情、共情、和激情，是有溫度的，對真善美充滿執著；對假惡醜充滿憤怒。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在何時、何地、何種狀態下，會對時代發出怎樣的吶喊。這就是不可測的青年變量。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韓國戒嚴事件發生後，中國人透過互聯網，如同看了一次韓國實境劇，最大數量的鄰國吃瓜群眾，一定是在中國。中韓一衣帶水，經貿、人文往來密切，中國人對韓國戒嚴事態高度關心，從人生反思復盤的心靈雞湯，到勵志的奮鬥故事，再到對公平正義社會的追求，各種對戒嚴事件的不同分析視角和主題遍及中國各個互聯網分享平台。這些關注顯現了中國人內在心靈上一種憂傷的戲謔。因為，對民主主義的追求與捍衛，對大財閥與社會不公的控訴，希望自己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環境中打拼，又何嘗不是新一代中國人所追求的生活遠景呢？   人生復盤：跟人要跟「全卡卡」、嫁人要嫁「尹卡卡」 在韓語中，「각하」是「閣下」的意思，讀音類似KAKA；與日語中的「閣下」發音成「かっか」差不多，是很尊敬的語詞。這個詞這被喜愛觀看韓劇的中國網民直譯為「卡卡」。所以，在中國互聯網上，韓國的歷任總統，都被中國網民暱稱為「卡卡」。尹錫悅是「尹卡卡」，文在寅是「文卡卡」。就連搞軍事政變出身、鎮壓光州起義的全斗煥，病故之後沒有獲得韓國政府的國葬待遇，但中國網民卻對他一視同仁。因為《首爾之春》和《第五共和國》這兩部韓劇爆紅中國，全斗煥被年輕中國人所熟悉，於是他也獲得了「全卡卡」、「全小將」的稱號。 用中國網民的話說，尹錫悅要搞戒嚴，想玩一把大的，結果弄成了「快閃」。這讓中國網民無比疑惑：同樣是「卡卡」，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這幾位都成功弄出了戒嚴，怎麼尹卡卡就失敗了？於是中國網民開始找原因。樓越蓋越歪。很多人認為，這和尹錫悅是檢察官出身、沒當過職業軍人有關。中國網民覺得，李承晚是經歷戰爭的開國總統，朴正熙和全斗煥是職業軍人，都懂得帶兵。特別是全斗煥，中國網民總結，在1979年12月12日發動雙十二兵變時，全斗煥對下屬又是許願、又是封官、還大發紅包。反觀尹錫悅，卻因為韓國通脹，削減韓軍伙食費和春節、中秋的加菜金，這當然引起軍人不滿。 但尹錫悅在喜愛韓劇的中國年輕人中，又並非一無是處。他搞戒嚴、搞鬥爭不行，但力挺伴侶、寵愛妻子不被在野黨控制的國會調查，這一點著實讓中國網民大為讚許，紛紛覺得尹錫悅搞戒嚴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當然，尹錫悅自己不會承認這一點。很多中國網民表示，尹錫悅對老婆的態度，才是一個「歐爸」應該有的樣子。 於是乎，當韓國政局在戒嚴風波後撲朔迷離、韓國人上街抗議時，中國互聯網上卻出現了這樣一段衝上熱搜榜首的經典留言：跟人要跟「全卡卡」、嫁人要嫁「尹卡卡」。 人生跟對人、嫁對人，很重要。這表面看起來是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卻是中國社會步入內卷、躺平後的焦躁體現，以致於鄰國的政治動蕩，也成為了人生謀略和總結素材。很多中國人覺得，自己此刻看不到遠景、又身處一種無所作為的「歷史垃圾時間」，因而對「成功」的執著和盼望，的確是勝過以往。 老年熱血又一番、花甲正當奮鬥時：李在明狂奔翻牆進國會 韓劇果然還是保守了一些，現實更瘋狂。韓國戒嚴事件中，另一個廣為中國網民關注的明星人物是在野黨黨首李在明。戒嚴令頒布後，已經年過花甲、剛經歷過法庭調查的李在明，開著臉書直播，在首爾零下氣溫中，奔襲數公里，抵達國會；面對戒嚴軍封鎖國會大門，他在群眾的托舉、幫助下翻過國會兩米多高的圍牆，成功進入議事堂，最後投票撤銷了戒嚴令。而李在明也被視為極有機會成為下一任韓國總統。 韓劇節奏慢、劇情平緩動人；日劇節奏快，比較有熱血精神。但很多中國網民看到李在明翻牆進國會後，大為驚歎：這簡直是韓劇的老年熱血番。有的中國網民認為，李在明翻牆進國會的經典畫面，可以拍成電視劇，連名字都想好了一大堆：比如《奔跑吧，大爺》、《花甲大爺轉跑男》、《首爾之冬：熱血番》、《人民的托舉：李在明》、《Running MAN:韓國國會特輯》。 繼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之後，李在明成為了中國人心目中新的老年奮鬥勵志典範。曾經因為抗議日本排放核廢水而宣佈絕食的李在明，用「不吃飯」的方式表達反日立場，獲得中國網民熟悉和認同。六十歲，正當翻牆奮鬥時，花甲人生才是事業拼搏的關鍵期。李在明成功翻牆激發了很多中國人不向生活困難低頭的決心，網民們說：李在明前次表演不吃飯、今次表演跳牆頭，只要群眾掌聲不斷，老李的絕活就不斷；老李的具體拼搏，讓大家覺得再嚴酷的現實也是抽象的，沒什麼可怕。 當然，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奮鬥也要選對地方。有很多中國網民感慨：韓國國會的圍牆只有兩米多高，連中國普通的縣鄉政府大院都不如；不必像北京故宮那麼高，哪怕是中國的某個縣、鄉鎮的政府大院圍牆，老李就算有蜘蛛人的本領，恐怕也翻不進去。 最感動的聲音：為美女奪槍、韓軍克制而震撼 韓國戒嚴事件中，另一個被載入史冊的經典鏡頭，是傳媒出身的在野黨美女發言人安貴玲，一反平日知性、優雅的風格，在戒嚴當晚奮力爭奪戒嚴軍手中的槍並高聲大喊：你們不覺得羞恥嗎？這成為戒嚴風暴中，人民對抗政權的最震撼畫面。安貴玲事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面對戒嚴軍的槍口，她當時自己也覺得害怕，也會緊張，但她必須阻止戒嚴軍進入國會，如果不這麼做，就無法撤銷戒嚴，那麼韓國的民主也就完了。 這一畫面震動了整個中國互聯網。中國網民的留言充滿著感慨、讚許和深思：勇敢的女士，理智的士兵；英姿颯爽，以身許國；世界有妳才光明；所有的權利，都是自己爭取而來；這位女士強過所有我認識的人，包括我自己。另一部分留言則是為韓軍的克制和理智按讚，很多中國網民認為，不向人民開槍，韓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 韓國戒嚴事件，對中國輿論場的衝擊非常之大。很多中國人在戒嚴事件中看到了政治人物、領袖最為人格化、平凡化的一面，他們會為了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而動怒甚至衝動。很多中國人也看到了韓國民眾和在野黨領袖為了理想、價值而不分性別、年齡去勇敢奮鬥拼搏。自1992年中國與南韓建交以來，中國人認知和理解韓文化、思想、日常飲食、商品的途徑，已經不再是北韓，而是南韓。韓國人走上街頭，為民主而犧牲、衝撞的故事，更是透過韓劇感染和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 如今，戒嚴事件讓整個韓國成為了一個劇場。而且，在國家與政治的劇場中，人民本來就應該是主角。中國人用綜藝、韓劇的劇透視角來觀察韓國戒嚴事件，又何嘗不是一種憂傷的戲謔？畢竟，韓國人對民主的追求與捍衛，對大財閥與社會不公的控訴，希望自己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環境中打拼，這又何嘗不是新一代中國人所追求的生活遠景呢？這或許才是中國人高度關切南韓政局走向的根本原因。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白紙運動已過去兩週年，中國大陸青年人在就業競爭上似乎進入一種沉鬱、頹廢式軟抵抗與娛樂式度日的躺平生活狀態。後白紙運動時期，內卷與躺平激盪整個中國，躺平漸成主流。與官方宏大敘事保持了微妙距離的青年人，卻又對日常諸多的社會公平與正義議題，選擇不躺平，而是開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執著介意和認真。本質上，個人事業的躺平絕非認命，也不是默認社會不公；而是讓自己不再參與陪跑式的無意義競爭。相反，在自己選擇躺平的同時，卻不再對公共議題、社會正義保持沉默，而是積極發聲——這恐怕是白紙運動對中國青年人最大的啟發，也是對中國社會的最大影響。   非過度競爭 內卷被青年人視為社會不公產物 白紙運動屆滿兩週年。縱觀2023、2024年，與中國大陸青年人、青少年有關的新聞話題一直不斷。從南京的中學生反內卷聯盟、青年人養老、江西萬安提拔年輕鄉鎮幹部、鄭州大學生夜騎、雲南高中生控訴宿舍條件差，以及最近的抖音網紅「羊毛月」笑話青年人找不到工作惹眾怒、前世界體操冠軍吳柳芳跳舞當網紅被禁，在在顯示了當下中國青年人狀態處在一種沉鬱、頹廢式軟抵抗與娛樂式度日的躺平生活狀態中；同時，他們也拒絕被標籤，將更多精力投身於社會公平關注。 內卷與躺平在後白紙時代激盪整個中國，很多青年人選擇不再內卷，而是走向躺平。拒絕加班、青年養老風靡大城市。很多人認為中國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雖然北京官媒發文反駁這一論調，但在中國互聯網上，關於什麼是「內卷」，青年自拍播主們卻有一番很耐人尋味的定義：所謂內卷，就是原本有100個饅頭，有人提早拿走了99個，只剩下1個，然後分饅頭的人對大家說——我們要分饅頭的人太多了。所以，當前世界體操冠軍吳柳芳成為跳舞網紅時，雖然中國大陸網路平台封殺了她，但很多青年人在網上為她叫屈：這個社會真是有病，可以容忍貪官污吏，卻容不下跳舞的吳柳芳。 不論是對控訴宿舍差的雲南高中生楊盼的關注和支持，還是對江西萬安選拔年輕幹部的討伐，我們似乎看到了事業上躺平的中國青年人，在公共議題上反而沒有躺平，更加關注、更加積極為公共議題發聲。這種一方面躺平、一方面又瞪大眼睛看社會、不再充當看客的矛盾狀態，就是源自他們認知內卷的本質就是不公平的競爭。在他們看來，所謂內卷，是將自己卷在一個並不公平、看不到希望和盡頭的社會內耗中；青年人選擇從這個不美好的內耗激盪中退出，而在另一個自己可以把握生活節奏的浪漫中去憧憬另一個美好社會。於是乎，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對青年人選擇躺平的社會結構而言，青年人成為了「他者」；但對社會不公和公共議題而言，青年人又將這些視為是「自我」生活與價值的一部分。 故而不難理解，青年們拒絕加班、在下班後學茶藝、學插花、交友甚至養老的娛樂中，非但沒有變得精神頹廢，反而提升了對社會假惡醜與不公議題的關注，但凡有一點風吹草動的公共新聞，他們就會積極發聲、為弱者鳴不平。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如果青年們依舊內卷在原有的社會競爭體系中，他們反而會認為種種不公不平是合理和可以忍受的。正因為以躺平的姿勢跳脫出了原本的生活結構，青年人才能夠用更加批判和直截了當的語言擊打社會弊病，眼中不再容沙子。 心理上漸與官方敘事形成二元結構 從公共行政管理角度看，當代中國政府治理是依靠三個支柱所建構的社會體系來實現的。這三個支柱分別是愛國主義、經濟成長、社會維穩。愛國主義是歷史合法性來源；經濟成長是現實合法性來源；社會維穩則是保障這兩種合法性的工具。 目前，中國經濟處於後疫情時代的疲軟和下行階段，官方刺激房地產的措施並未見到明顯成效，在地方土地財政枯竭的背景下，未來經濟前景尚待深入觀察。但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民眾的經濟感受是最直接的，也是最真實的。正因為以往經濟繁榮、市場廣闊、機會多元，所以中國大陸社會才不太關注江西萬安提拔在職大專青年幹部這樣的事件。如今僧多粥少、經濟不景氣，公部門資源分配成為了一個敏感議題。在安徽省，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大學畢業生考試成為基層幹部，對比江西的三個在職大專不用考試就被提拔當官，中國大陸青年人心中的五味雜陳，可見一斑。 外界觀察家看得到的，是北京對愛國主義和社會維穩在後白紙時代的強化。愛國主義在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不同人對「愛國」的定義和理解存在巨大差異。愛國的背後，直接關乎對歷史、現實、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這個議題的討論，自我和他者的界限非常明顯。最近，北京方面以盛大軍禮，隆重迎回在南韓的韓戰志願軍遺骸。而在中國大陸民間，發掘國軍抗戰烈士遺骸、向國軍抗戰陣亡將士致敬、關愛國軍抗戰老兵的熱潮，卻一直方興未艾。對他們而言，愛國就代表著愛個人、愛同胞、愛自由、批判國家的弊病和不公，這種愛國觀念反而在這幾年，較之於公知流行的時期，更加被青年人廣為接受。民間偏向個體價值的自由主義式愛國，和官方偏向集體精神的民族主義式愛國，在當代中國形成了非常微妙的愛國話語和敘事共存。 在維穩方面，真正的維穩是避免社會矛盾的出現，或是矛盾出現之後能夠用公正合理的解決機制解決之。然而維穩本身在目前似乎簡化成為了針對訴求表達與利益反映的規制，最典型的就是互聯網治理。一次又一次的互聯網專項治理行動，早已行之有年。但中國大陸網民、特別是年輕網民，其應對網絡審查的創造力也是行之有年在成長。語言本身就是思想、心境的外化載體，是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去禁止的。無論怎樣限制網絡語言，網民都能夠發明、創造出替代詞或是衍生詞。譬如，在影片短影音中不能夠出現酒精類字眼，中國大陸網民就戲謔地發明了「8+1」這個詞；劇透影片中，解說電影電視劇不能出現「死」字，網民們就發明「領盒飯」這個說法。中國青年網民們，倒真是把「辦法總比困難多」的樂觀主義精神，在突破互聯網禁字審查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在更廣的社會層面，我們會看到，但凡是律師在法庭上怒斥審判長程序不公、裁判不公的視頻影片，點閱和分享量都非常高。人們對司法公正的期待非常熱切。 承上，後白紙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官」字本身變得不再神聖，被青年人開始用各種方式去魅化。以往，發生任何公共事件，只要官方通報或結論發佈，就代表著關注的結束。但現如今，官方通報或結論，反而會引起更大的輿情風波。這是很典型的公共治理信任危機。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鼠頭鴨脖」或「指鼠為鴨」事件，就是再明顯不過的例子。 進一步言之，當代青年人對社會生活、旅行、美食的關注，遠遠超過官方設置議程的話語敘事和思想教育。左手是躺平小確幸，右手是對社會正義保持最敏銳的觀察。這就是後白紙時期的中國青年人樣貌。哪怕是「愛國」這樣宏大的議題，青年人似乎也開始用自己的一套思考邏輯來表達對愛國的感受，他們在用自己的記憶、情感和邏輯，去展現對這個國家的愛。而互聯網維穩的審查和反審查，顯然讓青年人和官方處在了一種對立狀態。基此，中國的青年人似乎在心理上，或會在未來逐漸產生一種與官方敘事並不相同、並保持微妙距離的自我愛國和生活價值觀。往往心理距離，才是最為遙遠的距離。這種可能而潛在的二元結構到底意味著什麼，很發人深省。 最深遠影響：公共意識促成共同體意識 在可預見的將來，愛國主義、經濟成長與維穩體系，依然是中國大陸運作的基本模式。但愛國話語權的定義和表達已經變得非常多元。後白紙時期，在日本靖國神社便溺的愛國流氓網紅「鐵頭」遭到中國大陸民眾痛罵和譴責。用愛國發流量財、撈紅利的做法，將日漸邊緣。人們記住的，反而是2018年9月在靖國神社門前身穿抗戰時期國軍軍服、手舉國軍軍旗的三位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優雅、和平、理性的現代公民表達方式，以及對歷史和愛國的真摯詮釋，讓人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白紙運動已經過去兩年，在筆者看來，這場運動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影響，是青年人透過對烏魯木齊大火逝者緬懷的這一樸素道德，形成了公共意識，並以這種公共意識促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因此，官方的維穩體系，未來面對的將不再是某一個律師、記者、教授或領頭「鬧事」的「刺頭」，而是一群具有共同體認同和公共意識觀念的青年人。換言之，白紙運動讓官方的維穩對象從有名有姓的零散個體，變成了一群看似默默無名、但實際上力量匪淺、分佈於社會各個領域的青年階層。這顯然是中國社會發展以及公共生活的一個巨大變遷。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繼蘇州胡友平事件後，深圳日僑學校的10歲學童在九一八這天遇襲身亡。這莫大悲劇背後，是中國社會長年仇日情緒累積的結果。一方面是國軍抗戰題材作品被禁；一方面是民間仇日隨處蔓延。毫無邊際的仇日情緒噴發背後，是對抗戰歷史和戰後日本無知的集中體現，更是忽略了對二戰歷史的最根本反思：如何避免一個國家走上排外、專制、軍國的錯誤道路。從蘇州事件到深圳事件，讓數十年來中日友好的努力漸漸化為泡影，未來的中國社會走向則更加令人擔憂。     沒有「抗戰」的「抗日」 「想像的日本」成為仇日標的 2018年，日本宅男作家岩田宇伯到中國公幹，學習中文，看了幾部中國抗日神劇之後，被深深吸引、不能自拔，寫下了他的成名作《中国抗日ドラマ読本： 意図せざる反日？愛国コメディ》（中文大意：《中國抗日劇讀本：意想不到的反日、愛國喜劇》）。該書瞬間成為日本的暢銷書。岩田宇伯更成為日本研究中國抗日神劇第一人。只不過，包括岩田宇伯在內，當時中日兩國有識之士都拿抗日神劇當笑話看，如今慘劇一再發生，大家恐怕都很沉重。 今日中國人的仇日心結，與抗日神劇興起以及自媒體的愛國流量影片有莫大關聯。眼下中國有一個非常荒誕又矛盾的現實：一方面，類似《援軍明日到達》這樣的國軍抗戰題材作品被下架，國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紀念碑曾被拆毀、國軍抗戰先烈遺骨被挫骨揚灰；另一方面，社會卻充斥反日、仇日氣氛，對真正的抗戰卻沒有概念。這大概是二戰參與國中少有的現象：沒有抗戰的抗日；中國人仇恨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想像的日本」。當代中國人對當年的焦土抗戰、城市攻堅戰、巷戰完全沒有概念。這與國軍抗戰史被湮沒、被邊緣化，關係重大。 作者訪問過很多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國軍老兵，他們飽經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迫害滄桑，貧病交加。他們當年在八年抗戰中，與日軍進行的是非常正規、嚴酷的軍事作戰。已經過世、生前居住在廣州、曾是孫立人將軍部下的原國軍新一軍諜報隊隊長梁振奮老人，他在接受作者口述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日軍的單兵作戰素質非常高，我們真的是遇上了很強大的對手，所以，真的不希望中日之間再有戰爭，因為戰爭是非常殘酷和可怕的。作者訪問過的所有中國大陸國軍老兵，都幾乎有一個共識：不應該再與日本對抗，大家和睦相處最重要，因為戰爭一來，必定人人戴孝、戶戶舉殯、家家服喪。 這是真正與日軍交戰過的前輩留下的告誡，這些話不是政治正確，而是他們生與死的總結。然而，由於國軍抗戰歷史在中國大陸或被邊緣化、或被醜化和虛無化，當代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其實是集中在並不存在的想像之日本。所謂「想像的日本」，在歷史層面上，中國人受抗日神劇影響，以為日軍個個都是白癡、愚蠢的大頭兵，是喜劇作品中的搞笑角色；但在現實中，今天的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國家，而非二戰的軍國，很多中國人卻仍舊用二戰心態看待今日日本。歷史理解和現實認知都出現嚴重偏差，再加上愛國流量是一門好生意，這造就了中國人仇日情緒的井噴式成長。最終，現實中無辜的日本人成為受害者。 部分當代中國人 格局遠輸晚清 更不如安重根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中國社會以及知識階層，對日本並沒有仇恨和敵意，反而是掀起了學習和交流熱潮。從1895到1905，這段歷史被後世學者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中，清國留學生一批批前往日本，學習人文、醫學、理工、軍事。從魯迅、到周恩來、到蔣中正、何應欽，不到日本去鍍個金，似乎不足以救國。日本政府派顧問團來到中國，協助清政府進行新政改革。特別是清末司法改革，在日本專家松崗義正的協助下，中國第一次建立了初步完整的法律體系。日本當時的刑法學家小野清一郎的著作，至今還是中國官方法學專業的教材。這種中日密切交流狀態，在日俄戰爭中達到頂峰，以致於孫中山臨死前途經日本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說，希望日本成為東方王道之干城。 但是如今的部分中國人，卻沒有了晚清時期的這種格局，對一切日本文化、日本產品，採取敵視態度，連個起碼的拿來主義也沒有了。如果「日本」兩個字有用，就剩下了網紅大發愛國流量財的工具這一途。蘇州的警方沒有保護好胡友平和學生，卻有很大的力氣去制止年輕中國女生穿和服，還把這些寫入《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中。按這個標準，幾乎一輩子穿日本和服的中國愛國志士秋瑾，也要被處罰一下。筆者後來觀察也的確發現，中國所有的秋瑾雕像，全都是穿旗袍或馬褂——但實際上，秋瑾一直穿的，都是日本和服，留下的照片也是和服。不止秋瑾，國學大師章太炎一輩子也喜歡穿和服。按今日標準，通通是漢奸。 部分中國人的狀態，仇恨日本平民，其格局遠遠不如晚清中國，更輸過韓國。韓國被日本完全殖民統治的亡國歲月中，韓國獨立運動志士尹奉吉沒有拿日本老弱婦孺與平民去開刀，也沒有輸出仇恨，而是直接在1932年的上海虹口公園把炸彈丟向了正在慶祝擊敗中華民國國軍的日軍。哪怕是直到今日都被日本視為罪犯的安重根，在中國哈爾濱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安重根臨刑前的政治遺囑卻是《東洋和平論》。他希望：在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韓國、日本、中國，三方可以組建共同的經濟一體化市場、共同籌辦三國銀行、共同組建軍隊。 日韓已非當年 但中國呢？ 在韓國首都首爾的銅雀區，有一座類似台北大直國民革命忠烈祠的紀念館，叫作顯忠院。這裡有韓國當年為了擺脫日本殖民統治而犧牲的獨立運動志士的遺骸和靈位，堪稱大韓民國的國殤聖域。二戰後，新日本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首位以首相參拜顯忠院。2006年時任日相安倍晉三、2009年日本首相麻生太郎、2010年首相鳩山由紀夫、2011年首相野田佳彥，都在訪問韓國時，前往顯忠院參拜、獻花。去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再次參拜顯忠院，日本國旗飄揚在顯忠院上空。韓國和日本雖然在歷史問題上存在齟齬，但雙方已經形成了牢固的價值觀同盟，對抗製造饑荒與核子恐慌的金家三世王朝對文明的威脅。說起安倍晉三，他在第一次卸任首相後曾訪問台灣，特地去圓山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參拜、獻花，還向其中的國軍抗日烈士、台灣早期抗日烈士靈位致敬。 日本已不是當年抗戰或二戰時期的日本。戰後日本是一個民主主義的自由國家。這個要素，一直被今日相當多的中國人忽略。這種忽略是有意的。因為這關乎了對抗戰以及二戰的最深刻反思。戰後日本對戰爭的反思非常之深刻。今年是日本和蘇聯的諾門坎戰役85週年。當年日軍戰敗。日本TBS的23新聞台在專題節目中對戰爭進行回顧，認為日本根本沒有汲取戰爭教訓，後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節目受訪嘉賓、日本作家真山仁說得更直接：既然要反思戰爭，就要反思為何開始，因為戰爭一旦開始，就不會按照預想的發展。 二戰中的日本，人民沒有自由，國家權力被極端軍人把持。陸軍和海軍成為獨立王國，動不動用不提名陸海軍大臣參加內閣，來導致文人內閣垮台。1940年，國會議員斎藤隆夫在眾議院發表了題為《關於處理支那事變的質問演說》講話，嚴厲譴責日本軍方，引起軍部震怒，最後導致國會議員資格被剝奪。昭和早期，憲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主張天皇是國家機關，而不是至高無上，結果導致自己遭到軍部迫害，著作被查禁、無奈辭去了貴族院議員職務。日本戰後社會對戰爭的反思結論是：絕不可以讓國家走回到那個軍人獨裁、極端勢力暴走、人民沒有自由的年代。 一直以來，中國社會對抗戰、二戰的理解，停留在國仇層面，並沒有進一步深入。二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讓民主自由政體被排外的獨裁勢力所取代。如何避免經濟被少數人壟斷、如何避免人民成為韭菜、如何防止社會被排外勢力和威權所壟斷，這是總結抗戰、二戰歷史經驗教訓的最根本方向。戰後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今日的日本，自衛隊不可能再掌權，而是被民選的國會議員（首相和防衛大臣都必定是國會議員）統領；政府和自衛隊也不能壓迫民選的國會議員；製造禁書、打壓言論自由在今日之日本更是天方夜譚。在韓國，保守派的總統因為親信干政、不想撥款補助進步派的藝術家，就被燭光示威和彈劾趕下台。所以，今日之日本，不是二戰、抗戰時期的日本；韓國也非軍人獨裁的韓國。至於中國，是否已經走出了貧富差距、權貴壟斷、社會排外、思想文化高度管控、禁書遍地、因為「不愛國」就動輒得咎的東方封閉圈，那又是另一個深刻話題了！ 成為泡影的魯迅期待 因為作為主力的中華民國國軍抗戰史在中國大陸被弱化和邊緣，外加抗日神劇和愛國短片的毒害，當代中國人的對日情緒，更像是戰敗國心態，而非戰勝國心境，拿無辜的平民孩童撒野，行徑更是和巴勒斯坦被佔領區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無異。 1932年，國軍和日軍在中國上海爆發一二八淞滬戰役。1933年，國軍再度與日軍在華北長城一帶爆發戰爭。雙方停戰後，曾經留學日本的魯迅有感於戰事，給他的日本好友西村真琴博士送去了一首詩，名為《題三義塔》，詩句間表達了對日本的思念、對中日友愛的期望：「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也好，西村真琴也罷，顯然都太天真了。魯迅絕對想不到，催生他寫下這首詩的一二八淞滬戰役和長城戰役，參戰國軍最終撤到了台灣；而兩場戰役的陣亡將士在南京雨花台、靈谷寺、玄武湖、安徽蚌埠、上海、鎮江、杭州等多地的公墓、紀念碑都已經被摧毀了。他更不會料到，今日中國，連當年的戰爭歷史都沒搞清楚，又談何與日本進行和解？魯迅也更不會預料到：在今日中國，如果像他那樣稱呼中日是兄弟，絕對是大漢奸。一句話，魯迅的願望，在當下，顯然成為了泡影。中國社會似乎沒有明白：戰後日本的繁榮，並非戰時的關東軍所締造。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為保護在華日本人而犧牲的胡友平事件，讓很多人看到了極左社會思潮的可怕。今日中國，極端思潮的典型樣貌是極左。很多海外中國研究和中共研究，認為極左是毛澤東時代貧窮、落後、愚昧、充滿政治鬥爭意識的延續。但極左能夠在文化、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今天，依然能夠對沒有在改革開放運動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中國人產生巨大影響力，則有其深厚的群眾基礎、背景和淵源。作為文革餘波的他們被稱為極左，信奉民族傳統、將領袖視為人民化身、更相信用集權手段維護公有制是人民尊嚴和地位的保障。這種觀念既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產物，也是俄國文化透過共產革命輸入中國的結果。而極左對中國當代年輕人的深刻影響，更是值得長期觀察和留意。   回歸村社創統：俄國共產革命的東正教因子 俄羅斯是當今世界除了美國之外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向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改變了歐洲、亞洲和中國的歷史與命運；文化上，俄羅斯誕生了一大批影響世界文化的藝術家、思想家、科學家。因此，探討當代中國的極左思潮，完全不能忽略俄羅斯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 17世紀中葉，全俄東正教大牧首Nikon（Патриарх Никон）發起了教會改革。如今很多互聯網速食文章，將他的改革簡化為「兩個手指劃十字」Vs.「三個手指劃十字」的對抗，這顯然是過於粗略甚至幼稚了。 實際上，這是一場影響人類命運的改革。透過改革，Nikon讓俄羅斯東正教變得不再有希臘、拜占庭的人文主義內涵，而是徹底走向了本土化的紀律與服從；東正教會原本的自主獨立精神，被服從牧首領導的集權聖統制（Священноначалие）所取代。 很多人認為，Nikon的改革是強化教權、抑制皇權，所以改革成功後的他，功高震主，因而遭到沙皇流放。這其實也是一個巨大的誤讀。Nikon的改革摧毀了教會原本的自由精神，這反而強化了沙皇的世俗統治。Nikon固然強調上帝的至高無上，這看起來和羅馬教廷沒有分別。但現實中，羅馬教廷的教皇國擁有強大實力，而且羅馬教宗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所以它的「教權高於皇權」，是有強大的世俗和精神後盾。但在俄國，《聖經》、佈道和教堂的鐘聲，並不能為東正教會帶來實際的政治地位。相反，上帝在人間的代表不是東正教牧首，而是沙皇。Nikon個人命運悲慘，但他的改革成果，被盡數保留。他的人生軌跡，實際上複製了中國古代的商鞅。 Nikon的改革給俄國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不滿改革的東正教信眾脫離官方的俄羅斯東正教會，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分裂教派（раскол）。分裂教派更信奉傳統、更相信教會的本質是人民、百姓——這是上帝救贖的對象、也是教會在世間的磐石。Nikon的改革在分裂教派看來，背棄了人民大眾、背棄了東正教的精神、全盤接受西歐的宗教文化。所以，分裂教派在俄國農村很受歡迎。後來的俄國多次農民起義、十二月黨人革命、民意黨人的暗殺、1905年革命、1917年大革命，都是以分裂教派的信眾作為群眾基礎的。 俄國分裂教派與不同時期的革命勢力聯繫緊密並成為其思想和群眾基礎，有其深刻歷史脈絡。俄國歷史上的農村是以村社（общи́на）為組織形式。它類似於一種帶有公有制色彩的農莊，它的存在是俄羅斯農村社會結構穩定性的紐帶。這種穩定鏈條上，東正教及其代表的斯拉夫文化起到了精神作用；而沙皇則被當作慈父一般的保護者、是廣大農民利益的代言人。這樣的農村制度，被視為「村社社會主義」，頗受俄國歷代思想家讚揚。所以，當俄羅斯在近代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後，原有的農村穩定性被打破，民變此起彼伏。既然舊的沙皇不再保護人民，那麼大家就去尋找新的、能代表人民的沙皇。 Nikon改革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由他確立的東正教組織、運作形態，影響了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建構、等級制度（例如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全國代表大會的階層模式）、批評與自我批評（東正教中的懺悔文化）、領袖崇拜（懸掛聖人畫像）、保留列寧遺體（教會的聖人骸骨崇拜），都和東正教傳統有莫大關聯。後世的我們發現，把莫斯科塑造為基督教的「第三羅馬」，和將莫斯科當作「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1848年充當「歐洲憲兵」（Жандарм Европы）的沙皇，到處撲滅歐洲人民的革命火苗；這和1956年衝入匈牙利、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聯軍隊，也是毫無分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正教與布爾什維克相互的對抗，其實是延續了沙皇教會與分裂派教徒的對抗傳統。 近代至今，俄羅斯一直嘗試向西歐模式的現代化轉型，但每一次都遭遇失敗。這些現代化的努力包括著名的沙皇彼得一世改革、女皇葉卡捷琳娜的開明專制、1861年廢除農奴制度、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失敗後的實行君主立憲等。甚至1917年的大革命，俄國精英也是試圖建立一個共和國，但最後卻進入了比沙皇更加專制的史達林時代。1991年，俄羅斯人推翻了共產政權，又一次嘗試走向西方，但蒲亭的統治讓一切變得不可能。 俄羅斯何以如此呢？以西歐模式為樣板的俄羅斯現代化一次次失敗，其根本原因便在於以東正教分裂教派價值為核心的歷史傳統。近代以來，為了應對西方文化和思想的進入，俄羅斯出現了著名的斯拉夫主義流派。這一學派基於信奉東正教的立場，主張俄羅斯歷史、文化的獨特性，所以不能夠模仿西方的現代化。因為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介入，讓俄羅斯人特別是農民充滿了不安全感。在十九世紀初期，有俄羅斯官員依據斯拉夫主義的學說，總結俄羅斯的社會乃是三位一體的結構：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仔細觀之，這種傳統直到今天，並未在俄羅斯發生變化。即便在反宗教的蘇聯時代，不過是以史達林模式的共產主義暫時取代了東正教而已，但是在專制制度上，史達林比沙皇有過之而不及。但最為諷刺的是，主張大眾民主、全民參與政治、反對宗教控制的馬克思主義，到了俄羅斯之後，卻被異化成為另一種模式：人民遠離政治，權力集中於精英，瘋狂的領袖崇拜。這就是俄羅斯傳統的體現。 1917年俄國的共產革命，與其說是一場西歐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的革命，倒不如說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追求村社社會主義的東正教保守派發動的一次回歸傳統的革命。在這群革命者眼中，被推翻的沙皇不過是崇拜西方文化的俄羅斯罪人。如今，蘇聯共產黨和沙皇統治一樣，已經垮臺，但是俄羅斯依然沒有進化成一個歐洲式的現代國家，仍舊是強人的極權統治，東正教會也繼續配合這種統治。 東方的迴響：毛澤東與他的「大眾理想國」 俄羅斯的現代化失敗了，但它留下的精神遺產卻深深影響了中國——紅旗下的大眾崇拜與回歸傳統。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將崇拜民族傳統、集權、人民作為核心內容的俄羅斯共產革命精神遺產，反而最終在中國發揚光大，其影響力持續至今。  一直以來，毛澤東被視為反傳統的代表。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非常著名的革命家，也是激進左翼思潮——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領導者，更是1949年之後紅色中國早期的最高領導人。今天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對毛澤東的評價呈現出兩極化的狀態。這固然與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出現的大饑荒、文革、反右派運動等一系列政治社會事件有關。在當今中國，毛澤東本人是否需要為這些事件負上全部的責任以及這些歷史事件本身的前因後果與評價，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有不同的反應。學者Chang-tai HUNG（洪長泰）所著的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認為，1949年之後的中國，是一個和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同的新政治帝國；紅色中國政治的特色是反對中國傳統、反對現代化、反對地方自治和個人權利；呈現出的社會樣貌乃是政治的高度集權和個人自由的消失。 但很多中國研究學者忽略了一個情況：中國傳統，是一個非常龐大、多元、複雜的範疇；今人所理解的反傳統，其實是反儒家傳統；但毛澤東對中國文學的喜好、對法家文化和治國理念的推崇，可謂無人能及。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倫理中，「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尚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所以對古代君王的告誡是：天命靡常，以德配天。也就是說，因為人民的訴求是上天一定會滿足的；而上天對君王的眷顧不是永恆的，君王必須用德行來匹配上天。簡單地說：天子，不是千秋萬世的。所以，毛澤東並非反傳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中國古代頌聖文化一脈相承。他本人親手鍛造的「領袖—人民」的權力關係，與中國古代「天子—萬民」如出一轍。 1949年之後的中國社會文化是在一種集體主義和標準模式的日常運作中來建構新社會的具體樣貌。首先，從個人物質生活層面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的物質主義和物質崇拜生活模式被一種集體主義原則指導下的禁慾主義所取代。物質享受成為了受到批判的對象，個人的生活享受也不被新社會所接納，取而代之的乃是將個人價值融入到集體的美學空間中。其次，西方特別是西歐和美國文化為代表的流行元素漸漸消退，一種融匯了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和蘇維埃俄國文明的新式文化開始在中國逐漸流行起來。這也是中國步入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必然結果。另一個不能夠忽略的因素乃是強烈的國民國家意識。與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時期待現代化和全面西化改變中國社會不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從精英階層到大眾所受到的意識形態教育中，西方社會已經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是中國一百多年來遭受侵略的元兇，是造成中華民族苦難悲劇的根源。 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包括戲劇、古典音樂、文學在內的文藝，是文化社會精英的生活方式。當時的中國社會識字率並不高，大多數民眾是文盲以及生活在貧困狀態中；那時的文藝作品即便是反映民眾悲苦生活的，也無法被普通民眾所欣賞。毛澤東抓住了這一點。左翼紅色政權在理論上的基礎乃是民眾，因此為了維繫這種群眾基礎，革命藝術的教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中國在1949年之後一方面開始掃除文盲運動，同時也透過讓紅色文藝作品深入民眾、深入基層。他更透過各種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讓中國傳統的鄉紳和知識分子階層邊緣化，傳統文化精英失去了政治上的話語權，這是過去的中國歷史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因此，毛澤東給了中國底層民眾一種形式上、觀念上的平等身份。他強調人民話語，批評劉少奇領導的文化部門脫離群眾，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死人部」；他譴責周恩來領導的衛生部忽略了農民利益，是「城市老爺衛生部」。這些批評，直到今天，都會讓很多中國人產生強烈共鳴。他塑造了一種理論上的大眾理想國。雖然我們很清楚，在毛澤東塑造的這種形式平等的背後，仍然是17級幹部待遇差別的實質不平等和特權，他的夫人江青依然可以欣賞普通中國人看不到的歐美電影，但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形式上的平等身份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因為這種形式上、觀念上的身份平等，讓普通中國人獲得了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表面尊嚴。 和俄國分裂教派追求的村社社會主義、作為人民保護人的沙皇、斯拉夫傳統一樣，紅色中國早期的這種表面尊嚴和公有制的社會生活方式中，領袖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政權，是人民的代表、化身、保護者。故而，塑造表面尊嚴感，可以說是毛澤東年代最為成功的革命策略，透過這樣的手段，毛澤東不僅對內讓毛式社會主義的紅旗在中國飄揚，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外則讓亞非拉國家的民眾對他崇拜有加。當中共開啟改革開放，使得弱肉強食的叢林市場法則開始大行其道時，在改革中再度失去了尊嚴感、失去了保護的人，自然會懷念毛澤東。 極左向何處去？ 中國大陸的極左並非西方意義上的極左，其特徵是：反對和壓制個人自由、限制個人財產和民營經濟、文化上呈現極端優越感、國族認同上屬於排外型民族主義；同時以愛國主義的名義壓制不同意見。但同時，面對貧富差距、學校食堂將老鼠頭狡辯是鴨脖、官員腐敗、用工業油罐車運輸食用油等等問題，中國大陸極左的批判聲浪和強度絲毫不亞於中間偏右的自由派。而極左本身用來文宣和群眾動員的語言，往往通俗易懂、簡明扼要，所以這種意識形態的擴散，有其深刻社會脈絡和民眾基礎。所以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一種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自由派似乎只能進行啟蒙傳播，但最終能夠影響大學生、工廠工人並發起街頭抗議的，反而是極左。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廠罷工發生後，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曾在英國BBC發表題為《深圳佳士工人維權的兩大意義》一文指出：左傾已經成為中國青年人中一股與日俱增的潮流。 或許在今天這個時代，極左是以紅色共產主義面貌出現，而到了明天或者將來某個時期，它又會以別的政治、宗教、民間結社或是政治流派面貌出現。因為它的源流其實是中國傳統。這樣的例子在世界各國其實屢見不鮮。在阿拉伯國家中，經歷了世俗化威權統治的政體終結後，取而代之的不是民主派，反而是穆斯林兄弟會或伊斯蘭宗教派別，馬來西亞歷經多年民主化與轉型運動，青年人反而大量支持回教黨。因為他們都帶有傳統的均貧富和公有主義特色。 所以，與中國極左的拉扯，是一個永恆的主題。歷史已經證明，極左絕不可能讓大家均富，只能夠讓大家一起貧窮，更無法把蛋糕做大、也不可能讓大家變得富裕。抵禦這種思潮的最好且唯一的路徑，就是縮減貧富差距、讓社會形成一個穩固的中產階層、且打開階層流通的通道。然而，今天的中國是否已經做到呢？這個答案就見仁見智了。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在內卷與躺平激盪的中國大陸，江西萬安三名20出頭的在職大專學歷女生，竟然可以被破格錄用為鄉鎮幹部，引爆網民反彈。這三人和之前餓死在陝西出租屋的女大學生事件，嚴重刺激著中國青年人最為敏感的神經——公平。自古以來，華人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萬安事件似乎讓人看到中國青年人面臨了最嚴峻和尷尬的現實：他們面臨著僵固的社會利益分配結構，無法向上流動，連形式的公平也失去了。雲南騰衝的酒店以「不接待日本人」獲得愛國流量與叫好，但更多的中國青年卻以夜騎開封的方式放飛自我。在文化日漸保守化的土壤下，特權正在一點點摧毀中國青年人對未來的希望，而中國青年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訴外界——青春與自由，從來不是交換物。     社會結構僵固：「平民奮鬥」不敵「特權出身」與世襲化 自1999年中國大陸開始大學擴招以來，本科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社會問題。2008年、09年次貸危機後，中國大陸開始刺激經濟，為了緩解就業壓力，連研究生也開始擴招，導致碩博士教育大學化、本科化，中國從那時起正式邁入內卷時代。 近來，江西萬安縣3名95後女生，竟然可以獲得提拔為鄉鎮幹部，而且學歷是比本科大學部還要低一級的大專，況且是在職。這件事引爆全中國網路輿論的憤怒。雖然當地官方一再解釋過程公平、公開，但這3人的直系親屬為何方神聖卻一直沒有獲得回應。由於今年發生了北京畢業的女大學生連續考公務員被面試淘汰、最後餓死陝西出租屋的悲劇，中國公眾對這種疑似以特權出身碾壓平民奮鬥的行徑表現出巨大憤怒。這等於說，權貴、官僚、鄉紳望族將一鍋肉都分了，卻連最後一口湯都不給平民階層留一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活生生反映在了公務人員招考上。 萬安事件是全中國眾多類似案例的縮影。在這之前，某個公家單位也是招人，卻在註解中寫了100多字的限制性條件。這種做法被公眾質疑是看人下菜碟、早已有內定人選、將公開招人當過場。但有些人，不是在作死，就是在作死的路上。有幼稚園的小朋友表示長大後希望當銀行行長，因為爺爺、爸爸都是行長。網民一肉搜，果然如此。另一位在稅務單位工作的女性公務員，為了表示傳承好革命家風，宣稱自己家幾代人都在稅務系統工作，所以會加倍努力。這瞬間讓中國大陸網民憤怒不已。 母弱出商賈，父強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貧走他鄉——這是《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的一句名言。當今中國社會，上演了這一幕。這幾年流行潤字，逃離自己家鄉到大城市，是小潤；離開中國到外國，是大潤。為何會有潤？如果以小潤為參照就會發現，因為家鄉的公共資源全部被關係網路所把持、覆蓋，平民階層的人根本無法在基層、在家鄉獲得發展的機會，因為他們從來都不在這個關係網中。然而，到了大城市的他們會發現，大城市機會雖然較多，卻是一個更加龐大的關係網，自己要在大城市立足，還得面臨住房、醫療、教育的壓力。 原鄉在很多青年人看來，並非代表親情和溫馨，而是一種落後、愚昧、不公。很多在原鄉的望族，就是讓自己的子女先在鄉村、基層進行工作，然後利用各種類似江西萬安這樣的名目，堂而皇之進入公務體系。這就是家族差、信息差、資源差到來的人生結果差異。這也造成了中國大量二、三線城市以及縣鄉鎮基層公共權力和資源的世襲化。這個社會結構實際上已經高度僵固，難以撼動。最近在中國網路上，有一句評論很流行：你想用一次考試就擊敗別人家族幾代人的努力，可能嗎？這看似是自嘲言語的背後，是無盡的不滿和憤怒。 夜騎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卻遭文化保守派指責 最近河南鄭州大學生夜騎開封，引爆輿論罵戰。最有趣的大概是遠在福建華僑大學的某位教授，公然聲稱參加夜騎的學生們是「移動造糞機」、「酒囊飯袋」。中國大陸官媒也下場助威，以增加城市管理負擔、「青春不只在深夜」喊話青年學子：多讀書、少玩樂。其中，開封廣播電視台連發文表示「熱血不止共享單車，青春並非沒有界線的橫衝直撞」，希望大學生合理規畫行程；揮灑飛揚的青春，體驗快意的人生，其實還有很多選擇。官媒更認為，鄭州到開封的火車票也就20多元，為何一定要騎自行車？ 開封是古都，北宋時的京師東京，包青天他老人家就打坐在開封府。一些海外評論人士覺得官方對夜騎開封採取保留態度，是基於維穩思維而害怕人潮聚集。這話不完全對。中國大陸每天都在上演人群聚集，光是培養愛國情操的農家樂旅遊沉浸體驗，就有「跟著團長打縣城」、「跟著抗聯打鬼子」。峨眉山的猴子，泰山的日出，甚至天安門的升旗，到處都是人潮聚集，也沒見到官方緊張過。官方真正緊張的，是不知道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年輕人到底要幹嘛。 夜騎是放飛青春、追尋自我的選擇。這個騎車陣容，規模上一點不亞於當年1960年代大串聯的革命小將；也不輸於在1980年代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的弄潮兒。那川流不息的自行車大軍，乍一看還以為是找包大人擊鼓的。關鍵是，他們透過騎車的方式，形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這些夜騎開封族，很多來自平民家庭。開封當地官媒說，青春與快意人生的方式有很多選擇。筆者倒真是想問一問，這些年輕人有很多選擇嗎？所有的旅行、搭飛機、搭火車、住宿，都需要錢。以今日中國大學的管理，出國旅遊也是學校要強化管理的。電影、電視劇、體育運動，這些他們都已經玩膩了。大學階段是他們最後的快樂時光，畢業之後，他們將面對嚴酷、並非想像中那麼公平、充滿競爭和挑戰的社會現實。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如果說，他們的青春被剝奪了，那麼，究竟是誰、就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失去了青春？ 所以，夜騎是他們沒有選擇的選擇。就如同1980年代、90年代中國的搖滾樂一樣，唱的根本不是搖滾，而是用搖滾來告訴世界：我的青春我做主。川流不息的夜騎大軍，本質上就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平民階層青年人，聚合在一起形成小共同體認同的方式。當他們散落在不同的公務單位招人考試、應聘中時，他們是分子、原子；當他們一起夜騎時，這個世界沒有人能夠忽略他們的存在。 這些年的中國不斷邁向國粹、保守的文化復古主義。華僑大學那位老師也是這個論調，用一副諄諄長者的樣子對夜騎大學生進行抨擊。但是，文化保守派始終無法回答或解決一個當代中國青年人面臨的最大問題：為何他們覺得社會是不公的？解答不了這個問題，一切道德說教，都只是粉飾。 部分人眼界差過晚清：特權與不公終釀反噬 最近還有一則中國新聞很火。日本旅客在雲南騰衝一間酒店尋求住宿遭到前臺服務生拒絕，這位年輕的前臺服務生還拉響了防空警報。很多中國大陸的愛國網民紛紛叫好。但實際上，酒店負責人後來解釋道，因為他們並非可以接待外賓的涉外酒店，所以無法讓日本旅客入住。但這間酒店確實因為這波操作，訂房率爆滿。但這則愛國能量新聞很快就被江西萬安的招人風波蓋過。看來，愛國流量始終還是敵不過公平正義，就如同個人奮鬥在不公的環境中，敵不過家庭出身一樣。 不論是公眾對江西萬安招人事件的憤怒，還是川流不息的夜騎開封大軍，都是中國青年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訴全世界：他們的青春和自由，從來不是交換物；不公和特權，都在一步步摧毀他們對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信心和期待。他們不願意自己有限的生命、希望、理想被殘酷的現實磨平棱角。 部分文化精英的眼界，還不如晚清。甲午戰敗日本之後，舉國沒有仇日、反日，反而是一批批青年有識之士到日本留學，將先進的科學、人文知識帶回來。而不是用愚昧、仇恨、保守復古來給下一代、給青年人打雞血。晚清的歷史告訴我們，尊重那批有個性、有主見的青年人，則國家大幸、社會大幸；若將這些莘莘學子看作是反叛的逆流，則保守主義者自己也終將被時代所淘汰。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中國大陸近年來不斷興起抵制聖誕的行動。這不僅是「文化自信」國策的社會產物，也與北方鄰國俄羅斯的方法論影響密切關聯。俄羅斯傳說中的嚴寒老人，是為大家慶祝東正教聖誕和新年的。不過2024的歐美聖誕節，俄羅斯年輕人製作了笑話影片：在嚴寒老人「不許外來者出現在我們天空」的要求下，俄羅斯防空軍用飛彈擊落了飛臨莫斯科上空的聖誕老人，然後展開一系列搞笑而發人深省的審訊對白。視頻製作者來自俄羅斯，他顯然是想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俄羅斯當前的社會風貌：西方文化被抵制、俄羅斯國粹日漸成為主流。然而，俄羅斯國粹的價值觀不僅在俄國國內佔據了統治地位，它的方法論也影響了全球，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   　 俄版文化自信 「嚴寒老人」擊敗「聖誕老人」 在俄羅斯文化和傳統中，「嚴寒老人」（Дед Мороз）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爺爺，他和孫女「雪姑娘」（Снегу́рочка）會在新年到來時，為俄羅斯小朋友送上禮物。作為俄羅斯的聖誕老人，他乘坐的是馬車，而不是馴鹿拉的雪橇；他慶祝的是每年1月7日的東正教聖誕節，而不是西歐12月25日聖誕節；他穿著的服飾主要是白色，但也有其他顏色。總之，「嚴寒老人」是俄羅斯文化與信仰的重要傳統和符號，也是小朋友們歡樂的象徵。 在蘇聯時代，革命者們一開始覺得聖誕節是有神論，要廢除，嚴寒老人和雪姑娘消失了，很多人以為這對祖孫被送進了古拉格群島，接受改造。但擋不住小朋友們尋求歡樂的需要，於是列寧當起了「嚴寒老人」的職責。許多蘇聯聖誕新年海報上，革命導師列寧和小朋友們一起佈置聖誕樹——當然，改朝換代了，聖誕樹的樣式也要變一變，聖誕樹頂部的伯利恆之星，一律換上了紅色五星。從1930年代開始，東正教神學院畢業的史達林，恢復了聖誕節，嚴寒老人和雪姑娘恢復了自由，再度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不僅如此，嚴寒老人更擔負起了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的重責大任。二戰時期，嚴寒老人手持衝鋒槍嚇退德國軍隊的海報，大大激勵了民心士氣。二戰後，面對美帝國主義的野心，嚴寒老人坐著火箭漫遊太空，著實讓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苦苦掙扎的資本主義國家害怕了一把。 蘇聯解體後，很多俄羅斯人開始將嚴寒老人和歐美的聖誕老人等同，甚至覺得他們就是同一個人。雖然嚴寒老人不爬煙囪，但俄羅斯小朋友看到禮物，那種快樂的心情和西歐小朋友是一樣的。不過這樣的模糊立場，是不能夠被接受的。隨著俄羅斯越來越強調對抗民族歷史虛無主義，強調愛國主義，嚴寒老人是不是聖誕老人，成為了一個路線問題、立場問題、是非問題。因而在2024年，嚴寒老人終於下令，用飛彈擊落進入俄羅斯領空的聖誕老人，並昭告天下：這是我的地盤。很多看過這則短片的中國人說，這妥妥的俄版文化自信。 中國大陸的情況更複雜。1949年後，聖誕節銷聲匿跡。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還是由在華外國人引領，聖誕節成為一種中國大城市的節日，後來更與西方的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一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四大西方當代節日。俄羅斯是東正教國家，但中國不是。所以，洋節在中國成為了商業消費節日，後來又成為單純的「不放假快樂節」。與俄羅斯一樣，中國大陸對聖誕節的態度轉變，大概從2013年左右開始，中國在外交上與日本、美國、歐洲諸國的關係開始日漸緊張，中國經濟也開始在去庫存、去產能的背景下經歷艱難轉軌。在民間，漢服開始流行，「不過洋節」從部分人的私下觀感，藉助社會氛圍，轉變為公開的社會呼籲，並得到了諸多地方政府的呼應。部分民間企業更是將禁止過聖誕作為企業規則的一部分。中國大陸抵制聖誕，開始邁向高潮。 嚴寒老人與雪姑娘。(作者提供) 反對虛無主義 塑造統一的歷史觀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教育、文化、思想、學術領域日漸強調「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確立民族自豪感與共產革命歷史的正當性。特別是在大中小學教育領域，統一的歷史科教材成為對青少年進行愛國與革命價值觀教育的重要載體。但其實俄羅斯早年就已經開始了這樣的工程。 2007年，俄羅斯總統蒲亭在接見俄羅斯人文與社會科學教師代表時，第一次提出要編纂全俄羅斯統一的歷史教科書。初期，這遭到了反對，因為大家對蘇聯時代的思想控制記憶猶新。但隨著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反對聲音逐漸消失，到了2013年，俄羅斯歷史協會通過了《俄羅斯歷史統一教科書新教學法總體構架》，並在2015年實施新的統一教科書。在今日俄羅斯，但凡是醜化蘇聯軍隊二戰歷史、貶損俄羅斯文化與榮譽的行為，都會受到法律追究。 蒲亭的新而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有兩個特色，一個特色是融合。一個特色是強調俄羅斯主體性的愛國主義。融合方面，鑒於俄羅斯歷經帝俄、蘇聯、新俄羅斯等不同時代，歷史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尊重每一個不同時期，看到每一個時期的成就和自豪感。這讓俄羅斯的左右中同時滿足。而在俄羅斯主體性的愛國主義方面，強調了保守主義價值，認為俄羅斯的主權、歷史傳統和愛國主義，是俄羅斯實行民主制度的前提。不僅如此，新的歷史教科書，將蘇聯和俄羅斯描繪為歐洲和人類文明的拯救者。 先有傳統、先有國家、先有民族自豪感，然後才有民主和個人價值，這就是俄羅斯目前當權派實行的歷史觀教育路線，在中國社會也有強烈呼應。在這種路線下，西歐有教堂、有上帝，俄羅斯也有；中國則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西歐有繪畫、音樂、芭蕾舞，俄羅斯也有，而且大師輩出；中國則有古典舞蹈。俄羅斯人被灌輸了崇高的歷史榮譽感和國族身分自豪感。這也讓俄羅斯知識分子對現存社會的批判力度，越來越弱。而在中國大陸，公知則從2005年時期的正面詞彙，變成了一個近乎粗口的負面詞。 俄羅斯方法論 深刻影響當代中國 過去一百多年來，「以俄為師」似乎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大循環。曾經飽受沙俄、蘇聯蹂躪的東歐諸國，居然如今也出現大批親俄的民眾、政黨、政客。俄國侵略中國領土最多，但與俄結盟似乎始終是部分中國精英的選擇。 這其實一點也不意外。思想史有本體價值觀和方法論兩個面向。誕生了無數優秀科學家、藝術家的俄羅斯，其數百年的思想史，對周邊國家和東歐具有極大影響力。在20世紀以前，世界警察、歐洲憲兵並不是美國，而是俄國。因為俄國在19世紀的歐洲諸國眼中，沒有經歷過太強烈的革命動蕩，是基督教文明的捍衛者。 在東歐諸國的歷史語境下，1989年民主革命之後，由東歐共產黨演化的左派，和民主派演化的右派，都是自由派，都是憲政建制的參與者和守護者。他們在加入歐盟、北約、擁護全球化方面，並沒有太大分別。然而，經濟停滯、全球化帶來的難民、治安、社會道德滑坡等諸多問題，讓東歐集團內部的傳統左右陣營重新洗牌。左派與右派的格局，開始向自由派VS保守派的架構演變。東歐的自由派，既有傳統的左派，也有1989年的部分右派。而保守派，則是主張反移民、強化國族身分認同的民粹派。波蘭、匈牙利、捷克，都追隨俄羅斯的民粹保守化，自由派則是苦苦抗爭。斯洛伐克打出了退出歐盟和北約的第一槍。 越是右翼的、民粹的、保守的、國粹的政黨或國家，越是具有親俄傾向。因為極右翼的、民粹的、保守的、國粹的政治哲學，不相信自由主義價值，而是相信實力原則和叢林法則，認為孤立主義是理所當然，認為烏克蘭就應該割讓領土、充當俄羅斯與西歐的緩衝地帶。 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僅是指族群和血緣意義，也是指文化認同意義。滿清非漢人王朝，但遵循孔孟，康乾盛世照樣讓當今中國人自豪。徐光啟、黃遵憲、胡適等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因為信奉基督宗教，或信奉自由主義，照樣被排除在中國思想史的書寫之外。最近，更是有海外歐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回國後，不能再參與公務員選調考核的規定出現。俄羅斯的思想方法論，甚至是社會治理美學，對當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來說，最大的意義是提供了一種文化保守、思想保守防線的建構方法。在這個防線之內，文化保守主義者可以鞏固既得利益和優勢資源；可以繼續壟斷中國思想與文化文明的話語；也可以獲得自己文化價值觀的安全感。 但誠如很多反對抵制聖誕的中國人在2024提出的一個命題：文化、文明從來不是因為被入侵而消失的；文化、文明從來都是因為不合時宜、違背人性而消失。2024年的中國聖誕節，冷清了很多，跨年也少了很多。這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希望看到的嗎？絕不，因為文化保守派很清楚，冷清的聖誕、冷漠的跨年，是經濟走低造成的，而這恰恰又是文化保守派無法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引言】388萬人參與的2025年中國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日前落幕。經濟下行、哀嚎遍地背景下，今年的考研瀰漫著一片悲情。考研在內卷滿天的中國，已經成為高考延長賽。很多大學開啟溫馨點歌模式來為考生打氣；很多年輕考生用「一研為定」來勉勵自己。中國大陸以外的人難以想像考研的激烈性和殘酷性。雖然，考研人數一年比一年下降，但試卷卻一年比一年難、一年比一年機械化。另一方面，北京方面開始將考研逐步改為西方式的申請制，但社會卻反應冷淡。年輕大學生出路在何方、前途在何方，拷問著這個國家的良知。 悲情的《一路生花》：宛如高考延長賽 內卷引爆「土洋對立」 每年冬天，中國大陸會有數百萬人參加年度的全國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這個考試簡稱考研。外人難以想像：不論你是考北大中文系，還是重慶大學化學系，英語、政治這兩科是全國統考。專業課部分多由學校出題，但也有很多專業是全國統考，例如醫學專業的西醫綜合科。理工科考生還會碰上死亡科目高等數學。總之，考研把「全國一盤棋」的中國特色，活生生演化成「全國一張卷」。由於考研在冬季，加上競爭殘酷激烈，這幾年尤為突出，很多大陸網友用李白的「將登太行雪滿山」來形容今年考研，可謂是無比悲情。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大陸很多大學圖書館，在考研前的最後一天閉館時，在圖書館廣播中播放了流行歌曲《一路生花》，有的甚至把學校合唱團都請了出來，為即將走上考研考場的學生助威鼓勁。很多年輕考生在那一刻落下了眼淚。這種在嚴寒冬季的奮鬥真的很暖心，卻也很悲情。 《一路生花》的旋律再動人，並不能夠融化嚴酷寒冬的現實。因為考研大軍面對的不僅是氣象的嚴寒，更有社會經濟情勢的嚴寒。今天的中國，究竟是誰在考研？實際上，近十年在中國城市階層中，家庭稍有條件的，都是將子女送往境外留學，歐美各國幾乎最大的留學群體，都是來自中國。留在中國考研的，往往是農村家庭或條件一般的學生。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可能性去外面深造，只能走考研這個獨木橋。本土的碩士研究生一屆接著一屆畢業，造成了大量的待就業群體。而他們，又和當初避開考研的海外留學大軍，形成對立和衝突。 這幾年，中國互聯網上瀰漫一股對海外碩博士的貶損聲音，認為海外碩士、博士學歷不如中國本土。中國的碩士要讀3年甚至更久，所以更有含金量。這聽起來其實很匪夷所思。因為雖然海外碩士很多是一年制或兩年制，但是海外的學歷過程專著於專業課，沒有政治、外語這些課程佔據時間，所以其充實程度並不亞於中國考研碩士。特別是海外名校碩士文憑，更是具有厚重的含金量。然而，由於土碩士、洋碩士聚集在一起競爭大公司職位、競爭公務員編制，於是就出現了互相潑糞、互相詆毀的現象。這狀態，很類似晚清科舉生和學堂生的對立。這是非常悲劇的人民內部互害。原因只有一個：內卷嚴重，社會資源僧多粥少。筆者其實很能理解中國本土考研碩士們的心境：他們出身貧寒，憑藉自己努力在寒冬中考上研究生，花了3年甚至更久時間畢業，但畢業時卻發現，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從海外1到2年就拿到文憑回來。這種「卷完學歷卷職場」的悲傷，令人哀歎。 英語作文題 凸顯中國步入文化保守 考研英語是整個考研中最為拉分和體現學生素質的科目。中國的考研英語不要說是中國考生，就算是英語國家的人來考，也絕對考死你。筆者曾經和一個英國朋友交流過某次考研英語的閱讀理解。他看了半天，文章倒是一下子就看懂了，但做題時卻皺眉頭。每一題，他都要看半天，要麼是覺得ABCD都不對，要麼是覺得ABCD都對。但答案只有一個，活路也只有一條。只要他下筆選，就絕對選錯。最後是一篇閱讀理解中的5道選擇題，他全錯。這真是妥妥的中國實力、滿滿的中國自信。 考研英語的閱讀理解，很多文章選自西方經典期刊讀物，例如《經濟學人》等。但筆者認為，最能體現出題者思維甚至整個中國時代風貌的，是英語作文。考研英語有兩篇作文，一篇是小作文，往往是寫個通知或留言。這比較簡單。拉開分數差距的是大作文。這幾年的考研英語大作文，題目都比較遠離思想性，而是很生活化、應用化，甚至走向傳統。比如今年，英語作文主題是每百戶居民耐用消費品的使用率，探討洗衣機、電冰箱和空調的普及。上一年，作文是探討路邊公園與城市人口。再之前是探討龍舟比賽和傳統文化。再更早一年是談城市快遞業務。 不過，如果你查閱更早年份的中國考研英語試卷，會發現作文題目並不是這個風格。2009年作文題目是網絡的遠與近，探討互聯網對人際關係的改變。2010年考研英語是從儒學、後現代、莎士比亞、武術功夫等角度入手，探討如何讓文化火鍋又好看、又好吃。當然，那一年，很多人不會寫火鍋這個詞的英語。2011年是探討環保問題與公民素養。2012年作文主題是——全完了VS還好剩下一點：如何面對挫折。更早的2006年，作文題目是如何看待追星與偶像崇拜。 我們明顯感受到了一種變化。早期的中國考研英語作文，非常注重對學生思辨能力、思考社會和批判社會眼界的考查，也非常注重對多元文化意識的培養。那個時候的考研英語，是將英語作為一種掌握和學習西方文化的鑰匙和橋樑，是一種價值觀載體。但如今，考研英語的作文題目卻反映出一種趨勢，就是如何用英語說好身邊的故事、說好傳統文化的故事、向外國人說好中國故事。英語變成了沒有西方文化內涵支撐的一種工具。從價值到工具，考研英語作文題目的轉變，又何嘗不是英語在中國社會地位改變的寫照呢？這是中國社會邁入文化保守的一個明顯信號。 改申請制 只會造成社會更大不公 筆者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引用大陸網民留言談到：所謂內卷，本質是社會的不公，是有人拿走了100個饅頭中的99個，然後對等待分饅頭的100個人說——我們分饅頭的人太多了。卷完高考卷考研、卷完考研卷職場，內卷不僅僅是過度和殘酷的競爭，更破壞了人與人的關係，讓社會在激烈競爭中充斥戾氣。這一切的根源，是並不公平的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分配方式，而絕非年輕人不努力。 這兩年，中國考研人數逐漸下降，今年考研人數比去年少了50多萬；比前年少了80多萬。但388萬這個數字，仍然非常龐大。而且，一個值得警覺的現象是，考研人數下降，但報考公務員人數卻一年比一年多。經濟不好，人人都要有一個鐵飯碗。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開始向研究生入學申請制方向進行改革。這是完全學習歐美的模式。然而，筆者卻認為，這種做法，表面上看可以讓考生們同時申請多個學校，多一些入學機會，但實際上卻滋生了非常嚴重的問題。沒有錯，考研很殘酷、很內卷、競爭很激烈，但這是目前平民階層學生最公平的道路。如果改成申請制，後果將會非常嚴重。在人脈關係、請客送禮、腐敗不公的催動下，平民家庭的孩子將失去入讀研究生的機會，這些機會將被有錢有勢的人拿走。而且，普通大學的學生，將失去到重點大學入讀研究生的機會。申請制的主導權變成各個學校、各個院系後，透明化、公開化程度將大幅度降低。如此一來，普通學生，只能是入學申請中比賽中的陪跑者。這只會造成社會內卷之後更加嚴重的對立和仇視，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公。 將登太行雪滿山：中國青年人的真考驗是社會不公 將登太行雪滿山，中國青年人的前路的確很坎坷。看到一個個年輕學子在嚴冬中於圖書館伏案讀書，拿著英文單詞書在早晨中背誦，筆者很是傷感，也很是心疼。筆者也回想起自己當年拿著單詞書背英語的日子。考研是一道坎，但這只是他們一個又一個人生柵欄中的一小個而已，卻是跨越得如此艱難。 很多人說，今年的考研政治、考研英語很難。筆者跟一位大學老師略略探討了考研政治，這位老師11道考研政治選擇題，只錯了1個。他說，他能做對這些題目很簡單，因為他真的是掌握了唯物辯證法和辯證唯物論，也熟讀歷史唯物主義。而今日的中國青年學生，一方面在社會生活中忙於前途、奔波三餐和學業，無暇理會意識形態。但決定他們前途的那一張考卷，又恰恰是意識形態。生活的去政治化，和敲門磚的政治化，讓他們過得很辛苦。 進一步說，中國青年人面臨的最大考驗，並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並不公平的社會環境。如果一個社會，能力創造不了資本，只有權力和金錢才能創造資本，那麼這個社會的青年人哪怕十年寒窗，得到的也只是骨頭渣，甚至連一口湯也沒有。那麼，他們今天有多努力考試，明日對社會不公的失望和憤怒，就會有多大。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