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對台態度日趨強硬，兩岸宗教交流也逐漸變質。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古明君3日就在一場講座中，直指中國早在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及2018年兩會期間，點名要發揮媽祖文化的積極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抵制台獨，推動祖國統一大業，不僅使得兩岸宗教交流蒙上滲透陰影，更讓媽祖成了中共的統戰道具。#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中共對台宮廟統戰 媽祖文化成宣傳工具 就在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圓滿落幕之際，台灣宮廟是否遭中共滲透也成了討論話題。台灣黑熊學院3日舉行了「非關神明的戰爭：從台灣宮廟組織看中國（共）的紅色滲透」講座，邀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古明君，以「中共對台灣宮廟統戰工作的現況」為題進行演講。 對於中共看待宗教的態度，古明君說，早在1950年開始，中共就把宗教問題歸為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並將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列為主要目標，其中更把媽祖文化信仰當成國家宣傳工具。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古明君(程寬厚攝) 十三五規劃綱要點名媽祖 肩負抵制台獨完成統一政治任務 她觀察到，過去十年，台灣信仰團體積極參與中國的民間信仰復興，因此媽祖、關公等民間信仰，就被中共視為可以發展出對台灣進行文化統戰的模式，尤其媽姐文化更曾在2016年中共十三五規劃綱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被點名，應發揮積極作用，其後2018年的兩會期間，更明確指出媽祖文化應肩負「抵制台獨」，「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政治任務，根本毫不避諱將媽祖當成了對台統戰的道具。 古明君說：『相應這個十三五規劃，福建代表團在第十三屆的全國人大會裡面，就提了一個建議案，呼應國家的這個規劃，他要怎麼樣好好的建設這個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實踐祖國統一大業，這個媽祖文化可以怎麼樣來扮演這個重要的作用呢？他說建議要國家中共中央統戰部，然後國家國台辦，還有文化部門，以及省這一級，還有市這一級，也就是黨跟政府都要聯合起來，成立一個更大規模國家層級的一個部門，來推動媽祖文化，要做很多短中期的發展等等，不只是民間要做，媽祖廟要做，學校也要來做，海外各方面的資源都一起在做，要推動一些項目，目標就是要抵制台獨、推動祖國統一大業，從他們官方的角度來看，媽祖就是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可能可以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媽祖信仰去宗教化 魚目混珠遂行統戰目標 古明君強調，中共把媽祖信仰進行去宗教化，轉向「文化化」，產生和媽祖信仰絕然不同的「媽祖文化」，然後能在信仰社群與國家議程的交織與互動中，成為被黨國收編的國家文化工具，讓它披著宗教外衣，實則就是在進行統戰政治任務。 古明君舉例說，像2009年首屆的海峽論壇以來就是如此，中共會選在同一時段合併舉行「媽祖文化活動週」，時間選在媽祖生辰，以此邀請台灣廟宇組織，以進香名義，帶團參與出席海峽論壇，達到外溢的政治目的。她說：『2009年以後進香的媽祖生日323，就納入海峽論壇的一部分，是海峽論壇裡面的一個重要活動，所以其實可能在台灣這邊，在招攬信眾說，我們一起去進香，說我們去那邊幫媽祖過生日…可是去到那邊其實是參加海峽論壇幫海峽論壇做業績，去年在疫情期間還在辦，你看這怎麼會是拜媽祖呢？這就是一個大型晚會呀，所以它就是在這個晚會，去邀請了一堆台灣的廟宇來。』 中共對台宗教工作新模式 在台協力者被吸收成中共直接入台節點？ 然而，這種透過宗教交流的對台統戰工作，除了參與進香團進而操作成政治宣傳外，另外還包括了與台灣里長建立溝通管道，以及利用中國與台灣宮廟互動發展中共代理人。不過，古明君提醒，在疫情之後，2023年會是兩岸交流的大動員，中共對台的宗教工作也會有新做法，包括積極盤點在台宗教網路與人脈，建立直接影響，以及在台灣宗教團體掛牌，設置祖庭聯絡處，或甚至是在私校成立研究中心；但她認為，未來中共是否會直接吸收在台的協力者，成為直接受中共管控的入台節點，才是我們最應該關注的。 她說：『你會看到這幾年疫情之後，他有點積極的動員和盤點，以前那些跟我合作的人，現在是不是還叫得動，要他表態的話，他會不會做這件事情、所以宗教方面我們發現一些新的趨勢，比如說，很積極的盤點以前合作過的人，現在趕快來中國報復式進香，還有一種新的模式就是你到中國祖廟拜拜很困難，那我們在台灣建一個聯絡處好嗎？掛一個牌子就行了嘛，在台灣的某個廟或某個宗教團體掛一個牌子，或是到私校高等學校，辦私校現在都很困難，怕學校倒閉，那捐一筆錢，讓你做一個什麼研究中心，不好嗎？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注意到是不是會有這種趨勢，以往透過很多的跨海峽關係，來認出誰是在地協力者，但是接下來，是不是會直接吸納這些在地協力者，變成是直接的入台的基地，這個大概是接下來我們會特別要關心的一個重點 。』 防宗教交流成破口 學者籲強化中國因素意識  古明君分析，兩岸處於不同的政治體制，因此對於宗教管理也各有不同，相對於中國對宗教的控制，台灣對宗教的自由開放，反而成了兩岸宗教交流中的弱勢。因此她建議，不論在宗教或其他一般領域，民眾都應該要提高「中國因素」的意識，清楚認識到其實中國的宗教背後，就是有中國政府的力量，會透過各種東西發揮其影響力，而且絕對不限於宗教領域。而唯有人人都有這樣認知，才不致於讓「宗教」成為台灣境外影響力的破口。

（引言） 一年前的片片白紙，並非曇花一現的煙花，它帶來了中國年輕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人心革命。雖然中國政府壓迫依舊，傲慢依舊，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依舊。但一年以來，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年輕人開始在價值認同上和中國政府分道揚鑣，用各種方式對抗空洞說教和言論限制。和1971年林彪外逃墜機的九一三事件一樣，白紙革命在客觀上宣告了共產黨統治神話的破滅，更代表著中國年輕人開始邁入抗爭與反擊的新時代。 改變一：不容舉報、以牙還牙 2023年，中國脫口秀節目笑果文化，演員李昊石因為以「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形容山中野狗，被舉報指侮辱解放軍，遭到官方調查和打壓。雖然官方揮舞意識形態的大棒控制輿論搞大批判，但中國的年輕網民沒有懼怕，他們很快找到了舉報笑果文化的告密者李天夫——這位在中國官方喉舌央視任職的媒體人。中國官方可以壓迫笑果，卻保護不了李天夫，他的電話號碼、住宅、電郵，全部被網民公佈在網上，承受民間一波波的憤怒「騷擾」，以致於他不得不上網反擊。 過去十多年，中國社會告密舉報文化盛行。這種來自文革的遺風大行其道，初期弄得人人自危。但笑果事件發生之後，年輕的中國網民們不再容忍舉報者，因為這些舉報者在年輕人看來不僅是道德的侏儒，更是惡勢力為虎作倀的幫兇。 在白紙運動中，有這樣一個非常有名的場景影片：有一個立場親官方的人勸說在場示威群眾，說事情的性質已經變化，有境外勢力介入，要大家保持警惕。這樣的言論瞬間引起民眾喧騰和不滿。他們紛紛回嗆：這個外國勢力難道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 相較於對官方胡作非為的無奈和不滿，對民間或是體制內一些為官方擔任吹鼓手和馬前卒的人，中國年輕人更加憤怒和不滿——正是這些人，如同吸血鬼和蛀蟲一樣在蠶食中國社會的良知、侵吞中國年輕人的希望和未來，成為特權集團庇護之下的一分子。如今，中國年輕人用安全的方式，對舉報分子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是受壓迫的中國年輕人不再接受愚弄、不再接受壓迫的怒吼！ 改變二：為自由——反對《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 白紙運動沒有讓中國政府反思，卻反而藉助《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來懲罰、報復年輕人。在修訂草案中，竟然將侮辱民族感情列為處罰對象。這對崇尚西方文化的中國年輕人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但中國年輕人沒有選擇退讓，中國社會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反修訂浪潮。在網上，從法學家到作家，大家紛紛以各種形式表達對修法的反對。最終，中國當局在2023年9月宣佈將完善修訂，民間社會完成了關鍵一役。 反對《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是中國民間社會覺醒和公共參與的重要轉折點。以往，中國社會對官方法律修訂多抱持冷淡態度；即便是強烈表達關注的事件，也是多與民眾的民生利益相關，比如春假假期安排等。而《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是1989年以來，民間首次針對言論思想自由的立法修法，展現強烈反對和立場。這等於明白無誤告訴中國政府：再想用立法形式來框限中國人的自由─沒門兒！ 對中國年輕人而言，舉起白紙、走上街頭都不怕了，還會懼怕一個法律修訂嗎？ 改變三：別把我們當白癡——討伐指鼠為鴨 2023年春夏之交，發生在中國江西的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食堂將老鼠頭當作鴨脖子賣給學生，遭到學生指責後，當地官方連續利用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放話，宣稱是鴨脖子無誤，並打壓爆料學生，引起全國輿論嘩然。在網民持續努力下，中國江西省政府組成聯合調查組，宣佈老鼠頭就是老鼠頭。事件以另一種荒誕結局落幕。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指鹿為馬的事情不斷發生，官方對民間正當合法訴求的漠視和踐踏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中國人特別是年輕網民，之所以對江西發生的指鼠為鴨如此憤怒，是因為沒有監督、沒有選舉、沒有制衡的官方，已經專橫到了公然侮辱人民智商、將人民當白癡的地步。這種做法和宣佈引發白紙運動的烏魯木齊大火是住戶自救不力造成，如出一轍，讓人深切感知到了這個號稱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權是何等傲慢，是何等將人民的健康與生命安全視為草芥！這樣的憤怒催生了網路上排山倒海的反彈。由一個省級官方來宣佈老鼠頭不是鴨脖子，這種荒誕的結局，其實恰恰是中國白紙運動一代人對中國社會最大的貢獻。他們讓人成為受尊重的人，讓常識成為常識。 改變四：我們如此不同——孔乙己與趙家人 當今中國的現實是，普通中國人依靠讀書難以改變命運，依舊沉淪在社會底層。有權有勢的中國人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獲得普通人幾輩子都掙不到的錢。網名為「北極鯰魚」的官僚子弟，公然在網路上炫富，稱自己有九位數資產，公然踐踏平民階層尊嚴。而平民階層的中國人，特別是失業或難以就業的大學生，在2023年流行起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文學，感慨自己學無所用。這種悲觀情緒和白紙運動前的學狗爬運動一樣，不僅是自嘲，更是對社會現實的控訴。 中國官媒指責年輕人的孔乙己文學是頹廢，結果遭到年輕人的群起反彈。他們直指中國社會官民不平等、權貴階層壟斷社會資源的現實。民間輿論對官媒的反駁，對「北極鯰魚」炫富的控訴，讓官方試圖在年輕人中充當頤指氣使的教師爺的企圖徹底失敗。從此，官方的說教如同茅坑中的石頭，又臭又硬，人民只想丟棄，只想和官方的既得利益集團宣告：我們不是一路人！ 改變五：從白紙到鮮花——人民有情 2023年，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從齊齊哈爾校園場館坍塌，到前總理李克強病逝，中國年輕人開始運用公共情感和記憶塑造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和立場。鮮花——悼念李克強也好，悼念豆腐渣工程的犧牲者也好，已經成為中國人將情感融匯於公德的符號。 獨裁體制從來不希望人民有公德、有情感。它只希望人民保持爭奪利益狗糧的野性，而決定利益狗糧分配的就是獨裁體制。一旦人民有了情感，就會質疑為何得到的是狗糧而不是人的食物，就會質疑為何是獨裁政府分配食物，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來分配食物。所以，公共情感是獨裁體制最為害怕的思想武器。 延續著白紙運動的精神，中國人有了公共情感，表現在2023的每一起公共事件中，讓中國社會變得有溫度、有希望。白紙也變得絢麗多彩。 那一刻，他們都會在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共產黨統治的黑暗年代中，著名歌曲Hey Jude的捷克主唱女歌手Marta Kubišová成為了年輕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符號。當蘇聯的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之夢後，俄國人與他們的傀儡開始針對Hey Jude展開大規模迫害和文字獄。面對共產黨審訊人員逼問歌詞含義，Marta Kubišová勇敢地說：歌詞就寫在那裡，你看到是什麼意思，它就是什麼意思。1989年捷克獲得自由之後，到大學演講的Marta Kubišová以為年輕人們已經忘記了這首1960年代的歌曲。但她沒想到，在場同學同聲高呼：我們都記得，我們都會唱。在對抗共產黨暴政的日子裡，表面平靜的布拉格街道，每一個人心中都在唱這首歌，當那一刻來臨時，歌聲從心中噴湧而出，成為穿破時代的巨響，永遠留在民主的吶喊交響曲中。 中國也一樣。白紙運動是帶著憤怒而來，後來消失；未來，它也會再次帶著希望和喜悅而來。注視白紙的警察和高舉白紙的學生，他們都清楚明白：空空的白紙上，其實寫滿了中國年輕人對未來的渴望，對真善美的追求，對民主自由的期待。 1971年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開始讓中國人反思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中共統治。雖然文革仍舊持續了數年，但毛澤東和他那一種背離人性的政治模式，已經在中國人心中破產。文革的地下文學在社會中廣泛流行，為思想啟蒙做了充分準備，終於在1976年的清明節，以悼念周恩來為契機，形成了排山倒海的人民怒吼。白紙運動和九一三的相同之處是，它同樣宣告了中國政府建立新紅色帝國努力的失敗，也宣告了中共在中國失去了未來。 從去年白紙運動至今發生的每一起公共事件，中國年輕人的參與都是對白紙精神的延續；每完成或參與2023的一件小事，都是在向偉大的目標邁進堅實的一步。這一切告訴了我們：中國人不會忘記白紙運動，年輕人也不會忘記他們曾經在舉起白紙那一刻的理想；他們對一切惡和倒退展開智慧而感人的反擊。因為白紙運動，他們不再是被欺騙的愚民，不再是待割的韭菜，不再是中共的炮灰。雖然年輕人仍舊小心翼翼，但這份小心的背後，是他們在為那不遠和即將到來的那一刻做最後的準備。 恰如白紙運動中，在湖南長沙，年輕人們手拉手，當中的一個大學生高喊：「讓我們像人一樣站起來。」   作者》劉華林  文史專家     

近期，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的機密適用範疇，將所有跟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都納入機密保護的範圍，修訂後會比原本舊條文中的「國家機密和情報」範圍大許多，新措施將在今年7月1日開始施行，消息一出，引起外界關注，尤其是許多外商企業及外國人士擔心，未來中共動輒得咎，隨時都可以羅織罪名，來進行政治整肅和報復，《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中更指出，該法修改後，可能會讓許多外資出逃、撤離中國，這更不利於吸引外商到中國投資設廠。 中共修訂《反間諜法》 很危險！恐對外企羅織罪名 其實，在還沒修法之前，中國早已針對部分外商採取壓制的動作，例如「貝恩」(Bain & Co.)、「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凱盛」(Capvision)、「德勤」(Deloitte)等外企公司在中國的辦事處及人員，就接連遭到突訪、搜查，甚至是員工被拘留；除此之外，日本製藥商「安斯泰來」(Astellas)的管理高層被中方控訴從事間諜活動遭到逮捕，顯然中國是有意藉由這樣的手段，來對外企公司製造寒蟬效應，特別是對有意留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帶來殺雞儆猴，遵從中共的政治正確及獨裁氛圍。 早在2018年時，中國就已經開始用「國家安全」為由來對外國人士進行報復，當時因為加拿大拘捕了「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中國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加拿大公民史佩弗(Michael Spavor)，把他拍照中出現的軍用飛機詮釋為「非法傳遞二級國家機密」，這就是中共肆意濫捕的手法。如今再透過修訂《反間諜法》的機密範疇，對於機密的規範相當模糊，中共任何機構都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來對任何機構及人員展開調查及抓捕，而審理過程又相當不透明，還言之，任何人都可能落入間諜行為的控訴。 中共要整治的對象也不只是外商，不久前，一位在黨媒「光明日報」的專欄作家董郁玉，就是因為和日本駐中大使館的官員會面後遭到逮捕，這樣的情事也有對內發揮震懾的效果。更不用說，中共也把台灣民眾列入懲罰的對象，包括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的富察、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都遭到不明處置的拘留，甚至被起訴違反《分裂國家罪》入獄。可以說，這些都是藉由法律制度來進行政治打壓，可以想像的是，一旦《反間諜法》修訂法條正式實施後，恐怕會有更多機構跟人員遭到迫害。 對外「祕密警察監控」 對內《反間諜法》多重施壓 然而，中共這麼做是所為何事？部分觀察家認為，極有可能是要廣泛打擊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藉此來對美國政府經濟圍堵中國的一種回應，進而用來作為談判的籌碼；也有一說是中國政府要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安全至上」的要求，以作為習近平維穩政權的工具，尤其是最近幾個月已開始限制及切斷海外用戶使用重要資料庫的管道，包括企業資訊、專利研發、採購文件、學術期刊及官方統計年鑑等無法正常使用，例如外國機構不能再續訂中國「萬得資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Wind Information Co.)的資料庫。 中共的所作所為，眼看是為了防範外國威脅，但卻同時引起全球企業及者的不安，畢竟外國人員前往中國進行任何考察或調研，以及一些以諮詢、調查為業的外商，就算只是一般普通的市場調查，或是對競爭對象的資訊掌握，都極有可能會被視為間諜行為，而中國司法部門掌握了詮釋「間諜」的權力，違法的認定及起訴的理由似是而非，許多企業及人士都成了中共要進行政治壓制的祭品。問題是，中方在今年「兩會」期間強調會繼續改善外企在中國的經營環境，但是，《反間諜法》修訂、對外商的搜查等動作，根本是背道而馳。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上個月初逮捕了兩名華裔人士，理由是他們涉嫌在紐約經營「中國秘密警察局」，受到中國政府的指使，向美國境內的華裔民眾進行監控，甚至是對批評中國及中共的人騷擾，美國的反應也震撼了其他國家，許多西方國家也開始進行調查。中國在其他國家進行滲透、秘密監控等行為，已讓許多國家反彈，如今又透過《反間諜法》修訂來壓制外國企業，如此行徑正好凸顯獨裁國家野蠻的一面，鄰近中國的台灣，許多台商及民眾頻繁往返中國，必須審視可能引發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外國企業都有避險的意識了，台灣更要小心才是！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台灣總統大選即將在明年一月登場，但中國方面已經動作頻頻，像是針對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查稅，以及對台灣進行貿易壁壘調查，在在凸顯其影響台灣選舉的意圖。但學者分析，隨著中國經濟下滑，以及各國產業供應鏈的分散見到成效，中國這種經濟脅迫式的介選手段，未來不僅影響只會愈來愈小，而且恐怕還會嚇跑外資，最後傷到自己，自食惡果。#請聽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台灣大選在即 中國經濟脅迫介選動作頻頻 『如果中共政權說，你不聽我的話，我會沒收你鴻海財產，我會說，Yes, please do it（是的，請便）。』 就在有意參選明年台灣總統大選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霸氣回答媒體提問後，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立刻在中國遭到了全面性的查稅。 不僅如此，原本4月12日就決定針對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展開貿易壁壘調查的中國商務部，卻在10月初改口，表示有鑑於案情複雜，決定調查期限延長3個月，至2024年1月12日，也就是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天。而這種種跡象，看在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的眼中，根本就是想透過經濟手段，介入台灣大選，達到其政治目的。 蔡明芳說：『那為什麼不是經濟目的呢？因為你既然會在今年3、4月的時候，就說台灣可能有貿易壁壘的問題，你要調查，你手上應該有看到一些貿易的實際的案例，說確實有這樣的現象，你怎麼會調查了半年以後，最後又宣佈說，現在可能沒有，現在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要再延後，所以就會讓人家有這種你是不是要介入選舉的一個疑慮。』 供應鏈分散致中國市場榮景不再  經濟脅迫難有力道  而不論是對富士康查稅，或是針對台灣進行貿易壁壘調查，蔡明芳認為，這些都是所謂的經濟脅迫，也是中共慣用的手段。雖然過去確實可能讓中共嚐到甜頭，但他觀察，隨著各國產業供應鏈移轉分散，見到成效，再加上中國經濟下滑，內外銷都不見起色的狀況下，中國這種經濟脅迫手段的影響，未來恐怕只會愈來愈小，甚至毫無作用。 他說：『因為台灣在這幾年，在過去還有很多人說台灣對中國的一個出口的絕對金額在提高，可是事實上，台灣對於中國的出口金額雖然在提高，但是台灣出口到中國的佔比是在下降的，換句話說，台灣出口到其他國家的金額又更高，那才有可能佔比下降嘛，所以我覺得就整體而言，台灣在這一塊是不用那麼擔心，這跟過去台灣或者是全世界，大家都只看到中國的市場是不一樣的，現在大家看的不是只有中國的市場，甚至已經不把中國看成一個市場了。』 對企業埋坑設陷阱 恐嚇跑外資自食惡果 至於對富士康查稅的行動，蔡明芳說，企業依規定繳稅絕對是應該的，但怕就怕，中共在企業營運的整個過程中，埋下了坑，也就是透過這種養、套、殺的手段，掌握企業把柄，進行威脅。他強調，這種手段根本只會傷害企業對中國的信任，嚇跑外資，最終只會讓目前急欲招商引資的中國自食惡果。 蔡明芳說：『你這樣的做法，也會使得廠商對中國更不信任，你為什麼過去二、三十年都不對我查，在今年要開始對我查，為什麼？所以就會使得中國對於這個廠商的吸引力降低，那也跟中國提出要吸引外資的幾點意見，其實也背道而馳，他們一直說要營造一個讓外資可以好好經營的環境，但是基本上，查稅這件事情，你過去不講，現在才講，就不是在營造好的經營環境，就是在傷害外資對你的信任。』 中國經濟脅迫手段遭各國聲討  歐盟推反經濟脅迫新法 的確，不僅中國國內市場找不到外資，就連國外出口的市場，也可能因此發生變化。蔡明芳進一步分析，中國過去挾著市場的優勢，對任何政治主張不同的國家，都進行這種經濟脅迫的手段，但這已經引發各國的不滿和聲討，包括歐盟及G7廣島峰會都已對此進行討論，甚至做了「反經濟脅迫」的相關立法。 他說：『這個其實就是從立陶宛，它採取所謂的經濟脅迫開始，引發歐盟他在最近今年就有新的立法，針對這個經濟安全的一個部分，其實中間有一塊就是針對經濟脅迫在討論，今年G7在日本舉行的廣島峰會，他們也都已經開始在重視經濟脅迫這一塊。』 經濟脅迫讓外界看破中國手腳 大撒幣後只換來國際罵名 從對台契作虱目魚到購買台灣水果，從對台商查稅再到對台灣進行貿易壁壘調查，中國對台灣的經濟脅迫始終沒有鬆手。但蔡明芳強調，無論中國想藉由經濟手段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目的，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每每在大撒幣後，換來國際罵名，最後反被外界看破手腳，愈來愈認識中國的本質，根本得不償失。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昨天(2日)發表報告，分析中國日益嚴重的限制出境問題，並提及今年7月將上路的「反間諜法」，預計將讓更多的中國公民，甚至是非中國籍人士都受到危害。中國資深公益人士楊占青今天(3日)表示，這已類似恐怖主義，未來當局只要看誰不順眼，就能限制行動。#記者程寬仁採訪報導# 出境禁令普及化 打壓異議人士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發布最新報告，談及中國共產黨不斷擴大限制出境的法律範圍，而且頻繁使用，像是沒收護照，及拒絕護照申請或換發，主要的懲罰對象涵蓋人權捍衛者與家人、宗教群體或外國記者，並可作為人質外交的工具，或藉由挾持家人，脅迫當事人返回中國。 旅美中國資深公益人士楊占青表示，他認識的律師、人權活動者及民運人士，不少人早在4、5年前就被限制出境，這樣的情況近幾年肯定是愈來愈多，因為只要敢在中國國內發聲，或經常去維權，官方不是抓你，就是限制出入，尤其不能在一些敏感的時間去敏感的地方，以免出境後公開發聲，會說出更多內容。 他指出，這樣的限制對中國政府肯定有成效，尤其有關人權捍衛者的培訓都在海外，近年在中國境內不可能舉辦，所以這些人沒法出去，就無法接受相關培訓，也無法獲得最新的國際資訊和經驗；另一方面，有的人長期被迫害，身心俱疲，想要到海外養身體，也不可能出境。 楊占青：『(原音)人權律師、異議人士還有公益人士，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很重的打擊，這個也會導致很多人不敢再發聲、再行動，這種限制會讓這群人感到更壓抑。』 不過，楊占青提及，中國當局也並非只會採取限制出境，有時也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對待方式，例如遇到一些常給政府添麻煩的人，令他們非常頭疼，有可能對政績不利，這時就會想辦法讓這個人出境。 誰是間諜 他說了算 「保護衛士」在最新報告中也點出，中國近日批准「反間諜法」修正案，新修訂的條文允許對所有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實施出境禁令，而且對象涵蓋非中國籍人士。 楊占青說，中國已類似恐怖主義，通過這種模稜兩可的條文內容，未來有沒有從事間諜行為或參與間諜活動，完全是他說了算。楊占青：『(原音)其實就是他看不順眼的人，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外籍的人，他都可能限制你，然後比如說會讓你認罪，或者再不行，把你抓捕，他不像過去可能給你個機會去逃離，現在他可能先私下說你涉嫌間諜行為，他可能就搞一個出境的禁令。』 合法剝奪人權 中國走倒退路 中國官方常以不明確的理由，限制人民出境，另一方面又在近年增加多項法律授權的出境禁令。楊占青分析，過去官方就是貫徹領導的意志，執行的時間長了、案件多了，結果發現民間都沒有劇烈或具規模性的反抗，官方就會覺得這麼做行得通，不會對政權產生非常大的副作用，因此乾脆納入法律，還能減少申訴案或輿論審判，但這對受害者就更加不利，等於通過法律，合法剝奪人民權利。 楊占青說，這項修正案如果是在10、20年前修訂，預計會有很多學者或法律人士出來反對，網絡上的輿論可能也會鋪天蓋地的反對，但經過這些年的管制，當局現在修訂這些法律條文，基本上已不會遇到什麼障礙，要付出的社會成本低很多，可以很自然而然的推出相關規定。 楊占青感慨，就像20年前，如果在中國說「維穩」兩字，就是負面的詞，那時當局都不願意承認，如果在哪個文件裡洩露出來維穩的意思，就會很不高興，但現在維穩已變成一個「正常的工作」；他說，中共一步步將過去很多見不得人的做法合法化或正常化，這也反映中國社會明顯在倒退。

心理學談到人際間的操控時，往往會提到「煤氣燈效應」，這個詞彙源於1938年一套名為《煤氣燈下》（Gaslight）的電影。故事講述男主角為謀奪妻子財產，故意將家中的煤氣燈調得忽明忽暗，當女主角對燈光的異常變化表達疑惑時，男主角便堅定地否認，長久下來令她開始自我懷疑，最後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自2019年「反送中」風波後，港府有系統地篡改歷史與人民記憶，黑的說成白、原告變被告，圖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實來達至控制目的。或許本文可以從密鑼緊鼓的《基本法》23條立法為例，拆解港府圖以煤氣燈操縱法治港。 煤氣燈效應要成功，首先要說服受害者的想法是被歪曲的，從而否定對方的認知力，其次是透過長期給予虛假訊息，讓受害者相信來自加害者的想法才是正確。 原告變被告  港府圖改寫7．21歷史 我們可以用審訊中的「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案為例進一步闡明。2020年7月21日，大批疑由親中鄉事派號召的白衣人在港鐵元朗站無差別襲擊穿黑衣的乘客，因為當時參與反修例遊行的多穿黑衣。當日港鐵站進入「無警時分」，白衣人肆無忌憚打人，現場有人拍到警員轉身離開，以及事後警方與白衣人拍膊閒聊的畫面。近日有外國記者出書，不點名指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治助理在7月20日出席元朗鄉村的聚會，席間「提醒」朋友要「穿白衣」。常識告訴我們，7·21是港府知情且默許下發生的，但正在進行的審訊卻把當時在場協助傷者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列為被告，大批白衣人手持鐵棍襲擊，卻變成雙方互毆。三年多下來，7·21成了「黑暴」煽動而發生的慘案，背後有不為人知的陰謀，甚至有外國勢力在操盤，參與其中的年青人都被假新聞蒙騙煽動，被人利用了。為了不讓「邪惡勢力」死灰復燃，自然要用上嚴刑重典，23條立法是為了保護香港人，絕非惡法。 《基本法》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23條立法向來被港人視為懸在頭上的一把刀，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23條立法不時提上日程，2003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強推立法，50萬人上街反對被迫撤回。此後23條成香港政治票房毒藥，一提及就民望插水。不過《港區國安法》出台後，官字兩個口，抓人莫須有，令香港成為年青政治犯全球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此後港府重提23條立法已沒有太大反響，皆因麻木了。港府擬於明年內完成23條立法，為了令市民相信在《國安法》後仍有必要追加「23條」，於是近日特首李家超再度發功，指2019年的「黑暴」與「顏色革命」會捲土重來，要時刻警剔軟對抗。 軟對抗擬納入23條  上綱上線莫須有 2019年起涉及「反送中」而被港府以國安法、暴動罪、非法集結罪以至不誠實使用電腦罪等拘捕的人數過萬。後來拉無可拉，中共又發明了「軟對抗」這個概念來羅織罪名，勝在夠虛無飄渺，方便上綱上線。這亦是煤氣燈操縱法第二個重點，長期灌輸虛假訊息，讓受害者相信來自加害者的想法。 甚麼是軟對抗？真要他們去解釋，相信亦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軟對抗」一詞在2021年由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提出，他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上，提到：凡破壞國家安全的，屬「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軟對抗」，就依法規管。但當時駱惠寧沒解釋何為「軟對抗」。此後港府官員、建制派便時常把「軟對抗」掛在口邊，翻查一下官員過去提過甚麼情況屬於「軟對抗」，如國際體育賽事中多次播錯國歌，主辦單位將《願榮光歸香港》當作香港國歌是人為錯誤，港府卻把責任歸咎於有人背後搞鬼，進行軟對抗；又例如港府有意與中國建立器官移植機制，引起港人對器官買賣的憂慮，即被港府斥責是抹黑中國的軟對抗行為。一言以蔽之，旦凡有人做了一些事，說了一些令政府覺得尷尬失顏面的言論，卻沒有觸犯任何現行法律，便會被打為「軟對抗」。按官方說法，「軟對抗」是「黑暴」的苗頭，現在社會充斥「軟對抗」，危機四伏，必須祭出針對措施。君不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已放風，表示「間諜罪」及「軟對抗」可能被納入23條嗎？ 謊言不許戳破 說真話便是罪 國安法實施後，數十萬港人移民，外資紛紛撤出，香港股市、樓市疫後未見起色，市面一片蕭條，港府卻說全靠國安法，香港已「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特首李家超落區視察時路經一間拉著「光榮結業」條幅的商店時笑容滿面地說：「好生意呀！」你不能配合睜眼說瞎話？那定是在搞軟對抗了。 煤氣燈效應一般建立在權力或地位強弱有落差的關係上，因為當受害者被操縱時很難細說如何被迫害，亦難以反駁，最後啞巴吃黃蓮，只好按加害者的意思去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不許人戳穿的原因是在專權政治的統治下，信息來源單一，而敢於說真話的人下場淒慘，這樣即使再聰明的民眾也只能是愚民了。   作者》余知宜  在香港從事傳媒工作二十多年，走訪社會各界，目前在台，不忘記者初心。  

自從上月香港被中國網民嘲笑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後」，近日再次被網民拍到香港的貨運碼頭大範圍面積出現閒置。根據媒體報導，這個曾經成為香港驕傲的轉口港，吞吐量持續下跌，目前，葵青貨櫃碼頭堆場的平均使用率只有大約50%，大約有80公頃的土地並未充分利用，相當於數十個標準足球場。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民間對特區政府嘲諷之聲不絕於耳，其原因可歸咎於大眾能判斷政府不但沒有正當性，而且亦沒有管理好香港的能力。曾經的國際金融都會，現卻落在只懂阿諛奉承的小人之手，每事必然揣摩上意，不僅抹殺香港自由的經濟體系，亦要迎合中共官員的口味。因此，曾經目睹過香港自由輝煌時期的香港人民，現在必然愛有多重，恨就有多深。 移民潮令香港流血不止 國際都會一去不返 根據英國內政部數據，為香港人而設的BNO Visa申請人數近兩年多累積至18.26萬人，現正以平均每季度一萬多人的速度增長。而BNO簽證推出的兩年多內，有能力短時間申請移民離開香港的，多為比較有經濟條件，以及不想讓子女受到國安教育洗腦的年輕父母居多。這十多萬人帶走了他們的畢生積蓄以及家族資產，遠赴他鄉。碰巧，香港曾經是一個經濟自由港，現時殘存下來的法律，限制著港府並不能管控資金流出。唯一的辦法就是厚著臉皮，宣佈不承認BNO visa屬於移民，使得已經移民的香港人沒辦法在短期內取回強積金（香港的強制月供退休金）。 而最令人費解的，是這個草包政府，以及香港一眾親共人士，不切實際地期望，會有大量香港人因不適應外國生活而回流。看到他們熱切盼望著會有回流潮，就知道他們從一開始就想錯了。香港人的離開並不只是生活環境的問題，亦從來不是一日三餐能否解決的問題，離開的不是中產就是專業人士，這些香港人相信不論在哪裡都能夠有所發展。離開的更多是選擇用腳來投票，對政治制度及極權打壓的不滿，既然在街頭無法戰勝中共，那就徹底地令這個昔日能生金蛋的城市沉淪，絕大多數香港人討厭著這個特區政府。然而，無力對抗中共的武力威迫。所以在反送中的後期，香港人制定了「攬炒」的策略，呼籲外國大規模制裁香港，以及香港人才／資金大量逃出，即使最後香港完全落入中共控制，他們亦不能再使用香港為他們賺取金錢，一代國際金融中心將殞墜於此。 大量資金逃出 有利其他金融市場 說到香港殞落，最大受益者莫過於英國以及新加坡，一個吸收了香港的人才及錢財，另一個則吸收了本來會進入香港的資金，遠遠拋離香港成為亞洲第一。但在亞洲，除了新加坡這個主要與香港的昔日競爭對手外，亞洲第二大受益者莫過於台灣。香港人向來與台灣充滿連繫，多數香港人最愛去的國家不是日本就是台灣。隨著大量香港人外流，有數以萬計香港人選擇用不同的方式來台生活，當中除了伴隨大量資金進入台灣，更有不少跨國外企，因為地緣政治考量，棄港進台。 過往，香港就因為被質疑政府過份親中態度，令Google原先打算在香港科學園開設的數據中心臨時煞停，繼而遷往台灣彰化。香港國安法後，更使得多家外資銀行及跨國機構相繼撤離香港。台灣經濟超越香港，只是時間問題，亦屬歷史必然。 香港破敗淪落至此，可為中共及特區政府一手造成，貪得越多則失去越多。貪圖可控制香港，現則徹底失去原有香港價值。不忿香港人心未歸，不能做一國兩制楷模而加強打壓。現導致香港離心離德，相信台灣人有鑑於此，亦不會再相信一國兩制這種謊言。港府戰狼上身，加速攬炒，只會令崇尚自由的香港人拍手叫好。 作者》李文浩 香港末代民選議員，反送中運動後旅居台灣。  

在台灣選舉中，「中共」是一個常被各黨用來當作文宣武器的話題或標籤，今年也是如此。有的政黨會指責別的黨親共；有的政黨會宣稱自己有能力與中共對談。台灣的選舉一直以來都繞不開「中共」這個議題。同時，兩岸關係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課題。將兩岸關係與中共脫鉤，尋求兩岸人心的對話、傳遞台灣良善價值，似乎正成為一個新的台灣共識。 不再是「抹紅」文宣 而是價值選擇 今年選舉，在野陣營的「堅決下架民進黨」和執政黨的「反對上架共產黨」成為雙方文宣戰的巔峰對決。這說明，「中共」作為一個標籤，始終是台灣社會在選舉時刻、特別是全國性的總統、立委選舉中難以迴避的重要議題。總統大選說到底，就是選擇如何與中共打交道的問題。 不過，台灣社會固然有藍綠之分，這種分別的背後有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糾葛，也隱含省籍和族群意識的深刻脈絡。不過，隨著民主化的逐漸深入，以及藍綠兩黨在認同議題上漸趨中間化，中華民國與台灣的融合與一體化，已經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共識。徐春鶯也罷，趙天麟也好，這些涉及到中國大陸議題的選舉新聞，其背後都是台灣人對中共意識形態和文攻武赫的戒備與反彈。 在現實中，中共將台灣主體性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全部視為台獨，實際上是將藍綠兩種兩岸論述全部堵死。這提出了另一個嚴肅的議題：藍綠終究是憲政體制內的對手，但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而如何面對對岸，才是朝野和社會要整合、思索的問題。 對岸的對台論述，基點是大陸疆域帝國模式的民族主義。但台灣選擇的並不是大中華主義，而是海洋文明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開放認同，並由普世價值來決定日常生活方式。台灣的大選，不論誰當選，單單是選舉制度良好運作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選擇：由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當然是完全不同於對岸的生活方式。 抗共背後的民意心理 不論喜歡還是討厭，中國大陸就在台灣的隔壁，隔海相望；中國大陸的時局發展對台灣社會影響極大；中國大陸的興衰也會對台灣構成巨大能量場。因此，從最現實的角度看，台灣的對外關係中，兩岸關係始終是台灣涉外交往互動的最重要課題之一。而從文化、血緣角度看，兩岸之間的歷史淵源，從遠古、到明清、到近代，都讓台灣的歷史走向充滿了中國性的烙印，中華文化始終是台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再疊加上普世價值來討論，同樣身為華人社會的一分子，台灣所能夠實現的民主自由，若能夠也在中國大陸實現，那麼對台灣的整體安全將會是重大和本質的改善。所以，不論是現實功利、歷史情感、文化淵源還是人道關懷，台灣都無法也不能自外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現代化事業。 這就牽涉到了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今天，對台灣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形成威脅的，毫無疑問是中共政權。但是中共政權和中國、中國人，能夠完全劃上等號嗎？在政治的邏輯、概念和理性上，我們都知道國家、政府、政黨、人民是四個不同的要素，應該區分對待。但現實中，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壓迫，並不是抽象存在，而是透過一個個具體的中國人——例如戰狼小粉紅，來呈現的。那些在國際賽事中搶奪我們中華民國國旗的中國運動員、那些動輒對我國發表文攻武赫言論的中國網紅，都是中國人；哪怕在台灣的陸配中，像徐春鶯這樣依然對戴著少先隊的紅領巾情有獨鐘的人，也是中國人。作為在軍事上被威脅、政治上被否定、國際地位上被打壓的台灣，身為台灣人的我們，當然不可能完全平心靜氣去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的概念，在一個個小粉紅、徐春鶯們身上區分開來。這是情感本質的使然。 在現實的中共之外 開拓兩岸新局 兩岸之爭，說到底也是一場人心之戰，而守護民主是這場戰爭的重要訴求。因此必須也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國大陸國土廣袤、人口眾多、社會結構複雜，其多元化的程度其實遠遠超過外界想像。我們姑且先不論中國眾多的獨立記者、獨立導演、獨立作家、維權律師、獨立公共知識份子對普世價值的吶喊和努力；其實在普通大眾當中，許多中國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努力和使命。我們不能忘記，1989年走上街頭爭取民主的，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在2022年舉起白紙爭取自由的，也是千千萬萬年輕的中國人。這些無名的普通中國大眾，用他們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在追求著和台灣人、台灣曾經的黨外運動前輩們相同的理想和願景。至於在互聯網上針砭時事、為正義發聲的中國人更是多到不可計數。 中共，作為一個台灣選舉中的負面標籤，其內在是因為於現實中，反人權、反民主的這個政權，對內鎮壓自己的人民，對外擴張侵略。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開槍的，和拿飛彈瞄準台灣的，跟鎮壓香港人的，是同一個政權。台灣的敵人，是中共政權無誤，而不是廣大的中國大陸人民。即便是中共，我們的敵人，也不是所有的中共黨員，而是中共的意識形態、統治手段和執政體制。既然面對普通的中共黨員，我們都應該本著勸善、救人的心態對待，那麼我們就更不能將所有14億中國人當作敵人。始終，兩岸民心的友善，才是台灣安全的根本和基石。 作者》劉宇鳴  文史專家  

上文提到了香港計程車業界的抗議和組織罷工行動，他們原訂在11月22日到大埔林村的停車場罷工，還聲稱號召了幾百台計程車。 結果就...啊，沒了。 在一片香港網民的恥笑聲中，官方提出了大埔林村方面拒絕租借場地予計程車公會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計程車團體組織似乎也態度大幅軟化，指要暫緩行動。據一些報導指是因為收到政府「溫馨提示」要慎防行動被利用，小心有黑暴份子借題發揮趁機搗亂.....實在是太方便的藉口了，而抗議了數個月的計程車團體好像就這樣跪下了，也實在太好笑。 基於上述原因，所以儘管Uber「缺乏監管」，但不少香港人仍然認為Uber遠優於傳統香港計程車，而香港政府是因為利益才打壓Uber，顯得香港落後之至。 以事論事，香港的計程車確實爛司機很多，但香港人似乎也有不少人對Uber抱著錯誤的幻想。Uber的爭議絕非只在香港發生，實際上，在維基英文版可以找到一整個條目("Controversies involving Uber”)記述Uber的一大堆問題，在美國也有計程車公會對Uber公司提出告訴的事件。只能說事件並不是只有一面。 說一下台灣。Uber在台灣也引起過不少爭議，據說台灣政府方和Uber公司也作出了不少溝通，亦作出了一堆規範要求，最後出來的東西是多元計程車。經驗上，在台灣仍然能叫到純粹的Uber(無特別監管)，但似乎是甚少數；大多數都是掛著營業用小客車的牌照。多元計程車應該是一種台灣獨有的產物，就是讓一般擁有私人小客車的車主也可以將自己的車變成營業用，但同時也要通過一堆對一般計程車會有的要求，例如必須在車內加裝電子計費表；然後再加些新的要求，例如車輛不得出廠超過12年等......這確實算是在保障傳統小黃計程車的時候，又可以開放市場的一個比較彈性的做法。 不過，單就筆者個人而言，這個多元計程車的要求也還有一項是令我感到無奈的，就是必須要是本國國民才能取得牌照。一台二手的便宜小客車也是十多萬，勤勞開幾個月也就可以回本，如果政府開放讓持居留證的外國人取得牌照的話，對想自力更生的在台港人無疑是多了一個選擇。可能相關單位會考慮要保護本國人的就業機會，但筆者想起試過在繁忙時間在台北鬧市中央叫計程車，用盡所有召計程車的app和一直在路邊招手，結果還是等了超過20分鐘才叫到車......似乎計程車並沒有過度飽和的問題。反而滿街都見到的panda外送卻開放予外國人做兼職，這個政策有點令人費解。 最後再點回一下主題，香港方面的計程車團體說因為政府釋出了善意(？)，所以暫緩行動，不過如果政府沒誠意的話也不排除會再發起罷工行動。筆者是不相信香港政府會實際做甚麼。接下來的計程車罷工行動會如何發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延伸閱讀 香港計程車罷工行動和Uber爭議(上) 香港計程車罷工行動和Uber爭議(中) 作者》沙羅双樹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