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開始認識到，世界秩序或許已經進入「新冷戰」狀態，我們就越來越無法無視中國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的存在。繼而發現，掌管著這個紅色帝國的中國共產黨即將邁入「建黨百年」的歷史性時刻。 開篇的話 一個擁有超過八千萬黨員的政黨，它的命運將如何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代中國人從童年開始就被教育為「共產主義接班人」。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前夕，我們或許可以去問一個問題：到底誰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為了尋找可能的回答，我們把目光投向了立身於體制外、活躍於民間社會的行動青年群體，嘗試了解他們的生命如何被「社會主義」塑造？他們還認為自己是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他們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國家使用的政治語言？ 「紅色漫遊」系列文章將對中國行動青年進行訪談，並呈現他們的所思所感。 「變質」的社會主義 你問我中國現在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想可能現在除了是共產黨領導之外，沒有太多社會主義的特徵，正在發生的大規模的經濟私有化，已經改變了這個社會的性質。但仍然有一些場景，或者說是一些時刻，會讓我比較明顯地感覺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 比如說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它有一個很矛盾的場景。當整個國家快速地集合各個省份的資源進行對湖北省各市展開對口支援的時候，當抗疫的動員從上到下落到了每一個社區甚至每一棟樓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典型的「社會主義特色」。而同時也能夠看到另外一些現象，比如當很多民間的信息、媒體的報導被封鎖的時候，也能感覺到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特色」。   原本我覺得我應該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我沒有被納入隊伍裡面。 「組織」曾經發現了我並希望我能成為他們中間的一份子。大學的時候入黨很容易，畢業的時候40多個同學裡面就有10幾個人成為了黨員。   對我的同學們來說，入黨是一種很務實的態度：為了以後的就業。他們可能了解這個身份在現實中的利益可能性，但是作為一種主義來信仰的成分，我覺得應該是很少的。而我作為一個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如果和那些不信仰的人在一起，也會感到挺彆扭的，因此會慶幸自己沒有入黨。 被塑造的「冷」和「熱」 和早期對比起來，如今人們的入黨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在想，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來臨之際，可能會讓人重新去思考一個老問題：當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對談「歷史週期律」的問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毛說我們（共產黨）靠的是和人民群眾緊密的結合來跳出這樣一個歷史週期。 但是今天我們走到一百年這個有象徵意義的時刻、節點，再來看當時的這些對話，我認為不管是站在普通人民的角度，還是站在黨的立場，對於能否跳出「歷史週期律」，都不再有這麼強大的自信。 生活中很多人對這些並不關心，談論這些話題會被認為對生活沒有現實意義。這不是因為人們對政治反感，而一種是冷淡。這種冷淡是被故意塑造出來的一種影響行動的情緒，這種「故意」包括宣傳系統會有意去談「文革」中的恐怖記憶，讓人不願再去談政治；也有很現實的政治規定，比如「不得妄議國事」，否則會有相應的處罰；當然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確實也不希望大家去思考這些東西，所以同時會製造很多別的東西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讓人們盯著眼前的東西，眼前的東西是什麼？就是我們應該追求現世的幸福生活， 不要去想那麼多，也不需要知道那麼多。 這種冷感的確是被塑造的，沒有一個人本質上會對政治參與是冷的或是熱的，但是它之所以現在是冷的狀態，是有政治力量有意引導而成的。當然也有熱的，這種熱就是現在我們經常能看到的「小粉紅」群體。這種熱同樣是被故意引導的一種熱，是沒有反思、沒有更多思考的熱。 激進與犬儒 我在這個國家成長和生活了幾十年，並不容易時刻看清楚它如何塑造了我。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很有意思的狀態：就像我們讀書時上的政治課一樣，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共產黨所宣傳的這一切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當它是假的的時候，它就只是一種形式、一種口號；但是當它是真的的時候，它也可以成為反對現在的黨的狀態的一些想法或者說是一種力量。 處於這樣一個狀態下，它有激進的潛能，也有犬儒的可能。 我一直沒有很強烈的、單一的反對情緒，一方面是因為前面談到的這些，中國共產黨是在變化的，我們能看到它過去作為一個在野或者另類的狀態存在的時候，它的確一些激進的、進步的成分；也能看到它現在保守的層面。 我在這個體制下面生活了三十多年，其實會覺得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裡面，這個歷史現在還在繼續發生，有很多東西需要再去理解或者去重新解讀的。對我來說尤其是一些和我的年齡同時發生的事情，包括「八九運動」，以及具體的國家政策和經濟變化：九十年代國企改制、房地產商品化、農村土地政策調整，以及中國在這三十多年裡成為世界工廠、成為所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又面臨產業轉移的壓力和挑戰......看到了嗎？我們一直在一個大歷史裡面，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件事情。 絕望與動能 政治立場的代際差異不應該被忽視。整體來看，出生於五六十年代、我們的父輩這一代人，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歷程和國家歷程的評價，大部分是正面的，因為他們在這個過程中體驗到了極大的物質豐富帶來生活改善；只有少數人在這個過程裡，看到了其中有一些不對的地方；當然也有不少人會懷念建國後、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形態和社會風氣。 但到了當下青年這一代，就存在一個很大的挑戰：越往後的青年越容易感受到絕望，一種「無法動彈」的絕望。 比如說農民工一代，當他從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區，從鄉村流向城市的時候，他能夠看到一種改善生活的希望：我可以在城市賺了錢回家鄉蓋房子。但是到了農民工二代三代，對他們來說，他的物質生活起點已經被建立起來了，當他來到城市像父輩那樣付出勞動時，他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是遠不如父輩的。新世代的人們會越來越經歷到這種階層固化的絕望。 而絕望隱藏著很大的動能：想要改變。當成功學越來越不能吸引人，當小確幸的泡沫破掉之後，就一定會有東西爆發出來。 作者：孟平

9月初開學前夕，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針對區內國中小推出「用漢語取代蒙古語文」的教育語言大翻修計畫，即中國所稱的「雙語教學」。漢族占中國人口91%以上，依照簡單數字邏輯，用91%壓倒9%，相信是輕而易舉的。近幾年來，中共加大力道，意圖讓少數民族融入漢族文化，其中顯著例證之一，即是從2020年夏天新學期開始，將內蒙古中小學的語言、文學課程，改採漢語做為主要教學語言（中國名之為「雙語教育」）；而且從小學一年級以及中學7年級開始全實施，至於蒙古母語在其它課程的使用時數，每天不能超過1小時。該「雙語教育」全面適用於包括：蒙古、維吾爾、圖博、哈薩克以及說韓語者等5大少數族裔。 美國賓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阿特伍德（Christopher P. Atwood），在中國製造期刊（made in china journal）詳實披露此一雙語政策。他指出，受影響的3個課程，主要包括： 一、國民中、小學語文課本，自今年開始採用漢語為主的國編版漢語教材，取代過去地方當局的蒙漢雙語版； 二、2021年起，漢語教材擴及政治、道德（法律）課程，到了2022年歷史課也全面採用漢語教材，課堂上也只做用漢語教學。 三、新推出的雙語教學，也完全推翻過往國中階段的教學方式與規畫。 過去，蒙古的教法是，國中前2年皆只學蒙古語以及蒙古文學，為母語學習打下根基，之後到了國三，才加進漢語課；另外，整體而言，中小學的外語課，也都是在蒙語、漢語之後，隨後才加上來的。一般外語課都安排在6-8年級。 獨尊漢語  中共為捍衛意識形態安全 此一大幅增加漢語教材取代蒙古語教科書，確立漢語做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做法，點燃內蒙古地區遍地抗議烽火的，有逾4千位蒙古族家長、學生走上街頭，反對以漢文化清洗蒙古語文，甚至拒絕把孩子送到學校。相較於過往，學校係以培植蒙古語為主，如今的雙語教學則倒置翻轉。 這項獨尊漢語，取代蒙漢雙語的變革，被外媒彭博通訊（Bloomberg.com）稱之為中共對付內部少數民族慣用的語言「稀釋」政策。該外媒並點名這項教學語言大變動，針對少數民族推出的國家統編教材，係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主導，目的在捍衛中國內部的意識型態安全（safeguard ideological security），其它非重點課程，則仍保留讓蒙語做為主要教學語言。 抗議雙語，被言重了說成搞顛覆 自由亞洲電台（RFA）報導引述中共不具名官員說法，露骨提到漢化的新教學是中央下達的政治任務，甚至認定內蒙古抗議者之所以反對雙語教學，根本就是反政府、搞顛覆。警方並已逮捕百名抗爭者，也有一些內蒙古公務員遭停職停薪。中共發出威脅通告內容提到，9月7日起，內蒙古公務員必須將子女送到所在地學校上學，如果不按時送子女報到上課，到了9月8日將遭停職停薪，甚至會啟動開除程序。截至9月7日止，由於許多內蒙古的農牧民，仍拒絕送子女上學，導致公安警方四處抓捕聚眾者或簽名聯署支持抗議活動者；並冠上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予以強制拘提。 德國之聲（DW）報導指出，內蒙古獨尊漢語的教學政策，引發蒙古族文化危機感的抗議反彈，受到德國政壇關注。德國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指責北京侵犯少數族裔發動 「文化戰」，侵犯該民族權利。德國聯邦議院人權政策發言人布朗德（Michael Brand）在柏林表示，內蒙古發生的抗議活動，再次讓人們感到震驚。這位基民盟政治人物還指出，藏人、維吾爾族人，如今連蒙古族也遭到文化滅絕威脅，現在該是適當時機把共產黨對待民族、宗教和文化少數群體的強硬路線，上綱到國際議程了。 近百名蒙古族裔和人權人士9月7日聚集位於美國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以及國會山莊外，抗議北京當局在內蒙打壓蒙古語言教學。(圖擷自YouTube) 美媒石英（Quartz）以「中國貪得無饜的控制慾引發反叛，連少數族裔模範生（內蒙古）也挺身抗議」（China's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control is forcing even its “model minority” to rebel）為題報導指出，在民族緊張氣息頻頻風起雲湧的中國，內蒙古少數族群，長期以來一直都被視為和平的，自足的，同化良好的，符合中國吹捧的「少數族群模範生」形象。然而，這次中共國家統編教材漢語教科書，減少蒙古文教材比重，引發內蒙古人忍無可忍，覺得中共是有計畫想要消滅蒙古語文。很難不叫蒙古人聯想，繼之毀滅新疆的種族滅絕政策，以及在西藏推動高壓制性的反分裂運動之後，下一個，可能就是蒙古。 新疆、西藏被毀  蒙古人憂心下一個輪到自己 《石英》的這篇報導提到，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教漢語，等於擺明壓抑蒙古語文，這才是最致命的打擊，如此一來，蒙古語文在課堂教學的輔助「中介」（medium）功能將完全無從發揮，因為其精熟程度無法跟漢語相提並論。縱使中共官方一直將雙語教學掛在嘴上，但弱化蒙古語文根基，就等同於製造出獨尊漢語的實際效果。 至於漢蒙雙語教學將一直持續到12年級，實際上是自欺欺人掩人耳目（中國製造期刊，Ｍade In China Journal）。對內蒙古抗議者而言，他們最關切的，是在學校有機會可以學習讀寫自己語文， 而非讓自已的民族語文淪為象徵性輔助地位。《中國製造》文章指出，新推出的雙語政策引發焦慮和恐懼，一些人認為，這些措施會抹除蒙古人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其連鎖效應，也將導致在大學修習蒙古語文者，未來不易在中小學教育覓得教職。 英國劍橋大學學者烏拉·布拉格（Eradyn E. Bulag）早在2003年就在知名期刊《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發表一篇學院評論，名為「蒙古族及其在中國治下的語言焦慮」，內容指出，數十年來，中共在內蒙古運用各種手段榨取內蒙古天然資源，利誘人心，讓一些地區漢移民日愈增多。內蒙古人在漢政權征服態勢底下，始終隱忍；蒙古族群面對漢族來勢洶淘衝擊，導致憲法權、政治權，以及領土權日益遭剝奪、削弱與侵害，例如，中國政府以「恢復草原生態系統」為藉口，從2001年開始實施兩套政策：鼓勵生態移民，以及全面禁牧。這些政策目的，有意徹底消滅農村的牧民社區，並一舉結束蒙古人的遊牧生活方式。 媒體寒冬報導指出，在蒙古人事先不知情也沒有行使同意情況下，內蒙古牧民的土地，無聲無息地就被當地政府和漢人採礦公司侵佔。諸如此類事件頻傳，引發數千牧民抗議政府非法佔用土地，卻反而遭到逮捕、拘押或監禁。 保障蒙古語文/保護民族身份的最後堡壘 中國在內蒙實施漢語教學引發蒙族反彈，曾經下鄉的漢族知青也上書呼籲取消政策。圖為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民眾聲援南蒙。(Twitter) 在險峻生存環境之下，保障蒙古語文成了捍衛民族身份的最後堡壘。換句話說，當中共削弱、取消蒙古語做為中小學教學語言功能的壓抑手段，其實已經碰觸到攸關蒙古族語言生死存亡的敏感神經，畢竟，沒有語言，就不再是個活生生的民族了。 紐約時報有一篇報導詳實紀錄了內蒙古民眾對於未來母語消逝的焦慮感。對於許多蒙古族人來說，他們把語言視為其獨特文化身份的最後一個殘存標記，他們說，中共這項政策走過頭了。 中國政策走過頭 激起內蒙人民族意識 育有2個孩子的母親、39歲的達古拉（Dagula），在自己位於內蒙古錫林浩特的家中接受紐時電訪時提到。如果我們接受漢授，我們蒙古語就慢慢就消亡了。我們蒙古族曾經是一個特別偉大的民族。 社交媒體網站上發的抗議圖片顯示，成群的家長和學生和平地聚集在學校外，唱歌、喊口號，當局在一旁觀望。一段影片內容可以看到一名女子一頁頁地翻著教科書，批評裡面欠缺蒙古語內容。在另一段視訊中，穿著藍白相間校服的學生高喊：蒙古語是我們的母語！我們死也是蒙古族人！他們攜帶很多簽名和紅色手印請願書的照片，在社群網站廣為流傳。然而到了9月1日下午，許多推文已從中國社交媒體網站消失。     《紐時》指出，中共視語言、教育為政治敏感性領域。2018年，宣揚保護母語的藏族商人紮西文色（Tashi Wangchuk），就是因為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倡議母語，竟遭中共判刑5年。 看看中共在另一個遙遠西域--新疆，是如何用漢語洗文化的。逾100萬維吾爾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被關進拘禁營，中共在這些穆斯林信仰為主的偏遠西部新疆地區還加強漢語教學，現在新疆的學校課堂，漢語早就取代維吾爾語（突厥語系）成為主要教學語言，如今新疆絕大部份中小學生都是接受漢語做為教學的。但也不過才3年前，當時的漢語教學實施率只有38%。 只消十年 傳統文化就快被洗光了 新疆和西藏都在過去10年來出現多次暴力民族衝突，而內蒙古的暴力民族衝突較少。內蒙古面積是加州的2倍，跟獨立的蒙古國接壤的內蒙古，在經過幾十年的漢族移民、蒙漢通婚以及鎮壓後，基本上是個風平浪靜的地區，不過，近年來內蒙古對中國統治的不滿情緒已有所增長，像是給漢族帶來利益的採礦業，雖然帶來了經濟成長，卻也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另一個問題是，中共每每取締蒙古族遊牧傳統，目的當然也是企圖滅掉蒙古的傳統文化。 44歲的巴特爾（Bateer）是內蒙古錫林郭勒州的一位牧民。他接受《紐時》採訪提到，他擔心新的教育政策之下，蒙古族的後代會忘記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草原歷史、傳統和特色。雖然他的女兒已經從學校畢業了，但他說他打算繼續抗議，直到政府取消這項政策。「這是一個民族的事兒啊，」他說：「怎麼能不去？」 根據教科書也採用國編版的漢語教材，這是近年來中國推動學校課程標準化而所做的努力。雖然新政策指稱，仍會對學生教授蒙古語，但在許多學校，蒙古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功用實際上被削弱，授課時數減少，而且多數教材遭漢語覆蓋，蒙古語內容縮水，無法撐起「雙語」的口號目標。中國外交部在網站上重申，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漢語）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學習使用漢語是每個公民的權利義務。此一說法，意在打臉內蒙古捍衛母語的抗議者；另外，對於這次內蒙古的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共內部則習慣性將其定性為受境外勢力煽動。因為中共當局認為，雙語政策美意，讓少數民族更容易融入擁有91%人口的漢族主流。也有一些少數民族家長對漢語教學表示歡迎，他們認為這有助於他們的孩子考取大學，增加教育以及就業競爭力。  作者》許銘洲 專欄作家、資深編譯  新聞引據：Bloomberg、Quartz、DW、RFA、寒冬、紐時、Made in China Journal

9月6日，原定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改選的日子，這是港人唯一擁有的有限投票權利。有限的原因，在於一半席次由區域直選出，另一半則是功能界別的間接投票，讓北京保有一定的影響力伸入立法會的運作；這樣僅存的民主空間如今恐怕會往事已矣，在北京與港府上下交相賊的合謀下，以「疫情肆虐」及「社會動盪」為由暫緩立法會改選，規劃延後一年後舉辦，輿論各界對此感到譁然，認為這反映了北京的政治顧慮，政權維穩為先，就算毀諾也在所不惜。 回顧近期的香港情勢，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告一段落後，COVID-19疫情的爆發和防疫管制讓抗爭稍微和緩；北京在既定的政治議程中，必須貫徹習近平指示的「敢鬥與善鬥」而有所做為，且要防止反習勢力用「治港不力」來借題發揮，因此「逐步強化懲治香港作為」已是中共對港政策的基本方針。基於此，北京在今年7月正式施行《港版國安法》，並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抓捕動作，此外，在泛民黨派辦理初選後，選區主任握有裁量權逕行取消候選人資格，算是發出延選的超前警訊。 北京沒收改選 議會抗爭路線恐走不通 今年7月中旬，泛民主派舉辦的初選超過60萬人進行投票，顯示《港版國安法》的政治風險與武漢疫情的健康風險並沒有讓港人畏懼，十足彰顯了港人對於香港民主發展的意志；其中，這具民主參與轉變的意涵，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重心將會合集進入立法會，原本的「街頭抗爭」將轉化為「議會抗爭」模式，且得到港人普遍的支持，同時也可視為香港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假若今年立法會如期進行改選，泛民的統合競選將也會促成未來朝向更堅實的組織化發展。 7月中旬泛民主派舉辦的初選有超過60萬人進行投票，部分服務站大排長龍。（圖：香港電台提供） 基於上述所言，多數民眾支持「議會抗爭」的模式，以及泛民深化合作的可能性，這加深了北京的政治顧忌，深怕泛民因勢獲得過半的立法會席次(所謂的「35+」)，同時在「議事合作」上逐步化零為整形成具影響力的在野力量，這完全不利於中共的「統一戰線」，讓「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套路沒有施力點，組織化的泛民可能促使香港的民主野火燒不盡，甚至延燒至中南海進而崩解中共的統治基礎，或許這是不得不沒收賽局改採延選的原因所在。 「延選」與「延任」有違代議民主精神 北京中央決議立法會議員改選延後一年進行，這對香港政治發展帶來兩個重要的意涵，一是假若疫情持續延燒至明年不止，以及港人被剝奪有限民主權利後進而重回「街頭抗爭」路線，「疫情」與「動盪」猶存是否會讓北京作出「無限期」延選或「直接取消選舉」的決定，恐怕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基本法》的釋法權與修法權都掌握在北京手裡，以中央為意志的「依法治港」為王道的前提下，一國兩制的軟土早被深掘，立法會可能步入「人大化」的結局。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意涵，便是現任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的決定，縱然就北京與港府的立場已確認全數議員皆可延任，但這樣的行政決議已有違代議民主的基本精神，無論從「委任說」或「獨立說」的觀點，也完全剝奪了「代議士與人民」之間的授權關係，或許這合乎中共統治的邏輯與慣性，但卻是將香港的高度自治棄如敝屣。如今，「還我投票權利，立即重啟選舉」成了港人在9月6日再上街頭的訴求之一，果不其然，港警沒有示弱，抓捕了近300名的示威群眾。 沒有制衡能力的立法會 重回街頭抗爭 以中央為意志的前提下，一國兩制的軟土早被深掘，立法會可能步入「人大化」的結局。 (圖：香港立法會 Flickr) 與此同時，現任的泛民議員也面臨著延任一年的代表性問題，在可能出現「既不走，也不留」的情境下，將會在9月下旬啟動「半數意向」的民調，來決定是否延任；換句話說，過半數「去」或「留」的民調結果將攸關著泛民議員的未來去向。8月底時，香港民意研究所曾針對「議員延任」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過半數的受訪者是支持「全部離開」；持平而論，港人的不滿情緒將會持續蔓延，9月下旬的民調結果將可能出現半數民眾支持「議員去職」。 然而，如果屆時15名參與民調的泛民議員遵從民調結果而「去職」，同時也有其他議員見風跟進，那麼延任這一年的立法會將呈現完全由建制派掌握的情況，立法會無疑會貼上「一言堂」及「橡皮圖章」的標誌，這不但削弱了立法會的代表性，同時也讓延任的議員缺乏正當性，難怪乎近期香港的新版高中通識教科書刪除「三權分立」的內容，畢竟這符合了北京的政治利益，認定香港的行政、立法是相互配合的關係，立法監督權的弱化讓港府穩固權力地位。 對於香港的民主前景，將可能再次回到「街頭抗爭」為主軸的路線，只是在港警動輒以違反《港版國安法》、《公安條例》與「限聚令」為名進行濫捕，以及日前不避諱的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許智峯進行拘捕動作，顯然北京與港府早已不在意代議士擁有的民主保護傘。此外，對北京而言，香港享有的行政、立法、司法權是北京中央所授予的，所以必須服膺於中共的制約與監督底下辦事。直言之，對於香港的未來形勢，社會大眾對於民主的訴求將會持續擴大，同時警民衝突也勢必加劇，那曾經是繁榮穩定的香港也就回不來了。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繼新疆遭到中共「滅族」性的漢化以後，內蒙古開始要求對蒙古族進行漢語教育，近期各大媒體爭相報導各地蒙古族的激烈反抗，堅決維護自己民族的文字、語言，讓下一代繼承屬於本民族的傳統。當中國國內的新聞鬧到滿世界都知道的時候，中國國民依然被蒙在鼓裡，絲毫不知道內蒙古發生了什麼。 當我跟台灣的朋友聊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提到台灣當年也有一次「語言統一」教育，在我的同齡人中，不少人只是聽得懂台語但是不會講，他們父輩那一代就常常在私下講台語，但公眾場合還是講國語更多。我聽朋友分享，父輩那一代正值「語言統一」時期，在家裡跟父母講台語，但是在學校、工作場合，都被強制要求講國語，到了80、90後這一代人，國語的大環境已經成熟，成長環境中台語越來越邊緣化，所以會講台語的年輕人很少。 但是幸好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台語是台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的小學都開始開設台語課，我在台灣參加過的好幾間教會都有分為「台語堂」和「國語堂」。此外，台語的電視劇也變得很有趣，例如近期我為了學台語而看的《我的婆婆怎麼這麼可愛》，顛覆我對台語的印象，很多和我一樣的年輕人都在網路上火熱討論。 一人一票在台灣是民主 在中國變顛覆 語言為什麼如此重要？因為語言承載著人對事物的理解。拿「一人一票」這個詞來說，在台灣，這是民主社會的基礎而已；但是在大陸，這個詞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又或者說「國家」這個詞，在大陸的意思是「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是不能分開看的，否則又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可是在台灣以及其他民主國家，「國家」和執政黨絕對不會混為一談。 「一人一票」在台灣是民主社會的基礎，但在中國卻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上半年防疫的緊張時期，FB上有很多大陸人偽裝成台灣人造謠台灣的疫情。他們的文案大部分是：「台北疫情已經控制不住了，我們小區有新增了xx例，警察攔在門口根本不准記者進來報告，消息都被封鎖了」。因為台灣土地私有，很多人都是自己修房子住，台灣人是不會用「小區」這個詞的，反而大陸人在城市裡面都住在「小區」裡，所以這種謠言一看就能知道是大陸人五毛在混淆視聽。 換句話說，擁有自己的語言是防滲透的必備條件，台灣現在很多用詞、翻譯都和大陸有一定的區別，應該繼續維護自己的獨特文化。共產黨最擅長通過曲解語言背後的含義，繼而達到洗腦的效果，保護自己的非法統治權。在共產黨的公立學校中，每週一都要舉行升旗儀式，學生必須帶著紅嶺巾向國旗敬禮，從最小的時候就會被告知：國旗是共產黨烈士的獻血染紅的，紅領巾是五星紅旗的一角。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就認為國家和共產黨不可分割。 語言承載文化 義務教育立基在平等 公立教育的興起原本是要求國家，為未成年人義務、免費提供教育機會，達到全國教育全民化的目的。因為在18世紀，很多貧民家庭沒有文化，也沒有經濟實力讓自己的孩子受教育，只能學習一些技能用於養家即可，於是國家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義務教育的興起，是為了貧民家庭也能免費獲得教育機會。 以台灣為例，台灣的國民教育是國家負擔教育費用，但不強制入學。而且不同學校也可以用不同的教材，堅持不同的教育風格，家長可以根據自己的教育理念，相對自由地為孩子選擇學校，甚至選擇退出學校、在家教育。但是共產黨的公立學校， 包括在教育部備案、能夠獲得學籍的私立學校，統統已經變成「國家崇拜教育」，雖然不用交學費，但教材費、午餐費、校服費等費用並不少。學習方面不僅教材嚴格限制，教育局隔三差五就要開會強調「教師紀律」，老師已經不是教書育人，而是共產黨洗腦流水線上的噴頭而已，課堂上所有的輸出都是官方要求。 近十年來「在家教育」這個詞在大陸悄然興起，願意獨立思考的家長都希望孩子能夠脫離共產黨的洗腦。但是從2018年末，大陸家庭教會迎來逼迫的寒冬以後，教會創立的學校也受到強烈攻擊，被迫轉移到地下，「在家教育」也變成政府的打擊對象之一。警察對於秋雨教會的會友首要要求是和教會脫離關係，對於有孩子的家庭則進一步要求送孩子到公立學校，我弟弟就是被強烈要求的對象之一。儘管我們一再強調，弟弟只是在家教育，沒有中斷學習。並且我們提出，若不是政府非法取締教會，關閉教會學校，小朋友們還會繼續坐在新修的教室裡一起用功。 通通得回「學校 」 中國在家教育風潮曇花一現 針對我們的申訴，政府的警告和威脅一次比一次嚴重，甚至指出，拒絕送孩子到公立學校是違反了義務教育法，大人可能面對判刑，從而失去對孩子的監護權。這個威脅不僅僅是針對我們家，同教會的李太太，彼時她先生尚在看守所內，李太太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孩子，銀行賬號被政府凍結，房東被警察威脅逼她們退租。因為李太太不願意送小孩到公立學校，警方一再強調會把她也抓走，兩個小孩整日生活在恐懼之中。含冤入獄的王怡牧師，他的太太和年僅13歲的獨子至今下落不明，唯一知道的消息是，在他被捕後政府不顧家長意願，把他的小孩強行送到公立學校上學，每日上、下學都由警察接送，毫無自由可言。 最近一個月，廈門一戶基督徒家庭，因為堅持在家教育，被法院起訴「監護權糾紛」，所謂的監護權糾紛，就是家長沒有送孩子接受義務教育。在溫州，一所成立多年、頗有前景的基督教學校被強行取締。中共對人民的洗腦意圖有目共睹，「義務教育」本來是政府有義務利用公共資源為未成年人提供受教育機會。結果在共產黨的闡釋下，「義務教育」就是強迫教育，但凡在共產黨掌控的地方搜索，比如大陸人最愛用的「百度百科」，都是這個答案。 曾幾何時秋雨教會一直在推廣基督教古典教育，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可是很多人不以為然，忽視了教育對個人、社會未來的塑造起到多大的作用。而共產黨卻是我見過最了解、最重視教育作用的群體，在強制教育這方面，不遺餘力地施加壓力，不放過任何漏網之魚。所以，不要讓共產黨的有心對到自己的無心，抵抗共產黨的滲透和洗腦，從維護自己的語言、文化開始！ 作者》任瑞婷 秋雨聖約教會基督徒，受中國宗教迫害，目前暫時在台停留。  

根據2016年「綠色和平」的年度報告，新疆是全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最近四年，中國不少城市的污染程度有所緩解，但是新疆的主要污染指標仍然居高不下，PM2.5濃度仍是中國最高的地區，二氧化氮濃度繼續上升，和田和喀什的空氣污染尤其嚴重。為什麼新疆的環境持續惡化？有哪些環境問題？導致污染的政治經濟因素是什麼？ 化外之地 毀之可也？ 新疆最有隱患的環境問題是核污染。羅布泊從1959年代末以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核試驗基地，30多年後，核污染的惡果才開始報導。一些學者的研究指出，這一地區仍在進行地下核試驗。但是由於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揭示新疆核污染的全面真相仍十分遙遠。目前新疆環境問題與日常生活最相關的領域，包括：大氣污染、水土流失、沙塵暴和水污染等，這些問題都與掠奪式開發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 羅布泊自1959年代末成為核試驗基地。圖為1964年中共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Wikipedia) 雖然中國目前開始增加了可再生能源、核能的生產量，但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化石燃料的基本模式沒有改變。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對煤炭需求增量減少，但是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增量繼續增加。新疆作為天然氣、石油、煤炭主要生產和加工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新疆化石燃料業和其他礦業及相關行業繼續增產，導致PM2.5排放量繼續增加，這是造成大氣污染的主要原因。 新疆天然草地可利用面積佔全國的20%。目前新疆的牧場在所有省區中退化最為嚴重。早在1950年代，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各地開墾農田，引水斷流，導致綠洲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持續擴大。原本環境污染較少的準噶爾盆地及其周圍的草原和半荒漠地區，由於兵團在這裡大量建立國營農場，導致可供放牧的土地越來越少，加速了當地的水土流失。 羅布泊在新疆的位置。(圖: Wikipedia) 抽刀斷水 綠洲消失 大躍進之後，塔里木盆地和羅布泊地區大面積引水，孔雀河和塔里木河在1970年代最終斷流，使面積有3千多平方公里的羅布泊內陸鹽湖徹底乾涸，塔克拉瑪干沙漠周圍綠洲減少，沙塵暴天氣增多。除了擠壓牧場和引水斷流造成的草地沙化、水土流失，新疆許多地區地表水源乾旱甚至枯竭，而快速擴張的油煤田和農業灌溉導致這些地區地下水開採超量，水位大幅下降。地表徑流的改道以及機動泵管井的成倍增加，導致地下水的供給入不敷出。 自2000年，中國政府從博斯騰淡水湖向塔里木河流域調水，結果不僅沒有改善塔里木河周圍地區的生態環境，反而在2014年使博斯騰湖面積銳減五分之一，導致該地區水環境惡化。由於繼續攔截塔里木河上游的喀什噶爾河、阿克蘇河和葉爾羌河水資源，攔截流往沙漠腹地的和田河和克里雅河，導致這個地區在最近20年胡楊林大面積減少六分之一，和田和喀什維吾爾人聚集區全年沙塵暴、揚沙和浮塵持續時間不減，主要污染指數全年大部分時間處於不健康水平。 環境抗爭可能被視為恐怖行動 除了大面積水土流失導致水環境污染和水質惡化，新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入河道，對周圍地區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了嚴重的污染。農田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排水造成河流、湖泊水質惡化，生物多樣性在這一地區受到嚴重破壞。近期污染出現更多的類型，如新疆銀鷹工貿有限公司和新疆天泰纖維有限公司，這兩家向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排放污水和堆放污泥，由於缺乏對這種中國品牌和東部省投資公司造成污染的獨立問責機制，對當地生態環境惡化造成了長遠和結構性的影響。 新疆的豐富能源被中共視為支持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對國家安全來說是一種戰略資源。同時，中共以反恐和反分裂為名壓制和排斥當地人民關注生態問題，使新疆污染問題比其他地區更難解決。新疆的經濟政策是由中央政府決定的，但是經濟模式造成的污染後果卻由長期居住在這裡的人承擔，尤其是受到影響最深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人完全無法參與環境問題的討論。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寫字都能寫成內傷，我也是服了自己。 事關再次爆發在中國公益圈的Metoo運動，此前幾篇文章寫到脫力。那些是非紛擾早已不是「我的圈」，如此狗拿耗子吃力不討好，只因割捨不下那份牽絆與關心，捨不得公益這面破旗。 受傷的心靈需要撫慰，要做些療癒的事，出門認真做田，進門認真吃飯，拔草蒔禾摘花收菜，擇洗釀製調理烹煮。認真踏實過生活，養身，亦養心。 這都是最愛的事，但必須承認我做得心不在焉，總忍不住惦記Metoo，希望自己的關注和投入能夠有成效，每天上網找進展。一天、兩天，沒有，一週、兩週，還是沒有。一個月忍不住聯繫，得到種種「難言之隱」，種種背後，已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關係網路」，中國民間公益的生態尚不成熟，權力網卻領先「壯大」，我是傷上加傷啊。 亂翻書，也療癒。我住的是一處深山老農舍，泥牆青瓦。從事鄉村建設的朋友通過眾籌將廢棄老屋修舊如舊，有個文氣的名字「大無書院」。既是書院，當然有大書架，翻書翻到彩蛋—自己寫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 尋訪中國民間公益最早的草根行動者，既是行業觀察，也是在治自己的傷，採訪寫作是自我療癒。想到這一節，心中默算了一下時間：從開始採訪到出書接近十年……我被這堪稱漫長的時間嚇住了，原來，要醫一段傷，需要這麼久。 冷靜下來想一想，這個過程甚至不止十年，當我1993年在故鄉小城參與殘障朋友的自力救濟，嘗試的過程，也是受傷的過程。 甚至還可以繼續回溯，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與困惑。在中國似乎永遠都是這樣，走在前面的民間行動者總是傷痕累累，不管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新世紀二十年代，這是一段多麼漫長的傷痛史與治癒療程啊……。 如此這般做時間算數是沒有意義的。我必須回過頭來想一想，因Metoo而寫的那一系列六篇文章為什麼會使我受傷？ 最淺一層，是我自己的付出沒有結果，再一層就是民間行動志願調查俠客團與網路武林大會全無下文，寫什麼做什麼都是泥牛入海。那麼，再深層的原因是什麼？ 分成了兩個方向，一個是由Metoo牽連出來有中國特色的公益圈的權力系統讓人憎恨，恨其不爭；另一個是讓人痛，痛惜那些站出來的和更多沒有站出來的被侵害者。前者導致我寫了白寫，更多人做了白做，但是，不論調查小組網路大會有沒有「結果」，至少，讓那些被侵害的人，看到了有人跟她們站在一起，為了公義站出來—這也是應該做也可以做的，我有療癒到。 再翻這本書頁已黃的書，說來有趣，如今我置身其中的這處農舍，與之也有關係。書中一位朋友發起成立了中國最早從事鄉村建設的公益組織「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又眾籌修繕了這裡。書來自各方捐贈，翻開見到寫寫劃劃的痕跡，恰好這位朋友的章節「……鄉村建設不是終點，公民意識也不是終點。能夠讓人的心靈發生變化、變革，人的實現才是終點。這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不僅使農民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也在這個過程中教育我自己。」 不曉得什麼人寫下這樣的批註，十幾年後此情此景之下與這句話再次相遇，被療癒到。「人的實現」，也是我一生要做的事。 我沒有想到，療癒並未到此為止。 有訪客不期而至，見面就說是我的讀者，而且特別點明這本書對她的影響。 這是一位年輕人，只有二十幾歲。她說從自己大學時代，影響到此後的選擇……這這這也太巧了點吧。 她發來自己的讀書筆記，紅色是我寫的，橘色是引用主人公的話，藍色是她自己加的標註，而且是兩份，一份是2014年初次精讀，那時她即將大學畢業面臨選擇，第二份是2019年，面對職業困惑時再次重讀。 接下來兩天共處，年輕朋友談到了她現在面臨的問題，現實困惑與榜樣的坍塌。後來發訊息「剛剛自己又看哭了......我會痛，也是正常的，提醒自己在清醒地活著……謝謝寇姐，我又一次在您的文字裡在我的筆記裡找到自己的力量。」 而我要謝謝你，年輕的朋友，謝謝你對於我的療癒。 幾乎我這一生所有的努力，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有用嗎？」 我只能實話實說我不知道——「那麼，為什麼還要做？」 「做了不知道有沒有用，但不做一定沒用。」最根本的痛，源自於我所看到的不公平、不美好，以及我的無力感。那麼就盡力去做，我的力量微乎其微，相對於中國的變化，沒有用，甚至具體到Metoo和劉韜性侵害個案，亦於事無補。但是對我有用，對她也一樣。 儘管，也許這個「有用」，要到二十、三十年之後才有可能顯現、甚至沒有顯現的機會。 這則文字，是前面一組寫作因Metoo而起的傷痛思考之後，對我個人的療癒。也即將開啟這個專欄一組「療癒系列」。會是一個更大範圍的「有用無用之問」，循著這本書中基層朋友的足跡，探尋自那本書之後的十幾年中，中國農村鄉村建設的「有用」與「無用」。 作者：寇延丁，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延伸閱讀  【從「有中國特色的Metoo」扯一扯「中國特色」】系列 系列１ 有中國特色的公益圈 系列２ 有中國特色的公益事業 系列３ 公益圈也是個江湖 系列４ 亮出你的理想或者空空蕩盪 系列５ 自己田裡的草只能自己拔  

2018年7月起，中國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具有極大公眾討論度的，以各具有影響力的個案為中心的反性騷擾運動，將女權倡導推上一個高潮。 反性騷擾運動的景象與2018年爆發的Metoo運動是截然不同，卻也相互承接。此處追溯到2018年之前的反性騷擾活動入手分析，通過分析這個時期（主要是2012- 2018年）的案例來呈現其特點和意義。 在2018年之前，中國的反性騷擾活動在不同層面展開，這個時期的許多行動或者案例都在一定時間或者在一定範圍內有著自身的影響力，行動與行動之間、個案與個案之間沒有相互的連接性，都是獨立的案例，但是也在不同程度上推進了公眾對於性騷擾議題的理解，為後期的爆發奠定了基礎，以下會例舉一些典型案例。 「 我可以騷，你不能擾 」——性騷擾討論的開始 2012年的「 我可以騷，你不能擾 」是近年來第一起較有影響力和爭議性的行動，將性騷擾這個議題推向公眾討論的層面。此事的緣起是2012年6月，上海地鐵二運的官方微博發布了一條一位女性穿著透視裝的圖片，並配文「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顯然是將性騷擾的發生歸責於女性穿著是否清涼。此舉引起了許多女權主義者的抗議。 微博截圖（作者提供） 於是隨後，針對上海二運的言論，幾位女權主義者發起了「 我可以騷，你不能擾 」的行為藝術，穿著不同的衣著，舉著此口號在上海地鐵拍下照片。這一句口號在當時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在當時，常常有類似的言論將性騷擾的責任歸咎於女性，而此行動在巨大的爭議之下態度鮮明地揭露了「譴責受害者」文化的存在。在當時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當中，大多數人認為這個行動的信息是有問題的。但這個行動打開了對性騷擾的討論，此後更多的行動和事件相繼出現。  性騷擾事件的相繼爆出和討論 在2012年之後，各類性騷擾事件被爆出來，成為當時公眾討論的焦點，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性騷擾事件存在的普遍性、女性對於生存環境是否安全的焦慮，在不斷的討論當中，也提高了公眾對性騷擾的理解。2014年，廈門大學人類考古專業博士班導師吳春明被指控利用自己作為導師的權力，長期猥褻誘姦女學生，引起公眾嘩然。在眾多女權主義者和公眾的抗議之下，吳春明被撤銷教師資格。許多女權工作者在當時提出要在高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因為由於師生之間存在巨大權力關係，特別是教師常常可以決定學生是否可以拿到學分、是否可以畢業或者進行論文發表，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許多教師會利用職權對學生進行剝削，學生沒有相應的機制可以申訴或者在當時拒絕，導致了許多高校性騷擾事件的發生。  2016年4月，一位女士在入住北京和頤酒店時，在走廊被陌生男子跟蹤後強行拖拽，後被抓住頭髮用力撕扯，在該女士大聲呼喊後，圍觀者逐漸增多，受害者被一女顧客搭救，陌生男子才結束此行為，並在後面被判決。這個事件觸發了許多女性在公共場合生活和行動的不安全感的共鳴，許多女性都表示了自己在出行特別是夜間出行的時候充滿了恐慌。在公共場合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很普遍，通常也因為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常常事發突然、持續時間一般較短而難以懲罰實施者。許多人也意識到在公共空間需要追責相應的管理者、空間的擁有者的責任，要求這些相關方行使其安全保障的責任。 事件的監控圖片（圖：作者提供） 對建立反性騷擾公共空間文化的訴求——「 行走廣告牌 」 在2012年到2016年間，雖然有許多性騷擾事件被熱烈討論，也有更多人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急迫性和預防性騷擾的必要性，但是在中國的公共空間，始終沒有存在任何關於反對性騷擾的信息。雖然這個過程當中，也有許多女權工作者嘗試與相關的權力部門進行溝通或者遊說，但是政府部門始終沒有對此採取任何措施。 於是在2016年，在廣州的一群女權行動者試圖用眾籌的方式，計劃在廣州地鐵購買一個廣告位，來宣傳反性騷擾信息。雖然在短時間內就籌得費用，但是經過一年的跟進，也無法實現這個需求。最後得到的回復是，只有政府部門有權力發布與公眾利益有關的信息，而公眾並沒有此項權利。 廣告設計圖（作者提供） 為了實現這個訴求、也為了擺脫被動局面，女權行動者張累累在2017年發起了「 行走的廣告牌 」的行動。將原本應該出現在地鐵廣告位的反性騷擾廣告背在身上，隨身攜帶，將自己的身體作為媒介，將反性騷擾的信息傳播出去，並徵集了100多位網友同時加入行動，以擴大傳播的範圍，獲得了非常多網友的參與。於是這個反性騷擾廣告被背在不同人身上出行，出現在了中國的二十多個城市。 「 行走的廣告牌 」行動，將反性騷擾的信息傳播出去。（圖：作者提供） 雖然這項行動在中途（半月之後）被當地警察騷擾，被迫停止，但是由於行動的影響力和強烈訴求，此後迅速地在中國的各個城市出現了不同的、由官方或者商業公司發布的反性騷擾廣告。中國的公共空間終於出現了反性騷擾的信息。 北京婦聯在北京地鐵發布的反性騷擾廣告。（圖：作者提供） 小結 在2018年metoo爆發之前，中國的反性騷擾行動其實一直在進行，性騷擾事件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和討論。雖然這一時期，各個案件或者各個行動之間並沒有相互之間的聯繫，都是獨立的個案在進行，影響力也沒有之後那麼大或者深遠，但是每一次對性騷擾的討論，都在各起事件當中被加深，公眾的意識也在不斷提升。 「 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在2012年被喊出的時候是飽受爭議的，但是在之後的多年，這個行動可能被忘記了，這句話總會在不同的事件當中被留言，像譴責受害者的文化被更多人所認知和反思。另外，被曝光的性騷擾事件施害者也比之前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受害者得到的支持（依然還是伴隨著很多對於受害者的質疑）越來越多。相應的政策、雖然速度十分緩慢，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一些改變。這一切，都為了metoo的最終爆發，奠定了基礎。 作者》王青松  中國女權運動行動者，中國#Metoo運動及反就業性別歧視深度參與者和組織者之一，獨立撰稿者。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夏夜，我們在一片墓地上乘涼 兒時的天空是藍的，從記事開始，幾乎整個夏天一到傍晚，小夥伴們就將家裡的涼床、長條板凳搬到村莊邊上的大草坪上，草坪下是連成一片墓地，形成一個斜坡，乘涼時南風從高處吹來，村莊裡的大人小孩子多會躺在涼床上，望著夜幕上的星空，說道各種故事。 這樣的傳統也不知上溯到什麼時代，整個村莊的人們都共同棲息在這樣一片草坪上，星空與墓地之間，人與自然、蒼穹與大地，如此渾然而成一個奇妙的空間，既有家長里短，也有神怪故事，經歷一次次災難性的運動之後，1962－1966年，鄉村迎來了難得的寧靜與悠閒，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童年的時光為什麼在那個時間段顯得更快樂，而大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笑顏，直到1970年代初期沒有電視沒有廣播，甚至沒有人家有收音機，風聲與蟲鳴聲，星光與螢火蟲閃爍，現在想起來，村莊上空，如果沒有那個叫公社或黨的無形力量，這是多麼美好的詩意的田園景象。 記得很小的時候晚飯前後由奶奶幫我洗澡，澡盆裡有曬熱的水再加一些涼水，我進入澡盆子之前，奶奶會邊哼兒歌，邊用手沾上水，在前胸後背上拍拍，唱道：前拍拍，後拍拍，拍我寶寶別吵嚇。就是防止小寶寶被涼水或熱水嚇著了，提前適應一下水溫，洗完澡後撲些滑石粉，花露水，然後就跟著大人去乘涼。 牛郎織女星的傳說，車水星與旱澇的關係，還有三國故事，彗星與人間災異，都曾在星空下、隨著晚風飄進小夥伴們心田。還記得最驚悚的一則神異故事，說的是有村民去世之後，葬在一處特殊的地點，當日心、月心與他的心三點一線時，就會復活，然後回到村莊，一家家敲門，撕破窗戶，任何人家都不能發出聲音，否則就會破門而入，吃人不留骨頭。 這類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當年的真的能讓小夥伴們嚇的不敢說話，從草地上乘涼回家時，只能牽著父母的手，害怕至極。還有關於水鬼的故事，哪個村莊出現水鬼了，爬到水邊的樹上唱歌；哪條河流裡出現長的像娃娃的魚兒，會像嬰兒一樣的哭叫。 有神異故事說，村民去世之後葬在特殊的地點，當日心、月心與他的心三點一線時，死者就會復活。(Aron Visuals/Unsplash) 童年夏夜，那時候的月亮更大更圓，我們走到哪裡，月亮也會跟到哪裡，令我們小夥伴們倍感神奇，這時候就會唱「月亮吔，跟我走哦，走到潛山去買酒哦，你一盅我一盅，我倆喝的醉忪忪」。月食的時候，小夥伴們跑回家中，拿出面盆，對著天空高喊：「天狗吃月亮囉」、「天狗吃月亮囉」，沒有大人來給孩子們科普天文知識，也許是讓孩子們盡興玩鬧就好。後來到了美國，住的地方小公園就有一處小型天文觀測台，經常有天文之夜，天文愛好者與專家們還自帶各種天文望遠鏡到公園裡，讓孩子們觀察月亮、火星等，孩子們多了些對天空的認知，但卻少了「迷信」帶來的樂趣。 「執路神」、「確巴鬼」與狼 「執路神」也叫「確巴鬼」，它屬於搞怪的另類神靈，晚上讓你迷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它就會顯靈，你以為從一個鄰近的村莊回到家，不過一二裡的路程，但有時要走到天亮才能找到家，原因就是被「執路神」引導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執路神為什麼也叫「確巴鬼」呢？確巴（音）就是開玩笑的意思，你這人說話很確巴，就是你喜歡說玩笑話。喜歡開玩笑的人在村莊裡叫「確巴鬼」。 鬼故事之外，狼故事也少不了，但兒時還真的沒見過狼之類的危險動物，狼的故事卻被人們說的活靈活現：天氣太過炎熱，村民把豬系在樹上乘涼，半夜時分，狼來了，咬斷了繩子，然後用嘴叼住豬耳朵，用尾巴鞭打豬快點走，就這樣，狼把豬給叼走了。不過，如果真有人見過這種場景，應該會把狼打跑掉才是。 沒有見過狼的村莊，狼還是「來了」 記得一個夏夜，因為太熱了，村民們直到午夜仍然睡在䓍坪上，突然有人喊「狼來了」，這顯然是村莊裡的一個「確巴鬼」搞的惡做劇，睡得惺忪朦朧的村民們嚇的各自逃回家，這可能是我們村莊自古第一遭，幾十個人都睡在木板床或板凳上，只要抄起這些物件即便來了群狼，也可以嚇跑它們。但睡夢中的人們沒有任何抵抗力，跑路是自然反應。 各種慌張的逃跑後來成為村莊的笑料，最大的笑料發生在「四哥」家，叫四哥的村民扛著板凳跑回家，被妻子一通臭駡，狼會吃掉板凳嗎，你扛著板凳回來把孩子丟了，孩子呢？夫妻倆回過頭去把落在後面哭哭啼啼的女兒抱回了家。 村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共同體，離星空更近，離墓地也不遠，與皇帝、與政治卻保持著遙不可及的距離，人們在這片自己的土地上勞作生息，有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說自己的故事與傳說，保守村莊的傳統，也保守村莊的隱密。當時沒有收音機與電視，所以也就沒有了那些與村莊無關的新聞與政治，人們活的更自然而快意。 即便在文革紅色恐怖的時代裡，村莊仍然可以自成一片天地，上承自己的傳統，下護各自家園，內心不失良知，也不失對生活的趣味與喜樂，這是村莊的生存智慧，村莊改變不了國家，但村莊可以安適自己的精神家園。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蔡英文總統在上(八)月28日下午宣布放寬美國30月齡以上牛肉與符合國際標準的瘦肉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引起社會上的許多討論。在蔡總統今年520的就職演說中就已經提到：「我們也要持續引導產業布局全球。和美、日、歐洽簽貿易或投資保障協定，這個目標我們會繼續努力。」加入國際貿易組織或區域組織一直是我國政府部門努力的目標，過去馬前總統希望由中國走向世界的想法，但這在中國透過限制來台觀光與就學的中國人民之後，就讓台灣人民清楚明白，原來開放中國觀光客與學生來台，是會受到中共政治力很大的干擾的。 蔡總統上任後，不管是發展新南向或是與美、日、歐等國家展開更多的交往，都是希望讓台灣的貿易夥伴更加多元，以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程度。在內需上，藉由優化產業結構來提高受雇員工薪資以增加內需消費外，在外貿上，建立多元的貿易夥伴關係是目前政府強化台灣經濟自主性的政策方向。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降低對於中國的依賴，一直是台灣近年來所面對的棘手問題，這也是為何總統在今年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並且希望與美、日、歐洽簽貿易協定的原因。換句話說，在就職演說的脈絡下，總統放寬美國牛豬產品進入台灣市場的限制並不令人意外。 應提供豬農更多補貼 並幫助畜牧業升級  就效率的角度而言，貿易的開放一定會讓某些產業得到好處，某些產業則會因開放而受到衝擊，整體而言，只要受害產業的損失小於得利產業的利得，貿易是可以讓國家得到的餅變大，故政府通常會選擇開放。就分配的角度而言，政府必須要讓因貿易開放而得到好處的產業補貼受害產業，才可以確保在開放貿易的過程中，大家都可以變好。對受害產業的補貼可能是直接的所得移轉，也可以是幫助受害產業進行轉型升級，這是目前農委會希望做的政策目標。放寬美國牛豬進入台灣市場帶給台灣豬農的擔心害怕與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畜牧業者而言，更重要的題目是養豬業如何轉型升級，並與美國萊豬做出差異化，以降低衝擊。不管政府目前匡列的基金為100億或200億，農委會確實可以提供台灣豬農更多的協助，幫助畜牧業進行轉型升級，甚至增加農產品的外銷比重，才是積極面對衝擊該有的做法。 真正的問題不是政府讓民眾吃萊豬，而是民眾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為萊豬。 (圖/Unsplash) 消費者往往被認為是貿易開放的受益者，這是因為貿易開放表示市場的競爭程度可以增加，市場的價格也會因而降低，使得消費者可以較低的價格購買相同的產品。但是，這次符合國際標準的萊豬開放，不僅是低價豬肉的進口，也讓消費者產生萊克多巴胺可能影響身體健康的疑慮。事實上，食品安全的問題並非第一次在台灣發生，例如，含有重金屬的中藥材、電視與電台廣告的保健產品、農藥殘留的低價外國農產品、毒玩具、三聚氰胺與台灣早期的鎘米等不勝枚舉的例子，均重創消費者的信心。換言之，真正的問題不是政府讓民眾吃萊豬，而是民眾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為萊豬。這是台灣過去在產品標示不清與政府管制鬆散所累積的消費者不信任感。 資訊透明與隱匿重罰機制 重振政府信任關鍵 如果消費者可以清楚知道肉品的國籍、萊克多巴胺含量多寡或是否符合標準，則對消費者而言，是否購買萊豬就是消費者的自我選擇問題，而非健康問題。因此，如何讓資訊透明以及對於訊息隱匿的重罰機制，是政府需要建立的。「信任」才是政府回應消費者的最好方式，也是負責任的政府該有的態度。 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下，中國廠商面對美國高額的進口關稅以及科技管制，中國經濟有加速下行的趨勢，加上武漢肺炎爆發所引發的生產鏈斷鍊危機，美國已希望籌組可信賴供應鏈以及推動去除中國的潔淨網絡 (The Clean Network) 計畫。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與美國政府間的互動已日趨頻繁，加上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完整性，以吸引許多美國與日本廠商擴大對台投資。若台灣與美國或日本在貿易協定的談判可以有進一步的突破，則可以預見我國經濟將持續成長，就業環境也會改善。因此，政府應盡早讓產品資訊透明化，以建立國內消費者的信任感。 至於畜牧業者所面對的衝擊會因時間長短而有所差異，故畜牧業的產業優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國際大環境有不小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期待政府可以把握機會來優化產業環境，建立與主要國家的經貿對話，以增加廠商在台投資意願，進而創造更多的就業與消費，讓台灣經濟得以永續成長。 作者》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