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人熱衷於投資美國的房產，相比中國樓市，美國房價穩定，且在匯率計算之下，投資回報看起來非常可觀。在美國投資房產也很容易，就算以旅遊簽證入境，也能夠購房、收租金，不過這類的房東遠在中國，很難即使了解房屋的出租狀況，最好的方式就是委託給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會負責房屋的租賃以及房東收到租金後要處理的稅務問題。 當然，中介公司也會收取一定酬勞，所以一些會計算的中國房東更喜歡親自負責出租的工作。但美國和中國不同，美國是一個特別強調法律法規的地方，各個州針對租房和繳稅都有不同的規矩，對於人生地不熟的中國房東來說，因為語言不通的問題，最容易面對兩種困境，第一是觸犯了當地租房法律而不自知，第二是把房子委託給信任的人，卻不料朋友成了二房東，以違法的方式管理房子。 二房東、非法分租問題多 最常見的違法問題就是非法分租房子。北京、上海、香港有很多房子被惡意改為「鴿子籠」，意思是房東為了多收租金，擅自動工把房子分割成很多小單間，以幾百人民幣的價格租給城市中打工的年輕人。美國也有這樣的非法分租，獨立屋面積大、房屋開闊，地下室、閣樓都可以打理出來出租。如果是房東親自裝修房子，需要先向政府申請裝修許可證。如果房東是購買二手房子，也應該請人來鑒定屋內裝潢和結構是否存在違建。 曾有新聞報導，紐約華人居住區一間聯排別墅的地下室發生二級火災，造成2死一傷的慘狀。經調查，這間房子裡，光是地下室都住了12個人！房東就是明顯的非法分租房產，多人居住導致超負荷用電，對於屋內的管道是很嚴峻的挑戰。而屋內又沒有合格的通風和消防通道，甚至連煙霧報警器都沒有，一旦起火，就變成不可挽回的遭難。所以在分租房產以前，房東應該先了解自己的房產是否具備分租資格，順便也要了解該地區有沒有限制分租人數上限。 近幾年民宿也是一個熱門話題，很多房東都希望把自己的房產掛在Airbnb出租，就連一些獨居的留學生，也會把自己租的公寓中的空房間短租出去增加收入。但這樣的做法也存在風險，不同於直接把房子租出去，Airbnb的房東，需要為房客提供類似酒店的服務，例如接機送機、早餐服務、打掃衛生等等，這種行為就算是工作。像是學生簽證，不能接受從學校之外得來的收入，從事Airbnb就算是非法打工。 驅逐房客也要循正規途徑 還有一個很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如果房客不按時交房租，房東不可以通過換鎖、堵人等方式驅逐房客。雖然不按時交租是違約行為，但是房東應該先口頭警告，給出最後期限。如果房客已經入住30天以上，就算是居民，房東應該向法院申請驅逐令，以正規途徑驅逐房客。如果房東直接「濫用私刑」，房客就算違約在先，也有權向房東索賠在非法驅逐過程中造成的財務損失。 不僅房東可能陷入非法出租房產，房客也可能不注意踩到法律的紅線。有一些房客獨自租到公寓後，因為負擔太重或是因為其他原因，未經房東允許把自己的公寓分租出去，成為「二房東」，這其實是不被允許的。房東一旦發現，可以立刻解除租約。甚至還會有熟人專門「騙」熟人的例子，老學長們假裝熱心幫忙學弟妹找房，結果自己卻是二房東，低價租房後高價轉給學弟妹。學弟妹們不僅付了高價房租，他們的租約卻不被房東承認。 熟人其實不見得可靠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很多中國留學生，因為剛到陌生環境，總是傾向於通過熟人介紹租房，認為熟悉的人更加可靠，所以連租約也是口頭約定，有了問題私下協商解決。論壇上一些留學生卻抱怨說，再也不找熟人租房，剛開始大家都相處得和善，可是一旦有了利益衝突，熟人之間反而不好說話。這回才想起來之前沒有簽訂租房合同，很多問題都說不清楚了。 美國社會的信任原則，不會專門去挨家挨戶調查是否存在非法租房的問題。不過，美國的寬容，是為了讓特別困難的人有緩衝空間。一旦知道自己踩到紅線，應該及時改正，否則必然面臨政府的制裁，輕則罰款，重則被判監禁之後再驅逐出境。不管怎麼樣，遵紀守法都是應當的，無知並不是犯錯的理由，建議每一個剛到美國的新鮮人，在做任何事情以前，都去相關部門詢問清楚，不僅保證自己的行為正當，還可能了解到隱藏的福利政策！ 作者》任瑞婷 秋雨聖約教會基督徒，受中國宗教迫害，曾暫時在台停留後赴美。    

上月底，九龍旺角區區議員朱江瑋在議員辦事處舉行「幻愛」電影播放會，其後「幻愛」導演周冠威在場作分享時，警方及食物環境事務處人員突然出現，向在場40餘人發出違反「限聚令」告票。據周導演後來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該電影分享會乃是在私人空間舉行的私人聚會，只互相邀請朋友到場觀看，並無作出公開邀請，但有兩名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臥底潛入，在電影播放完畢，周冠威導演到場並作出分享後，警方才到場，臥底才表露身份。 食環署臥底 所為何來？ 這不禁令人產生無限聯想，如果只是要限制人群聚集、控防疫症，食環署臥底在電影分享會一開始就應該表露身份發出告票，並且解散電影會，以減低疫症傳播風險；而不是臥底至電影放映完畢，周冠威導演到場並分享，才表露身份發出告票，臥底和警方到底在等待什麼？！到底是衝著「十年」、「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而來，還是防控疫症避免人群聚集而來？警方是否要看看電影放映會除放映「幻愛」以外，會否「十年」或「時代革命」等禁片？或者是周導演會否在作出分享時，一時不慎講出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言論？！到時臥底立即表露身份，警方一擁而入，大舉搜捕，宣佈成功破獲反中亂港份子嚴密組織的顛覆國家政權案件，再次證明「香港國安法」何等重要，「基本法23條」立法何等迫切？！無奈會中各人都只集中討論幻愛，於是臥底及警方只好發出限聚令告票了事。 「十年」情節 未至2025年已成真 幻愛是一部愛情片，其中講述一名思覺失調症康復者，偶遇上心中的女神，卻不幸病發被幻覺纏繞，發展出一段疑幻似真的愛情故事，內容完全不涉及政治，到底為什麼一部愛情片的放映會，港共政權會大動干戈甚至派出臥底潛入呢？其實這針對的是導演周冠威。周導演在2015年執導「十年」當中的「自焚者」，劇情講述在2025年，一名支持港獨的青年人因違反基本法23條入獄，在獄中絕食身亡，激發抗爭者走上街頭，遭警察粗暴鎮壓，最終有一名老婆婆自焚而死。劇情中很多情節在還沒有到2025年就已經成真，支持港獨年輕人入獄、抗爭者走上街頭被粗暴鎮壓、基本法23條立法如箭在弦，「十年」在中國一直被禁，當時香港雖然還可上映，但時移世易，香港如今大概也是沒有人敢公開放映「十年」了。 另外一部周導演執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以香港反送中運動為主題，記錄了2019年夏天開始的運動歷程，包括佔領立法會、721恐怖襲擊、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然後以香港最終通過「香港國安法」作結。該紀錄的片名「時代革命」一詞，本身已經是港共政權認定有港獨、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改變特區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同時強調「香港國安法」禁止分裂國家及顛覆政權的行為。唐英傑因為騎機車、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眼的旗幟，被判煽動分裂國家罪成，可以想見「時代革命」這套紀錄片肯定是共產黨的眼中釘、肉中刺。 不讓恐懼支配心靈 才是真正的自由 「時代革命」紀錄片中除了周冠威導演外，所有職員都使用化名隱藏身份，受訪者則不是隱姓埋名、就是已經身陷囹圄或者逃離香港，周冠威導演作為唯一冠名的拍攝團隊，當然面對非常沉重的壓力，但周導演表示作為一個追隨公義的人，拍攝一場追隨公義的運動，匿名是不恰當的。 很多人都在「香港國安法」立法後對香港徹底失望或者恐懼，而選擇離開香港，可是周冠威導演卻選擇留在香港，周導演認為作為一個追求自由的人，追隨信仰的人，追隨藝術的人，因為恐懼而離開，就會活在恐懼之中，反而留在香港面對，心中會得到平安，不逃避講心中要講的話，做想做的事，即使現實未必一定可以完成，可是心靈依然自由，這比起讓恐懼支配、干涉想法和決定要讓人心中有平安。 這完全就是一個殉道者的心路歷程，為了自己堅信的信念，不惜冒險犯難，以人身安全和自由去實踐信念，對比之下，很多已經離開香港的人，已經得到人身安全的保證，卻依然不敢正面批評共產黨在香港或是中國本土的惡行，離開了還是自我審查，那又談何平安呢？我們不是要批判離開或者留下的選擇，去留肝膽兩崑崙，都有各自的理由和想法，只是希望大家都思考離開或是留下的決定，有沒有帶給你心中的平安，如果心中懷著恐懼，到哪裡都是恐懼，如果心中懷著平安，在任何環境都是平安的。 願我們在亂流下都能得到平安。 作者》我叫你喵喵咪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每年9月10日，是中國的教師節。 中國的主流社會中，在殘障領域從業的老師不僅是少數，也是容易被公眾忽略的群體。他們是特教老師、影子老師，以及努力爭取教師資格證的老師。這些老師，不僅是引導殘障者了解這個世界，也是人權社會中實現融合教育的重要角色。 因此，我們開始了一個「師聲」的專欄，把聲音還給上述老師，讓TA們分享自己在「傳道授業」時的喜怒哀樂，尤其是其如何保障身心障礙的學生的受教育權，以及自身從事的行業目前在中國的發展狀態。 這是專欄的第三篇文章，聚焦那些在中國拿不到教師資格證的殘障老師。 拿不到的教師資格證，只因「體檢不合格」 2021年4月底，重慶一位殘障女老師因「體檢不合格」，而無法取得教師資格證一事，出現在了中國社交平台微博的熱搜榜上。 據《新京報》旗下「重案組37號」欄目報道，這位女老師名為鄒蜜，是一位使用輪椅的脊髓損傷者。在專業能力上，鄒蜜擁有兩個碩士學位，分別為四川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碩士、美國雪城大學教育學碩士。她還曾擔任英國駐重慶領事館的雅思(IELTS)考官，且在英語教學上已超過十年時間。 然而，擁有長期教學經驗且具備專業能力的鄒蜜，卻多年都得不到一紙證書的認可。因為在中國成為一個老師的前提，就必須考取教師資格證，持證上崗。而這張資格證的其中一項要求，則需要申請者通過體檢。 但根據《重慶市申請教師資格人員體檢標準及辦法（2016年修訂）》，嚴重畸形及運動系統疾病（包括兩上肢或兩下肢不能運動），為體檢不合格——這項規定，無疑成為了鄒蜜獲取教師資格證的「攔路虎」。 早在2003年，鄒蜜就為了開展英語教學一事，曾在電話中咨詢過重慶市教育委員會，希望在獲取教師資格證的過程中得到支持。但令她失望的是，工作人員反而勸她不要再考，認為她即使通過了其餘考試，都無法通過體檢這一關。 拿不到教資，鄒蜜只好考取其他與英語相關的證書。從2005年到2007年，她順利地拿到口譯、筆譯等證書。但談到為何要堅持考證，鄒蜜仍會為拿不到教資而感到鬱悶，「我不死心，教師資格證不讓我考，那就考別的。因為我始終覺得沒法持證上崗，憑什麼來教學生？我很怕誤人子弟。」 在自考證書的同時，鄒蜜在教學上也獲得了學生的大量好評。她沒有專門做廣告去宣傳，都是靠熟人的口碑介紹。與學生在一起的時候，鄒蜜不僅是看著他們在慢慢進步，而且也因為這份工作，能夠在車禍致殘後保持與社會的聯結。 這一教，就超過了十年。據記者報道，鄒蜜教過的學生眾多，從幼兒園覆蓋至成人。哪怕學生在出國之後，都不忘給她寄回明信片，表示當初教學的課室雖然簡陋，但過去的時光非常快樂。 2016年，鄒蜜前往美國雪城大學讀碩士。在無障礙相對完善的學校，鄒蜜第一次看到了有殘障老師在課堂上教學，也認識了大量不同障別的同學。更令她驚喜的是，國外的就業環境不再用體檢的標準來限制殘障者。 18個月的留學生活，徹底顛覆了鄒蜜此前對殘障的認知與理解。她在《留學美國顛覆了我的三觀，那些國內的「不行」都不存在了》一文中，寫下了自己心態的變化，「在這裡，我才知道殘障並不一定非要和窮、可憐、需要施捨相連，它可以是驕傲的！在這裡，我才真正見識了從前只在紙上看過的殘障只是人類多樣性的一種而已。」 2018年，鄒蜜碩士畢業，回國欲推廣融合教育的理念。同年，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強調「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知識培訓的教師應具有相應的教師資格。」 基於繼續從業的考量，鄒蜜決定再考教師資格證。但可惜的是，即使通過了教資的筆試與面試，以及普通話考試，鄒蜜再次因「體檢不合格」，拿不到教師資格證。沒有這一紙證書，她可能再也無法像之前那樣開班教學了。 直到今年4月底，大量的媒體教導了鄒蜜的就業困境，關於教資需要不合理的體檢一事才得以曝光。隨著輿論的擴大，中殘聯介入，便表示會與重慶的相關部門溝通，盡量滿足當事人從事教師職業的願望。 7月12日，據公眾號殘障之聲搜集的資料，重慶市在6月出台了新通知，明確指出申請校外線上培訓教師資格肢體障礙人士，可以免於體檢。這就意味著，鄒蜜不再困於體檢難題，終於可以取得教資證書，成為一個「正大光明」的老師。 一個個案的成功，需要漫長的等待。但截至目前，不同地方對教資的體檢要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行動起來的殘障者：聯名信、媒體曝光與司法維權 「教師資格證需要通過體檢」的前提，對於中國的殘障者而言，負面影響已久。 自2000年9月，教育部頒布《教師資格條例實施辦法》，規定各地可以自行制定教師資格體檢標準後，不少殘障者都哀怨連連。由於各地的要求不一，導致了殘障者出現在一省通過了體檢，卻在另一省遭遇了體檢不合格的窘況。 在鄒蜜一事被媒體曝光前，與重慶在教資設定體檢標準一樣的城市有不少。如雲南、浙江、河北、山東等城市，皆把「雙上肢或雙下肢不能運動」的申請者，界定為體檢不合格，拒絕為其發放教資證書。 除了排斥肢障者的下肢，體檢對其他障別人士也不夠友好。比如在一些地方的教資考試中，需要申請者提交普通話等級證明，並要求個體在筆試通過後參加以口語進行的面試，最後還要通過包含聽力要求的體檢。這無疑也削弱了聽障者取得教資證書的可能性。 2015年，中國分佈在三十個地方的三十位聽障者，連續30天以「一天一人一信」的方式，向教育部與中殘聯寄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希望兩個部門為聽障群體參與教資考試，提供將口語面試改為手語面試等合理便利。 直到兩年多後，四川省教育廳在2018年頒布了《關於開展聽障人員教師資格認證試點工作的通知》，從中採納了聽障社群在上書時提供的建議。同年12月中旬，第一批聽力障礙考生陸續接到教育部門通知領取教師資格證。 上書，是一種希望得到政策支持的行動。鄒蜜也與殘障夥伴曾在2019年給教育部寫個聯名信，希望推動殘障老師進入學校，文章在三天內便得到200多個小夥伴簽名。但後來此事未收到任何回覆。最後只是在媒體曝光下才有影響。 媒體教導之後，確實會引起大量的關注。在她之前，不少殘障者也採用這種方式，呼籲社會支持。據《北京青年報》教導，2017年，福建殘障老師教師林傳華因右手掌缺失，即使已經在教師招考取得第一名，仍被判為體檢不合格，最後被教育部拒絕錄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林傳華是從寧德師範學院畢業，早已取得寧德市蕉城區頒发的《教師資格證》，並在私立學校當了六年的初中物理老師，而今卻不被公辦學校接納。此事經媒體教導後，福建省殘聯與教育局協調，才讓林傳華被錄用。 2019年，視障者鄭榮權也經歷了類似的遭遇。據《中國青年報》教導，作為中國第一批、浙江首位使用盲文試卷參加高考，並被大學錄取的視障大學生，鄭榮權在畢業後報考南京市盲校的教師崗位，筆試、面試成績均為第一，卻因視力達不到體檢標準而落選。 在筆試的過程中，鄭榮權使用的是盲文試卷，得到了當地殘聯提供合理便利的支持。但沒想到，他最終還是困在了體檢這一項上。後來，在輿論的推動下，當地教育部門介入並與其他部門協調，讓鄭榮權最終拿到了教師資格證。 除了通過媒體的輿論效應，殘障者也有通過司法維權，拿到教師資格證。據《上遊新聞》教導，2016年，義烏單眼女老師王麗已在幼兒園任教八年，在通過了其他考試，只差體檢一項時，卻被教育局以右眼為義眼為由，表示體檢不合格而拒發教師資格證。 同年，王麗把義烏教育局與金華教育局告上法庭。据王麗的代理律師楊衛華在公眾號「一貫刑辯」寫道，案子「此後經過三次申請、三次駁回、三次覆議、兩次一審、兩次二審」。直至2020年九月，王麗才終於拿到了幼兒園教師資格。 上述案例，從政府信息公開、聯名信（建議信）、媒體曝光到司法維權，都是殘障者為了成為一名人民教師，而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與經濟成本，才在就業選擇上得到了相關部門的允許與接納。 但行動起來的殘障者，不一定都能得到很好的反饋。據公眾號「少數派說」在2020年11月發出的問卷調查，在收集到的二十個樣本中，只有5位順利拿到教資證，其中14位殘障者在考證時遇到了缺乏合理便利與體檢不合格的窘況。 在問卷的經歷截取中，一位視障者表示自己其餘考試都已通過，為了體檢一事曾聯繫殘聯，但作用不大；也有一位在學校工作的殘障者，曾在網上向廳長信箱留言咨詢，但後續仍是因體檢而被拒絕。 他們的發聲，就好像是一葉孤舟海上漂，四下茫茫無回應。 被歧視的殘障就業，與被忽視的融合教育 在「大量殘障者拿不到教師資格證」的表象下，實則是對殘障者在就業選擇的歧視，以及對融合教育的忽視。 一方面，從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還是由國務院頒布的《教師資格條例》，都沒有明文限制殘障者不能當老師，只是要求了個體需具備「教育教學能力」。 此外，在中國於1990年公布、2008年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明確規定：「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國家採取輔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對殘疾人給予特別扶助，減輕或者消除殘疾影響和外界障礙」。 毫無疑問，中國法律是從殘障者的角度出發，保障他們的就業選擇權。但在現實操作中，體檢這個制定已久的制度卻並不合法，先入為主地否定了殘障者的工作能力，從而在檢查的項目中對身體設置條條框框，令他們無法拿到教資證。 更令「鄒蜜們」想不通的是，在就業選擇的自由之外，殘障者當老師，不僅可以保持與社會的聯結，更好地進行社會參與，還因有了工作得到穩定的經濟保障，無需再依賴政府的補貼，甚至能給國家繳稅，這難道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嗎？ 另一方面，各地對教師資格證的改革事宜進度不一且緩慢。比如2013年，廣東省才刪除了在教資申請時限制殘障者的內容；2018年，四川省才對聽障者在獲取教資證提供合理便利；2019年，天津市才取消了體檢要求，改為改為申請人簽訂承諾書的形式。 少數地方在教資要求的改變，也令不少殘障者看到希望。在鄒蜜尋找「就業出路」的過程中，不少殘障夥伴就曾建議她遷移戶口。中國的一位殘障權利培訓師孫濤，就曾根據鄒蜜一事寫下評論： 「多位朋友建議鄒老師去那些教師資格體檢標準卡不住她的省份重新申請，例如天津廣東之類。更有朋友提出建議，找中介先辦個天津的居住證，以便獲取在天津申請認定教師資格的條件，甚至還有朋友建議她通過假結婚的方式『嫁』過去」。 他指出，「這些看似荒誕的建議，絕非玩笑。甚至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在面臨鄒老師如今的處境時，面臨拿不到教師資格證就要被迫失業，進而遭遇生存危機時，這很可能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誠然，推動龐大的國家機器去改進是艱難的過程。但戶口遷移，對殘障者而言也並非那麼容易。由於不同城市對戶口遷移的要求不一樣，殘障者就需要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拿到教師資格證，從而在從業上得到更多的選擇權。 這就意味著，在福利模式、醫療模式下的中國，政府部門對殘障者的態度仍然很落後，未達到《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反歧視要求。就連中國的普通民眾，由於沒有殘障平等的意識，甚至在微博批評鄒蜜維權一事，是以輿論「爭取特權」。 更重要的是，殘障者在教資證上得不到「解縛」，也讓中國在融合教育的推進中少了很多「可用之才」。據2017年新修訂的《殘疾人教育條例》，明確提出了「積極推廣融合教育，保障殘疾人進入普通幼兒園、學校接受教育」。那麼殘障老師的缺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若在中國龐大的教育系統中，能夠統一地制定教資要求，並接納大量的殘障老師，則會影響這群從小接觸並了解殘障者的學生。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不僅會減少對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且會帶著平等與尊重的看法進入社會，與殘障者友好共處。 而且，對於殘障學生而言，殘障老師也是他們看得到、接觸得到的榜樣，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未來，是有很多選擇與可能性。他們不需要終日被自卑情緒籠罩，也能在老師的影響下，避免其他同學如言語羞辱等校園霸淩的狀況。 殘障教師是融合教育的重要資源，社會應該對殘障老師提供更多的支持，而非處處設限。鄒蜜一事的媒體曝光，既讓重慶當地的其他殘障者在就業上得到幫助，也給中國民眾提供一次反思與了解殘障者生活現狀的機會。 在鄒蜜一事之後，各地除了需要考慮如何調整體檢要求，也應該思考在校園環境內，如何給殘障老師提供無障礙支持與合理便利，讓老師在就業選擇上真正地做到無障礙，從而推動社會在殘建融合的進程。 截至目前，基於殘障的歧視與偏見，雖然仍如層層迷霧般，籠罩在中國的殘障者身上。但鄒蜜，以及在她身後支持她的殘障者們，也在拼盡全力打破大眾對他們「身殘志堅」的刻板印象——個體有殘障不可怕，社會有障礙才可怕。 不管如何，從林傳華、王麗、鄭榮權到鄒蜜，他們都已經拿起了就業反歧視這一棒，如同接力賽一樣，繼續向前跑著，把反抗的聲音傳遞下去。 後記 截至發稿前，中國實行了嚴厲的「雙減政策」，要求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並制止校外培訓機構對學校正常教學秩序的影響。 但這一政策的出台，卻導致了不少從事課外培訓的殘障老師失業，無法獲得正常的工作收入。再加上社會殘障意識不足、無障礙設施缺乏，殘障老師又難以進入公立、私立學校，進行教學。 現在，拿著這張得來不易的「教師資格證」，他們卻失去了「傳道授業」的資格。 參考資料： 無法拿到教師資格證的截癱女碩士 輪椅使用者鄒蜜：留學美國顛覆了我的三觀，那些國內的「不行」都不存在了 部分省（直轄市）殘障人員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和認定政策文件匯總  30位聽障者為考教師資格證 「一天一人一信」寄往教育部－界面新聞 · 天下  終於等到你 聽障考生考取教師資格紀實_網易訂閱  「浙江首位盲人大學生」盲校教師夢能實現嗎  為拿教師資格證，我去遷了戶口  為什麽一定要有殘障老師？  作者》陳贊多 中國工藝行業觀察者      

每當國際上有人批評中國沒有自由，很多中國小粉紅就會有兩套反駁模式，先宣稱中國很自由，稍微不自由的部分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接下來舉例很多地方號稱自由但是經常發生槍擊案，社會極度不穩定。第二是指出其他國家也有不自由的地方，不過很多中國人沒有深入住在某個民主國家，很難實際了解民主國家的生活，只能靠新聞和別人的經歷進行錯誤的猜測，所以中國人指出其他國家不自由的地方常說不到點子上。 例如我在網路上看見一個網友反問說：中國人不敢在天安門燒領導人的畫像，高喊共產主義垮臺。難道美國人就敢去白宮門口高喊打倒資本主義、共產黨萬歲嗎？看到這個留言後，我立刻問了我的台灣朋友，台灣人是否敢到總統府門口喊這句話。朋友給我的答復是：估計是沒有人會喊「共產黨萬歲」，不過喊一句「打到資本主義」有什麼不敢的？接著我又問友人，是否敢喊「總統下台」，這回友人的答復非常有意思：歷任總統沒有一個人是做得夠好，所以總統有問題，你指出來就好，甚至罵他也可以，沒必要一定要他下台，因為下一個還是一樣。 無限上綱的扣帽子讓社會變一言堂 中國人一直認為國際上申討「中國不自由」的話題都是惡意抹黑。因為中國人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之下，對於自由的認識已經有所誤差，如果詢問一個中國人是否覺得自己很自由，答案都是肯定的。沒有槍支自由？是因為擔心槍支氾濫後，社會極端分子會持槍行兇，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中國人常舉例歐美持槍自由的國家裡，槍殺案件非常常見，中國限制平民持槍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然而，中國底層人民報復社會、持刀行兇的例子不在少數，如果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應該解決「為什麼有人報復社會」或是調查「制度中有哪些缺陷把普通人逼成極端分子」。 可怕的事，中國人並沒有問這兩個問題的權力和資格。所以，中國也很常被認為是「沒有言論自由」。中國人對此的解釋是，言論自由必須放在敏感詞的限制裡面，底線就是不能抹黑國家和國家領導人。之所以如此，是擔心社會中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發表有害言論，煽動誤導單純的國民，造成社會混亂。這個說法也有很多漏洞，言論自由之下，雖然有人可能散播謠言或其他不當言論，但維護公民權益、引發社會思考的聲音也會傳播出來，對於惡意的抹黑、謠言，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自然有法律制裁。但是目前只是一句「擔心煽動國民」，這個界限很難確定，任何冒犯共產黨的言論都可能被定罪，社會漸漸變成一言堂。 在言論被控制的情況下，中國人也無權任意上網、關注國際媒體的新聞。中國的網路被「防火墻」是限制，國際上很受歡迎的Facebook、推特、YouTube都被禁用，取而代之的是被中國政府監管的微博、百度等網頁，任何信息都經過政府審查，言論必須符合國家主旋律。中國網友卻認為「防火墻」是限制國外的有害輿論對於中國網民的影響；其次，也是維護中國網路生態的發展，把Google趕出中國，才能中國的百度、騰訊等網路公司茁壯發展。 中國人民自己讓自己變待宰羔羊 不過，最近中國網遊業屢遭重創，騰訊等多間公司被制裁。騰訊旗下的遊戲都加上「防沉迷」的限制，不僅要求實名制登錄，還會定期要求掃臉，防止未成年人用父母手機長時間玩遊戲。如果不能掃人臉掃描時出現問題，則會被要求重新實名認證。儘管這項政策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但很多網友還是認為國家管的太寬了。安排未成年人的遊戲時間本來是父母的責任，國家一刀切的態度讓很多成年人也十分不方便。國家一道禁令下來，遊戲說停就停，中國人可是半點反對的力量都沒有！ 中國人不關心自己是否有選舉權，不關心自己是否有言論自由，不關心自己是否有閱讀自由，但是卻很關心自己是否可以隨意玩遊戲。只是，當中國人放棄太多基本人權和自由以後，漸漸就會發現連捍衛自己娛樂生活的力量都沒有。中國政府一直用「維護社會」的藉口，限制中國人的基本行動，美名曰「為你們好」，其實是「擴大政府權力、削弱社會力量」。可笑的是大部分人如同溫水煮青蛙，根本沒發覺。等終於要醒悟和抗爭的時候，才發現為時已晚。大政府過度干涉社會的發展，讓國民都變成巨嬰，失去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中國人一旦放棄思考，就等於把自己變成待在羊羔，聽憑政府處理，這正是政府的目的。  延伸閱讀  → 中國卡拉不OK的娛樂審查 → 中國特色名詞解釋！ → 辱華雷達隨時掃射 只為共產黨可以打造「完美的中國」 作者》任瑞婷 秋雨聖約教會基督徒，受中國宗教迫害，先暫時在台停留後赴美。    

2020年末，一部以中國大齡心智障礙者為素材的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通過百度網盤的形式，突破了中國在影像作品的審查限制，一經首發後便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熱議。 紀錄片的導演蔣能傑，此前曾拍過塵肺病、留守兒童、退伍老兵等極具爭議的紀錄片。後從2018年開始，他花了兩年的時間，記錄下兩位心智障礙者在北京豐台利智康復中心的生活現狀。 在利智，成年後的心智障礙者被稱為「心青年」（即「用心生活的青年」），而給予心青年支持的社工則被稱為「助理」。後者不僅在生活中會照顧前者，還會根據個體的差異而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助他們實現「自主生活」。 截至目前，心智障礙議題在中國得到的關注並不多。對於心智障礙者如何自主決策、獨立生活，如何平等地獲得教育與就業的機會，如何更好地進行社會參與，如何在養老時得到支持等問題，仍然處在艱難的探索階段。 對於普通大眾而言，上述問題只是與心智障礙個體其原生家庭有關；但事實上，這也反映了整個社會在殘障模式與融合程度的落後與不足。 服務心智障礙者的助理，良莠不齊且缺乏支持 「助理在這裏住，服務對象也在這裏住，基本上全天24小時都陪伴。」 面對鏡頭，利智康復中心的助理督導李立潔坦言，自己的工作是有壓力的。作為一線社工，立潔在利智已經工作了八年。在這個住宿型的機構中，她從2015年就開始支持「女生自主生活重心」，即使有壓力，也只能靠自己調整工作狀態。 當下中國，心智障礙議題的支持主體，慢慢從支持心智障礙者個體，發展到支持心智障礙家庭。但對於那些本來就在給支持心智障礙的助理們，卻很少被人關注到他們的身心健康。因為，他們也需要一些如「喘息服務」的支持。 這種需要，在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中，並不那麼明顯。畢竟影片的主角是兩位心智障礙者，助理只是時不時出現，幫他們處理各種危機。但在給心智障礙者提供支持時，助理的無奈與無力，也能被觀眾盡收眼底。 第一，付出大量的情感勞動，卻沒有心理支持。 比如主角之一的斯博，由於與家人的關係不太好，在情緒失控時就想留在機構，而不願回家。但斯博的不願離去，卻給機構的助理帶來巨大的困擾，意味著他們無法準時下班，得到休息。 「上週好不容易說服他回家，（現在又）聽到他不回去，我的腦袋就快要炸了。（他）這兩個星期砸了十幾塊玻璃。」當聽到斯博再次與家人打電話，表明不回家的決心，立潔一下子忍不住與同事發牢騷。 她需要想方設法穩住斯博的情緒，也要想好如何解決機構內的物資損失。 第二，助理良莠不齊，殘障平等意識有待提高。 除了助理沒有心理服務的支持，自身的服務水平也需要提高。比如一位助理小南在支持有情緒狀況的心青年時，曾拿著棍子去嚇唬對方。但其他助理發現這個狀況，卻沒有上報。直到被理事長楊超發現這件事，才開了一場嚴肅的檢討會。 「我們要反覆地問自己，我們到底是以什麼樣的眼光去看待他們？有沒有做到尊重他？有沒有平等對待他？有沒有將他看作一個獨立的人？自主生活有同伴支持，我們的團隊工作也要相互支持、相互提醒。」楊超向同事強調道。 不過，紀錄片中沒有深入這起打人恐嚇的事件。雖然拿棍子的員工小南，後被勸退處理。但有多少助理的殘障平等意識不足，對心青年做出了多少不合時宜的舉動，甚至會不會發生如電影《無聲》的性別暴力事件，是有必要深入調查的。 「他們只是在玩」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在無聲的世界中蔓延。究竟什麼是一起玩，卻不能說的遊戲？——電影《無聲》 第三，在輿論緊縮的環境中，難以培育優秀的人力資源。 在《康復中心李立潔：開展支持性就業服務，幫助心智障礙者走出家門》一文中，介紹了利智的發展與變化：利智此前是一個傳統的托養服務組織，心智障礙者需按照統一的標準起床、吃飯、做活動，沒有自主選擇權。 直至請了台灣的特殊教育權威專家鮑亦君作為督導，才開始調整服務願景，把自主權交還給心智障礙者。過去，服務是提前安排好的課程制；而今助理會與心青年們一起商量，探討年度、月度的活動主題。 但隨著中國輿論環境緊縮，民族主義興起，公益機構若想邀請其他地方的心智障礙專家進行交流與培訓，可能會面臨一定的政治壓力。尤其是與香港、台灣等地的合作，避免不了被官方審查，無疑造成了人力資源培育上的巨大損失。 上述情況，也讓本來就在崗位上的助理壓力更大，陷入了一個死循環——作為一線社會工作者，他們也需要工作培訓、心理服務等支持，才能避免暴力對待服務對象，從而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更好給心青年提供支持。 令人可惜的是，不少社工恰恰是因為工資低、缺乏資源提升自身水平、精神壓力大等原因，最後選擇了轉行。 提供成年服務機構少，且服務內容單一 講完公益機構中的微觀的人的困境。我們再來分析宏觀的機構之難。 自《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於2017年正式實施後，中國公益機構申請資金的途徑，變得少之又少。機構在拿錢一事上若不夠謹慎，就有可能被政府部門審問，進而導致相關工作停滯，甚至人員被抓、機構被取締。 在紀錄片中，利智也面臨著貧窮的困境：在疫情下，房租、人力、暖氣費，都需要大量支出。再加上利智的辦公場所在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對於人群密集帶來的風險更加排斥。這也一度導致利智沒法開張，更無法給助理提供工資。 在《疫情沒完沒了，一線公益機構撐不住了》一文中，詳細寫到了利智糟糕的財物狀況。「略為幸運的是，他們租用了一家國營企業的場地，場地方免除了他們疫情期間的部分租金。否則，利智康復中心的現金流已經斷裂。」 後來，利智選擇了線上的方式，研發了不少網絡課程，滿足了居家的心青年的需要。再加上部分政府補貼正逐漸向支持線上服務過渡，一些基金會的項目執行方式也部分調整為線上服務，暫時緩解了用錢的需要。 沒有足夠的政府補貼，申請資金也要謹慎選擇，那麼面向公眾籌款呢？利智也在《一切都會有的》中，也在一個商場中做了公眾籌款。不過，由於大眾並不了解心智障礙議題，籌款或者公眾科普也更加艱難，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精力。 除貧困與難以籌款之外，中國整體的成年心智障礙服務體系仍然不夠完善。據利智負責人馮璐在心智障礙議題的線上講座坦言，目前，中國的心智障礙機構約兩萬家，95％以上是小齡服務機構，提供成年服務機構非常少。 而且，不少機構的服務內容單一，多以醫療模式（包括早期康復等）為主，卻缺乏在融合教育下對障礙者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大齡階段的服務在專業化、規範化方面尚未形成共識。 此外，據壹基金在2021年發佈的《大齡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現狀的調研報告》，提到服務資源主要集中在13歲以下的康復服務。且與「小齡服務」相比，對「大齡服務」的界定和敘述都比較抽象，從9歲到59歲都有可能被歸入範疇。 更重要的是，大齡公益機構之難，也與服務體系的銜接不足有關。若心青年在小齡得不到支持，沒有在特教學校或者小齡機構得到教育，那麼成年後個人能力也會有所退化，並不能直接通過大齡機構的支持，就做到融入社會、自主生活。 這就導致不少大齡服務公益機構的發展，就像是一隻被困在籠子裡的小鳥，沒法開展更多的工作。又礙於環境不夠開放、多元，機構只能戰戰兢兢地持續運營下去，在支持心青年的服務上，心有餘卻力不足。 如今，往前路茫茫，往後無退路。無論是公益機構，還是個人助理，仍在努力地探索新的可能性，如「春風吹又生」的草般，在現實需要下野蠻生長。但他們的需要，不應該被放在議題的後面，而是擺在檯面上，獲取更多的關注與重視。 畢竟，支持機構以及具體的人，也正是在支持心智障礙議題的發展，從而推動一個共融社會的形成。 參考資料： 服務心智障礙者：支持他們自主生活_青島頻道 全國2000萬心智障礙者，你為什麼在大街上見不到，他們去哪了？  被疫情放大的生存困境——特殊教育機構「步履維艱」_騰訊新聞  作者》馬思 中國公益行業觀察者      

2020年末，一部以中國大齡心智障礙者為素材的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通過百度網盤的形式，突破了中國在影像作品的審查限制，一經首發後便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熱議。 紀錄片的導演蔣能傑，此前曾拍過塵肺病、留守兒童、退伍老兵等極具爭議的紀錄片。後從2018年開始，他花了兩年的時間，記錄下兩位心智障礙者在北京豐台利智康復中心的生活現狀。 在利智，成年後的心智障礙者被稱為「心青年」（即「用心生活的青年」），而給予心青年支持的社工則被稱為「助理」。後者不僅在生活中會照顧前者，還會根據個體的差異而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助他們實現「自主生活」。 截至目前，心智障礙議題在中國得到的關注並不多。對於心智障礙者如何自主決策、獨立生活，如何平等地獲得教育與就業的機會，如何更好地進行社會參與，如何在養老時得到支持等問題，仍然處在艱難的探索階段。 對於普通大眾而言，上述問題只是與心智障礙個體其原生家庭有關；但事實上，這也反映了整個社會在殘障模式與融合程度的落後與不足。 通過服務障礙者，更新家長的殘障平等觀 作為孩子的父母，家長們一心盼望孩子能過上好生活。但由於自身缺乏殘障平等意識，他們在教育與引導孩子一事上，反而更容易弄巧成拙。比如斯博的媽媽，就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式家長」。 小時候，斯博曾短暫地學過一段時間畫畫。但後來媽媽卻不讓他學了，認為智障的斯博「學畫畫沒用」，更應該去學生活的技能，避免成年之後無法自理。可這種干涉，卻也阻撓了斯博發展才藝的機會，甚至以此謀生的可能性。 長大後，斯博的奶奶去世，家人又考慮到他的情緒不穩定，直接不讓他出席奶奶的葬禮。但如此規避的相處模式，反而徹底激怒了斯博，讓他只能通過瘋狂砸車來發洩情緒，甚至到了後來不願回家，只想待在機構內。 斯博的突然失控，對利智的助理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們不僅要幫助斯博舒緩負面情緒，也要與家長做更多的溝通，讓他們知道如何與心智障礙子女相處。畢竟，給予心青年支持的重要力量來源之一，就是原生家庭。 這也是心智障礙議題中一個很關鍵的需求，如何給父母展示心智障礙者在生活上的多種可能性，從而更有效地支持心智障礙者。若機構的服務理念能影響家長，改變他們對殘障的認知，便能為心青年的成長提供一個健康的環境。  但要在一個對殘障者充滿偏見的社會中，影響與改變家長的思想，無疑是難於上青天。在紀錄片中，馮璐就提到從2013年開始提倡自主生活的理念後，家長對此有不少意見，認為機構只要把子女照顧好即可，而無需帶他們去出外見識。 為此，機構的助理就需要保持與家長的聯繫，與家長做倡導。比如馮璐就定期向劉浩媽媽分享他的變化，並強調「若我們對他照顧越多，他就退化得越快」。如今，在助理的支持下，劉浩在生活自理上也有了不少的進步。 隨著心青年在自主能力的提高，家長的態度也有了變化，開始重新看待自主生活學院，並給出正面反饋。對此，馮璐認為「這是一個需要等待的過程」，通過服務障礙者，從而更新家長的理念，讓他們意識到心青年的生活也可以豐富多彩。 照顧壓力如山重，解縛何時能落地？ 雖然，利智這樣的公益機構，能夠助心智障礙者換另一種活法。但心智障礙者家長身上背負的「照顧壓力」，仍然如一座厚重的山，快要把這個家庭壓垮了。 一方面，由於照顧的壓力過大，對孩子有心無力的家長常常會做出一些極端的行為，導致心智障礙者陷入危險之中。 比如在2018年12月25日，由於自閉症孩子在幼兒園與其他孩子發生衝突，後被其他家長投訴與攻擊，精神過大的媽媽選擇了帶孩子燒炭自殺。 比如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的一份刑事判決書顯示，2020年1月2日，黑龍江一位有暴力傾向的自閉症少年，被無法忍受的母親以安眠藥致死。 又比如在2020年3月13日，內蒙古一位媽媽因丈夫常年不顧家，在「喪偶式育兒」的狀況下照顧著自閉症小孩，最後因無法支付特殊學校的費用，而產生輕生念頭並掐死了孩子。 層出不窮的「謀殺」與「自殺」案例，反映在缺乏社會支持下，作為心智障礙者的監護人，對子女的生活有著重大決定權與深厚影響。他們有可能因精神壓力，而出現暴力對待被監護人，或是強迫被監護人做出違背自身意願的行為。 2016年8月，中國全國心智障礙者家長組織聯盟就曾通過聯名，對《民法總則》草案中的「行為能力與成人監護制度」遞交建議案。其中提到，希望「廢除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概念」，並支持「被監督人獲得獨立人權，促進社會融合」。 在南都新聞與2020年發的《如何保障心智障礙者的權利和幸福？》一文中，也提到如費安玲等學者提出監護人「請辭權」，表示監護人可基於自身特殊狀況（如身體健康，或監護人與被監護人長期兩地分離等原因），可以提出請辭的權利。 此外，香港的心智障礙組織「卓新力量」，也在向外倡導「第三倡議人」的形式，允許智障人士自主選擇「支援決策」的人，可以是親人或者專業人士（社工或護士），強調個體的自主權，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而無需家長負責。 由於照顧的壓力過大，對孩子有心無力的家長常常會做出一些極端的行為。示意圖／Unsplash 另一方面，中國家長缺乏社會支持，互助組織少。澎湃新聞曾在2017年發佈了一篇《心智障礙者的家長聯盟：原想幫助孩子，卻被他們教會愛和寬容》的文章，從中提到中國大約50多家的心智障礙者家長組織，但只有四成左右註冊了法人組織。 而且，大多數家長組織都是由各地幾名心智障礙者自發成立，缺乏專職工作人員和辦公場地。至於在多數中小城市和鄉村，這樣的組織幾乎空白。從家長組織的數量和規模來看，對於上千萬的心智障礙者家庭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據2018年發佈的《中國心智障礙者保障現狀及其保障需求調研報告》，其中有74.46%的家長表示在生活和工作中經常感受到壓力或情緒問題，有超過99%的家長直言自己面臨著精神壓力問題。 悲觀與無力的情緒，在紀錄片中更加明顯。利智康復心監事長、服務對象家長陸寶華就在「如何支持家長」的討論中，提到了不少家長對心智障礙的孩子沒有盼頭，認為孩子比家長早走，反而是一種福氣。 上述現象，直指心智障礙議題的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在長照服務並不完善的中國社會，殘障人士的照護必須依賴父母，尤其是在父權社會下負責「主內」的母親身上。那麼他們的需要，何時才能擁有社會各界的支持，得以「喘息」呢？ 生時缺乏經濟支持，死後又擔心財產支配 近年來，隨著社會整體的物價上漲，機構所需的服務費用也在提高，家長在經濟方面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斯博的爸爸，就在紀錄片感慨「生活隨著時間的過去反而越來越艱難」。他希望等自己去世之後，理想的狀態是斯博還能在機構內，得到助理的支持。然而由於機構需要提高服務費用，本就生活拮據的他們更害怕「之後掏不起錢」。 在紀錄片拍攝時，北京市剛出台了一個康復補貼的政策。但對此，斯博父親卻並不滿意。他提到政府沒有對政策大力宣傳，自己也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平時又因工作忙而沒有足夠時間去處理，因此很希望有相關的代辦機構。 顯而易見，從政策的出台到真正落地，仍然是漫漫長路。在利智助理李立潔看來，現在還需多鼓勵家長發聲，才能讓相關部門了解成年心智障礙者的需要。但若沒人申請這些康復補貼，政府可能會覺得沒必要而停下出台新政策的腳步。 除了政府提供的補貼低，心智障礙者還缺乏合適的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據《中國心智障礙者保障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的數顯顯示，有14.81%的心智障礙者無任何社會保險保障，且多數家長表示即使有社保也無法報銷康復費用。 《報告》中也提到，有78.45%的家長希望給孩子配置保險保障產品。但在商業保險方面，由於絕大多數保險公司都將心智障礙人群納入免賠條款，導致心智障礙者無法獲得商業保險的補充。 這就讓家長陷入一個巨大的經濟困境：隨著年齡增大，他們很希望孩子得到康復治療相關的服務，盡早獨立生活。但由於難以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持，他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比如打幾份工去存錢，以此改善家庭生活。 人在世時，家長沒法得到足夠的補貼；死了之後，他們也很擔心存下了錢，但孩子不知道如何支配，導致出現「因亂花錢而沒錢花」的情況。為此，一些中國家長便在考慮意定監護制度或者通過信托的形式，幫孩子處理財產。 據中國的《民法總則》第三十三條，意定監護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願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親屬或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由該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在《「踩高蹺式家庭」：中國大齡心智障礙者家庭實錄》一文中提到，有心智障礙者的父親就希望在自己離世前，通過意定監護制度，讓殘疾人寄養園成為孩子的意定監護人，幫孩子處理財產等生活事宜。 也有一些心智障礙者的家長，基於意定監護制度，自發成立了互助團體。如在上海的「愛托付關愛服務中心」，就是以組織作為意定監護人。若年長家長們離世後，就會有其他年輕的心智障礙家長作為志願者，探望他們的心智障礙孩子。 此外，在《如何保障心智障礙者的權利和幸福？》一文中也提到了信托制度，通過設立信托，心智障礙者家長可以作為委托人，確定孩子為受益人，將家庭的財產委托信托公司來管理，以便孩子能夠在未來得到穩定的經濟保障。 然而，無論是意定監護制度，還是心智障礙信托服務，在當下中國仍處在慢慢的探索階段。心智障礙家長在經濟方面的顧慮，還需有更多的支持與選擇機會。 雙養模式的初探，道阻且長 「我要病倒就完了，也沒人來照顧我呢！劉浩就更困難了。」 講出這句話的人，是已經90歲高齡的劉浩媽媽。由於家人在其他地方居住，她與劉浩相依為命。無法依靠劉浩養老的她，現在只希望自己命夠長，還可以多照顧劉浩一段時間。 除了乞求上天給自己多一點時間，是否還有更多的可能性？這個問題的背後，是無數個心智障礙家庭的「痛」：除了年齡漸長心智障礙者有養老需要，還有已經照顧孩子一輩子的家長，也需要在養老方面的支持。 目前，隨著人口逐漸老齡化，中國的養老服務仍然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且大部分機構只針對老年人群體，並沒有涉及到殘障人士。這就導致心智障礙者的家長不放心讓孩子去養老機構，擔憂其無法為孩子提供專業服務。 此外，社區養老與入戶養老的模式，雖然已經在推廣與進行，但對於心智障礙家庭的養老需要，仍然無法滿足。再加上自2020年疫情後，家家戶戶時不時都需要居家隔離、社交隔離，這種養老模式可能在短時間內難以持續。 值得注意的是，據《「踩高蹺式家庭」：中國大齡心智障礙者家庭實錄》一文介紹，在2021年4月，北京市民政局聯合五部門發文，推行養老院開展殘障人群的托養服務試點，並且在財政上給予補貼。 可惜的是，「雙養模式初探」並沒有引起家長的積極響應。究其原因，還是與養老院目前服務能力不足、兩代人入住導致經濟負擔重有關。此外，政策的宣傳也不足，很多家長也不太了解已經有政策支持。 筆者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環境中，解決兩代人養老的問題，最需要由官方先牽頭。如民政局、殘聯、财政部、全國老齡辦等相關部門，可以聯合起來，再加上民間不同機構一起參與，才能逐漸完善養老體系。 而且，對於心智障礙家庭的養老服務，也應該有動態的反饋制度與監督制度。比如民間組織可以收集不同家庭的需要，督促養老機構提升服務質量，再根據相關收集，以政策倡導的形式把雙養老的需要，推廣至主流養老服務中。 在養老困境中，唯有官方與民間力量集合在一起，才真正可能回應心智障礙家庭在垂垂老矣時的生活需求——不僅孩子有人顧，而且家長也有所依。 參考資料： 心智障礙者的家長聯盟：原想幫助孩子，卻被他們教會愛和寬容-The Paper 孕婦攜自閉癥孩子自殺：也要關注背後的監護人群體 ｜ 新京報專欄  障礙中生長 心智障礙者家庭的漫長突圍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馬思 中國公益行業觀察者      

在美國及歐洲眾多國家正式撤軍阿富汗後，緊接而來的鎂光燈則聚焦在中國，但中國並沒有太多時間享受美國的離去，而是應該積極思考接下來如何在沒有美國的阿富汗生存，以及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簡稱阿塔）政府頻頻表達支持與參與「一帶一路」的意願如何回應，看來中國現仍處於審慎觀望與評估的狀態。 一帶一路能讓阿富汗由劣轉優嗎 一帶一路是中國所提出與美國戰略東移的大國戰略對沖，也將其視為整合全球有效資源、實現國際化、專業化、本土化的國進民退經營概念。2014年中國與巴基斯坦簽署規模高達460億美元的《中巴經濟走廊能源項目合作的協議》，項目則包括能源、鐵公路網、光纖、和瓜達爾港建設。 正因為如此，阿塔政府更期待能透過一帶一路將阿富汗的地緣政治劣勢轉為優勢，進而連結東亞、南亞、中亞及西亞的貿易及交通樞紐，讓油氣傳輸可以經過阿富汗再到其他地區；對於阿富汗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獲利，巴基斯坦Gwadar Pro網站亦曾有訊息指出，阿富汗是第一個從瓜達爾港進行轉運貿易中受益的中亞內陸國家，2020年阿富汗透過港口進口化肥4.3萬噸…等資訊，估計這是阿塔政府極力爭取中國一帶一路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帶一路面臨歐美國家抵制對抗 中國現階段對於阿塔政府所提出參與一帶一路的期待還在觀望之中；原因在於，中國除了對於目前阿塔政府的治理能力仍有疑慮之外，最主要的是一帶一路在2014年正式開始後，不斷面對政治、安全、技術、合約管理…等各領域的風險並引發歐美國家群起對抗，G7甚至承諾到2025年前，每年以1000億美元幫助開發中國家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力；美國也通過「2018善用促進發展投資法」，成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在全球進行投資以對抗；歐盟則推出連結歐洲與全世界的國際基礎建設計畫「全球互聯的歐洲」，也在近日宣布將推動「全球門戶」計劃及對強迫勞動產品實施進口禁令，對中國一帶一路展開坑橫及對侵害人權展開反制行動等策略。 高風險加恐怖主義 中企也怕怕 除了歐美國家的聯合抵制之外，中國正逐漸縮小一帶一路的規模也是事實，主要是因為從一帶一路大規模在世界上施作以來，中國企業所承包的業務大多是一帶一路沿線的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政變與動亂的發生頻率極高，發展中國家的政局與政權的不穩定，宗教、恐怖主義與民族間的劇烈衝突都遭成嚴重的安全風險，例如實行恐怖組織活動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以下簡稱巴塔)，都讓一帶一路無形之中遭遇不可預期的風險與損失，項目突然的中(終)止都成為了常態，也讓投入的人力與物力處於進退維谷的情況。 關於恐怖組織活動的形成，阿塔政府也曾澄清，其意識形態已經趨向溫和務實，目的是在尋求在阿富汗境內建立一個伊斯蘭酋長國，主要的行動是為了建立政權，與頻頻利用自殺炸彈與敢死隊，針對大量平民、婦女、兒童採取恐怖與暴力活動的其他塔利班組織並不相同，為的就是要讓中國對於阿塔政府的政權穩定產生信心，也要讓中國降低對於阿塔的疑慮。 用哪種方式讓阿塔參與 中共傷腦筋 現階段中國政府卻仍對其參與意願未給予正面積極的回應，原因預估大致有幾項： 首先，自然是政治與投資風險性高。目前阿塔政府的政權並不穩固，政局更是處理動盪之中，組織結構能否進化是局勢穩定的關鍵；歐盟也預判阿富汗將可能發生逃亡歐洲的大量人潮，亦預先準備3億歐元的共同預算，重新安置約3萬名的阿富汗人； 其二、阿塔能否徹底斷絕與恐怖組織的聯繫也是國際社會接納的關鍵所在。阿塔政府雖已有表示不允許外國武裝份子借助阿富汗領土威嚇他國，但未明確表達是否驅逐他們或不再為其提供庇護，聯合國安理會今(2021)年6月曾有報告指出阿塔所庇護的外國武裝份子人數高達有8千至1萬人，估計也是中國更加遲疑的原因所在； 其三、中國一帶一路的實行情況與國際聲譽不如預期，政治、安全、技術、合約管理、資金、匯率…等各種風險皆不斷產生，加上目前Covid-19疫情的因素，導致中國國內行業恢復延遲、經濟主要增速指標也有所回落，種種較為弱勢的經濟情況，都讓中國不允許貿然再次投入高風險地區的投資； 其四、中國雖然曾於2016年5月與阿富汗簽署《中阿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但根據公開新聞報導顯示，中阿雖有備忘錄，但因阿國境內恐怖主義影響，以及因為地理環境與氣候的因素，在框架內所開展的項目極少，直接投資阿國對中國而言實際效益並不高，反倒是阿國的政治安全若保持穩定，則更加有利中巴經濟走廊的發展，繞道獲利看起來仍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策略。   作者》許慧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1989年5月21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支聯會以支援和爭取香港和中國民主為目標，成員都是香港人為主體的組織會員，保持活動公開。 1989年後，支聯會每年六四在維園舉行悼念六四死難者的燭光集會，參加人數從數萬人到20萬人，堅持了30年。 2020年後，香港警方已經連續兩年禁止維園六四集會。  今年8月25日，香港警方以《國安法》指控已經成立32年的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要求支聯會在9月8日之前遞交活動資料和會員資訊。 支聯會常委會正式回文要求警方提供指控的具體證據，但警方無視支聯會的要求，逮捕了支聯會尚未被羈押的所有常委會成員，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以及支聯會被以《國安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這是香港當局首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香港民間團體。 同時，警方封查了六四博物館，香港保安局建議將支聯會從登記冊中剔除。 香港當局對支聯會一系列的鎮壓有何特點？ 中共是否以此可以消除對六四的公共記憶？  隨意冠上「口袋罪」限制公共空間 支聯會提出了五大綱領包括「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這個綱領被中共指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恰恰揭示了中共政權沒有任何合法性。 中共通過封鎖公眾集會紀念六四的公共空間，掩蓋歷史真相、維護專制統治 。  香港警方僅以「合理理由相信」判定支聯會是所謂的「外國代理人」。 合理理由是沿襲英國殖民時代的法律用語，當局和警方以此壓制公民權利。 2020年7月1日後中共當局實施香港《國安法》，以模糊和寬泛的「國家安全」定義，系統地壓制和限制香港公民的表達、集會和結社權利。 隨後，香港傀儡當局按照中共意志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國安法《實施細則》），以此香港當局和警方可以全面禁止現存的爭取香港民主和自決權利的組織。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9月10日被押到法院提訊。(立場新聞提供) 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中「外國代理人」的定義成為新的「口袋罪」 。 按照這個法條，習近平的姐姐、姐夫、女兒以及其他主要中共領導人的子女和親屬都在香港替外國政治經濟組織的工作或接受這些組織的資金，幫助這些外國政治經濟組織在中共統治地區掠奪民眾利益，他們全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代理人「。 中共更是在蘇共的支持和援助下創立的，以軍事暴力顛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制度，以一黨極權復辟並強化了中國數千年的獨裁體制；與不少國家政府、政黨、財團、媒體黑箱交易，結成利益集團，壓制這些國家公民權利，在全球推廣極權體制。  槍杆子和筆桿子並用壓制集會以掩蓋真相 《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當局將《國安法》加入幼稚園和中小學教育中，開除持異議觀點的教師。 2020年9月，26 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參與維園未經批准的六四紀念集會為指控罪名，8個月後，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與梁凱晴被判入獄4到10個月。 目前，仍有12位民主人士也以同樣罪名被羈押等待判決。 中共和香港當局以此造成對今年六四公共紀念的寒蟬效應。 但是香港仍有不少人在街頭包括在維園和中聯辦外紀念六四死難者。  今年初以來，香港當局以《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大規模搜捕準備參與香港立法會選舉的50多位民主派人士，其中47名被捕者被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起訴。 當局以此方式迫使大量民間團體被迫解散。 8月17日， 支聯會決定在一個月後召開會員大會，以規劃組織的未來走向。 隨即，中共扶持的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恐嚇支聯會立即解散。 香港警方抓捕支聯會常委會所有成員后，《澎湃新聞》和《新華社》聲稱支聯會將「覆滅」。 這是中共在中國慣用的媒體審判與暴力結合的鎮壓方式，現在完全移植於香港。  六四真相如同種子的萌發和擴散 參與和採訪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香港學生、工人和記者收集並出版了民主運動和六四記憶資料，這已經成為香港公共記憶和公民抵抗的重要資源。 六四過去了32年，中共在中國掩蓋、歪曲、粉飾和抹殺六四真相、以及箝制記憶和公共空間的方式已經全部移植到香港，支聯會和其他香港人堅持不懈守護六四真相、抵抗專制的抗爭，如同種子的萌發和傳播過程，正在創造和轉換著新舊公共空間。  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延伸閱讀  → 遭指影響公眾秩序  何韻詩港演唱會場地被取消 → 香港民陣宣布解散！160萬資產全捐 聲明籲：「香港人加油！人在希望在！」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解放軍一詞的前面，有「人民」二字，一直被宣傳為人民子弟兵，是人民的軍隊。直到上大學之後，我才基本弄明白：解放軍的前身是八路軍、新四軍，是被國民政府整編的軍隊，更早的名字叫「紅軍」或中國工農紅軍，而紅軍一詞則源於蘇聯紅軍，是共產黨蘇維埃的軍隊。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拋出驚人言論：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解放軍」，被美國妖魔化，卻是中國的好哥們。王教授從另一面說出了中共解放軍的本質，它是中國的塔利班，這股外來的政治勢力推翻了中國合法政權。 童年、少年眼中的解放軍 我在童年對解放軍的印象是模糊的，可能是1967-1968年，當時我三四歲，他們開著拖拉機在村莊的對面山坡上開荒，一位解放軍開玩笑說，要把我帶到南京去還是北京去，我嚇的哇哇哭了起來。後來母親告訴我一些細節，說那些軍人很友善，因為他們多來自全國各地農村，農忙時還幫助村子里收割莊稼，村里還有小夥子回憶說，軍人曾幫助他包紮過傷口。 無疑，在這個時間段里，軍人的形象、軍人對百姓的情感都是樸素的，但村莊里人們看到的軍民魚水情背後，真相又是怎樣呢？ 由於全國各地文革武鬥升級，合肥、安慶等地的紅衛兵們甚至搶奪了部隊的武器在城市開始槍戰，這已然超出了「群眾鬥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底線，極有可能形成新的地方武裝組織，所以1967年年初毛澤東控制的中共中央多部門聯合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魂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繼而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三支兩軍」決定）。 「三支兩軍」中的「三支」只是幌子，其實是到城鄉控制武裝鬥爭的蔓延，「兩軍」中的軍管才是關鍵詞，對整個城鄉進行管控，防止武鬥的烈火危及中共政權安全。 軍隊既然有「支農」的任務，所以部分軍隊就找到有荒坡的村莊，對坡地進行開墾，鼓勵農民種上莊稼，向國家多交公糧多做貢獻。但這些坡地由於供水與施肥難以跟上，很長時間沒有被利用，軍人們也很快撤回到原駐地。 一支被美化與神化的軍隊 六七十年代不僅美化、神化毛澤東與共產黨，同時美化的還有解放軍。美化毛澤東的最經典作品是《東方紅》，它「創作」於中共延安時代，其實是利用當地民間小調改編成紅色歌曲，對紅軍的讚美與歌頌在共產黨早期並沒有出現，但有歌頌中共軍隊的大外宣作品，以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為代表，將紅軍美化成一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的農民武裝力量。 歌頌紅軍的歌曲基本是六七十年代再創作的作品，什麼《十送紅軍》、《萬泉河水清又清》、還有閃閃紅星主題曲《映山紅》，紅軍當年像塔利班一樣，靠綁架與掠奪他人合法財產維生，不可能有人十送紅軍， 而《萬泉河水清又清》是六十年代初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所作，當年並無百姓如此歌唱，與《東方紅》等歌曲一樣，竊取的都是民間歌曲韻調然後填寫歌詞：「萬泉河水清又清，我編鬥笠送紅軍.軍愛民來民擁軍，軍民團結一家親」。 《飛渡滬定橋》之類的紅軍故事，無不是神化美化中共的軍隊，這些故事、電影、歌曲對封閉社會中的青少年形成強勢洗腦，中共軍隊是不可戰勝的軍隊，是拯救百姓於水火中的英雄，從周恩來主導的舞蹈史詩《東方紅》到江青主持的八個革命樣板戲，在神化毛澤東、共產黨形象的同時，塑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共軍人的光輝形象，「雷鋒、王傑、楊子榮，革命精神放光輝」。幾乎每一個革命時期，中共都樹立了軍人的光榮形象，無一例外的都是以犧牲生命為崇高代價。 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 由於毛澤東的倡導，1964年2月1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整版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解放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既有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拒腐蝕、永不沾，又有後來的雷鋒日記被宣傳：「人不吃飯不行，幹革命不學習毛澤東思想不行」。 把軍人擡升到國家精神模範的高度，對毛澤東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意義重大，軍人們整體的感恩與崇拜毛澤東，既有精神因素又有物質利益的因素，對我們六零年代出生的人來說，軍人形象因此成為偶像，長大當解放軍，成為無數青少年的夢想。 小學校里並沒有開設學習解放軍的課程，主要是課本與小人書、電影、樣板戲的內容熏陶影響，小學時唱的是「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還有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極具戰鬥力的口號歌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是一種黨領導下的軍國主義文化。 令人不安的是，近日多家媒體報道：林鄭月娥宣布香港電台將播放《大決戰》、《跨過鴨綠江》。軍國主義文化即將開始對香港人進行洗腦宣傳。 大陸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接受文化大革命洗腦的一代，現在這些人成為中國大陸的中堅力量，部分人儕身省部級行列，當最高領導人覆辟文革時，這群中堅力量內心的那份情感又會覆活，盡管更多的老百姓不願意文革重來，但公權力的政治傾向使熱愛文革的人隨風而起，充滿戰鬥精神，願意像軍人一樣在中共領導人指引下去戰鬥、去打擊異已。  延伸閱讀  →吳祚來自述 29「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上） →吳祚來自述 30「八九六四」之後的罪與罰（下）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