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本意是指極度失望。「拋棄絕望」即擺脫失望。而「別拋棄絕望」——因絕望而生絕地反抗、求自由的信心。蘇俄知名詩人曼德斯塔姆被史達林迫害而死，其夫人在回憶錄中寫道：是絕望支撐她活下去，活到史達林死亡。 2004年年底，駐港部隊兩名軍官轉業至深圳收教所，他們穿著警服，但暫未授警銜。周業展，1963年出生，山東人，原駐港部隊副團職軍官；趙昌平，50歲左右，湖北人，原駐港部隊副營級軍官，任202監倉主管。倆人暫任普通管教。 按他倆副團、副營軍職，軍轉對應副處、副科警察公務員職位，可收教所只是深圳市公安局下屬的處級單位，官位滿員，他倆只當普通管教獄警。他們轉業安置還算不錯，沒有轉業到原籍，深圳工資待遇和生活質量遠高於內地省份。 中國公檢法司法系統，包括獄警，大多職位是被軍隊轉業的軍官所壟斷，且都是農村出身。賀衛方教授1998年曾撰文《復轉軍人進法院》，公開批評這種畸形現象。復轉軍人缺乏法律專業訓練，更不具備法律知識，只會聽命於上級指令，服務於政治，哪裡還有公正審判、人道看守？他們普遍文化水平低，只會崇拜暴力和野蠻。我幾次入獄所見，大學分配和公安委培的大學學歷獄警只是極個別人，還是師範、哲學、化工和農業等專業，警校畢業的也極少見。他們都是普通獄警，沒見一個任中隊長以上職位的。大學所學專業對口獄所管理相關專業的獄警，我從沒見過一個。近年才有所改變，逐漸國考、省考招考公務員獄警。大學學歷獄警素質明顯高於軍轉獄警，前者更具人性，少見無辜毆打囚犯者，這已是最低限的標準。 剛轉業到獄所的周業展和趙昌平，不熟悉收教所獄管業務，還算保留較多人性，能夠善待囚犯。但這只是暫時的，當獄警時間長了就難免染上獄警的兇惡職業病，也不是全部，極個別會有例外。不是大學學歷獄警能力差，而是在自上而下轉業軍官壟斷的監獄系統內，高級別軍轉獄警，更願意提拔同是軍轉的下屬。同樣，軍轉獄警更會利用、看重當過兵的囚犯，後者服從性和紀律性更強。 2005年6月16日男隊搬遷到新監區後，物理性隔絕、攝像頭監控和獄政惡規管控驟然變得嚴密和嚴厲，獄警們從去年初縱容教唆獄霸打死囚犯被曝光，然後隊長和管教被逮捕，對囚犯放鬆管制，他們從低潮中漸漸恢復嚴管本性。制服特權容易讓他們喪失基本人性。囚犯每天的作息、三餐、放風和睡眠時間被精確到分鐘，日日在監樓與工廠之間機械重複。原來在舊監區建立的囚犯文藝隊以營造收教所虛假寬鬆的偽裝面具，全然脫下、解散，暴露出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的本真面目。可我們畢竟不是經過司法審判的囚犯，但卻被以囚犯相待，我更被以假借刑事罪名而遭受政治迫害。 一天，楊所長與戴科傳我到監樓獄警值班室，雙方面對面坐在辦公桌前。他們拿出一沓打印文稿，攤放在自己面前問道：「劉水，你怎麼將收教所的情況傳遞出去的？」我佯裝不知。楊所將文稿轉遞給我。我粗粗翻閱，原來是有關我這次被構陷入獄的海外媒體報導、聲援文章和人權組織聲明。內心大喜。入獄一年多，我第一次獲悉來自外界的信息——還是獄所主動拿給我看。 新聞報導和人權監督發揮了作用，官方遮掩捂蓋真相企圖破產，顏面盡失，於是向下逐級尋找替罪羊。關押我的收教所成為最大替罪羊，而我是肇始者，才有這次面對面對峙。這也是專制系統自我清算的機制發揮作用，無關法律、對錯與正義，而是責任的糾察和推卸。 對於我則是尋求正義的絕佳機會，非常樂見這個結果。 楊所又問道，怎樣會有那麼多的媒體、友人和人權組織在關注你？我答道：我遭遇政治迫害，被構陷入獄，還被嚴管，當然會有正義人士和組織發出聲音，高牆抵擋不住所有的正義，黑暗司法遮蔽不了所有陽光。我反問道，我被嚴管、不准接見、不准通信、打電話，還被延期羈押，這是收教所的決定？還是上級指令？其實，我心知肚明，收教所按照上級指令，參與了對我的迫害、敗壞我的聲譽。我不期望從他們口中得到答案，深圳警方不會維護司法公正，只會報復性暗箱操作，但我一定要說出來，揭穿執法者的所謂正當性以及執法犯法的本性。 面對面博弈不歡而散。一切恢復如常。 2005年9月24日是我40歲生日，自己記得，埋在心底，沒對外人說。當天下午，我坐在工廠角落裡的辦公檯前看書，值班室管教喊我接電話。誰會往監獄打電話？原來是管倉輪休的賀鐵良管教，專門從家裡打來電話，祝福我的生日。非常意外和感動。這是賀管教故意所為——做給中隊和所部看，間接表明他對我被嚴管和延期關押的不滿，也是對我的同情和認同。他雖是獄警，但正直和良心猶存。我深深致謝！ 去年生日那天，我告訴了監倉難友，他們送來祝福，幾個人共吸一支香煙，自尋開心。 30歲生日，我在海南省海口公安局收審所二次坐牢，我所在的7號監倉所有囚犯長年累月只穿內褲、光腳丫，昏暗的監倉裡飄蕩著人肉氣味。飢餓讓我全身浮腫，按上去像麵包一樣；10個腳指甲全部發黑脫落，還患上爛襠病。海南省公安廳派人跟我談判，還帶來我的妻子說服我，想以立即釋放收買我在媒體界做線人，被我拒絕。我咬牙在收審所挺過九個多月，後被判三年。我只想在中國做個大寫的人，矢志求索自由和民主，不惜為求自由而再三失去自由。 （待續）   作者》劉水  異議人士，資深媒體人，獨立作家。  

台灣是一個民主且充滿言論自由的國度，但言論自由也讓台灣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度。危險在彼岸的極權一直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來傳播似是而非且反智的言論，讓單純的台灣人被誤導，他們之前一直利用網路向台灣人散佈失實資訊，利用資訊認知，讓台灣人在兩岸問題上加深分歧，甚至誤導民眾「統一」能夠帶來真正「幸福」、「未來」等等⋯⋯還好政府以及如曹興誠先生所支持的「黑熊學院」等民間不同單位，一直努力地向台灣人宣傳反資訊滲透認知，得以讓流言瓦解。 說反戰的不應該是台灣 在台海局勢上台灣一直處於被動狀態，畢竟兩岸狀態之所以緊張，是因為對岸的中共一直說「不排除武力攻台」，台灣政府則一直主張「對兩岸建設性對話持開放態度」，前題是要雙方在對等的位置上展開談話。換句話說，若然有朝一日中台真的爆發戰爭，主因只會是中共不願意與台灣在對等關係上談判，非要以高高在上姿勢不可。即便說台海爆發戰爭，主動出擊的將會是中共，台灣只不過是被動地守護自己的領土主權。 當被動的一方受到軍事威脅的情況下，政府若然選擇不戰而降，在情在理都不可能講得過：在情，政府面對軍事威脅就選擇投降，這是一種對人民不負責的做法，尤其是一個民主體制下所產生出來的政府，更加是愧對選民的信任與情感，甚至有責任保護國民安全，戰爭、對話、外力援助等都是其中一種保護民方法；在理，當對方以強硬的軍事途徑侵門踏戶，採取軟弱態度大開城門，並非上策，因為在這狀況之下根本不能守住本來所擁有的，甚至會亡國。 製造內部混亂就是中共慣用統戰技倆 台灣另一個沒有反戰本錢的原因是﹐對岸中共一直在各方面利用不同形式進行統戰。統戰不一定直接在台海戰爭，甚至兩岸局勢等議題下手。相反，在台灣本土下手，才是中共最常見的招數，不管是文化、經濟、社會議題都可以是中共進行統戰的地方。 根據過去香港 20 多年的歷史，不難發現中共對統戰這回事有一定的慣性套路。中共要對目標進行統戰，首先要讓對方內部出現混亂，而混亂的製造者往往就由內部發生⋯⋯ 敵人擁護我反對．敵人反對我擁護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了解敵人的作風、思考模式才可以保障自己，免於陷入泥沼之中。在現今社會上敵我壁壘分明，然而大部份的人選擇只去留意自己一方的事情，而忽略對立者的一舉一動或其行為背後目的。或許是資訊科技發達下，演算法所帶來的惡果；或許是人性中懶惰的部份，令人懶得去思考。偏偏世人所忽略的正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同是亦是對方所重視的。 中共過去先後成功統戰過中國、澳門、香港，當中最常用而且功效最大的一招就是《毛語錄》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簡單一招就可以製造出混亂、撕裂、對抗等有利於中共的社會效果。 人類社會多元而複雜，不論是組織還是個人都各有想法，當兩者或以上單位出現，要各自為自己一方表態之時，政治就會出現。他們在談判桌上各自為自己一方爭取最大的利益，甚或捍衛所現時擁有的。這就是人性以及政治，沒有褒貶之意，大家也在盤算一切的利益與利害。 社會上，任何一個議題都會出現支持者與反對者，文明理性的情況下，理應是互相衡量彼此之間的利益、利害關係，權衡多方利益找出共識方案。令彼此各方在各種利益跟利害關係上作出讓步，從而得到更多使社會得以向前，這才是健康的政治。 而中共慣用作法就是選一個位置站邊，然後不斷讓雙方製造更多更大的矛盾，讓雙方難以走到談判桌上。原因很簡單，走上談判桌可以令事情有所前進，社會可以繼續向前走，內部矛盾會有所破冰，人民就得以重新團結，社會再次回歸理性。然而， 對於極權而言「團結」、「理性」是一種毒藥，一種會令極權難以作惡的毒藥，因為大家可以專心。因此只要挑動眾人情緒，當大家失去理性，社會就會忙於處理內部矛盾，中共就可以盡收漁人之利。 要讓社會撕裂加深，最好的方法就是故意唱反調，一邊理正氣壯地將歪理重複又重複地講數以萬次，一邊廂是藉此洗腦，讓較中間派的份子靠攏，另一邊廂要為社會製造出一個「非我即敵」的二元假像，當複雜的政治被簡單歸類為只有「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人人仿佛只能靠邊站，因為社會已經充斥仇恨元素，中間一方就會被視為兩邊不是人的「非我即敵」，當社會被仇恨充斥，一切已不能用理性看待，尤其是在民主體制健全下的國度「投票」、「民意」就會成為讓民主社會走向整權的雙面刃⋯ 提防親中人士成為中共的影子代言人 中共要製造社會混亂，常會利用一些中間派或背景看似單純的親中人士作為工具，不管是數月前發表「2023 台灣反戰聲明」，或是剛剛在凱道舉行「大遊行」的人士，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很濃厚的色彩，甚至可以用「白開水」來形容，不單只無色，而且不細嚐會以為他們在政治上是「無味」。他們要不就是所謂「非藍非綠」的「第三勢力」，又或是無政治背景的素人以及學者。但他們口中所說的理念要不與對岸中共徑一致，要不就是強找一些莫名藉口來增加社會仇恨。 這種情況不禁令我想起 2013 年，一名資深的「香港電台」主持入周融，其立場雖親政府，但從來沒有真正而明確政治背景的一個「政治素人」，忽然成立一個名為「幫港出聲」的政治組織，反對佔領中環，同時，要求香港市民要接受中共提出的「有框架普選」，其論調同樣跟香港的中共喉舌媒體《文匯報》、《大報等》口徑一致，其後 2014 年 7 月，「雨傘運動」山雨欲來之時，與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吳秋北組成『「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套路如此相似，行為如此相近 在具爭議的議題上，中共很喜歡利用這種「政治素人」來替自己發言，這種人你過去以為他只不過是親中，但不會覺得他們有政治背景，他們之所以會成為中共另一種代言人，是因為當有爭議性的議題出現時，必定會成為政黨之間的爭鬥的焦點，而一個社會，總是絕大部份人不會關心政治，或是直接去參與了解政治。如果要在輿論戰中得到這些人的支持，「政治素人」就起了一個很大的功效，因為無政黨背景，看似民間自發，就會有一種錯覺，認為他們走出來只是對社會看不過眼，進而牽動市民的情緒，將一件複雜且多元的事件簡單地劃分為二元對立，把社會帶進一種「非我即敵」的狀況當中，因為當社會被分化，對極權中共來說一切都會變得易於掌握。   作者》張寧  香港青年，反送中後來台 。  

在台灣生活兩年多了﹐最近搬家時把原有的第四台取消掉，一方面覺得自己對電視需求性不大，畢竟在資訊爆炸的年代，電視的功用已經跟從前很不一樣，另一邊廂又覺得既然功用不大，那就直接取消，省一下錢也不錯吧！但畢竟人在家總是想要有一些聲音，剛好新家的電視接收得到幾個傳統電視台。 結果，為了想讓家裡有一點聲音，回家後就會打開電視﹐剛巧電視正在播放的就是傳說中的「八點檔」﹐當真正一睹「八點檔」的風采時，才發現原來八點檔跟香港的「肥皂劇」看似差不多﹐但背後的細節位卻完全不一樣⋯ 我看待的這一套八點檔是在講述有錢人與百姓生活在同一個空間，而他們彼此之間只隔一條馬路，這個故事就是在講兩邊的故事，故事人物會互相因為不同事件而交錯，在傳統的八點檔又或是香港的肥皂劇，總是會讓人覺得情節很誇張、離地、不合邏輯。 的確，剛看的時候，總是覺得有些橋段很牽強，甚至覺得跟香港得的肥皂劇有異曲同工之妙，一邊看會一邊笑。但是呢，最近我卻把它看得入神，甚至會開始代入角色，而會讓代入角色甚至同情角色的原因是編劇對人性的描寫，不禁讓我感到，到底台灣的編劇對人性刻劃也滿強，還是香港跟台灣的文化差異對比，讓我覺得厲害？ 不管是甚麼故事，裡面一定會有飾演正派的忠角與反派的歹角，香港的肥皂劇都一樣，但是呢關於正派與反派立場都是明確得非常鮮明，甚至會有一種「為反而反」以及「為正而正」的離地感，離地在毫無人性可言。 香港的肥皂劇與台灣的八點檔比起來，在橋段的行動中，後者或許會比前者少了一份邏輯性，但是會多了一份人性刻劃，直接點說，就是會用心地為每一個角色創造一個「 Back story 」，記得剛從事故事創作的時候，一位電影界老前輩就跟我說：寫故事先要有人，有人就必定會有背後故事，背後故事愈結實，人就愈立體，愈立體的人愈是碰撞，故事才能引人入勝。 或許香港的肥皂劇集數不多，大概 20 - 30 集，每集一小時，跟動輒數以百集計的台灣八點檔相比，人的背後故事不能描寫太多，只能過鴨背式草草交代了事，變相只能以手段作為故事高潮點。 而台灣八點檔看起來有些橋段實在很「不OK 」，不過在人物描繪這部份做得很用心，基本上每個角色有點難以分好壞，每個人的每個動作背後都會一個原因，而這個原因又有足夠的劇情去交代，甚至有可能看到所謂歹角去對付正派角色，只不過是因為正派的角色早在以前以同樣方法對付過這名「歹角」，他現在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恩怨情仇令故事變得張力十足，關係千絲萬縷，所謂是非、情理斬不斷理還亂，不能輕易「一刀切」地一概而論。這一點，非常人性，亦非常反諷現今社會下，互聯網發達，人人在網路上成為判官，單憑一張照片、一段文字就對事件對錯下定論，然而，當中相信無一個人是以全能全知的上帝視角看事情，甚或只是以為自己看到的片面就是全部，結果經常踢到鐵板。 從來在我眼中，除非大是大非的情況下，會有絕對的對錯，否則一般情況下，世上根本不會有所謂絕對正派、反派，因為人非聖賢更非神，人總會為自己利益出發，這就是人性，當然手段上奸詐、狡猾、觸法等事另作別論。但是每個人作每件事都有原因，而很多時候背後的動機與原因往往都是非世人所理解一般，要去判斷是非，首先第一件事是了解、思考、代入，以自己眼光看片面的世界，不會讓世界更好，只會更糟。   作者》張寧  香港青年，反送中後來台 。  

3. 農民的反行為：中共政策和制度的回應 本書作者認為1979年之後農村普遍實施的承包制是農民反行為的結果，農民以自下的「蔫拱」，「消解、改變，或修正著上級的政策和制度」，最終影響了中共上層的政策，因此「承包制」不是中共高層的主動為之。這可以解釋在毛澤東死亡後的權力鬥爭，贏者為籠絡民心，「順勢而為」的政策調整。但是，中共並沒有修正自上而下控制農村的基本制度。中共反而強化了在農村的組織機構，既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歸功於「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又在生產責任制後強化「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六四後，農村被全面納入了維穩網格體系，近年來，中共進一步建立了「村到組、組到戶、戶到人三層黨建網格」。 農民的反行為三部曲，與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一書所歸納的東南亞農民抵抗方式相類似。這種低姿態反抗方式是與農民分散和缺乏組織的狀況相適應。不過中共統治下農民的反抗更加困難。中共以運動農民起家，其運動方式是以階級劃分和鬥爭的意識形態為手段，培養它在農村的代理機構和人員——鄉村機制包括幹部和入黨積極份子，在鄉村一級建立嚴密控制農民的組織，通過土改、集體化、四清等，動員農民，測試代理人，建立惟命是從的基層組織，製造人人相互監控和自危的環境。在此情況下，農民更加高度分裂，不使用抵抗或反抗一類話語，避免公開集體反抗的風險。反行為主要是在局部小範圍形成心照不宣的行動，其他地方仿照或實踐其他自保策略，形成實際的拉鋸戰，消耗官方的統治能力，使官方推行政策成本加大，甚至部分擱淺。但是，《中國農民的反行為研究》與斯科特所概括東南亞鄉村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有所不同。中國農民不得不直接面對中共至上而下層層控制、壓迫和剝削，更多使用官方語言以表「忠心」，便於私下從事自保生計，減低鎮壓風險，這也反映作者使用詞語「反行為」，一方面是為更精確描述在中共極權下農民的回應方式，另一方面，不使用「反抗」或「抵抗」一類的詞語也是應對審查制度下的特殊表達。不過，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人士仍將農民的反行為稱為「抵抗」，以「反修防修」或「割資本主義尾巴」為理由，榨取農民勞動的果實。毛死之後，中共調整了榨取農民的方式。 4. 農民反行為使用語言、觀念和方式的局限性 反行為是針對官方政策而實施的低姿態自保方式。在《農民的反行為研究》第一和第三部分有不少反行為描述，而第二部分的反行為只剩下怠工和罷工了。但是，在經濟停滯的大饑荒情況下，這類反行為方式不能阻止中共以高比例強征糧食，無法保護農民免於餓死基本口糧不被奪走，多數人也無法逃離饑餓之地。這類反行為的局限性還體現在第三部分，作者論述了農民廣泛「蔫拱」(編按：意指不聲不響、不聲張的抵抗。更低姿態的反行為不使用抵抗，而使用拱。)的影響，這種「蔫拱」事實上是爭取在經濟上部分自主的反抗，在1976年-1979年這個階段也爆發了多個階層在不同地區的數量眾多的抗議，包括爭取政治自由和民主。中共在壓制民間政治運動的同時，進行了經濟改革，轉移社會壓力，維持了控制社會的主要專制機制，包括壓制農民自治。此外，大饑荒中不僅有農民的反行為，而且也出現了有組織的反抗，例如，有大量農民參與的中國勞動黨。作者討論了農民大規模退社和搶糧事件，大饑荒後農村保有的自留地，借助二管道交易，但是未說明這些有規模、持續反行為「蔫拱」是否需要借助地下社會網路，這類有規模持續「蔫拱」、反抗完全沒有網路是很難想像的。 作者回顧了中共內部高層有人知道農民的實際處境，知道「人民公社」實質是強制「勞動營」，將農民作為「奴隸」。但是這種言論未對社會公開。不過，當時已有農民參與的《星火》刊物通過調查，論證了中國農民處境與奴隸和農奴並無二致，需要組織社會不同階層的反抗，改變制度才能根本解決農民的處境。《星火》所描述中國農民的地位在中共統治的70多年中並沒有根本改變。從這個角度看，自保的反行為局限性非常明顯。沒有語言、觀念和組織方式的改變，就無法擺脫統治階級禁錮對公正和道義社會和制度的想像空間，也不能打破統治者強加給被壓迫階級的語言和觀念，更不能擺脫被剝奪和遭受壓迫的處境。 《農民的反行為研究》討論「蔫拱」出來了的「包產到戶」。但是，中共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農業作為強國和擴張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中共通過不斷的變換方式榨取農民，提高農業稅、「三提五統」，打白條收購農產品，對土地使用權的掠奪，繼續排斥農民和農民工享受全民公共服務和社會平等保障，將農民工轉化為世界工廠中沒有任何權利保障的奴工。在農民自治和其他權利以及主要的生產資料被剝奪的情況下，無論是承包單幹還是集體生產，農民都無法擺脫被唯一地主中共的控制和盤剝，這是農民普遍限於困境的根源。 中共宣稱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和「集體」，而實際控制「國家」和「集體」，以土地、房地產作為資本，並以此衍生金融資本，是農民進一步邊緣化，將其轉化更容易剝奪和榨取的階級。如果觀察最近二十多年以來的豐城農民暴動和團堡農民拒交年稅的起源、太石村和烏坎村農民爭取自治被壓制，中共制度性導致農民「荒、逃、餓、病、死」的生存困境，並沒有根本改變。如果僅以本書自保的反行為為目標，農民很難從根本上脫離這種生存狀態。中共政策的調整既收割「蔫拱」帶來的利潤，又防範「蔫拱」導致控制社會能力的下降，在多數情況下使「蔫拱」失效；更多的社會分層使自保之間的默契抵抗轉為分離、消失。如果對官方制度規定只有反行為，是不會帶來農民自身的解放，限於自保也不會自動形成共同抵抗。針對「堅持黨的領導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的話術、層層遞進的維穩網格以及更多樣的剝奪和控制方式，反抗語言、觀念的改變以及跨地區和行業的抵抗網路必不可少。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歷史學家高王淩的《中國農民的反行為研究（1950-1980）》是一部全景式研究了當代中國農民日常抵抗的書籍。這本書探討了在中共建政最初三十年的土改、集體化改造農村的過程中，農民的生存回應方式。那麼什麼是農民的反行為？在中共建政下反行為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中共政策和制度如何應對反行為？反行為的局限性是什麼？本文分上下兩篇。 1. 中共建政最初三十年的農業、農村、農民政策 《農民的反行為研究》將農民的反行為描述為「針對政府制度規定的「反道而行」，本書的三個部分也是農民反行為的三部曲，懵懵懂懂的時期（1950-56），大夢初覺（1957-61），兩面政策（1962-80）。這三個部分並沒有完全按照時間順序，而是在每一部分都討論了農民反行為形成的主要心理、形成和演化特徵，不過每一部分農民的回應方式側重不同，後期的反行為也使用前期的方法，隨著中共控制機制的強化，反行為更加有針對性和自保性。在官方有關土改和集體化的檔案大量檔案仍未解密的情況下，作者通過田野調查（包括口述史）、查閱地方檔案，回溯了農民反行為的形成和演化。由於作者參與了在1980年初的中共智囊機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農村調研，因此有機會接觸中共高層講話、政策以及各級官員實際執行方式的內部記錄檔，以此對照觀察農民的真實處境和回應方式。 這部書覆蓋了中共所主導的土改和集體化。集體化過程從1951年開始，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公社化階段。這些階段被納入到中共建構的計劃經濟，主要目的是消滅小農經濟和文化，快速工業化。面對計劃經濟在每個階段造成的經濟困難，中共實施進一步組織化、高度集中和指令化的「統制經濟」。本書從土改時期開始，揭示了土改不僅對中共建政的農村改造和農村改革影響重大，而且中共實施農村集體化及升級方式都可從暴力土改溯源，而中共統治下農民反行為的形成和演化也以此為起點。 中共的土改試圖效仿歷史上的「井田制」或「均田制」等，也繼承了被其定為「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主張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那麼中共為什麼不進行和平土改，而實施暴力土改？作者綜述如下：中共創立後，將土地政策作為發動和組織農民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它確立了武裝奪取政權，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之後，暴力土改服務於中共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戰爭動員。在中共武裝奪取大陸政權後，暴力土改作為農村動員以及重組基層的必要手段，以「打通傳統基層不下縣」的控制方式，直接將中共黨組織建立在鄉村一級。 中共預先設定了土改中占農村總人口10%是地主階層，於是約有三千六百萬人被標識成「敵人」，而實際的鬥爭物件比這個數位還高，在一些農村高達人口的20-30%。在村村有地主的假定下，不符合地主標準的村莊也要『矬子裡拔大個兒』，有少量土地、沒有土地出租、沒有雇工、生活相對富裕的農民也成為打擊物件，暴力土改目標是農村有影響力的階層。鎮壓「地主階層」、農村士紳和從事教育的人士，約有300至500萬人喪生，多數是被打死的。 2. 中共農村土改和集體化期間農民的反行為 經過暴力土改，人人自危，雖然被中共標定的貧下中農被分配了土地，但多數人仍「怕挨鬥、割韭菜」，生產以夠口糧為限。消極、浪費、怠工變為這個階段農民應對之道。這可以解釋土改後農業生產並無快速增產。而在開始集體化後，農民的反行為導致了產量長期停滯。1950年糧食產量仍低於1936年，而1952年產量僅比1936年略多一點，約3278億斤，1955年是3679億斤，只增加12%，距離中共計畫30%的增長目標差距巨大。在隨後的25年，雖然糧食有增產，但是由於人口增加，人均糧食趨勢下降或維持不變；而重要經濟作物如油料、煙草、茶葉、蠶絲產量都比1936年下降。1957年，這些經濟作物只有1936年的一半。直到1970年才到達1936年的產量。 暴力土改沒收了民間金銀和貴重物品，而主要農具、農用牲畜仍控制在中共的農村組織手中，貸款完全被控制，以此手段使農民加入互助組、初級社。中共的「一五計畫」（1953-57）期間，農民交公糧相當於過去交給地主地租的份額，加上強迫和重複征糧，以及不時到農民家中搜糧，強制攤派購買公債和存款儲蓄，農民生存更加困難。此外，傳統農業包括了工業和商業的經營方式被摧毀，中共將農村工業大量轉移城市後，禁止農民亦農亦商，實施嚴格的城鄉二元劃分，農村絕大部分工業和商業都從農業中分離，堵死了農民以工商兩條路改善生活的可能。在土改之後的幾年中，農民人口中十分之一都有口糧耗盡的春饑，出現了不少起搶糧事件。 1955年，中共強推高級社，願意加入的農民只有14%，多數農民不願意入社。中共強制及其他控制和懲罰措施並施，使這部分農民被「裹挾」、抱著「打長工」的心態入社。不久，許多農民意識到自己分到的土地已經被永久收走，生存更加難以為繼，不少地區爆發了散夥退社事件。在壓制了退社事件後，中共更加迷信其「高超」的組織能力，不計代價推廣大躍進和公社化， 地方當局大量造假，迎合中共高層農業計畫的高指標。從1958至1961年，在糧食實際產量並無增加的情況下，強迫農民高比例交糧，備荒儲備糧也被強征，農村人口流動也被嚴格控制；生產大隊、小隊的產權也被取消，農民生活資料也被剝奪，其後果是在官方仍有大量糧食庫存的情況下，導致了至少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經過四年經濟凋謝和大饑荒，中共不得不將征糧數額減少，自留地重新發還，恢復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核算單位從公社降為生產隊，但仍不允許包產到戶，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1980年。在此期間農民對政府使用「兩面政策」、「兩路出擊」。「兩面政策」是指農村經濟實施兩個層面，表面上農民似乎接受制度安排，實際上從事私下經濟，使集體經濟邊緣化。「兩路出擊」就是反行為更加系統化和普遍化，出工時普遍磨洋工（磨時間和偷工減料）、混公分，壓產以降低指標；瞞產私分、偷拿、借糧不還，農民預留更多精力投入經營自留地。勞動力外逃也增加。由於在統購統銷名單的多種類糧食不能買賣，農民為換取必要生計產品，於是開始借助黑市交易。 中共下派「四清」工作組檢查和定期懲治等方式，試圖消滅農民的地下經濟，農民應對辦法是在其檢查高峰時，收斂地下經濟。由於反行為成為常態。這使中共從1962年以後徵收「任務糧」占糧食總收成的比例一直沒有上升。1976年至1979年，中共沒有明確的全國政策，不少地區農民以不同形式的社內單幹，生產小隊包產到組或戶，爭取維持生存最低限度的糧食。（接下篇）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上文提到在反共勢力之中覺得自覺為左派的人實為少數，而筆者就是其中之一。本文繼續探討左右派之爭和筆者的想法。 說到底，其實甚麼是左右派？ 雖然現今左右派一詞的使用方式已和原本的歷史出處有點差別，但既然寫到這個題目，就只管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歷史和現代國際政治。 按網上資料，左右翼兩詞第一次出現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法國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支持者坐在總統右邊，而革命支持者就坐在總統左邊，而右派的人多自認為「支持威權主義，反對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左派則是「支持自由派或民主主義思想」的人。到了1791年，左中右派之爭延續，左派偏向「革新」，而右派偏向「守護憲法」。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左右派二詞開始和特定的政治思想掛勾，而左右二分的用法也開始從法國輸出到其他國家。有趣的是，當時的一個左派主流身份認同是「共和主義者(Republicans)」，這明顯不是今天美國的Republicans，而是指反對君主制、要求還政於民的思想，而與此對立的就是當年的保守派。而到了現代，左右翼的不同思想形態就更為複雜，但引用社會學學者兼作家Andrew Heywood，左翼基本上強調「自由、平等、友愛、權利、進步、改革和國際化」，而右翼則強調「權威、社會階級、秩序、責任、傳統和民族主義」。 而雖然在左右翼的傳統定義上並沒有宗教，但事實上，今天西方以美國為首的右翼都有濃厚的基督新教（福音派）的影子，甚至說美國共和黨的右翼思想和基督教不可切割都不為過。但這並不是說基督教就等於右翼；以挪威做例子，作為基督新教一個流派的挪威教會(Church of Norway/Den Norske Kirke)從1020年直至2017年都是挪威的「國家宗教」，而其中的神職人員也是公務員。即使在2017年後，挪威教會仍然是有國家在後作財力支持，挪威憲法仍然寫明基督教價值是挪威的國家價值，而普查也顯示68.7%的民眾信奉基督教。 如果用美國的左右派觀點看，肯定會以為挪威是個超保守國家，但事實上卻剛好相反……以今天保守派vs.進步派的爭議為例，挪威是全球對LGBT社群最友善的國家之一，墮胎則是12週前無限制，12週到16週雖然要申請，但數據顯示申請通過率超過95%。在新移民方面，按2017年的數據，高達16.8%的挪威人都是新移民。如果又以美國標準來看的話，挪威似乎是個極左國家。可見基督教和左右翼其實沒有必然關係，只是某程度上右派一字被美國宗教份子騎劫了……這和在華人圈子共產黨騎劫了「左派」這個字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難看見，左右翼兩詞的用法其實受地緣政治影響，在一個國家被視為左翼的人，可能在另一個國家被視為右翼。這不是甚麼新鮮事，在左右分裂嚴重的今日，一個中間派人士走進極左陣營會被辱罵為極右偏執者，走進極右陣營會被罵是左膠，這似乎已經是一種常態。但一句「左右不過是相對的」似乎對討論也沒甚麼益處，筆者還是偏向依隨大部分政治學者和歷史學者都同意的定義框架下作討論。請容筆者在下篇再作個人分享。 作者》沙羅双樹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在香港、台灣(甚至大部份華人社會)，左翼近年似乎被矇上了重重的污名。雖然鮮少和別人作政治討論，但筆者從小到大都自我認同為極左翼，有時候無可避免會有些感到突兀，同時還常常覺得華語圈子對「左右」兩個字和西方的理解有不少偏差，希望借這個平台分享筆者的看法。 為什麼反共抗爭者會自稱左派？ 這可能是一部份人看到標題第一件想到的事。筆者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因為筆者從沒將左翼思想和中共扯上關係。實際上，筆者眼中今日的中共絕對是個極右極權組織。但據說香港在四、五十年代的時候就將「共產黨vs.國民黨」看成「左vs.右」的鬥爭，儘管明明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和西方傳統左右翼對立的「保守vs.激進/自由主義」、「自由市場vs.規劃經濟」關係不大，但既然傳統上中共和「左」字拉上了關係，很多人看到一個左字就反感，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共產主義確實是左派的思想 支持左派不就代表支持共產黨嗎？ 這是個很妙的問題，因為在西方的保守右派眼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確實是左派的代表思想，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但共產黨真的是共產主義嗎？這樣說好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通稱北韓)也把民主兩個大字放在國名當中，但筆者懷疑會有誰覺得北韓信奉民主主義或是北韓政黨在乎人民。那麼為甚麼會覺得共產黨就是行共產主義? 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距離，筆者覺得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概括：共產主義是『你的東西是我的東西，我的東西是你的東西』；共產黨則是『你的東西是我的東西，我的東西還是我的東西』。這句話當然過度簡化了共產主義，但應該可以說是解釋了個大概。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其實官方從來未說過自己行共產主義：因為在馬克思理論中社會主義是通往共產主義的中間必經之路，中共官方也只說自己是走社會主義，或者現在的「習近平新時代裡是列共三小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那麼你支持社會主義嗎？ 按技術解釋的話，社會主義是一個「由國家或社會大眾持有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思想。而拋開術語、按字面解釋的話，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優先的思想，和重視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對立，因此在資源分佈方面，社會主義會更強調要平均分佈給社會大眾，比起個人經濟發展更強調要令社會整體富足。那有甚麼國家運作接近上面的描述？筆者的拙見認為北歐的國家似乎最為符合：在高稅率的同時，稅金也會用在人民身上，這些國家各種社會福利完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 低(即收入較平均)，人類發展指數(HDI)和快樂指數都在全世界中名列前矛。 那麼自稱走社會主義的中國呢？按估計，近幾年中共的維穩費(官方叫「公共安全支出」)每年超過一兆人民幣，比國防支出、教育支出還要高。把稅金、社會資源用在打壓人民、維持政權穩定上面，這種不叫社會主義，也不叫共產主義，而是叫極權主義。順帶一提，資本主義被抨擊的一個原因是其造成財富分佈不均。而按照數據，中國在2021年的堅尼系數為0.465，和資本主義大國美國的堅尼系數0.481相差無幾，到底中國是哪個部分走社會主義……就算是資本主義弊病嚴重的美國，筆者也沒聽過有美國大媽會大叫「要不是我們的美金，你早就倒閉了！……」云云，要用抱著「有錢就是大爺」這種心態去看的話，中國似乎更接近極端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回歸主題：我支持社會主義嗎？這並不是一個黑跟白的問題，但我確實支持社會向更接近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作者》沙羅双樹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香港疫後經濟復甦不似預期，港府為配合中國國家規劃，鼓勵港人在大灣區工作生活，現在求仁得仁，中港通關後大批港人北上消費，曾經有「不夜城」之稱的香港入夜後變得蕭條冷清。港府表示在短期內把香港夜市「搞活搞旺」，卻忘了是自己從前如何鐵腕取締小販文化，容讓地產霸權全面進場，香港十八區商場林立，平民化的天光墟、大笪地、食街被迫消失，香港夜市其實早已變得黯淡無光。 從前在香港做傳媒，輪夜班收工很多時會與同事到旺角食宵夜，吃完後凌晨兩點左右街頭巷尾的報販已在出售新一天的報紙，駐足看看不同報章頭版，再搭乘「泥鯭的」（共乘的士）回家，夜半三更各小巴站、的士站依然大排長龍，香港人沒有趕尾班車的概念，因為地鐵收車後，還有通宵巴士、小巴可搭，生活是愈夜愈精彩的。今天的旺角，晚市過後街道冷清，多間屹立多年的地標商店鋪位正在招租，有台灣朋友告之早前到港旅遊，在旺角飯聚後續攤，那時是晚上九時多，他們光顧一家米其林推薦的星級甜品店，竟然不用排隊，更獲安排到獨立包間不限時用膳，這情況在疫情前根本不會出現。 聲稱「由亂入治」旅客人數不升反跌 香港旅發局日前公布，2023年上半年訪港旅容人次為1300萬，比2019年同期少了超過60％。2019年下半年，港府指受「反送中」運動影響，令訪港旅客大減至2104萬人次。言即，香港走出「黑暴」陰霾，進入所謂「由亂入治，由治及興」的時代，對旅客的吸引力竟比2019年下半年還要少800多萬人次﹖ 香港對旅客吸引減少有很多因素，中國經濟差，大陸自由行來港不再大手大腳消費；一國兩制淪為一紙空談，香港失去獨特性，與中國其他城市無異；《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外國人擔心人身安全受威脅，如美國在去年3月將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提升至最高級的第4級，呼籲公民「切勿前往旅遊」（Do not travel），將香港與緬甸、伊朗、伊拉克、北韓、俄羅斯、委內瑞拉等極權國家並列，及至今年6月底才調整至2級，即「需要格外小心」（Exercise increased caution)。 通關後訪港旅客人數不似預期，甚至連港人亦不願留港消費，確實是始料不及。於是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短期內要搞活夜市。建制派政黨自由黨早前便向李家超提出一系列發展夜市經濟的建議，包括在啟德遊輪碼頭、西九文化區等遠離民居地點開設夜市場；在適當地區以「朝桁晚拆」方式開設短期夜市，長遠參考泰國及台灣等地，規劃開設長期的大型夜市。 香港沒有這類型的夜市嗎﹖其實旅客必到的女人街及廟街便是，但多年來亦僅此而已，沒有發展，甚至不斷萎縮，究其原因，是港府由來以久對小販文化的排斥與打壓所致。哈維爾《叛逆的地市》一書中提出「城市共同體」的概念，形容城市的生活模式是世世代代市集集體創造和擁有的成果。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城市空間被財團私有化以謀取最大利益，城市原有的多元性被消滅，走向單一化。這正是香港的寫照。 商場吸引力不再  延長營業時間無作用 早於1873年，港英政府開始為小販發牌，二戰後進一步將流動小販規範管理，一般分為固定攤位小販與流動小販。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屬於基層的小販攤檔與阻街、不文明、不衛生劃上等號，七十年代政府一邊廂停止簽發新的小販牌照，圖以「陰乾」方式逐步取締小販牌照，與此同時製作宣傳片呼籲市民切勿光顧無牌小販，「小販食物不安全，街道不衛生，勸導市民不再光顧。」這句奉政府喻相信七、八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人都有深刻印象。及至2000年，政府成立小販管理隊，嚴打無牌小販。小販管理隊粗暴執法多次釀成慘劇，有小販逃避追捕跳河溺斃、有小販「走鬼」時衝出馬路被撞至終身癱瘓，他們不顧一切逃走，只因被抓到除了罸款外，生財工具一律被充公，可謂趕絕殺絕。新春期間小販管理隊不執法是約定俗成，但2015年起食環署員工一改慣常做法，掃蕩各區熟食夜市，2016年更引爆「魚蛋革命」，食環人員在年卅晚出動，市民自發保護小販檔，最後在旺角街頭爆發嚴重騷亂。香港立法會資料顯示，至今年3月全港只有295個持牌流動小販，比2001年下跌了74％。由於小販牌不容許繼承與轉讓，小販平均年齡達79.6歲。 港府稱要搞活夜市，推動夜間經濟，斷不會以為靠開設幾個夜間市集就可扭轉局面，近日就有消息指政府其中一個方案是建議商場延長營業時間，吸引市民晚間外出消費。香港十八區商場林立，但不論那一區都大同小異，充斥大財團旗下的連鎖超市、餐廳、商店。自2003年開放大陸自由行後，為了迎合內地人消費模式，特色小店被金飾店、藥房取代。香港的城市空間以至消費均被財團無底線壟斷，而政府就是箇中推手，經典例子有利東街重建項目。昔日位於灣仔的利東街又稱「囍帖街」，曾是印刷品製作及門市集中地，尤以印囍帖著名。攤販原非特色景點，而是人們真實生活的一部分，建構出一道美麗的人文風景，反而吸引不少旅客慕名而來，然而「囍帖街」難逃重建命運被拆，政府趕走小商販後，讓財團在原址發展大型地產項目，建豪宅與商場，招攬品牌開設旗艦店，然後對外聲稱這是香港的新旅遊景點，可笑不﹖政府今次想靠商場延長營業時間，推動夜間經濟，卻忽視商場對港人以至遊客已失去了吸引力，千篇一律的產品、熟口熟面的品牌，難道又是靠派甚麼晚間消費券催谷市民在指定時間消費？ 官員扼殺本土文化 美食車計劃失敗收場 今天港府拍拍腦袋，忽然想到要搞活夜市。須知道，夜市的成功並不只硬件配套，沒有周詳的計劃，一切亦是只有空殼。以美食車先導計劃為例，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受電影《滋味旅程》啟發，於2015／16財政年度提出將外國流行的美食車引入香港，政府累計斥資了4000萬港元，計劃於今年因業務發展不理想而終止。香港上百年的流動小販文化政府毫不珍惜，卻不類不倫把源於美國的美食車文化移植來港，經營者入場門檻為60萬港元，由於成本高，經營者不得不提高食物價格，如首輪參與美食車計劃的天誠冰室，一個在茶餐廳售4港元的菠蘿包叫價20元，昂貴的「平民食物」對市民沒有吸引力，香港人喜愛「掃街」（一檔接一檔地光顧街頭小食），卻對美食車無感，只有坐在冷氣房製訂政策的官員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難明庶民的小確幸，才會捨本逐沒，扼殺本土文化，卻大費周張挪用別人的﹗ 有網民發起為香港夜市命名，網上票選最受歡迎的是「YES HONG KONG」，如果懂得廣東話的人便能聽出一語雙關的諷刺，YES除了與「夜市」的發音相近外，更與香港人罵人時經常用到的一個詞彙發音十分相近，想知是那個詞的讀者可搜尋港產片《旺角卡門》張學友飾演的「烏蠅」與萬梓良飾演的Tony於麻雀館的經典一幕。   作者》余知宜  在香港從事傳媒工作二十多年，走訪社會各界，目前在台，不忘記者初心。  

2023年7月1日中國國安部實施修訂《反間諜法》，緊接著又在社交媒體微信上註冊公眾號，號召全民深入貫徹習近平的法治思想和總體的國家安全觀，督促全民廣泛參與，共同防範。上有政策，下有跟風，有的地方從幼兒園教育開始，練就火眼金睛，大義滅親。街頭巷尾開展舉報運動，深揪隱藏在親朋好友中的顛覆勢力，使之無處遁形。對舉報者，論功行賞，火箭式直升官位。 「已有的事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毛澤東的極權時代長大的我就經歷過這種「抓特務」的事。文革末期，我跟著發配到贛南一個偏僻的礦山的「右派分子」父親讀小學。礦山和地質勘探隊以及附近農村合成一所簡易小學，師生加起來也有三、四百號人。 小學成立了兩大隊，一支「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孩童們抹一臉彩繪油彩在舞台上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一支「紅小兵糾察隊」。挽一塊紅袖章，腰間捆草繩，別一把木製手槍，手持一根紅纓頭梭鏢，站崗，放哨、設路卡、查探子，搞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禮堂放電影，什麼《冰山上的來客》、《鐵道衛士》等，都是「反特、抓特」的故事。 看電影之前，照例先吃「憶苦思甜」的糟糠糰子，有人放奇臭無比的屁，有人打停不下來的嗝。「紅小兵糾察隊」義憤填膺地請求大人們徹底清查這些個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這個時辰放屁和打嗝，是不是隱藏的階級敵人的暗號。那時小學生的腦袋裡，緊繃一根「抓特務」的鋼筋混泥土的弦，只想拋頭顱、灑熱血，將世界上一切十惡不赦的反動派，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永保革命江山萬代紅。 地質勘探隊的技術員「陳眼鏡」，不管春夏秋冬總是穿著一件帶拉鏈的舊皮夾克，顴骨特亮突出，好像礦帽上的安全燈。跟我爹一樣，也是被監督改造的「五類分子」。 「陳眼鏡」一年有幾個月在野外跑地質勘探，他老婆，--個大胸脯、大鼻孔的農村婦女，每月礦裡發工資的時候，就放下田裡農活來幫光棍們拆洗被子，拆來洗去，也賺一點皮肉錢，她有六個拖鼻涕的「餓癆鬼」小孩呀。「陳眼鏡」揪住她老婆的頭髮一頓菜刀亂砍，砍得她老婆滿身是血滿地找牙，那淒厲的哭喊聲像來自地獄。 就這樣，「陳眼鏡」的大女兒嘉美代替她娘來到了地質隊，我倆成了同班同學。 苦人的孩子早當家。 十三歲的嘉美課餘還撿煤渣，拾短活，什麼都幹。礦裡垃圾堆裡黑不拉幾、油乎乎的紗手套和一節節花花綠綠的短毛線頭，她都翻撿出來，洗淨，接上，織背心，織手套。她怯生生地向我下井的爹要來作廢的砂紙。那種砂紙，一面是鋼、鋁等材料做成的「沙粒」。一面是硬粗布，用來打磨金屬工具的。嘉美如獲至寶，用小刀一點點刮掉沙粒，將硬粗布拼起來，縫成前後一般圓的百衲褲，帶回農村給她娘和弟弟妹妹們穿。 嘉美和我一樣在礦裡吃食堂，住男人集體宿舍，睡上下高低床。我跟我爹睡下床，各人一頭，冬天我就把腳伸到我爹的胸窩上取暖。嘉美說她跟她爹在地質隊睡上床，晚餐不吃不喝，省得夜裡爬上爬下。 生活是那麼單調，那麼貧瘠。 「反特、抓特」電影中的懸疑、告密、驚悚、甕中捉鱉刺激與發酵了我們可憐的想像，升級一切矛盾。但只有「 根正苗紅」的子弟才能參加宣傳隊和糾察隊，嘉美和我屬於「可教育好的子女」，只能當跟屁蟲。比如發現了可疑分子，我倆就被派去盯梢後半夜，等到天亮一聲大喝，大夥去抓「現行」時，卻沒我倆的份。 中午食堂開飯的時間還不到，礦裡被炸斷了一條腿和一條胳膊的臨時工就領著我們一幫破衣爛衫的小屁孩去窗口敲打鋁飯盒，「我落難人不得意了，因此上，打上一個《蓮花落（Lao）》，落個蓮花落依吆喝」。 同學「董豬油」的娘掌大勺，煞吼：「吃了去困死呀」。 同學們都咬耳根，說「董豬油」家地下埋了幾罈子豬油膏，他家裡每晚吃豬油拌飯，要不，他的豬嘴那麼油抹令光。 嘉美的碗裡偶爾漂兩片白花花的豬肉，她都捨不得吃，仔細挑出來，曬乾，撒點粗鹽，用荷葉包起來，留給他爹吃。 我們的音體美彭老師是個瘦高的上海知青，白襯衣、藍卡其布褲子，身上帶著城裡人特有的香味。 彭老師平時上課對我們只放羊，但「董豬油」看得出他的「狼子野心」，因為他只對教育嘉美熱心。上體育課時「跳山羊」，我跳不過，一屁股坐在「山羊」上嚎哭，彭老師吹吹口哨：手一揮「自己下來」。嘉美跳不過，就躬身蹲下來，喊嘉美騎他肩膀上下來；軍訓時，別的孩子爬在地上練習瞄靶心，彭老師爬在嘉美身上幫她瞄準靶心。 彭老師會拉手風琴，自己填詞作曲。「 董豬油」怪聲怪調，「哆來咪發唆拉西」拉成大鋸一樣，彭老師就扭著「董豬油」的耳朵，罰他站在教室外面吹寒風；捏著嘉美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打拍子，哼《紅河谷》：「人們說你就要離開村莊，我們將懷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陽更明亮，照耀在我們心上」。 「董豬油」偷了彭老師送嘉美的一盒藍色鐵蓋子的「百雀羚」雪花膏，以為是豬油，用乾裂的手指狠狠挖了一坨往嘴裡送，笑得教室裡前胸貼後背。 「董豬油」恨透了彭老師，回去跟他娘告狀，他娘再添油加醋，通過食堂窗口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小學畢業的那年，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了學校，幾個荷槍實彈的人帶走了正在上課的彭老師，也帶走了嘉美。後來嘉美回來了，彭老師卻再沒回來。冬天，縣裡召開了公審大會，礦裡和地質隊派了代表參加。據說彭老師和幾 個「現行反革命」被捆得肉粽子一樣，跪成一排，脖子上掛著打了「×」的罪牌，誰都想不到彭老師居然是個隱藏很深的「美蔣特務」，但嚼舌根的家屬們卻說是彭老師犯了姦污幼女罪。 我爹因此提高了革命警惕，送我回千里之外的娘身邊去念中學了。臨別，嘉美送我一本張貼得整整齊齊的「金猴牌」奶糖紙。 那種糖，我十年後才嚐到。 從故鄉到異鄉，三百五十六里長路。許多年又許多年，白天和黑夜，人和鬼都在匆匆趕路，誰也不會理會誰的事情。有時我也會一個人面對著天空發呆，但沒有一只記憶的蝴蝶停在樹枝上。 嘉美已經離我十萬八千里遠了。 要不是那年在上海的一個詩歌節上偶遇彭老師，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那罪魁禍首的橢圓形禿頂和僅存的幾顆煙熏黑牙，徹底埋葬了「知青」彭老師的英姿軒昂，但一副金絲邊眼鏡還是殘存了上海男人的精明和斯文。 飯桌上我問起嘉美。正在滿頭大汗跟一筷子乾紅辣椒較勁的彭老師，頓時張開血盆大口，四眼像四挺重機關槍一樣掃射過來：「我這輩子被這條瘋母狗咬住不放，什麼人生呀，家庭呀，事業呀，全他娘的扯卵蛋！」 彭老師說他坐牢的那些年，嘉美每月探監。刑滿釋放後，妄圖擺脫嘉美，開闢一番新天地，南下深廣、北上京城，甚至跟人跑單幫，遠赴解體後的原蘇聯的幾個加盟共和國倒騰日用百貨，也下東南亞幹過撈一票就走人的買賣，但不管他走到哪兒，不論怎樣變換地址和手機號碼，嘉美都能在茫茫人肉海洋中嗅到他的蛛絲馬跡。他說被「嘉美這個『女吸血鬼』附體，她眼神裡白骨嶙峋，笑容在空氣裡有條不紊地凌遲。」 「你懂什麼叫『詔磔於市，千刀萬剮』嗎？你懂什麼叫『剝皮抽筋、油煎活烹』嗎？」 彭老師一輩子結不成婚，也談不成對象，幹不成事業。有人勸彭老師就當一場碰瓷，一次車禍，賠點錢完事，但嘉美絲毫不被糖衣砲彈打中。彭老師說出獄比坐牢還難過。俗話說，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又北方，泱泱世界，但就是沒有他的迴旋之地，連生存扎根之地都沒有。 「嘉美這個『登潑』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 彭老師時不時蹦出幾句江西話。 「彭老師，嘉美真是個好女孩，這麼愛你，你們組成一個家庭吧，何況，您必須對她的人生負責。」 我一臉人民法官。 「我憑什麼對她負責？我根本沒有碰過她小妹妹一根汗毛。她的『處女膜』已破，誰搞她的，她心裡有數。『陳眼鏡』告我偷地質勘探隊的圖紙，在背面寫音符作代號傳給海外關係，向敵人偷運我國礦藏資源情報，是潛伏的『美蔣特務』。革命隊伍裡的蛀蟲 。嘉美夥同『陳眼鏡』作偽證，栽贓我，陷害我。縱使我上半身有一百張嘴巴，也辯不過她下半身一張嘴巴。我什麼辦法都用過了，求她放我一條生路，哀她，求她，罵她，打她，撕她臉皮，吐她口水，潑她糞便，我出錢送她進瘋人院，她總能逃出來追殺我。我十八胎祖宗個娘，我到底欠了她什麼？我活不下去了，你幫我弄到日本去吧，她再狠，總游不過太平洋吧？」 我知道，那一刻，若我不立馬答應彭老師，他肯定當場生吞活剝了我。   作者》劉老西  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