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房地產巨擘恒大集團債務風險攀高，中央銀行在本月16日將恒大的債務危機類比為雷曼兄弟倒閉事件。雷曼兄弟倒閉所觸發的2008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影響甚大，當時美國政府採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至目前為止仍對全球經濟帶來一定程度的傷害。因此，當扮演銀行的銀行角色的中央銀行把恒大的事件類比為美國雷曼兄弟的事件時，必然會引起台灣社會的恐慌。但是，在本月23日央行理監事會後的記者會上，楊金龍總裁卻認為恒大的債務問題是中國內部問題，對台灣影響有限。以中央銀行重要性而言，央行對於恒大債務危機的解讀在一周內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實屬罕見，也有損央行的地位。 房地產業與金融服務業的產業差異大 首先，恒大集團的主體事業為房地產業與雷曼兄弟所屬的金融業完全不同，前者為實體生產的製造業，後者則為一家歷史悠久的金融服務提供者。恒大集團的龐大債務問題存在已久，並非不在投資人的預期之內，換句話說，恒大會發生債務危機僅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為了降低投資人疑慮，恒大在半年前仍繼續掩飾龐大債務，公開宣示迎接高增長降負債的新恒大時代。圖:取自evergrande.com 不可否認，美中的貿易衝突、美國對中國採取的科技管制措施以及武漢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對中國經濟帶來不小的傷害，也讓恒大不法履行債務的問題提早浮現。相較於恒大債務早已在投資人的預期之內，雷曼兄弟的倒閉卻在多數人的意料之外，這是因為次級房貸與垃圾債券透過金融業者的商品的包裝，其相關資訊不若恒大地產的經營與債務嚴重程度透明，因此，投資人在有限的資訊下，受到雷曼兄弟倒閉地的傷害也特別大。 恒大集團與雷曼兄弟國際化程度不同 其次，有別於恒大集團的經營方式，雷曼兄弟在金融業所累積的聲譽與消費者信賴是恒大集團所不及的，加上其業務與商品的國際化程度也遠高於中國房地產業者，因此，即使恒大的債務高出雷曼兄弟甚多，其對全球金融與經濟的影響也遠不及雷曼兄弟。換言之，恒大集團的國際化能力遠不及於雷曼兄弟，因此，將其債務危機類比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僅是凸顯對於產業別的認知不足。 恒大集團總部。圖:取自evergrande.com 再者，恒大集團因業務所需而發行的外幣債券若無法償還，仍會對於部分持有其外幣債券的投資人，只是其影響層面必然遠不及跨國金融業者的倒閉。一旦恒大集團無法履行債務，投資人若需透過香港在對於中國境內的恒大集團求償又是一個非常冗長且交易成本及高的訴訟過程。中國企業透過香港發行美元債券或藉由香港的金融機構籌組企業貸款是相當常見的現象，但是，當中國企業無法履行債務時，往往會讓投資人血本無歸，也讓許多參與企業聯貸的金融業面臨提列呆帳的損失。 央行應降低人民幣在其外幣資產占比 最後，若楊金龍總裁認為恒大的債務問題不小，即使其破產的傷害主要集中在中國境內，然而，台灣並非完全不會受到恒大的影響。這是因為房地產產業為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IMF首席經濟學家Gita Gopinath認為中國恒大的潛在違約可能對中國的經濟活動和金融穩定產生影響。高盛集團認為中國經濟成長率受恒大集團最大的衝擊可能達4.1%。若此，則中國的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這對於將人民幣作為我國「主要」外幣資產的中央銀行而言應該要更為謹慎，中國的經濟情況與過去已有很大的差異，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對於中國的政策方向也與過去明顯不同，面對全新的中國，我國央行對於將人民幣作為主要外幣資產的配置也應該有全新的思維。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一個村莊會有多少人成為解放軍，他們的命運如何？我想把我們自然村裡的參軍情況做一個分析，整個大陸農村出身的軍人命運，也大致可以窺見。 從前我們村莊有二十多戶人家，一百多人口，從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參軍的人數八人，退伍或轉業後成為政府官員的二名，成為工人的有三名，回家務農的三人。無論是參軍人數占村民總數的比例，還是退伍轉業成為非農人口的比例，我們村都是相當高的，我的印象中，鄰村沒有如此多的人參軍。 六七十年代的參軍光榮 六七十年代，參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每月還有一定的津貼，農民們羨慕的，本不是軍人的職業，而是國家公職人員一樣的衣食無憂。在傳統觀念中，是「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共產黨的先軍政治，將軍人職業榮譽化，「一人當兵，全家光榮」，政治宣傳改變了村莊的傳統觀念。 還有一個國際背景的因素，就是二戰之後，中國沒有了戰爭威脅，所謂的解放台灣、抗美援朝，以及後來的應對中蘇衝突，都是中共製造出來的戰爭與戰爭危機、戰爭想像。也就是說，村莊裡這些兵，都沒有經歷過戰爭，是和平兵，這些人考慮更多的不是戰時立功或流血犧牲，而是當兵之後的出路，離開鄉村成為工人或政府官員，才能使當兵光榮變成生活實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真的像中共建政前那樣經常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時不時有「烈士」魂歸故里，村民們是不願意讓自己孩子上戰場的。 本家堂兄文革時參軍，寄回家一包毛像章，我當時四五歲，得到一枚像章，高興得現在的孩子得到一個小玩具一樣，而一位鄉村年輕老師，從參軍的同學那裡得到了軍人皮帶，更是欣喜不已，並以獲得從軍隊中直接得到的解放軍軍服為夢想，與現在的孩子得到名牌服裝心理差不多。 這個時代村子裡有五人參軍，我堂兄在部隊開車，退伍後獲得到縣城開車的工作，這在當時是一份美差；一位村民參軍當工程兵，每天日工作是艱苦的開山辟石，其實是穿軍裝的國家苦力，退伍後沒有任何保障回村當農民，九十年代還詢問我維權的事情，但我對退伍與當兵年限的待遇一無所知，所以愛莫能助。一位退伍後先是得到生產大隊小賣部售貨員工作，後來進入礦山當工人，還有一位查姓村民成為縣城的科級職員，因為他在部隊已獲得官職，這種情況是百分之一，甚至更少。 退伍轉業的幸與不幸 我們村莊裡查姓高中生可能是最幸運的農村兵，他高中沒有畢業，就獲得了當兵的機會（1973年），我當時小學三、四年級，記得當時在小學教室裡為他舉行歡送儀式，他胸前掛著大紅花，由兩個同學扶著前往鎮上，上百人的歡送隊伍敲鑼打鼓跟過節似的。 他算得上我們村裡的大夥伴，偶爾會與我們在胡同裡玩追逐遊戲，當時已表現出少有的「領導才能」，大隊裡的青少年遊行，他總是領頭喊口號，而他讀完民間手抄本間諜小說《梅花黨》（書中涉及到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中共將軍許世友等），能在村莊堂廳裡向村民們講述書中驚悚的情節。 我大學畢業分配的時候，他也完成了自己的轉業，他的分配據說令安徽省政府震驚，直接由中央軍委有關部門安排到安徽省政府有關軍轉幹部安置部門工作，省政府以各種理由退回他的任命，但均被上級否決。有說是因為他的親戚因朝鮮戰爭的功勳，在軍中任要職，加之他個人素質，所以才獲得如此重用。顯然他的學歷是個弱項，我曾在他的辦公室裡，看到他將電視大學教材不時從抽屜中悄悄拿出來閱讀，當時他在努力學習以獲得大學文憑。 現在他以廳局級幹部身份退休，回到村子裡在老宅基地蓋上房子居住，與他父親一樣低調而友善，他的兄長一位是民兵營長，另一位也是軍轉幹部（在縣城），我曾寫過村子裡的民兵營長在文革時從來沒有用政治手段對付所謂的「五類分子」或鄉親，遇到村民們的「封建迷信」活動也是繞道走，絕對不會上綱上線，這是村莊賦予他的品性，他們的父親像一位重視德行操守的鄉紳，傳統的教養使這個家庭的孩子沒有卷入文革武鬥或迫害他人。當然，一家兩個兒子能夠在軍中獲得培養，並成功進入縣與省級政府部門任職，背後應該有著更深的因由。 六七十年代村子裡五人參軍、退伍，只有一人回村務農，回鄉率是非常低的。不幸的是鄰村的一位退伍軍人，他認為自己具備轉職待遇，但被別人走後門替代了，因此變成瘋子，我們上初中的路上，總能聽到他在村莊邊高聲訴說自己的遭遇，指名道姓地罵腐敗官員。 八九十年代的參軍與退伍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村莊又有三位參軍，只有一位從部隊直接轉業，其它兩位回村務農。這批六十年代出生的村莊兵也是光榮滿滿地參軍，卻是灰心失意的退伍，因為這個時代是「發家致富」的新時代，參軍幾年很快就會出現經濟落差，部隊仍然按照原有的標準補貼，軍幹們卻開始了腐敗，所以一位退伍回來的小夥伴對我說，養兒子當豬，也不要去當兵。而一位在空軍服役的村裡小夥伴卻對部隊生活相當滿意，因為空軍生活待遇好，主要監控敵機。我曾問過他，遇到美國的偵察機如何應對？他說主要是發出警告。盡管生活待遇好，但當兵的榮耀感開始失去光環，在鄉村戶口的子女可以接替父親城市工作的政策下，他轉業成為城市工人。 對比村莊裡六七十年代參軍與八九十年代參軍，可以發現早期參軍還可以改變命運，成為工人或政府官員，後來當兵基本就是盡義務了，當兵不僅沒有光榮也沒有了實惠，村子裡的小夥伴們要麽考大學謀職，要麽外出經商、打工，留守鄉村的越來越少，再也沒有聽說過誰家的孩子去參軍了。  延伸閱讀  →吳祚來自述 30「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下） →吳祚來自述 31 解放軍被美化與神化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香港傳來的噩耗從未間斷，幾乎每天打開手機都會為之揪心。然而，近期最能牽動筆者情緒的，非鄒幸彤的一系列報導莫屬。 仔細翻閱鄒幸彤目前為止的人生經歷，就讀於名校英華，高考後憑著「5A」佳績考入劍橋大學，卻又敢放棄攻讀至半途的博士學位。在回港攻讀法律的同時，加入支聯會參與人權事務，為興趣而逐夢。 如此看來，她近日的舉動好像也就不難理解。這是一個外表柔弱，實則倔強無比的奇女子，才能在抗爭成為禁忌之時，選擇不退反進，「補位」向前。不知道是筆者見識淺薄，還是向來敬支聯會而遠之故，維園事件前雖對鄒幸彤也有所耳聞，卻從沒有太大印象。維園事件後，筆者在「原來還有人敢站出來？」的第一反應後，接踵而來的便是對她「支聯會副主席」身份的詫異。如今想來，是筆者狹隘了。曾經參與《香港民族論》的李啟迪都可以變節，支聯會為何就不能出一個女中豪傑呢？ 言歸正傳，反正在香港抗爭最熾熱之時，鮮少看到鄒幸彤的身影。她反倒是在人人自危，充斥著自我審查的時候跳出來了。在一個政棍橫行，利益至上的環境下，鄒幸彤輕而易舉地引起了我對她的興趣，越去了解就越覺得這個人有意思。 連一句「香港人加油」都容不下的年代，鄒幸彤敢於說出「咁我想試，呢啲代價，真係付唔起咩？」這一番話。 在眾人紛紛想著自保時，她有著犧牲自己也不交出資料的風骨，甚至直面政權，提出「來一場光明正大的辯論」。 當別人連切割都來不及時，她在獄中請會員反對解散支聯會。 好一個「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好一個鄒幸彤。 不得不說，筆者和她的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以「香港獨立」為信仰的筆者，一向不屑於與「大中華膠」為伍。唯獨是鄒幸彤，還在惋惜香港人不再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典型「大中華膠」，在無光的時分挺身而出，為筆者帶來一絲光亮，也贏取了筆者的尊重，甚至還有點自愧形穢。 敬佩以外，更重要的是反思。說著「光時港獨」的我們，真的做到傾其所有了嗎？已經過去的事情無法改變，那就在未來多走幾步，更努力一點，這才對得起我們身後的屍山血海。 鄒幸彤以身證道，證明了不論光譜崗位為何，都有堅守到底的辦法。「冇得做」(做不成)只是一種藉口，現實是願意付出對應的代價與否。香港需要更多鄒幸彤，不求人人如她一樣捨身取義，最少不要讓政權的紅線成為自己的底線。 每個人多做一點， 告訴身邊的同路人「我還在」， 在黑夜中互相支撐。 最近很盛行祝福對方在亂流下平安， 但筆者更願意說的是， 祝你在亂流下保持清澈， 此生不入濁流。 香港人，盡做。   作者》西北望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近期，上海市民發現了上百個被遺棄的快遞盒子，裡邊裝的是幼貓仔犬，這些快遞盒子都是盲盒。2021年的寵物盲盒悲劇，已經出現了很多次，用盲盒裝運活體動物無異於虐待，儘管中國已在2011年禁止了在沒有動物原產地政府核准獸醫簽發的健康證明情況下，跨省運輸貓狗，卻形同具文。 盲盒不是福袋扭蛋  以小博大缺乏對生命的尊重 最近幾年，中國「盲盒經濟」作為一種商業行銷模式是非常成功的。盲盒是指通過包裝看不出物品的款式或者種類，只能在拆開之後才能知道的一種商品。它準確捕捉到了中國消費者的心理，可以帶來驚喜感和神秘感，這些感覺很容易讓人上癮，這種不確定的刺激，讓玩家購買的可能性變高了。 從文具盲盒到寵物盲盒，從線下到線上，許多中國民眾難免想在潮流之下撈上幾桶真金，但絕不是「萬物皆可盲盒」。沒有對生命的敬畏，缺乏制度的約束，裡面裝的是生命，而不是可以隨意棄置不顧的物品。 更嚴重的是，中國有許多投資現象都反映了「盲盒經濟」的賭博心理。這種心裡機制，不斷看到有人教你如何設計出能讓人「上癮」的產品；進一步在投資市場生產「成癮」產品，盲盒可以是理財產品、房地產投資、金融股票、網路遊戲、社群軟體、購物軟體等。 中國熱衷購買「盲盒」，在不知內容物情況下，喜歡拆開來之後看到物品的那種驚喜感。（Pixabay圖庫) 當買房就是開盲盒  中國房市早就進入「盲盒經濟」時代  房地產行業似乎與盲盒還很遙遠，盲盒行銷似乎也很難用到房地產行銷上。其實，對於中國房地產的買賣雙方來說，買賣房子就像在開盲盒，房屋品質未知，賣家不知道到底降多少錢能賣出去，買家不知道多少錢能買得到。對於自住購房者來說，買房面臨預付款壓力、貸款壓力、交付品質、後期管委會物業等問題，一旦選擇錯誤，一生的積蓄就飄進了樓市大海。 從開發商角度來說，不管是賣地、開發、預售、搖號都讓每個環節都很有話題性，導致中國房市的投機氛圍非常濃。特別是搖號，有種賭場裡開大小的刺激感。這種氛圍下，誰還能安心工作？誰都想去搖新房。 開發商破產   購房者如何避免開盲盒 恆大留下許多爛尾樓是中國房地產普遍現象，消費者對於房子的期盼全靠樣品屋模型、宣傳單，以及銷售人員的言語描述。購房者能夠看到的，只有案件週邊目前能夠展現的區域配套，對於產品、景觀、品質、戶型、物業等一切關乎生活價值任何方面的承諾與呈現，都只是猜測期盼，甚至是一場賭局。 而這場賭局的揭曉，幾乎都會在房屋交屋時刻，迎來屋主怨聲載道的抱怨與維權，這不就是一場購房者永遠都占不到便宜的盲盒遊戲嗎？從消費者角度來說，開發商就是在賣盲盒，是否準時交屋、開發商利潤空間與房屋品質有高度相關，建案維權早就屢見不鮮。更有甚者，購房貸款也變成盲盒，購屋者也在賭可以貸下多少成數，都在等待轉手的利差，房價泡沫壓力越來越大。 從房市調控到房市整治   因城施策突出整治重點 110年9月10日，中共發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8部門關於持續整治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的通知」，中國房地產買賣進入三年調控階段。目前中共對於房地產政策就是要穩住房價，大漲不可能了，大跌也不現實，家長買了數百萬學區房的大盲盒被坑了，只能自認倒楣。 「房住不炒」既不允許瘋狂做多，更不允許恐慌做空，「限漲令」、「限跌令」都是為了三胎制定有利政策。許多買房者焦頭爛額，買了之後是驚喜還是驚嚇，一切都是未知之數。在恆大風暴下，估計也沒有哪家開發商還能說不怕，隨便貸。 眾所周知，買房跟買盲盒一樣，根本不知道開發商是否逾期交房，房屋品質欠佳，開發商、仲介是否發佈虛假房屋資訊、封盤惜售、違規收取預付款。上述這些都是中國民眾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關鍵，不過中共把房市整治和官員政績綁定來回應民怨，這種只想用調控解決，整治根本就是因噎廢食。 作者》吳建忠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在中秋節前夕，香港「賢學思政」召集人王逸戰、前秘書長陳枳森及前發言人朱慧盈等3人，被控串謀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 。當中，20歲的王逸戰更身負7條罪。試問一個只有20歲、剛考完文憑試，無權無勢的年輕人，到底有多大能耐才可以「顛覆國家政權 」？ 王逸戰在中國四川出生，因不滿「反送中」條例開始接觸政冶，2020年才與友人成立名為「賢學思政」的學生組織，成立以來多次舉辦街站、攝影展、放映會等，內容有反送中時的回顧、現今時事等，為不同階層的市民解釋政策利弊。「國安法」生效後大批本土、民主派組織紛紛解散，他們卻依然堅持。即使多次被捕，被票控、親人被公安問話，他依然堅持向市民講出真相。我相信他早已有心理準備自己有一天會再被捕，但他卻估不到在中秋節前，一個應該一家人團聚的節日前夕被捕，並於隔天(9月21日)於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在提堂當日裁判官蘇文隆拒絕3人保釋，有旁聽人士得悉各被告不獲保釋後，情緒激動。他們3位被告於中秋未能與家人團聚，我自己都沒有想到在中秋前發生這樣的事。他們今年被迫要過一個不一樣的中秋─在監獄中度過。相信很多港人知道這事都會感到悲傷—簡單如中秋和家人團聚的事都不能。筆者絕對覺得香港政府是刻意在中秋節前拘捕再安排上庭，令他們不能在中秋當日與家人團聚。 「賢學思政」周二接近中午時分在社交媒體表示，王逸戰透過律師寄語公眾：「或許這便是時代給予我的歷練，願我們都能勇敢豁達地活下去，一起面對恐懼、挑戰恐懼、戰勝恐懼」，又表示周二是中秋節，希望各位中秋節平安快樂，「眾人照顧好自己」。他們這番說話令筆者很感動，因為他們年紀很小，卻比我們堅強，又鼓勵我們，真是令人佩服。我衷心希望他們平平安安，可以盡快保釋出來。  現在的香港，很老實說再沒有「公義」兩個字存在。一班年輕人沒有暴力，只是放街站爭取自由都可以多次被捕；換言之，根本就是香港政府想讓你在監獄度過，而隨便找一些藉口拘捕，「國安法」能使他們輕易就可以達到想要的效果，真是卑鄙小人才能做得到。香港人日後的日子不知道怎樣才能爭取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筆者相信香港的好日子已經過去，末日逐漸拉近。希望大家有心理準備，在中共中央承諾的「50年不變」前，香港已經變成一個跟中國沒有分別的地方。 大家都想抗爭到底、爭取民主自由，但必須要想一想，多一條後備的方案，例如離開香港或許也是個比較好的選擇。筆者十分明白大家出生於香港，香港帶給大家很多回憶和感情，但是當淪陷的這一天來臨，那個我們所熱愛的香港已成一個徒有香港外表的空殼。大家都要為未來日子作出打算，除非你想讓自己處在一個腐敗的香港，做中國的奴隸。 作者》力斯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是蔡英文總統參選總統時的重要政見，在中國於9月16日宣布正式申請加入CPTPP後，國內即出現許多為何中國比台灣先申請，以及懷疑台灣是否有要加入CPTPP決心的質疑，慶幸的是，台灣也於本月22日宣布向紐西蘭政府遞件申請加入CPTPP，形成台灣與中國在一周的時間內先後遞件申請的狀況，也讓大家好奇：哪個申請國可能成為下一個CPTPP的會員國？ 中國的現況與CPTPP的精神並不一致，目前CPTPP的會員國包含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與秘魯等11國，其中，澳洲是近期對於中國貿易制裁感受最強烈的國家，因此，澳洲貿易部長澳洲貿易部長Dan Tehan於本月17日也指出，除非中國撤銷對澳洲產品的報復性關稅，否則澳洲不會與中國就加入CPTPP展開談判。 澳洲跟中國衝突愈烈，中國加入CPTPP難度更高了。圖為澳洲。PIXABAY 除了報復性關稅外，澳洲自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以來，即與中國有不少的衝突，加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聚焦於供應鏈、新技術以及中國問題的討論，這些都不是中國申請加入CPTPP的有利因素。若再考慮近期的美英澳(AUKUS)結盟，以及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與澳洲、紐西蘭重視新疆維吾爾人權，並對中國所進行的制裁與譴責，都再再顯示中國與CPTPP的多數會員國的理念價值有極大的落差。 申請加入CPTPP只是中國的大內宣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中國除了與美國以及澳洲間的關係沒有改善外，中國對於數位平台的管制以及習近平以共同富裕之名行掠奪私部門財富之實的做法，都讓中國內部目前的走向與經濟學所強調的市場經濟產生嚴重背離；此外，中國對於數據資料的保護不足以及對於財產權的不重視，都與CPTPP會員國所重視的智慧財產權與數據資料的跨境流通呈現強烈的對比。 換句話說，中國本身除了在勞動條件與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已無法符合CPTPP的要求外，中國近期對於民間企業所採取的強硬措施，實看不出中國有要加入CPTPP的決心。唯一可以合理解釋中國申請加入CPTPP的理由，就只剩發展外循環是中國十四五規劃中的重要政策方向，因此，中國提出申請只是對其國內民眾宣示發展外循環的決心罷了。 勿過度誇大CPTPP對農業部門的衝擊 就台灣而言，自美中貿易衝突與美國對中國採取科技管制以來，台商回台投資與外資來台投資均持續增加，亦即，台灣民間的實體投資與資本財的進口均呈現正向的成長，可以預見的，未來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在台灣自身的產業結構持續優化與產業競爭力提高的當下，台灣此刻申請加入CPTPP所可能對於國內產生的衝擊必然是較過去小很多的。再者，對農業部門的衝擊往往是各國加入貿易協定的最大擔憂，降低關稅雖會使得外國農產品更容易進入台灣，但是，台灣農產品出口到會員國的關稅也相應的降低，在近年台灣農產品持續改良與提升品質下，台灣農民受到的衝擊不會是我國單方面降低關稅的情況。 此外，降低關稅後，澳洲、紐西蘭、日本或加拿大的水果都可能在台灣市場彼此競爭，我國農產品也會到這些國家與他國競爭，競爭也是給予廠商提升產品品質的誘因。 台灣的農產品其實很有國際競爭力，當鳳梨危機發生時，連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也幫忙推銷。更何況就算因開放而受害，學者認為政府也應該補貼。圖:取材自安倍晉三TWITTER 最後，農產品關稅的降低並非立即性的下降，在談判過程中，不同國家的農產品競爭力均不相同，故關稅下降的進程也會有所差異，因此，過度放大農業部門在貿易協定中所可能產生的損失恐與事實不符。更重要的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加入任何的貿易協定都會對國內的生產與就業帶來衝擊，因此，政府對於受害產業的補貼與協助轉型都是無可避免的。 在台灣與中國同時申請加入CPTPP的此刻，若台灣可以被允許加入，但是中國無法加入，正是CPTPP的會員國證明該貿易協定為一個高標準協定的最好時機。 在供應鏈重組的當下，台灣在世界供應鏈的重要性逐漸上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卻持續下降，因此，供應鏈重組帶給台灣產業的質變也正是我國加入CPTPP的助力。在台商持續回台投資以及台灣與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國家持續維持良好關係的此刻，我們期待，台灣在自助與外力的幫助下可以順利取得CPTPP的入場券。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通過大數據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技術，對治癒疾病、防控疫病（防疫）、保障人們的生命健康應當有重大作用。但防疫在大數據人工智慧的應用中像其他方面一樣需要遵循隱私保護原則，甚至應制定在防疫期間隱私保護的特別法律制度。大數據人工智慧生物技術等的發展應用是造福人類、幫助人類實現更自由幸福還是被奴役被戕害端看人們的選擇。即善用、正用技術、規範技術還是惡用、錯用、濫用技術，是人被技術異化或技術服從人道始終是人們的挑戰。 由於疫病流行與防疫打破了社會常態，防疫的客觀迫切性需要以及政治正確話語影響，不可避免產生在防疫立場上保守與激進不同價值觀念的衝突，加之各個權力及資本利益驅動的推助致使現實環境愈加錯綜複雜。保守與激進的選擇必然與原社會規則形成張力。 對於防疫，保守的立場一般願意持守或選擇自然免疫、與疫病共生、自由防疫、不干預或少干預等態度對應。 激進的立場往往採取消滅疫病、封城封區、隔離等態度對應。 與其說兩種立場的取捨反映不同的判斷，不如說不同的制度文化產生不同的結果。 人類社會在漫長歲月中確立起來的普世價值及普世規則不僅不應該被削弱，相反的在種種考驗下應當愈加堅定。在疫病等重大災難面前，人們不能因為恐懼、不確定性而喪失理智。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專業人士、社會精英過度迎合驅從大眾心理，容易產生烏合之眾效應，悖離公義人道使命則產生急功近利短期行為。堅持科學、嚴謹、專業原則及倫理底線，防疫與自由、防疫與尊嚴、防疫與隱私並非對立而在人道立場上卻是一致的，在防疫過程中，諸如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善意利用、無害等原則需要貫徹始終。 隱私的維護與實現正是整體福祉水準的一個重要標準。(示意圖/Parker Coffman) 在處理整體與個體的關係時遵循權責相對應原則。防疫與隱私的衝突就像911後安全與隱私的衝突那樣出現短暫的系統紊亂，並非現代民主機制的過錯，一時的亂象來源於每個個體、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點、處境及價值觀以及對公共權力的期望值不盡相同而產生。人們能不能堅持人道價值捍衛人道尊嚴？個人自由、個人隱私，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整體的利害攸關，隨著疫情的發生不是疏離了而是更加緊密了，因此個體的自由度、隱私的維護與實現正是整體福祉水準的一個重要標準。從來沒有抽象的整體利益，只有個體的具體利益。整體與個體並非矛盾對立。從根本上說，維護個體就是維護整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個體利益以抽象的整體利益公共利益為導向，還是整體利益建立在具體實在的個體利益基礎之上，都體現在法律制度和人們的行為選擇上。在個人、社會、政府的防疫體系層次關係中，政府到底起到全能還是保底的角色作用？什麼樣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解決之道依舊是法律。通過法律科學論證廛清個人、社會、政府三者之間的權責比例關係最終界定。關於生命權高於隱私權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均可以探討辨析。但法律的價值取向仍需遵循如下幾個原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權責相對應、自願原則下的差異化、權力救濟原則、誠信、自治選擇、知情同意、主體主權原則、最小傷害原則、程式正義原則、自由至上消極自由原則、恪守對公權力（包括大數據人工智慧資料持有者）法無授權則禁止，對私權利法無禁止則自由等法制原則。 在大數據人工智慧條件下的防疫與隱私保護我們可以參考歐盟發佈的《通用資料保護條例》。該條例本身就已涵蓋了緊急狀態下的相關內容，比如針對此次疫情，歐盟成員奧地利的資料保護專家勳伯格表示，歐盟頒佈的《通用資料保護條例》中明確規定「健康至上」的原則，即挽救生命遠比資料保護重要，所以大數據可以用於防疫。但他強調，這種現象只能適用於疫情的特殊時期，疫情過後這種「非常操作」必須停止。奧地利律師協會資料保護工作組主席、資料保護專家萊斯勒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歐洲社會傳統的資料保護模式發生轉變，因為在公民集體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法律保護的角度也會從個人利益向集體利益進行轉移。萊斯勒稱，資料保護應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目的，在抗擊疫情的背景下，難免出現犧牲個別人隱私的情況。 《通用資料保護條例》從主體即適用對象包括：客戶中有歐盟公民、歐盟供應商、雇用歐盟員工、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到實施原則包括該條例在1980年OECD(西方國家聯盟）發佈的旨在保護個人資料和隱私的基本人權的「個人資料隱私和跨境流動保護指南」八大原則即：取得限制 (Collection Limitation Principle)、資料品質 (Data Quality Principle)、目的明確 (Purpose Specification Principle)、使用限制 (Use Limitation Principle)、安全防護 (Security Safeguards Principle)、開放原則 (Openness Principle)、個體參與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Principle)、責任原則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以及在此基礎上增加的被遺忘權原則（Right to be forgotten)取用權原則（Right to Access)、數據可攜權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隱私始於設計原則等。該條例大大增加了責任主體的責任及違法成本對政府公權力、人工智慧大數據寡頭等產生了有效制約。 另一方面，防疫與隱私還可以參考各國制定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緊急應對法及緊急狀態法案內容，比如美國政府應急法律主要有《國家安全法》、《全國緊急狀態法》、《反恐怖主義法》和《聯邦應急計畫》、《使用軍事力量授權法》、《航空運輸安全法》等相關法律，它們形成了一個體系。法律體系和法制化手段，為應急管理提供了可靠、高效的保障，這些應急法案也對應急政策與隱私保護做出相應安排。在這些法律制度框架之外，筆者傾向於在大數據人工智慧條件下，專門制定基於人權保障普遍適用的國際隱私保障法和國內隱私保障法。 作者》謝燕益 （1975—），人權律師，曾參與多宗人權案件。2003年提起憲政第一訴，起訴江澤民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2008年發表《和平民主運動研究》，2015年發表《慶安槍擊案律師調查報告》，709事發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經歷各種酷刑歷時553天出獄，出獄後發表20萬字《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並公開發表《釋放所有政治犯 愛你的敵人 開啟和平民主之路 致習近平及全國同胞公開信》。  

由2019年反送中運動至今，無數港人為政治行動付出代價，尤其進入2021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已被消失將近一年，香港政府的清算行動更沒有停止的一天。今年年初，香港網上討論區「連登」不時便會有網民開帖，點名在清算名單上的人「見字即離開香港」，但若真有政治人物在被政治清算之前離港，便又會被稱「背叛手足」。 對筆者來說，「移民潮」是一個早已聽過，但卻覺得有點陌生的詞語。成長過程中，對香港1997年回歸前的移民潮只聞耳語，但當經歷這幾年的巨變，不只是政治人物，對於所有香港人來說，「去」或「留」亦是個很大的議題。 就像筆者在始段所寫，現時許多香港人正把選擇留下與離去的人二分；選擇留下來，便會被批評「留下來等死」；選擇離開香港，又會被標籤「背叛為香港奮鬥的手足」。一如既往地，總有群人無論做了何種選擇，也必定要透過貶低別人的選擇，來證明自己的獨具慧眼。但先不論到底引起標籤及批鬥的人動機為何，我們對於去或留、待宰或抗爭，真的只有如此非黑即白的分類嗎？ 固然，要帶來最大的聲音及效果，在地的政治運動能達致的成績必定更為顯著，但倘若一個人並無抗爭之心、不理政治，縱使留在香港，能夠做到的無疑比一個離開香港後仍然堅持寫信給在囚抗爭者、每日傳開香港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的香港人來得少。當我們將「離開香港」與「背叛手足」、「不愛香港」掛勾，說穿了只是一種短視與情緒勒索的行為。 筆者相信，每個人都具有作出選擇的權利，亦相信每個人的每個行為都出於一種選擇。筆者為捍衛自己堅信的價值而戰鬥、負上風險、最終踏上流亡之路，這亦是出於筆者個人的選擇。而不論是離開自己熟悉的城市，到另一個陌生的國度開始新的生活；或是即便面對巨大的威脅與危機，仍然留在屬於自己的家，亦是各人各自的選擇，且都是不容易下的決定。留下來的人，偶爾會羨慕起離開的人所呼吸的自由空氣；離開了的人，不時會記掛住所附近茶餐廳的炒飯與奶茶。不論是離去或是留守的人，都一樣有一言難盡的難處，一樣有希望守護的價值，一樣有對於香港的牽掛與愛。 既然知道不論孰去孰留，都出於各人的選擇，亦有各自的難處，筆者希望香港人無論下了何種決定，作了哪種選擇，亦能夠尊重各人的選擇。我們或許有自己的信念，亦有捍衛此信念的方式，但若把自己的尺放於他人身上測度，並逼迫他人與我們用一樣的方式、捍衛同一種信念，那與我們一直以來希望追求的民主及公義，豈不是背道而馳嗎？ 最後，套一句西方俗諺：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筆者相信，比起執著於離開的人如何「背叛手足」、「離棄手足」，書寫一封信予在囚抗爭者，表達自己的關心與記掛，對抗爭者來說必定能給予更大的力量。亦提醒各位香港人，不論作出了哪種選擇，不論人在何處，請記得自己的初衷以及所堅守的價值，請記得自己是誰，在活下去之餘，毋忘初心。 作者》彼岸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第76屆聯合國大會正在舉行當中，在一般辯論階段中，各國代表及其領導人都會發表國家立場的演說，當然美、中兩國領導人成了各界關注的焦點，關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演講中有哪些亮點？當然，這可以做為檢視美中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不久前剛掛上的「拜習二度通話」，倘若兩個領導人都提及具體的合作事務，那麼美中關係就可能會有轉圜的契機；相反的，如果仍是老調重彈或是相互抨擊，則顯示兩國對峙情形不變，甚至敵對螺旋持續攀升當中。 美中對峙加劇 全球將進入新冷戰？ 單就拜、習兩人的談話內容，可以說美中兩國根本是雞同鴨講，雖然都暗諷對方的不是，而且沒有指名道姓「話沒有說破」，但外界都相當清楚兩人所指涉的批評，同樣認為對手破壞了當前關係的穩定，從拜登的說法當中，他認為美國無意要形塑「新冷戰」情勢，但認為中國利用大國之姿在破壞國際秩序，所以必須嚴守對盟友及夥伴的承諾，免於中國的威脅；相對的，習近平就抨擊美國利用民主的詮釋權來介入他國內政，強調中國堅守不對抗的立場，認為國際秩序應當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新型國際關係之中。 顯然，拜、習兩人對於國際運作的觀點差異甚大，中國面對美國集結盟友的圍堵策略相當不滿，習近平表示中國的成長並不會對其他國家帶來傷害，以支撐「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及正當性；美國則一再堅持中國崛起勢必對國際秩序帶來破壞，拜登直接提及新疆人權的問題，認為中國違背聯合國的人權憲章，利用科技來加強對內的控制，認為美國應當結合民主夥伴來對抗中國的壓迫。拜、習兩人的談話折射出兩條不同的國際發展路線，「民主」與「專制」的制度之爭是主要的格局，將會是各國選邊站的價值判斷。 問題是，美中兩國的對峙情形是否就能代表國際將進入「新冷戰」的態勢？這讓人對比上一次「美蘇冷戰」的歷史經驗，質疑的觀點認為，中國恐怕還沒有當時蘇聯的能耐，縱然中國積極拉攏俄羅斯、伊朗、北韓及巴基斯坦等國，但彼此間頂多是在「反美」立場相呼應，卻沒有當時蘇聯對於「意識形態」和「教義主義」的連結，雖然中國的國際政經影響力不斷提升，拉近了與美國的差距，但要形成「聯盟式」兩個世界的對壘情況恐怕很難，這也是為何美國一再強調自己具備「外部制衡能力」(External Balancing)的原因所在。 美國總統拜登21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圖：POTUS Twitter) 美嚴防中反制 提高宰制全球事務能耐 此外，美國除了展現她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能力，也利用「能力擴張」(Capability Aggregation)的途徑來確保全球事務議程的制定權力，就算中國有意跟「反美勢力」拉幫結派，但美國也同時透過自己或盟友對這些國家進行接觸與壓制，例如今年六月時拜登就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碰面對話，針對伊朗及北韓的核武問題，有來自歐盟、北約、日本及南韓等盟友的協力合作，針對這些涉及區域穩定的議題，美國完全排除中國介入其中，直言之，如果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建立「中國隊」，恐怕難與「美國隊」匹敵。 對中國來說，當然必須找到可以突破的機會，日前提出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就是一項極具國際策略的作法，對中國來說，CPTPP的成員國雖然較親近美國，且與「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RCEP)的15個成員有高度重疊，但美國對CPTPP仍在觀望未表示加入與否，倘若中國可以順勢加入，將可能拓展她在亞太地區的經貿板塊，甚至藉此展現中國主導國際經貿秩序的影響力，就算CPTPP成員國要審核中國申請會曠日廢時，但透過市場紅利作為誘因，將可以產生內部矛盾的政治效應。 持平來說，拜登一再提及美國對於開放競爭的支持態度，但也有責任防止出現衝突，避免與中國擴大衝突的方法，就是透過國際合作來壓制中國的威脅；與此同時，習近平處在內外部壓力重重的局勢，除了顯示中國弘揚和平發展、促進合作共贏的一面，也不會放棄顯示中國的軍事實力與底線，這從近期中國對外擺盪在「戰狼外交」與「可愛形象」之間的反覆動作便可窺知，習近平深知要硬碰硬對此時的中國相當不利，過於軟弱也會迫使他面對內部排山倒海的政治壓力，既然美中對峙已成事實，那麼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擔憂所在，就是在美中瀕臨冷戰的情勢下，如何避免推向衝突的可能。  延伸閱讀  → 中國要加入CPTPP 意在分化美日關係 → 習時代不是好時代！中共建黨百年威風凜凜 專制、壓迫、脫貧跳票才是真象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