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會戰」（Battle of Long Island，也稱為布魯克林會戰，Battle of Brooklyn）是美國獨立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場戰役。不過，是美軍慘敗，失去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紐約。既然如此，為什麼一場失敗的戰役會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呢？這是因為，在這場戰役，有一群勇敢的戰士，犧牲了自己，為其戰友爭取撤退的時間，挽救了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讓美國獨立戰爭得以繼續。 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宣布獨立，為鎮壓叛亂，英國政府派出強大的艦隊，以及超過3萬4千名的士兵前往紐約。 8月27日，英軍開始攻擊美軍在關高地（Guan Heights，橫跨現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一系列山丘）的防禦陣地。同時，北美英軍總司令威廉‧何奧（William Howe）把主力部隊帶到美軍的後方，然而，美軍並不知道，所以，當美軍撤退到布魯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時，一支特遣隊被迎面而來的英國黑森傭兵（Hessians，德意志籍傭兵）所包圍。於是，即使美軍有地形優勢，但寡不敵眾，死傷慘重，傷亡加上被俘虜者，約損失了20%的兵力。 The Battle of Long Island by Domenick D'Andrea for the state of Delaware and Maryland, 1776. 眼見情勢不妙，美軍少將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又稱史特靈勳爵，北美的居民也通常以史特靈勳爵稱呼亞歷山大）下令全軍穿過濕地撤退，自己則與莫迪凱‧吉斯特（Mordecai Gist）少校所帶領的260多名馬里蘭州士兵殿後對抗超過2000名的英軍。史特靈勳爵將這支殿後的衛隊配置在「科特柳大宅」（Vechte–Cortelyou House），6次向進逼的英軍正面發出攻擊，為身陷泥沼的美軍爭取時間。 結果，馬里蘭士兵幾乎全軍覆沒，共256人在「科特柳大宅」前戰死，只有10個人潛回布魯克林。史特靈勳爵雖然生還，但不想向英軍投降，最後衝破英軍的包圍，向黑森傭兵投降。這批馬里蘭士兵後來被尊為「馬里蘭州四百死士」（Maryland 400）。 「馬里蘭州四百死士」英勇犧牲，防止了美軍更多的兵力損失。然後，因為英軍沒有趁勝追擊，接著又因暴風雨來襲，英國艦隊無法進入紐約東河，讓美軍有機會探得英軍進攻情報，準備撤退。8月29日破曉前夕，紐約市飄起濃霧，再次幸運天助，讓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得以將全軍從布魯克林高地撤退至曼哈頓。 U.S. Army – Artillery Retreat from Long Island 1776 (1899, Werner Company, Akron, Ohio, Public domain) 可想見，見證「馬里蘭州四百死士」勇敢犧牲的「科特柳大宅」是多重要的文化遺產，因此，2012年，現稱為「老石屋」（Old Stone House）的「科特柳大宅」，被美國聯邦政府列入《國家史蹟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NRHP）。 其實，從「科特柳大宅」到「老石屋」，這個屋子，不只見證了「長島會戰」，還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經歷。 1699年，荷蘭移民家庭克拉斯‧安瑞森‧費希特（Claes Arentsen Vechte）和兒子建蓋了「老石屋」，是為農場房舍。1790年，第五代子孫把整個農場賣給雅克‧科特柳（Jacques Cortelyou）。這就是「老石屋」原來稱為「科特柳大宅」（Vechte–Cortelyou House）的原因。 1852年，科特柳家把整個農場賣給鐵路開發商艾德溫‧利奇菲爾德（Edwin Litchfield）。「科特柳大宅」先為管理者據為私用，而後成了冬季滑雪隊的俱樂部。「科特柳大宅」座落在當時的華盛頓公園（Washington Park），是職業棒球場大聯盟的公園（球場），因此，後來「科特柳大宅」變成職業棒球隊「布魯克林超級棒球隊」（Brooklyn Superbas，1899）的俱樂部，球隊的制服和裝備都存放在「科特柳大宅」中。「布魯克林超級棒球隊」為「布魯克林道奇隊」（Brooklyn Dodgers，1933）前身，後來移到加州，變成今天的「洛杉磯道奇隊」（Los Angeles Dodgers，1958）。 1897年，「科特柳大宅」被夷為平地和燒毀。1933年，使用了許多原始的石頭重建，位置稍微動一點點，自此以「老石屋」之名取代。現在，「老石屋」為歷史博物館，由非營利組織管理營運，並舉辦文化與教育活動。 2021年12月23日，紐約市政府給了「老石屋」1千零95萬美金（約3億台幣），旨在保護和恢復這座「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地標」。 的確，當人們可以站在再造的歷史現場，認識讓美國得以建立的一場重要戰役，對於「勇敢犧牲奉獻」的人格必有更深刻的領會。因為，就如「老石屋」的執行長金柏莉‧梅爾（Kimberly Maier）所說的：「布魯克林會戰是有關韌性的故事，是我們歷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刻。我們的未來也能從中汲取教訓，因為帶領我們的城市、社區或甚至我們的國家前進的，是我們的選擇和行動。」  延伸閱讀  City invests $11 million in Old Stone House preservation |布魯克林報（Brooklyn Paper） Old Stone House - Historic House Trust of New York City |老石屋 Brooklyn Battle Facts and Summary |美國戰場信託基金會（American Battlefield Trust） 作者》蔡嘉凌 專欄作家。現旅居紐約。著有"Our Stories, Our Truths"       

今年9月間，一則某公益項目在99公益日「套捐」的新聞上了媒體。「99公益日」是騰訊主要發起的為公益項目籌款的活動。9月7日至9日公益項目通過騰訊提供的網路平台徵集公眾捐款，騰訊會根據項目的籌款狀況提供不定額的來自企業的捐款，這樣公益項目能得到來自公眾和企業兩筆捐款。被曝光的「套捐」事件是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的一個兒童保護項目，為了獲得企業的捐款提供公眾「捐款報銷」，即公眾給這個項目捐款1000元即可找項目有關人員報銷。 99公益日從2015年開始，每年吸引大量資金和網路流量。今年的99公益日，騰訊為所有參與籌款的項目提供近3億人民幣的企業配捐。9月7日活動當天公眾捐款額突破10億人民幣，捐款人次超過3741萬。而套捐早已是99公益日上的不公開的秘密，多年來被不少公益團體採用。 因為規則複雜，社會組織為準備「99公益日」勞神費力，例如要向社群解釋多種不同的捐助路徑，隨著配比的變化調整社群動員方法等等。根據過去幾年的經驗，使用騰訊這筆錢的行政流程繁瑣，此外還要支付騰訊一定比例的管理費。募款和使用都如此複雜，為什麼還有組織額外花費不少人力財力去做「套捐」？這反映了公益組織的籌款困境。 2016年和2017年相繼實施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以下簡稱《境外法》）造成了不少公益組織籌款困難的境況，尤其是本來就參與邊緣議題的公益組織，例如性別類或勞工類組織。 《慈善法》規定註冊滿兩年的公益組織才能申請公開募款的資格，沒註冊組織不能公開募款。註冊組織的形式限於基金會、社會團體及社會服務機構。在《慈善法》頒布之前，社會組織的註冊形式主要有民辦非企業、工商註冊，還有不少組織選擇不註冊。而前兩類中只有民辦非企業類型的組織有機會在新法下合法註冊。在審查部門執行過程中，服務型組織註冊較容易，權益倡議型組織註冊較困難，這並非《慈善法》頒布後的新現象，只是新法頒布後這種趨勢更加明顯。而99公益日是以項目為對象發起籌款，因此很多小組織尋找有公開募款資格的組織「掛靠」以獲得合法公開募款機會。 性別議題或勞工議題等遭受政府打壓的組織，在國內籌款本來就非常困難，《境外法》實施之前多接受境外組織的資助，對有些組織來說，甚至境外資金是主要或唯一資金來源。然而《境外法》嚴格限制能夠向中國境內提供資金的境外組織的資格。此外，還嚴格限制合法註冊的境外組織的工作範圍，只能從事中國政府允許範圍內的活動，例如多元性別，不在允許範圍內，境外組織即使合法註冊也無法進行相關工作。除了註冊困難之外，境外組織在境內的活動每年也會被主管機關嚴格審查。《境外法》種種約束限制讓大量之前活躍於中國的境外組織被迫撤離，即使還能合法註冊，對境內組織的資金支持也變得非常困難。這導致本來籌款就困難的境內組織資金狀況雪上加霜。 資金是組織運作的血液，《慈善法》和《境外法》實施後，大量微型小型社會組織面臨解散風險，在壓力之下無所不用其極加入99公益日籌款。「配捐」這種99公益日亂象的背後，是眾多微型小型組織的活命掙扎。 作者：吳子游　中國青年學者，專長為性別研究。    

「做這份工作，我很難獲得世俗意義上的工作成就感。它（影子老師）不是你策劃了一個精彩的展覽，也不是你給公司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反而是你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最後可能一無所獲的狀態。」 這是第一次見面時，滿臉疲憊的周樂向我分享著對工作的感慨。她是一個影子老師（Shadow Teacher），即如影隨形般，陪伴服務對象（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協助他們更好地適應學校，並最終達到融入社會的目的。 周樂的學生小斌，是一個正在唸初一（國一）的中度自閉症男孩，個子已經長得與她差不多高。除了小斌，學校還有其他心智障礙的學生正在就讀——這是當地第一個開啟「融合教育」的試點學校。 不過，與小斌情況不一樣的是，其餘幾位心智障礙學生都在上小學，且皆由家人作為他們的陪讀老師。換言之，在這間普校，周樂不僅是引導小斌適應校園的「一座橋樑」，也是唯一一個被接納與認可的影子老師。 身份認同之困：我是小孩的保姆，還是他的老師？ 每年9月10日，是中國的教師節。 在學校，同學們都會熱情地稱呼周樂為「老師」。但一腳踏出校園之外，如何向外界解釋自己的身份時，周樂卻要拿出上課的氣勢，從科普自閉症開始再慢慢講到自己的工作。這便是影子老師在中國的現狀——肩負重任，卻鮮爲人知。 在融合教育發展教好的國家，如美國，影子老師由學校雇用，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協助。但在中國，目前影子老師只是一個新興行業，也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行業規範，雇主們也都是一些稍微有先進理念的家長。 受雇於家長，也就意味著影子老師這個職業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其身份認同也難以有完整地構建。對此，周樂也充滿了困惑與迷茫：「有時候我在想，自己到底是一個由家長出錢來帶小孩的保姆，還是真的是一個教書育人的老師呢？」 周樂的身份認同之困，一方面源於校方缺乏殘障平等意識。她最初入校上崗的時候，雖然是基於當地教育局對融合教育的大力支持，但在學校内部卻沒有以一個老師的身份，被同等地看待與對待。 當時，學校並不瞭解自閉兒童的需求，也沒有及時檢討校内無障礙場所及合理便利的服務，反而先把相關責任推卸給周樂。在她入職後不久，校方就要求周樂填寫一份安全保證書，以此承擔小斌在校内的監護責任。 對此，法學出身的周樂提出了異議，監護責任應為小斌的家人，而周樂只是承擔教學管理的責任。但學校並不願就此妥協，經過幾次爭論之後，最後只是把學生的監護責任和教學管理責任，改爲由小斌的家人與周樂一起承擔。 與校方在工作之初的矛盾，讓周樂非常難受。「學校把小斌招進來，是因爲法律規定要保障殘障兒童的受教育權，而且小斌沒有嚴重的行爲問題，所以他們不能拒絕。但經過這件事，我發現學校對殘障學生的態度，本質上還是很排斥的。」 這種排斥，源於對殘障人士的刻板印象，也轉移到周樂身上。她很不滿，在教書育人這件事上，自己應該是與校方一起考慮如何更好地協助學生。但學校與她的相處模式，卻如同直接丟給她一個「燙手山芋」，讓她「自行解決」。 另一方面，在協助小斌適應課堂生活及開展社交的過程中，周樂也愈發覺得身心俱疲。入校時，周樂是以老師的身份與他人相處。但到了後面，隨著老師與同學對她越發瞭解，也開始把她與小斌「綁定在一起」，甚至會專門向她「告狀」。 「只要小斌的行爲有問題，比如弄亂了班上的黑板報，或者玩了一下拖把，大家就會認爲是我的錯。可有時候他們提醒或制止一下小斌就好了，爲什麽就沒人願意去做呢？」慢慢地，周樂也體會到了小斌媽媽作爲一個「照顧著」的焦慮感。 除了焦慮感，還有壓抑感。在這間作爲融合教育試點的學校中，應試教育是中心，因而每天都能聽到與提高成績的廣播，讓周樂也忍不住被緊張、嚴格的氣氛内化。她不願勉强小斌成爲「考試工具人」，卻不知如何減少這種無形的壓力。 在校園之外，外界對這份職業的不解與偏見，更是周樂在從業後常常面對的困擾。「雖然在殘障領域，大家都知道特教老師和影子老師的重要性；但如果是外行，他們就會對影子老師有很多誤解，覺得我們就是一個高級保姆。」 周樂也會被上述偏見内化，從而產生懷疑，「影子老師的工作真的很瑣碎，學生的吃喝拉撒都歸我管。但這些事情，好像一個五六十的保姆可以做，一個有耐心、很細心的人也可以做，那我工作的意義到底在哪裏呢？」 但她又很不甘心，不認爲自己的存在與價值，只是區區一個「保姆」。在周樂看來，自己在上崗前需接受大量的教學培訓，直到充分地瞭解心智障礙群體的現狀與需求后，才開始正式為這些兒童服務，可生活中卻不如普通老師那般受人尊重。 疲憊、壓抑、困頓——周樂作爲影子老師而感受到的複雜情緒，實際上與校園氣氛不夠殘障友好、融合教育尚未普遍落實有關，從而被迫困在了職業的身份認同中，不知道這份工作的意義何在。 當系統性支持不足時，支持孤獨症（自閉症）兒童的老師，實際上與孩子一樣「孤獨」。 職業發展之難：支持資源不足，又缺乏工作福利 除了身份認同之困，周樂對於職業的未來發展，也充滿了擔憂。 在此之前，周樂就讀於一所名校的法律專業，畢業後便在企業内做了一年的法務工作。但好景不長，由於企業對員工的待遇太差，周樂又對公益行業的工作更感興趣，便毅然決定轉行，開始瞭解殘障議題，並進入了影子老師的培訓機構。 然而，當愛好變成一份工作後，周樂坦言落差感很大。由於影子老師是新興行業，相關的培訓機構很少，大部分只集中在一二線城市内。在周樂生活的二線城市中，只有兩家影子老師的培訓機構，她供職的是唯一一家超過20個員工的機構。 至於那些還沒請到或沒錢請影子老師的特殊需要兒童，即使沒有太嚴重的情緒問題和不良行爲，卻也只能去特殊教育學校上課，或者由父母的其中一方、其他家人放棄原來的工作或生活，陪伴孩子進入普校學習。 培訓影子老師的機構少，而且现有的也不專業。周樂表示，自己供職的機構是基於宗教信仰，發起人因有愛心而號召其他人去關注殘障議題。這也導致機構内的其他老師，大部分都是學歷不高的愛心人士，只有幾個人是幼教專業畢業的。 專業師資缺乏，又找不到太多現成的教科書或輔具，讓周樂在入職之初非常煎熬。雖然，機構内的老師會分享很多有用的實操經驗，再加上線上的資料、綫下的培訓，可以慢慢提高個體的殘障意識，但周樂仍感覺「工作的支持資源不夠」。 慢慢地，隨著從業的時間越長，周樂也開始對自己的職業提升之路感到迷茫。有時候坐在課室裏，看著旁邊未變聲的初中生在唱著民族歌曲，她一方面覺得很奇妙，另一方面也對未來發展感到憂心忡忡，「我這輩子還要再上幾次學呢？」 事實上，當影子老師進入學校去支持學生時，本就是「孤軍奮戰」的姿態，難免會有心理壓力與負面情緒，也更需要心理支持。但可惜的是，周樂供職的機構並沒有開設相關的心理支持網絡，她只能向督導求助或私下與朋友傾訴。 當然，她也想過與其他從業人員進行深入交流，從而獲得同伴支持。但周樂的同事都是三四十歲的媽媽，彼此沒有太多共同語言，再加上大家平時都忙於在校内協助學生，只有在開年會時才有見面的計劃，所以也很難建立深厚的聯結。 如果說心理支持網絡是剛需，那麽針對影子老師行業的監督機制與保障機制更是亟需解決的問題。由於在校園内，影子老師與服務對象幾乎「形影不離」，那麽在沒有明確行業規範的當下，老師與學生的權益都無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在實習期間，周樂曾協助過一個性格比較暴躁的自閉兒童，當時還被對方往手上狠狠地咬住，直至出血。但由於沒有任何保障機制，周樂在被咬之後也得不到任何補償，反而還要繼續「帶傷上工」，讓她一度對那個學生產生了畏懼感。 更讓周樂心生退意的是，由於影子老師沒有政策支持，大多受雇於家長，因此收入非常微薄，甚至不包括五險一金。在這個二線城市中生活，她的工資卻只有3000元，在刨除了吃住等固定支出后，幾乎所剩無幾。 對此，周樂也能理解家長在經濟方面的窘迫與不易，「畢竟他們把小孩從小養到大，康復訓練就花了不少錢」。但她認爲，自己當初接受這份工作，就是懷著對公益的熱枕，所以願意堅持一年這樣的低薪生活——但也只是一年而已。 一年之後，等工作合約到期，周樂也許就會離開影子老師這個行業。 行業魚龍混雜，制度保障何時能跟上？ 2020年6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關於加強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階段隨班就讀工作的指導意見》，以此推進隨班就讀工作，大力實施融合教育。其中，第六條「提升教師特殊教育專業能力」提出了對「配齊師資力量」的目標—— 首先，各地各校要選派具有一定特殊教育素養的班主任和任課教師；第二，各地各校選派具有較豐富特殊教育教學和康復訓練經驗的特教專業教師；第三，各地探索引入社工、康復師等機制，承擔照護以及康復訓練、輔助教學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並沒有提到影子老師或者特教助理等説法。這也就意味著，中國有關部門雖然對特殊教育更重視了，但仍沒有意識到影子老師在融合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未在政策上提供資源、經濟等衆多支持。 制度上的保障進度緩慢，行業內部也魚龍混雜，收費標準極其混亂。在二線城市工作的周樂，收入只有3000元。但在北京等一線城市中，聘請一位影子老師卻要花費一萬左右。而且，由於師資缺乏，不少家長哪怕出了高價也還在「排隊」。 與此同時，行業內也沒有明確的資質認證，導致不少人未經專業培訓就匆忙上崗了。那麽，如果遇到了一個糟糕、敷衍的影子老師，孩子在校園内的成長與發展，自然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如同困於不知如何逃離的「黑箱」之中。 在缺乏政策支持、未建立行業規範的情況下，若只是盲目地開啓試點學校，允許特殊需要的兒童上學，無疑是把所有的入學壓力，都寄托在學校身上，最後不僅沒有實現融合教育的目標，還違反了《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原則。 爲此，不少影子老師、相關專家以及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都認爲，無論是校方臨時聘用還是購買民間機構的服務，都希望影子老師這個職業，能夠進入到公辦學校的教育體系之中。 在筆者看來，中國有關部門除了要回應民間對「影子老師進入公辦學校的教育體系」的訴求，也應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把「學校需根據學生需要聘請影子老師」一事寫入《義務教育法》中，通過政策、法律的方式去維護殘障兒童的受教育權。 而且，中國也應該從高校開始，開設與此相關的專業，並逐步建立專業的培訓機制及資質認證體系。至於行業内部，同樣也應該建立監督機制、倫理規範和心理支持網絡，才能讓影子老師有更廣闊、更可期的職業發展空間。 唯有系統性支持真正地落地，才能實現融合教育，讓其他自閉症家庭不再繼續苦苦等待急缺的師資，也能讓如周樂這樣的影子老師，不用因低收入、不被尊重而被迫辭職，從而更自信地、堅定地在這個行業走下去。   註：自閉症是一種先天腦部功能受損傷而引起的發展障礙，通常在幼兒二歲半以前就可以被發現。自閉症患者從小開始便表現出語言理解和表達困難、難以與身旁的人建立情感、對各種感官刺激的異常反應、及一成不變難以更改的固定玩法與行為等和一般兒童不同的特徵。   參考鏈接： 破解「影子教師」尷尬處境，需提高融合教育質量 https://mp.weixin.qq.com/s/4ZS2Mf1yXggnmyk8-iaQug 揭秘上海「影子老師」：多少自閉症家庭還在焦慮排隊 https://mp.weixin.qq.com/s/ymdSyf7amMdNQpg1YbIJ7w 影子教師：我願做你身後的影子，讓你像普通人一樣生活 https://mp.weixin.qq.com/s/6ylZMQ1uJh2kBExC1uRDbA 半年影子老師思考之二：行業困境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0354242 她請了一位「影子老師」，從幼兒園開始陪兒子上學 https://new.qq.com/omn/20210312/20210312A0BZUK00.html 看不見的「影子老師」 http://ny.slzhongdu.com/h5/article/detail.do?artId=128684 影子老師：只有幸運的孩子才能找得到我們 https://m.ximalaya.com/yule/31511010/360577189   作者：馬克 身心障礙議題關注者

每天早上六點半，聽到鬧鐘一響，周樂就要馬上起床，先快速地洗漱，再查看一遍今日的課程安排，然後確認一遍所需的教科書、教學圖片和柯南貼紙，接著小跑到樓下找到提前叫好的車，出發去一個車程大概半個小時的小學。 周樂是一個影子老師（Shadow Teacher），就是如影隨形般，陪伴服務對象（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協助他們更好地適應學校。她的學生小斌，是一個正在唸初一（國一）的中度自閉症（孤獨症）男孩，個子已經長得與她差不多高。 除了小斌，學校還有其他心智障礙的學生正在就讀——這是當地第一個開啟「融合教育」的試點學校。不過，與小斌情況不一樣的是，其餘幾位心智障礙學生都在上小學，且皆由家人作為他們的陪讀老師。 換言之，在這間普校裡，周樂不僅是引導小斌適應校園的「一座橋樑」，也是唯一一個被接納與認可的影子老師。 協助自閉症兒童，如同「爬樓梯」 很乖、比較聽從指令，是周樂見到小斌的第一印象。 對於自閉症兒童而言，他們在理解他人的口語、肢體語言，或以語言、手勢、表情來表達意思等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約有50%的自閉症兒童沒有溝通性的語言；有語言的自閉症兒童，也常表現出鸚鵡式仿說、答非所問等特徵。 但小斌的語言表達能力似乎還不錯。每當他不想回答周樂提出的問題，或者沒有動力去表達自己的訴求時，都會通過點頭等肢體語言給予回應。這給第一次接觸自閉症兒童的周樂，留下了不錯的最初印象。 後來，由於小斌的媽媽對初中的知識感到吃力，無法繼續陪讀；再加上機構内的影子老師極其缺乏，名牌大學出身的周樂無疑成爲了一根「救命稻草」。原本在心智障礙領域還是新手老師的她，很快就在接受培訓後迅速上崗了。 在周樂供職的培訓機構内，大部分影子老師的服務對象都是小齡的孩子，小斌則是唯一一個能夠升學到初中的人。這也就意味著，比起其他孩子的學習能力，小斌會稍强一些。懷著這樣的期待，周樂正式成爲了小斌的影子老師。 作爲影子老師，周樂需先觀察小斌在課堂的表現，再根據他的個性及能力，引導他參與課堂活動，並協助他吸收知識及完成作業。然而，當周樂真正開始一對一地輔導小斌之後，才發現自己對小斌的理解與表達能力的期待過高了。 每當語文老師教一篇新的課文後，周樂都會給那些難讀的字詞添上拼音，讓小斌可以通順地讀出來。但讀出來之後如何理解，則成爲了一個令周樂感到棘手的問題，「小斌沒有想像的能力，他雖然可以認字，但表達不出來這是什麽意思」。 同樣的窘況也發生在數學課上。小斌可以做兩位數的算式，但由於讀不懂應用題的題目，所以並不知道在應用題上如何作答。此外，應用題與生活中的算數也不一樣，到了超市買東西的小斌，也依然不知道如何把購物的物品加起來計算。 周樂這才意識到，小斌的理解、表達能力並沒有那麽好，很多時候只能用簡單句來回應所有的問題。這也是影子老師在實際工作中常常遇到的考驗，隨著服務對象面臨的各種突發狀況，協助的策略也要相應地隨機而變。 原來，小斌此前一直由媽媽陪讀。她在教學方式採用了强硬的方式，讓小斌囫圇吞棗地接納所有的知識，從而達到升學要求，來到了初中。但如此「拔苗助長」式的協助策略，顯然是無效學習，反而會增加小斌對課堂的消極態度。 瞭解到小斌的學習背景後，周樂決定與小斌媽媽溝通，再重新制定個別教育計畫（IEP）。不過，媽媽對此則憂心忡忡，害怕小斌會落下學習進度。但周樂提醒她，應該在小斌的學習進度上慢慢「添磚加瓦」，而不是强迫他進入應試教育。 添磚加瓦，就意味著需根據小斌的實際情況與自身需要，再循序漸進地提高學習目標。後來，考慮到自閉症兒童的視覺理解力較強，周樂選擇通過視覺的表現方式，例如圖片、視頻等形式，幫助小斌提高理解與表達的能力。 可惜的是，中國自閉症教育的相關資源，目前集中在幼兒園及小學的階段，尚未涉及到中學及以上。周樂也在找資料的過程中，下載了200多個教學APP，後又因内容不妥卸了一半，「我很失望，這麽多APP都沒有適合自閉學生的課程」。 最後，周樂決定先從小斌的興趣愛好入手，在網上找了很多與柯南、hello kitty相關的漫畫，讓小斌從基礎的看圖寫句開始練習，再以上述人物為素材，引導他慢慢理解與課本相關的内容，提高長句表達的能力。 此外，在協助小斌的過程中，周樂亦會注意「獎罰分明」。比如小斌在完成作業時總會心不在焉，周樂就需要提醒他，並拒絕發放作爲獎勵的柯南貼紙。但若小斌能提前完成作業，周樂則以言語鼓勵或發放獎品的方式，給小斌正向的反饋，讓他保持對學習的積極性。 先慢慢引導，再給予肯定，從而讓自閉學生逐漸適應校園環境——這是影子老師與服務對象的相處之道，也是周樂堅守的「爬樓梯原則」。她坦言，對待自閉症兒童，不能把他們强行塞入應試教育的模式，而要尊重他們的個性及多樣性。 「我們不能太急，也不要想太多。我們先推動學生走到第一層樓梯，再支持他走到第二層。走著走著，他們可能慢慢就找到自己的步伐，可以自己爬上去了。」 影子老師，一座助自閉症兒童與外界聯結的橋梁 除了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理解課堂規則、完成學習任務，影子老師還需要教他們一些簡單的社交技巧，令他們明白如何與同學、老師溝通與相處。 在日常生活中，小斌總是會被亮晶晶的東西吸引，看到之後就會忍不住去拿。但在拿之前，他亦不會主動與同學溝通，反而拿到之後，玩到膩了才歸還。這也引起了不少同學的不滿，認爲小斌是一個不問自取的小偷。 「小斌的壞習慣需要行爲干預」，周樂表示這就是需要影子老師介入與引導的時候。由於自閉症兒童有一些固定行為及習慣，再加上表達困難，常常會造成身邊人的誤會，因此需要有人及時地適當教導，才能減少他們去做不正當行為。 周樂選擇以懲罰來提醒小斌。她先告訴小斌，「未經允許就拿別人東西」的行爲是不禮貌的，再以「如果柯南貼紙被同學偷偷拿了」的類似例子，讓小斌理解那些被拿東西的同學的心情，最後再以「罰站一分鐘」作爲警示作用。 然而，在罰站之後，小斌如何向被拿東西的同學進行真誠地道歉，才是社交中最重要的一課。但對於自閉兒童而言，情感的理解本身就是匱乏，而語言溝通更是難中之難，讓周樂也忍不住感慨「真的很頭疼」。 以往，小斌在交作業時，總是習慣把作業放在同學的課桌上，之後扭頭就走，完全不顧同學是否拿到了作業，也不會與對方有任何的交流。「他只能機械地把這件事當成一項要完成的任務，但這樣就很容易引起同學的反感」，周樂解釋道。 周樂坦言，這種「任務式社交」并不能讓小斌交到真正的朋友。所以，她畫了一個明確的流程圖，讓小斌按照流程圖去進行社交：交作業之前，先與同學打招呼，再看著對方提交作業，最後確定對方拿到作業，説完謝謝才能離開。 對此，小斌雖然有點不情願，但在周樂多次的鼓勵之下，還是改變了之前交作業時冷漠的態度。這一套單一、直綫的社交模式，也被周樂應用到「道歉」這一課中，通過清晰、可觀的流程圖，助小斌取得同學們的諒解。 除了行爲規範、學習社交技巧之外，周樂有時也需幫小斌應對校園霸凌等突發情況。有一次在下課期間，班中的幾位男同學正在嬉笑打鬧，不知道爲何就開始取笑小斌，並開始恐嚇他「Hello Kitty死了」，讓小斌的情緒一下子就失控了。 Hello Kitty與柯南，是小斌最喜歡的唯二卡通人物。但由於不知如何回應他人的惡意，小斌只能不停地敲桌子，表達自己的憤怒。爲此，周樂把小斌帶到資源教室，臨時把語文課改成社交課，並再次模擬先前的場景，教小斌如何應對。 在那堂40分鐘的社交課上，周樂反復提醒小斌要講出自己的感受，去制止對方的語言暴力——「請你不要再講這樣的話了，我不喜歡你假設Hello Kitty死了。因為你這樣講，我聽了很傷心也很生氣。你可以答應我，你不要再講了嗎？」 周樂也明白，這種方式只是「治標不治本」，無法真正解決校園暴力。但她更希望，作爲一個影子老師，自己的存在及行爲，能讓其他同學意識到小斌是一個需要很多支持的小孩，其他老師也可以瞭解如何應對、處理上述突發狀況。 比如小斌在課上突然情緒失控，她需要向其他同學、老師表達尖叫的含義，是不舒服還是遇到什麽狀況。又比如她有事（如上厠所）要暫時離開小斌，也需要把一些注意事項告知给周圍的同学，讓他們可以協助小斌。 在她看來，自己的身份就像是一座「助自閉症兒童與外界聯結的橋樑」，向外界解釋小斌的需要及意願，也幫小斌更好地融入當下的環境。 系統性支持，才能助自閉學生融入校園 一個影子老師，最終的目標是慢慢地離開服務的學生，讓其在校園内自主學習。 畢竟，若影子老師長期陪伴學生，學生就會形成强烈的依賴感。若影子老師一旦撤走，學生的行爲就可能變差，也不願與其他同學進行溝通與相處，從而無法實現真正地融入校園生活。 當然，撤走的方式也並非「一刀切」，而是要根據學生的能力程度，判斷其是否可以自處，再與家長、學校進行會談，重新制定計劃，確保滿足其在學習上與社交上的需要。不過，對於何時從小斌身邊撤離，周樂卻憂心忡忡。 一方面，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融合教育的概念並沒有得到普及與推廣，不少人都對特殊兒童抱著刻板的偏見，認爲心智障礙的孩子都應該去特教學校。在2012年，深圳還曾發生過一起「家長抵制自閉兒童上學」的新聞事件。 這種刻板印象，也會在其他同學及其家長的態度中得到體現。班上的同學只是認識小斌，卻不願真正地學習與他相處，「其實他們能稍微關心他一下，哪怕只是排隊時喊他一下，讓他不要亂走，就可以了。但事實是，根本沒人理他」。 除了交不到朋友，小斌的學習能力也常常被校方質疑。在以應試教育爲主的普校中，成績的好壞成了評價學生是否優秀的標準。但周樂認爲，只要有人提供支持，小斌的學習能力就可以繼續開發；若只是把他放在特校，未免太過可惜。 另一方面，抛開大衆對特殊需要兒童的偏見，目前心智障礙兒童的學習資源也非常缺乏，暫時只能滿足13歲以下兒童的需要。這也反映了在系統性支持還沒有建構起來的情況下，融合教育、支持性就業等問題，在當下中國相當嚴峻。 周樂表示，由於找不到適合自閉學生在初高中的教學資源，她只能借鑒其他影子老師的經驗，再根據服務對象的現狀去調整，從而設置符合他們需要的課程。但這個方法只是權宜之計，無法長久地運行，更不能推廣到更廣氾的群體去使用。 截至目前，中國在政策上正在對「融合教育」進行大力推廣。比如在2020年6月，教育部曾發布《關於加強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階段隨班就讀工作的指導意見》，強調落實「融合教育」的要求，保障殘障兒童的受教育權。 但在現實生活中，融合教育所需的教學資源、師資培訓等方面，仍處於「試點」的階段，尚未看到明確的良好實踐。這就導致不少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在缺乏足夠的教學資源，且對殘障者不夠友好的校園氛圍下，只能依賴影子老師去取得支持。 「社會和學校把教學壓力都抛給了我們，那怎麽可能真的實現融合教育呢？」周樂對此也提出了質疑。若只靠影子老師一個人去協助，學生很有可能因難以適應校園生活，只能退回到特殊學校中，失去了儘早適應外界、多元發展的機會。 周樂希望，自己這座橋樑是流動、變化的，可以帶領不同需要的學生找到自己的步伐，不再困於一個人的小世界中。至於從服務對象身邊撤走後，如小斌這樣的自閉兒童能否從校園融入到一個更廣大的社會中，更是個未知數。 對於影子老師而言，當學生能夠在校園中自主地學習、社交，便是他們功成身退的時候。但在這之前，社會能否真的關注到特殊需要兒童的學業困境，又是否為改善他們的生活而提供一些選擇與機會，才是當下最關鍵也亟需解決的問題。   註：自閉症是一種先天腦部功能受損傷而引起的發展障礙，通常在幼兒二歲半以前就可以被發現。自閉症患者從小開始便表現出語言理解和表達困難、難以與身旁的人建立情感、對各種感官刺激的異常反應、及一成不變難以更改的固定玩法與行為等和一般兒童不同的特徵。 參考鏈接： 「影子老師」陪伴自閉症孩子走進主流學校　影子老師：多用讚賞減少責罵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083650/%E3%80%8C%E5%BD%B1%E5%AD%90%E8%80%81%E5%B8%AB%E3%80%8D%E9%99%AA%E4%BC%B4%E8%87%AA%E9%96%89%E7%97%87%E5%AD%A9%E5%AD%90%E8%B5%B0%E9%80%B2%E4%B8%BB%E6%B5%81%E5%AD%B8%E6%A0%A1%E3%80%80%E5%BD%B1%E5%AD%90%E8%80%81%E5%B8%AB%EF%BC%9A%E5%A4%9A%E7%94%A8%E8%AE%9A%E8%B3%9E%E6%B8%9B%E5%B0%91%E8%B2%AC%E7%BD%B5 影子老師的特別任務　陪伴自閉症孩子上學 https://www.hk01.com/%E5%A5%BD%E7%94%9F%E6%B4%BB/23676/%E8%A6%AA%E5%AD%90%E5%B0%88%E9%A1%8C-%E5%BD%B1%E5%AD%90%E8%80%81%E5%B8%AB%E7%9A%84%E7%89%B9%E5%88%A5%E4%BB%BB%E5%8B%99-%E9%99%AA%E4%BC%B4%E8%87%AA%E9%96%89%E7%97%87%E5%AD%A9%E5%AD%90%E4%B8%8A%E5%AD%B8 半年影子老師回顧之一：我的工作理念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gyMjY5NQ==&mid=2247484160&idx=1&sn=9706b2b16559df423c79371df2ed1d36&scene=21#wechat_redirect   作者：馬克，身心障礙議題關注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午十一時左右，我與劉蘇裏從教學大樓前離開，一起回到了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聚居的小平房院子，剛一進入小平房院子大門，陳小平就已經快速迎上前來，急促地對我和劉蘇裏說：「總算把你們兩個等回來了，我整個晚上都睡不著，十分擔心你們兩個在天安門廣場出事了。」陳小平顯然很激動，眼中有淚光閃爍。我和劉蘇裏經歷了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過程，終於活著回到了自己的住處，又見到了在學運期間一直並肩奮戰的夥伴陳小平，情緒也難免激動，一時間說不出完整的話來。 我至今記得當時的一個細節：當陳小平發現劉蘇裏的白色耐克球鞋上有血跡的時候，焦急而關切地詢問：「你的腳受傷了嗎？趕快檢查一下。」劉蘇裏這才發現自己的鞋子有血跡，跺了跺腳，連忙說：「我的腳沒有受傷，應該是沾上了別人的血，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沾上的。」我說血跡應該是剛才在教學大樓前沾上的，擺放遇難學生遺體的課桌周圍的地上有許多血。 緊接著，居住在小平房院子的一些青年教師也紛紛圍了過來，記得其中有費安玲、劉斌、宣增義等人，一方面對我和劉蘇裏能夠安全歸來表示欣慰，一方面詢問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情況。在我和劉蘇裏簡要介紹了情況之後，有人提到，現在校園內傳說解放軍戒嚴部隊將進入大學校園，實施軍事管制，拘捕學生領袖和重要參與者。於是，在場者都認為劉蘇裏、陳小平和我是中國政法大學在學運中的帶頭者，必將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拘捕對象，應該盡快離開學校，躲避拘捕。事後我了解到，當時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學校都有解放軍戒嚴部隊將進入大學校園的傳言，有的學生找校方領導交涉，強烈要求校方出面阻止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入校園，有的學生在做各種準備，一旦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入校園就展開抵抗行動。 當時，我和劉蘇裏、陳小平都覺得，我們三個人有必要立即研討一下當前的局勢和應對的措施，隨即一起來到了陳小平的住處小平房四號。經過一番研討之後，我們三個人一致認為，雖然目前尚不能確定解放軍戒嚴部隊是否會進入大學校園，對北京高校實施軍事管制，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大屠殺發生之後的當下，中共當局很快將對八九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和重要參與者實施拘捕行動。於是，我們決定立即離開校園躲避拘捕行動。在討論離校後的去處時，劉蘇裏提議說，他有一個可以臨時躲避的地點，就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園附近，步行十來分鐘就可以抵達，我們可以先到那裏躲避，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我和陳小平都表示同意劉蘇裏的提議。 在做出離校躲避的決定之後，我表示，我在離校之前還得先去研究生宿舍樓打聽一下浦志強的下落，確定他已經安全地離開了天安門廣場，否則，我不能安心地離開學校躲避拘捕。在當天中午十時左右回到中國政法大學校園以後，我曾經詢問過幾名學生，都沒有得到浦志強的下落。劉蘇裏、陳小平也認識浦志強，知道我與浦志強亦師亦友的關係，因而同意我再次去打聽一下浦志強的下落，同時強調不管有無結果，都要盡快回來，不能耽擱離校躲避的時間。 浦志強居住的研究生宿舍樓就在小平房前面不到百米的地方，我很快就到了研究生宿舍樓，雖然沒有找到浦志強，但終於還是打聽到了浦志強的下落，一名與浦志強一起撤離天安門廣場的碩士研究生告訴我，浦志強在隨著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之後，中途與家在北京的本科生李海龍一起離開了學生撤離隊伍，說是實在太疲累了，先到附近李海龍的家中休息一下。 為了避人耳目，我們離校躲避追捕時沒有走師生們平常進出的東校門和北校門，而是走北面沒有校門的一條小通道。匆促之間，我和劉蘇裏、陳小平在離校時都沒有攜帶多餘的物品，就連換洗的衣物都沒有攜帶。我只是回到小平房六號的住處，拿了一個公文包，裝上了所有的現金、牙膏、牙刷和毛巾。 在步行前往臨時躲避地點的途中，劉蘇裏向我和陳小平簡單介紹了臨時躲避地點的基本情況，這個家庭的主人是一對老年夫妻，男主人是知名的電影藝術家，早年參加中共革命，如今已經退休。這一對老年夫妻非常可靠，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是由他的好友徐征介紹認識的。 我們很快就到達了臨時躲避地點，這是一個獨立的小院子，緊靠著北京電影學院校園，家中除了老夫婦沒有其他的人。對於我們的突然到來，老夫婦表示非常歡迎，同時告訴我們安心待在這裏，不要有什麼顧慮。從當時的情形來看，老夫婦顯然對我們的到來有思想準備，也知道我們的身份，我心想，這一定是徐征事先對老夫婦已經有所交代。 老夫婦將我們迎進了客廳，在沙發上坐下，隨即端上了茶水、水果和糕點。在交談之中，我和劉蘇裏向老夫婦敘述了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親身經歷，以及在六部口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的情況。老夫婦對六部口慘案非常震驚，痛罵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殘暴行徑。 當天傍晚，老年夫婦為我們準備了較為豐盛的晚餐。我雖然已經一天一夜沒有進食，但由於心情沉痛，尚未走出六部口慘案的哀傷，因而沒有什麼胃口，吃得很少。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毒販情侶 男犯都很關注女倉，但是，兩個女倉發生的事件，僅限於大院裡發生、眼睛能看見的，或者相熟的外勞犯人偶爾丟下的一言半語，真真假假。有男犯無聊極了，隨便寫個紙條，讓外勞送飯時傳給女倉，有時會收到對方稱呼「阿某老公」的短紙條。彼此借傳遞紙條調情，以打發監倉絕望無涯的日子。 遼寧省阜新籍毒梟張貴啟的四川籍情人，關在斜對面的20號女倉。他跟我熟悉後，常與我討論他的案情，讓我幫他分析能否留下一條活命。可我從他的真假躲閃的口吻裡，隱約覺得他是真正的毒犯。我沒有向他點明。 前文寫到，他向警方只承認毒品是朋友寄放在他那裡的普通物品，他並不知是毒品，以此逃脫罪責。張貴啟長得高高大大、輪廓分明，人很帥氣。他在原籍有老婆和孩子。據他說，老婆是教師，他也有公職，他下海來到海南島，只想發大財，受老鄉煽動，先吸毒後「販毒」。他也向我聊起一家三口甜蜜的日子。他被抓後寫信告訴了家人，老婆和父親飛來海口搭救他。在外面動用很多關係，花了幾十萬錢財以圖救他一命，最後人財兩空。張的情人，漂亮、蒼白、風情，亭亭玉立，烏黑長髮披在肩上。她常穿一件碎花睡衣，出倉晾衣服、看病，我們都能望見。 一次，女倉犯人清洗所裡庫房收藏的囚犯睡毯，然後鋪晾在大院裡的草坪上。她手裡抖落著幾條毯子，低頭東張西望，慢慢向7號倉靠近。突然，她沖過十多米遠的草坪和冬青帶，塞進一張紙條。我與張等人趴在鐵柵門上，全神貫注向外瞭望。看守的獄警大聲呵斥著往這邊走來。張與情人蹲下身子，在打飯口握手。她笑著說：「老公，保重！」說完，轉身跑開。張貴啟拿著紙條，急忙跳上炕，邊走邊看，隨即撕毀丟進了便池下水道。 隨後，張悄悄告訴我，紙條上寫著：「我什麼都沒有說。我想你，老公，親你！」幾個月後，這個多情女子也被以「販毒罪」處死，與張貴啟一起命赴黃泉。 1995年3月1日，我從海口收審所寄給亞男的最後一封信。飽經磨難的二人家庭，被嚴酷的政治社會現實摧毀。十多天後，我與羈押在收審所的幾十名勞教犯，押送至海南省瓊山市府城鎮三公里的海南省勞教所。「三公里」是地名。 這是海南島最好的季節，不熱不冷。陽光透過鐵柵門，照射在手臂和大腿上，讓人懶洋洋，昏昏欲睡。趴在鐵門上能聞到春天青草散發出的特別清新的青草氣味，混合著骯髒的監倉門前水泥地上蒸騰的飯菜黴餿味道，卻讓人觸摸到凡俗庸常的溫馨日子。這樣的美妙時刻只能享受一、兩個小時，監倉門口只能面對面坐得下兩個人，混得好的犯人才有資格輪流坐在這裡曬太陽，沒有「地位」的犯人長年累月根本無法靠近鐵門。大多數犯人難得遇見提審、看病、晾衣服的機會，出去蹓躂一圈，這也不是每個犯人都有機會享用的。 春節前後，監倉裡換了許多新面孔。大多數羈押的老犯被批捕，送去看守所。每個清晨和黃昏，都能看見眼神驚恐的「嶄子」（新犯人）光著腳丫子，敞著衣服，屁股後面跟著拿著鑰匙盤的獄警，押送監倉。一會兒，外勞犯人拿著一摞紅色塑膠飯盆、單薄的白色小塑膠勺子、肩膀上搭著舊毯子，挨倉把這些物品一古腦從打飯口塞進來。運氣好能碰到新飯盆、勺子和毯子，但輪不到新犯人享用，門口的老大會以舊換新，把自己殘口裂縫的飯盆、勺子和污穢的毛毯扔給「嶄子」。 監倉的犯人常常流動，總量不會減少。政府的敵人總是那樣的源源不斷。這樣的美好季節，倒讓我記起剛關進來時驚懼的六月盛夏，光頭、光腳板，僅穿內褲，全身赤裸，仰頭靠牆而坐，汗水像溪流一樣從頭胸背部，像蚯蚓一樣蜿蜒流下。儘管廁所水管嘩嘩地流淌著自來水，便池下水道冒出的惡臭，整日整夜彌漫著整個監倉。端著狗食在惡臭裡怎麼下嚥？但是，為了活下去，只有屏住呼吸，閉上眼睛，拼命往嘴巴裡扒，2分鐘吃完。 晚上，3個人並排擠睡在1米寬的走道上，胳膊搭著胳膊，腿壓著腿，腿腳伸直到濕漉漉的廁所水泥地上。側身直直地躺著，彼此沒有一公分的間隙，根本沒有翻身的空檔。想翻身的話，要先坐起來再轉身躺下去。汗水打濕了身下的毯子，空肚子唧唧叫著。前倉的老犯人，每人手裡拿著一片速食麵箱撕下的紙板，左右手輪換搧涼；有人索性整夜整夜靠牆坐著打盹、發呆；暈黃的燈光，加重了躁熱的氛圍。靠牆打盹，要是被巡查看守發現，他會大聲呵斥躺下，吵醒整倉人。日月重複，身心煎熬，不掉三層皮，別想走出收審所的大門。 監倉囚犯大多20歲——40歲，荷爾蒙旺盛。6月9日我關進7號倉，已有24小時沒有睡眠、吃飯。當夜，倒頭便睡，一覺睡到起床鈴響起。拿起褲子，不知哪個傢伙，將精液抹在褲子上。我非常氣憤，拿著褲子轉圈問，當然沒人會承認。都看著我笑，沒人說話。我拿去廁所清洗乾淨。監倉後牆壁，廁所蹲池後端四米多高處，設有一個兩尺方正的無玻璃窗口，鋼條焊死成一個個小方格。幾個20歲左右囚犯，閑極無聊，站在水泥炕盡頭20公分高的水泥臺上，比賽誰尿得高。公開的性發洩和性騷擾是沒有的，囚犯也有顏面、恥感。 幾個海南籍年輕文盲，只會說海南話，不會說普通話，但聽得懂普通話。這些傢伙都是打手，嶄子新犯入倉，往往是被這種人和牢頭動手毆打。一是讓新犯產生恐懼心理，以後日子順從他們，便於搶佔加菜和送進衣物；二則，打人尋開心，發洩囚禁的鬱悶。 1995年春節過後，收審所的緩慢日子又恢復如初，仍然重複著四平八穩的單調、死寂的日與夜，許多囚犯的命運都在這裡發生了重大改變。按慣例，看守所、勞教所、勞改場在春節前都會集中減期、假釋一批犯人，騰出一些空間，春節過後收審所會移送犯人過去。收審犯從此告別潮濕侷促的空間、暈黃的燈光和粗劣的囚飯。押離收審所，多數囚犯向自由靠近，個別囚犯將走向死亡。 海南島四季如春，但也是亂世之地，收審犯又熬過一個饑餓、寒冷的「冬天」。監區大院的草坪脫光乾枯死白的外衣，冒出鵝黃青綠的嫩芽；塔松、夾竹桃和冬青，還有不知名的矮樹叢，四季翠綠，點綴著被灰白高牆層層包圍的、與世隔絕的收審所，證明這裡還有生命存在。 三月的一天，謝管教打開監倉門，點名。最後喊一句：「點到名的，收拾東西！」我也被點名。「收拾東西」意味著將被送去勞教所。我們興奮得呼喊起來。我在海口市公安局收審所九個多月的囚禁自此結束。我將黃軍被送給相好的難友，將幾件隨身衣物、毛巾、牙刷和幾本書、小筆記本，用衣服打起一個包裹，邊招手告別，邊跨出7號監倉。 在監區值班室門口，各個監倉被裁決勞教的幾十名收審犯，集中蹲在地上，再次點名。隨後，排隊走出監區大院。幾輛大巴車停在監區外大院，周圍站滿持槍武警。登車入座，兩人單手銬一副手銬。車廂前後各站一名武警。我最後環望一眼這座人間地獄。囚車駛過繁鬧的海口市區，每個囚犯都伸長脖子，貪婪地打量陌生的建築、道路、人流和車龍，不理會武警的呵斥。我、我們從地獄途經人間。 自我接到口頭勞教通知，海口市公安局政保科專案組的李科長、陳曉焜和馬凱，再未露面提審。 後記 1996年3月25日，我從海南省勞教所服刑一年，提前獲釋。因我的政治犯身份，抓捕時扣押的兩部書稿、身份證、記者證和鑰匙扣等私人物品，扣押在海口市公安局。出獄不幾日，我去海口市公安局索要這些物品。我提前致電陳曉焜。他在偌大的一間辦公室獨自一人等我。當時，我尚不知，我在收審所關押期間，警方從甘肅父母家中搜掠的中學大學日記本、八九學運圖片和初中畢業證（自名劉憤世），也扣押在海口市公安局。警方費盡心機，搜集所謂歷史罪證，本要給我治重罪。 見面沒有寒暄。陳曉焜稱收存我物品的綠皮鐵櫃鑰匙丟失，讓我自己去街頭找開鎖匠。幾個開鎖匠，聽聞要去公安局開鎖，都推辭不敢去。最後找到一個年老鎖匠，無奈之下，我假稱自己是公安局員警，會付錢給他，他才肯隨我進入公安局。鎖匠撬開檔櫃，鑰匙扣已經鏽跡斑斑，我當即丟棄，身份證和記者證完好。我付錢10元給鎖匠，並說明我的真實身份。檔櫃裡未見抄家時被收繳的幾十萬字兩部書稿。陳曉焜告知，書稿存在另外的檔案櫃，是犯罪證據要永久存檔，不能還給你。 這冊小筆記本保存已有27年，記載我在收審所和勞教所煎熬的635個日日夜夜片段，也記錄部分辦案員警和勞教所管教姓名、聯繫方式。2021年12月26日拍攝。 送走鎖匠，陳曉焜主動提出留給我他的聯繫方式。我拿出在收審所時，亞男探獄時帶給我的這冊筆記本，他寫下傳呼機號碼。他最後說，你可去找韓某。 我不會再跨進海口市公安局大門，當然也不會聯繫陳曉焜。傷痛猶在，言論無罪。海口警方1994年從我甘肅父母家中搜走的上述物品，迄今未還。我30歲，已兩次入獄。 我出獄後，短暫返甘休養身體，隨後三登海南島，記者暫時不能幹了，於是應聘在一家海口公司，委派我赴上海組建分公司。1997年我從上海移居深圳10年，記者是我熱愛的職業，先後在大公報大週刊、南方都市報、深圳晚報等五家媒體任職。我是中國大陸最早揭露收容遣送制度黑幕和員警毒打記者惡事的記者。2003年擔任深圳一家工業雜誌主編。2004年出版一本藝術紀實著作《裸模風波》。深圳十年間，四次入獄、傳喚和被驅趕，2006年被國保強制押送深圳火車站，禁止返深。2007年被迫移居廣州12年，被警方騷擾、迫害，曾在一年內被警方騷擾搬家三次，拍攝報導火災現場被拘押在派出所，2019年被以「尋釁滋事」罪名傳喚、驅趕，強制離開廣州。 我的血仍未冷，民主信念猶在。 （全文完） 2021年12月26日 劉水  異見人士，資深媒體人，自由作家。     

在學生撤離隊伍離開西長安街六部口之後，一些極度悲傷和憤怒的學生仍然滯留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慘案現場，一邊哭泣一邊商量，是否應該將這些遇難學生的遺體運走，免得被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搶走而消屍滅跡。於是，其中的雨源等幾個學生走到六部口郵電局西面的一個胡同裏，向一家住戶要了一塊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的木板，在一些民眾的幫助下，開始將遇難學生的遺體一具一具地抬離現場。 在雨源等幾個學生將遇難學生的遺體抬離現場的時候，一輛坦克就停在他們的不遠處轟鳴著，氣氛仍然有些恐怖。雨源等幾個學生流著眼淚，也顧不得害怕了，先抬的是一位腦漿被坦克輾軋出來的學生遺體，由於木板太短，這具學生遺體的頭部頂在雨源的肚子上，其腦袋雖然已經空了，但雨源的襯衣上依然沾上了一些腦漿。在抬另一具內穿紅色背心的學生遺體時，這具學生遺體的右臂與上身只連了幾絲肌肉，基本上已經掉了下來，紅色背心與肌肉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被坦克輾軋得翻了出來，雨源將學生遺體的右臂放到了他的肚子上，然後把這具學生遺體抬了出來。還有兩具學生遺體已經被坦克與自行車輾軋到了一起，雨源等幾個學生費了好大勁兒才將其中一具學生遺體與自行車分開，而另一具學生遺體被輾軋的自行車的腳蹬子刺進了胸腔，實在無法將遺體與自行車分開，只好連同軋扁的自行車一起抬了出來。 在雨源等幾個學生抬最後一具學生遺體的時候，從長安街西面又開過來幾輛坦克，就是先前由東往西追軋學生撤離隊伍的那幾輛坦克，此時是由原路返回。雨源當時正拿著木板面部朝東蹲著準備抬學生遺體，根本沒有注意背後的情景，突然間聽到路旁的許多民眾和學生都沖著自己喊叫，於是回頭一看，發現最邊上的一輛坦克馬上就要輾軋到自己了，條件反射似地立即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轉眼之間，這輛坦克已經駛過，停在了前方，雨源扔下的那塊約一寸厚的木板有一個角已被坦克輾軋得像麻片一樣，雨源被剛才的情形嚇出來一身冷汗。 最後，雨源等幾個學生終於將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抬到了西長安街六部口附近北邊的一個胡同裏。遇難學生的遺體雖然抬離了六部口慘案現場，但擺放在胡同裏總是不妥，雨源等幾個學生正在為如何處理而發愁的時候，這時候來了一位見義勇為的個體戶司機，他流著眼淚建議將這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因為中國政法大學是中國最高級別的法律專門院校，這些遇難學生遺體可以作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血腥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個體戶司機的建議，於是將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其中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這位個體戶司機的一三零小卡車。雨源等幾個學生也登上了一三零小卡車，護送遇難學生的遺體前往中國政法大學。 個體戶司機由於擔心在大路上行駛會遇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搶奪遇難學生的遺體，特意駕駛一三零小卡車沿著胡同往北開了很長時間，然後才拐上了二環路。一路上，個體戶司機還向雨源等幾個學生講述了他自己這一夜是如何搶運受傷者和遇難者遺體的親身經歷。 由於一三零小卡車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是疊放上去的，個體戶司機只好將車子開得很慢，當車子拐上了二環路之後，前後左右已經跟隨了許多悲憤和憤怒的民眾和學生，有的騎自行車，有的步行，護送小卡車駛向位於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校園。一路上，護送小卡車的民眾和學生越聚越多，至少有上千人。 當一三零小卡車到達位於學院路中國政法大學校園的時候，已有得知訊息的數百名師生簇擁在學校東校門迎接。小卡車從東校門進入了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停在了東校門與教學大樓之間的廣場，雨源剛剛跳下車，就有一位教授模樣的老年人噙著淚水上前緊緊抱住了他，雨源就像一個出門在外受盡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裏一樣，趴在老人身上嚎啕大哭起來。當時，在中國政法大學東校門內外什麼聲音也聽不見，聽到的都是悲傷哭泣聲和憤怒的抗議口號。 一些在場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經過商議之後，決定將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擺放在教學大樓前，作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血腥屠殺民眾的證據向公眾們展示。於是，師生們從教室裏搬出了一些課桌，在教學大樓前擺成了一排，然後將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安放在這一排課桌上。遇難學生的遺體不時地尚有鮮血滲出，不斷地從課桌滴落下來，在地上形成一灘灘的血窪。 中國政法大學東校門前的大道之所以命名為學院路，是因為這條大道的兩邊聚集著眾多的高等院校，其中包括北京郵電學院（後改名為北京郵電大學）、北京電影學院、北京語言學院（後改名為北京語言大學）、北京鋼鐵學院（後改名為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後改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石油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醫學院。此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工業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外交學院等高等院校也都在數公里的範圍之內。因此，擺放在中國政法大學教學大樓前的五具遇難學生遺體吸引了眾多的高校師生前來觀看，同時也吸引了眾多的各界民眾前來觀看，並有包括記者在內的許多人士拍照記錄，確實起到了展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血腥屠殺平民百姓的作用。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2021年5月12日是四川省汶川大地震13週年，當年觸目驚心的場面一直讓我不能忘懷：了無生氣的學生、化成頹垣敗瓦的學校，似乎都在訴說著相隔幾小時飛機的路程，便是天壤之別的命運。這場大地震之所以刻骨銘心，除了死傷慘烈，還揭開了校園工程「疑似」偷工減料、部分捐款去向不明、一胎化政策弊病等問題。這些血淋淋的教訓，都在告訴我們很多人禍，或許是可以避免的。 這場半天災半人禍中，有人因它肝腸寸斷，有人因它被抓被關；有幼子做為亡孩的替代品呱呱墜地、有些家長仍在為死去的孩子上訪，也讓我們不禁再反思這個國家的未來。13年已經過去，有些疑問卻從未得到解答： 當年死傷有多慘重？ 汶川大地震發生於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地震中心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映秀鎮附近，深度14公里、地震規模為芮氏規模8.2，震度可能達11度。根據官方數據，有6萬8712人在地震中死亡，1萬7921人失蹤。四川、甘肅、陝西境內都有災區。 當時沒有人深究數字中的細節，只希望可以略盡綿力，為週遭不幸的受害者們帶來點點幫助和慰藉。 但失蹤的數字又往哪兒去了？他們僅僅只是不見了的數字嗎？ 慈善捐款的去向呢？ 汶川大地震激發了全球，尤其是華人世界的愛心。根據陸委會統計，當年台灣政府和民間的捐款為新台幣12億元，還不包含各界企業直接捐予中國政府的數目。香港方面，2008年香港立法會撥款90億港元、半官方的賭博公益組織香港賽馬會亦捐了10億、民間捐款則高達130億港元，合約220億港元（約新台幣770億元）。當年我也把自己所有在新年儲下的利是錢全數捐出（約新台幣4萬元）。而中國大陸境內，北京清華大學於地震隔年發布的「汶川地震善款流向」報告指出，截至2008年11月，全中國的捐款總額高達人民幣652億元（約新台幣3064億元），估算8成捐款最終交予政府部門，但缺乏細目。 大量巨額善款源源不絕湧入，但是否財盡其用，均到達地震災民的手中？想當然爾，汶川大地震捐款被貪汙、遭違規濫用、使用不透明等缺失，隨後幾年陸續被揭露，而受害者們的哀聲卻銷聲匿跡，不見其聲或其影。 根據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鄧川2013年的工作報告，汶川地震災後重建中，共查辦涉災職務犯罪343人。而中國審計署2010年的報告則指出，災後重建有人民幣58.19億元被違規使用。 被夷平的映秀鎮，在縣政府斥巨資下被包裝成國家5A級旅遊景區，以當地人民的傷痛，作為地方斂財的金雞母。 汶川大地震激發了兩岸三地民眾愛心，卻也讓許多人寒心。有台灣民眾曾經表示，歷經汶川大地震後，他這輩子也不再捐錢，「除非直接買物資拿給災民」。 作為一個曾經願意交付所有零用錢去幫助中國的我，最後只剩下對於這個國家無盡的失望。 時光似箭，物非人非，今天對於那些一直吹噓中國已經有多強大的人，我有時不禁想：這些人之中，有當年的災民嗎？ 願當年的災民，在今天也平安健康。 作者》阿朵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自殺者，越獄 海口收審所有一大怪人：一個不知名姓、籍貫和罪案的年輕囚犯，在1號監倉屢屢自殺。獄警拿他沒轍，監倉看護他的難友也已厭倦，隨他用頭撞牆。但監管場所囚犯橫死，不管什麼原因都是大事，因此收審所不敢大意。 收審犯人都是未決犯，暫時羈押在這裡。收審所除了關犯人禁閉，並沒有對自殺自殘等二次「犯罪」囚犯加刑等處罰權力，因此，囚犯並不把收審所獄警放在眼裡。該囚犯自殺自殘，又不能把他單獨關在禁閉室，收審所怕擔待責任，於是就把他像狗一樣，用一條又粗又長的鐵鍊子，拴在北側監樓的監道樓梯下。 樓梯下貼牆搭靠幾張三合板，防止這囚犯再次撞牆自殺。他之所以被拴在大院裡，是為了讓他始終處在值班室獄警的視線下，再沒有機會自殺。我關禁閉那天從他面前經過，從監倉鐵柵門上透出被橫豎切割的斑駁光線，灑在他身體上。 他渾身上下只穿一條褲頭，幾乎裸體站在半明半暗的大院裡；腳下拖著長長的鐐銬，面前擺放一排裝滿水的飯盆，他正用飯盆往頭上澆水洗澡。一號倉的難友，用自己的飯盆在監倉廁所裡打水，然後從打飯口一盆一盆傳遞出來，供他清洗身體過大年。他看我走過，笑嘻嘻望著我，結結巴巴念叨著：「呵呵，冷啊，洗澡，過年！」 幾天後，我從醫務室被抬回監倉時，路過他，他在高歌齊秦的《北方的狼》，「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走在無垠的曠野中……」淒絕又剛烈。一個人如果連死都不怕，恐懼就會被擊敗，蕩然無存。 他被戴腳鏈「優待」了幾個月後，我們在監倉再也聽不到他拖著鐵鍊走動的聲音，不知道獲釋還是被捕，也有傳言他越獄逃跑。 前文我已寫及，監倉囚犯很難有自殺自殘機會，但是，沒有任何自殘工具，以頭撞牆還是大有機會。自這位囚犯自殺折騰之後，收教所規定監倉實行晚間值班制度：兩名囚犯一組，不得入睡，監視監倉動態；每組兩小時輪流一次。值班獄警會不定時巡查，隨時監管囚犯異常行為。 越獄是每個囚犯暗藏的欲望，沒有一個囚犯例外。去年一個監倉幾個重犯裹脅其他犯人挖地道逃獄，這個在每個監倉流傳的故事，給了度日如年的犯人豐富的想像空間。經過是這樣的：他們拽下掛毛巾的鋼條，在廁所向外挖洞，掏出的土倒在下水道沖走。管教查倉時，他們用拖地毛毯遮蓋在洞口，從來沒有被發現。這個故事有幾個版本，有說逃脫成功，有說被人告密中途「流產」。各個監倉打群架、偷盜的犯人，一經發現就關禁閉。放出禁閉室，原倉是不能呆了，所裡就安排換倉。這樣，原來封閉的監倉發生的大小事情，都會在收審所的男女監倉流傳開來。 勞教犯 我從禁閉室被抬到醫務室，依稀聽見獄醫說，又遇見一個不怕死的。他聽說過我的案情，點點頭說，「政治犯」是不一樣。絕食目的達到，我結束絕食。當晚，我被抬回7號監倉，放在門口。管教安排兩個「小馬仔」照顧我。「鍋友」鋪開亞男送來的新毛毯、黃軍被，我躺著慢慢恢復身體。過春節所裡發給每個囚犯一隻蔫蔫的小蘋果，他們還給我留著。人性都有善良的時候，犯人也不例外。沒有想到，我的絕食之舉，獲得犯人真切的佩服，都管我叫「大哥大」。我的心在流血，誰又能夠明白。 過了幾天，我陸續收到被扣留的書刊《論美國的民主》、《廢都》、《星星詩刊》、《刑法學》、《心理學》和《讀者文摘》。我知道一大半書刊仍被扣押。所方竟然把《論美國的民主》「漏網」給了我。可能我讓亞男用報紙包裹的封皮騙過了獄警審查。我購買了許多食品。主要是有書可看，心情非常好。兩個「小馬仔」輪流值班，什麼都替我幹。每天我獎勵每人一袋速食麵，酬謝對我的照顧。 大約一個星期，我的身體恢復正常。這全靠每餐加菜，身體儘快得到了營養補充；也得益於少年時隨父母下放農村10年，鍛造了良好的身體素質。身體不能垮掉，黑獄的日子還長著啊。我在水泥炕上，每天快步走幾百個來回，增強體能。 我羈押在海口收審所九個多月，妻子亞男給我存交生活費的部分憑單。 春節過後，我接到管倉謝幹事的正式口頭通知：勞教三年，罪名「反革命宣傳出版罪」。不倫不類，很荒唐的罪名。我依然沒有拿到勞教通知書。我認真起草了覆議書，依法給自己做無罪辯護。但是直到我一年多後出獄，也沒有得到任何答覆。這僅是1990年代中期，中國監獄和司法狀況惡劣的一面，但不意味著隨後中國的司法狀況得到了改善。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司法獨立等配套制度設計，才可杜絕司法黑洞肆意吞噬中國公民權利，所有囚犯的人道待遇也能得到保障。 在監獄日復一日，會改變囚犯的脾性。他們會變得更加邪惡，還是會棄惡從善？或者體現政治犯的社會擔當？就我而言，對民主理想的堅守和執著，對局勢和事物的洞察力，得到了砥礪強化。這兩點我絲毫不懷疑。政治犯坐牢的全部價值大概就在這裡：深刻和堅定。也有很多政治反對者，一時興起，為反對而反對，缺乏意志和理念支撐；一旦無意間入獄，獲釋後會放棄當初的信念，遁失在茫茫人海。 等待送去勞教所的犯人，引來其他未決犯羡慕的眼光，似乎身價也抬高了許多。雖然在勞教所仍是囚禁之身，但遠比收審所囚牢的活動空間擴大。自由的誘惑何其強大。勞教刑期最多只有3年，大多數勞教犯，在收審所都關了一年半載，刑期折抵之後，餘期都很短了。 1990年我從甘肅省勞教所臨釋放時，全國勞教所開始實行「百分考核制」管理犯人。我想5個年頭了，海南又是新建立的省級特區，估計海南勞教所已經採用「百分考核制」。拿到獎分，就意味著可以減期，我很快就會釋放。後來證明我的判斷很正確，但是，勞教所裡高強度的勞役是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 裁決勞教的犯人，收審所也比較放心，不像對待那些未決犯那樣嚴加看守。7號監倉的勞教犯，被抽調出去在一道大院幹清理建築垃圾活計。我也在其列。大口呼吸新鮮空氣，抬頭望見自由流雲、飛來飛去的鳥雀。身體的勞累，已在其次。 （待續） 劉水  異見人士，資深媒體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