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 - RTI 洞察中國

2024-12-12 14:34:40

龔與劍

以色列帶給我們的借鑒：國家保障國民，國民保衛國家

這一年多以來，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多線開戰，左打哈馬斯，右打真主黨，最近還一直跟伊朗秀肌肉。不斷針對真主黨的老大，一次又一次的斬首行動，讓真主黨的領袖，變成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以色列作為猶太人組成的國家，從1948年復國以來，就一直處在非常不利的形勢。以色列人口大約有990多萬，佔地面積是22,145 平方公里。國土呈南北長、東西窄的狹長形狀，南北最長距離為450公里，東西最寬為135公里，沿公路從東到西只需1個半小時。這在國土防禦上容易被中間擊穿，分割成南、北兩部，被各個擊破。除西側為地中海外，陸地邊界都是敵對的阿拉伯國家，在土地跟人口上都對以色列形成絕對優勢。然而以色列在如此不利的地理環境，以及極度艱困的國際處境下，沒有滅亡，還打贏了五次中東大戰，不僅鞏固了國家主權，還成為先進國家，這是小國生存之道的最佳範例。雖然國情跟對手不太一樣，但也值得臺灣借鑒。其實中華民國和猶太民族的交流，源遠流長。在二戰中，當納粹德國開始對在歐洲的猶太人進行迫害和大屠殺之後，中國的上海，接納了成千上萬逃離納粹魔掌的猶太人，成為他們的避風港，有一位中華民國的外交官，甚至被以色列尊為國際義人。被尊為國際義人的外交官這位外交官叫何鳳山，是湖南的益陽人，出身貧寒，父親早亡，但他刻苦學習，考入了德國的慕尼克大學，取得了經濟學博士，之後開始在中華民國的外交部上班， 2年後被派到奧地利公使館當秘書。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以後，中華民國駐奧地利的公使館，改為駐維也納總領事館，何鳳山成為了總領事。德奧合併以後，納粹當局進行了種族清洗。一邊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一邊通知猶太人，如果他們能用簽證的形式，提供「移民證明」的話，就會被允許離境，那些被送到集中營的家人也會被釋放。於是「簽證」為猶太人提供了逃離迫害的一線生機。但當時幾乎沒有其他國的外交官敢去幫助他們，怕一不小心得罪了納粹這條瘋狗。即使是像瑞士這樣的中立國，也要求納粹當局，在猶太人的護照上做清楚的標記，方便瑞士可以在邊境上即時遣返猶太人。只有中華民國的外交官何鳳山，及時向猶太人伸出了援手。那時正值抗戰初期，日本在1937年8月入侵上海，11月12日上海淪陷，上海口岸沒有人值守，任何人都不需要出示證件，或是簽證就可以入境。何鳳山利用這個情況，向猶太人大量簽發「上海簽證」，作為「移民證明」，猶太人會被允許離開被納粹佔領的國家，被送到集中營的親屬們，也會被釋放一同離境。有了進入上海的簽證，猶太人也可以用過境的理由，進入其他國家。正如何鳳山所說的：「這些簽證只是名義上去上海。實際上能夠為猶太人提供一種途徑，幫助他們前往目的地。」幾千位猶太人拿著上海簽證，逃出了納粹的魔掌。至於在德國跟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難民，雖然他們無法從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辦理簽證，但是「上海簽證」成功傳遞出，中國的上海，可以作為猶太人避難所的資訊。在1938年至1940年，至少有18000位猶太人透過「上海簽證」，成功前往上海或第三國避難。何鳳山那一代的愛國者，親眼目睹了中國在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之下，所遭受到的屈辱，決心不允許這種屈辱繼續。所以他對任何民族所遭受到的迫害都感同身受。何鳳山回憶道：「看到猶太人的厄運，深感同情是自然的；從人道角度來看，幫助他們也是應當的。」 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的稱號。同年在耶路撒冷為他建立紀念碑，碑上刻著「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2005年，聯合國稱何鳳山為「中國的辛德勒」。2015年，中華民國政府明令，對何鳳山給予褒揚，由他的女兒作為代表，接受時任總統馬英九頒發的褒揚令。猶太人的建國之路猶太人在二戰以後，決定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受到了二個國家的刺激，一個是納粹德國，另外一個是英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國中的課本都會教，世人基本上都知道，所以我們重點來說英國。在1930年代，在英國殖民範圍內的中東地區，包括了兵家必爭之地巴勒斯坦。而那時的中東已經開始出現像是敘利亞、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等新的阿拉伯獨立國家，二戰開始以後，軸心國為了動搖英國在這個區域的統治，積極跟阿拉伯世界合作。英國認為猶太人的利益，可以出賣給阿拉伯人。因為猶太人在納粹屠殺之下，絕對不可能倒向德國。為了討好阿拉伯國家，英國決定緊縮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數量，公佈了「1939白皮書」，規定從1939年開始的5年裡面，只能允許75,000名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1944年以後，如果沒有得到當地阿拉伯人同意，就完全禁止。希望藉此可以換取中東的英國殖民地，跟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維持穩定。「1939 白皮書」的出現，讓猶太人認為英國是納粹德國的間接幫兇，因為納粹當時在抓猶太人的時候，仍然宣稱這些猶太人可能得到釋放，前提是有國家願意收留他們。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的何鳳山總領事，向數以千計的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生命簽證」。但是英國的白皮書，卻完全終結了猶太人前往中東地區避難的希望。猶太人認為，因為自己沒有國家，所以被英國犧牲是必然的結果。所以二戰以後，猶太人跳出來發聲，一方面是緬懷那些犧牲的同胞，另一方面是想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這些舉動也引起了歐洲國家的愧疚，轉而支持以色列建國，畢竟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在當時排猶、反猶的手段上，跟納粹德國只是程度上的差別。那些當初前往第三國避難的猶太人，出於國仇家恨選擇在他鄉，同樣置身反抗軸心國的行列，在這些國家裡面，因為他們出色的能力，成功協助對抗軸心國，所以也獲得國際不少的支持。 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181號決議，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託管地，推行分治方案，分別成立一個猶太國家，跟一個阿拉伯國家，耶路撒冷及其周邊地區，則由國際來共同管理。1948年5月14日，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宣告，「猶太國家在以色列家園建立，稱為以色列國」，以色列這個詞是個雙關，一個是「與神搏鬥者」，或是「神的王子」。以色列建國以後，以穩固的民主政治、合理的政治制度，強大的軍事能力，而成為中東的強國。但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其實以色列是一個沒有憲法的國家。沒有憲法的以色列以色列沒有憲法，只有國會制定的14部基本法，避免了因為修憲很難，而阻礙了國家的發展。雖然以色列沒有憲法，但不影響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有120個席位的一院制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的機構，擁有立法權，負責制定跟修改國家法律，對重大的政治問題表決，批准內閣成員、監督政府工作，選舉總統、總理跟議長。議員候選人以政黨為單位參選，選民把選票投給支持的政黨。獲得3.25%以上選票的政黨，會根據得票按比例分配議席，這一點有點像中華民國，由政黨票來決定不分區立委。以色列這種選制的原因，在於「國民不斷增加」的特殊國情。因為以色列不斷接受海外猶太人的移民，如果以選人為主的話，新移民就不容易發揮影響力。另外也是要照顧國內，阿拉伯人等少數族群的需要，避免他們在政治上被邊緣化。所以以色列的選舉風氣，長期選黨不選人，小黨跟大黨的競爭比較平等，從建國以來就沒有單一政黨過半，但行政卻有很高的效益。雖然政黨競爭激烈，但民主制度未曾受到影響。即使是在戰爭時期，也沒宣佈停止憲政運作。這一點真的讓人佩服，因為很多國家只要一戰爭，通常就會實施戒嚴，或是其他類似的措施，基本上國內的選舉活動，也會因此而暫停。民主制度讓國家不需要鎮壓政治上的反對者，或是花費龐大資源，去維持統治者的神話跟權威。民主制度也使得以色列儘管軍事組織很龐大，但卻沒有政變或軍人干政的風險，因為在外敵當前，他們有著共同捍衛國家的決心。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內耗的來源。以色列採用接近英國的內閣制，國家權力核心為總理，不像採用雙首長制的國家，權力不能劃分清楚；也不像是總統制，在選舉裡面形成全國性的分裂跟對立。總理沒有固定任期，隨時可能會倒閣下臺，所以平常就必須接受大家的監督，這種可以隨時請你走人的制度，對民主政治的運作，起到了確實的鞏固作用。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是以生存跟安全為最高目的。它的外交資產主要有四項：民主、中立、國家地位、情報跟軍事。民主讓以色列，在歐美等民主國家具有正當性，因為充分代表猶太人，是國際社會一部分。而且猶太人在當初，受到各種排擠的時候，有不少人逃到了美國，而且還成功身居要職，所以在美國有強大的遊說力量。民主制度讓他們的領袖，在國際之間有被信任的正當性，和他打交道，不會有支持獨裁者的道德問題。雖然以色列跟美國關係密切，但卻沒有任何防禦跟同盟條約。以色列從來不加入美國主導的區域戰爭，也不參與國際維和，或是反海盜之類的行動。以色列的最高國家目標是「維持以色列獨立及安全」，任何國家只要不威脅這個目標，誰都可以跟以色列進行合作。國家地位讓以色列得以加入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利用對關鍵議題的同意或反對，爭取他國的支持跟合作，也不會輕易讓國際組織，制定不利於以色列的遊戲規則。在強敵的包圍之下，面對侵犯以色列利益的敵人，不說空話，真正做到雖遠必誅、一劍封喉，以色列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是主要的原因。雖遠必誅的強大軍事力量以色列宣佈建國的當天，就立刻遭到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圍攻，從1948年至今，歷經了五次大戰，以及無數次的武裝衝突，而且每戰必勝，確保國家的生存跟安全。軍事的強大是主要原因。陸軍以戰車數量來說，僅次於美、俄和中國，空軍作戰飛機的數量，位居世界前十，作戰經驗目前應該只輸美國而已。但是在1973年以前，美國其實沒有提供太多的裝備，以色列的武器並不特別出色。他們的裝備早期是來自英國跟法國，英法也沒有派軍事顧問，來指導他們怎麼使用裝備。這讓以色列在軍事上，不得不自己研發戰術跟準則，同時也對買來的武器進行改裝。這讓他們需要花很多錢買武器，但同時也造就了以色列「精確評估武器的裝備性能」、「充分結合特點的訓練」，以及「依據現實需要改裝」的習慣。因為買武器的錢有限，所以必須精確評估性能跟缺點，避免錯誤投資。以色列必須去瞭解未來戰爭的性質跟所有預判。他們認為沒有誰的戰爭準則，完全適用於以色列，必須要自己研發出一套，適合以色列的戰術。因為選擇有限，所以對能買到的武器揚長避短，發揮設計上的最大特點，畢竟美、英等軍事強國，也不會專門研發一款，供以色列專用的武器，所以他們養成了很會改良武器的特長。1966年，以色列開始改進美國進口的裝備，加上以色列自己研發的軍裝。改裝讓以色列戰力大增，還讓以色列承包了土耳其的美製戰車改進方案，讓以色列的軍工企業，在國際的軍火市場上佔有了一席之地。情報是以色列的另一大支柱。從1950年代開始，以色列就利用強大的情報能力，跟美國和英國合作。當時中東的民族主義風起雲湧，西方的油權備受威脅，以色列基於國家生存，對阿拉伯敵國的情報，有第一手的豐富蒐集，這都是他們跟西方國家合作的籌碼。等到蘇聯開始軍援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又因為本身軍事的需要，對俄製武器跟戰術都瞭如指掌，給美國提供了莫大的幫助，讓美國也不願意得罪以色列。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更是滲透能力聞名，能深入中東各國的高層，以及伊斯蘭的武裝組織，掌握重要情報並追蹤暗殺的目標。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就透露，伊朗政府曾經建立一個反臥底組織，想要對抗以色列的情報機構，也就是「摩薩德」的滲透，但這個組織的領導人，跟他的下屬20名成員，竟然全都是摩薩德的臥底。掌握情報讓以色列每次都能先發制人，尤其是在戰爭裡面，對敵人的基地、兵力、應對都瞭如指掌，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敵我意識&身分認同以色列的軍隊組成比例，大概有9成是義務役，只有大約1成是職業軍人，以色列義務役的前線士兵，月薪是1,077謝克爾，換算臺幣大約是9200元。而志願役的軍官們，待遇換算起來跟臺灣的國軍差不多。不過以色列人從軍，是沒有在計較待遇跟福利的，因為他們歷經歷史的慘痛教訓，知道沒有國就沒有家，只能任人欺負跟屠殺，所以在1947年建國以後，他們都把保家衛國，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認為服兵役比升學或就業更重要，只有服完兵役，才能升學或就業，也沒有人去抱怨。他們非常重視服役經驗，在部隊服役時的單位，對他們的求職很有幫助，如果是精銳部隊或是特種部隊，求職時往往是一大加分。以色列軍事強大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的國家意志，堅不可催。儘管經歷過幾次戰爭，軍人的士氣跟戰鬥意志，依舊是非常高昂的。以色列沒有死刑、也允許軍人投降，所以他們強大的戰力，不是靠嚴峻的軍法來維持，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在，讓國民有身分認同的歸屬感、有命運前途的決定權。一個沒有正當性的國家，國民沒有效忠的基礎，軍隊不可能有真正強大的戰力。國家的存在，才是他們軍人士氣高昂的保障，可以說是國家保障了國民，反過來在戰爭中，又是國民保衛了國家。以色列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首先是強大的有形實力。從以色列的例子可以發現，有形實力是生存，以及跟其他國家合作的基本要件。尤其是沒有外交地位的小國或是政治實體，如果附近就有一個時時刻刻都想要武力吞併、「統一」你的鄰居，又沒辦法靠國際組織，或是有形的同盟主持正義，更必須優先強化軍事實力，讓他國知道，我們保衛自己的決心，在他國來增援之前，必須要能支撐相當的時日，所謂「自助而後人助」的意義就在於此。當然強大軍事力量的建立，除了科技和設備上的精進以外，更需要全體軍民，對敵我意識的清楚認知，目前很多人之所以不願意服兵役、又或是瞧不起軍人。關鍵是在於欠缺危機意識，跟國家認同的教育。機艦圍臺、飛彈對準臺灣的中共，到底是不是敵人呢？或許有些人會問，隨著兩岸來往的頻繁，不少人已經去過中國，或去旅遊或去學術交流，有的甚至隨著經商的父母定居。這些對中國不陌生、甚至還可能「異鄉成故鄉」的他們，還能保持敵我意識嗎？其實大家心中都是有一把尺的。敵人的定義就是「誰對我們構成了威脅」，只要把持好這個原則，就不會有敵我認同的問題。中華民國的軍隊，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非常注重政治的思想教育，中共就是那個唯一的敵人，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議題，根本是沒得商量的。就算是20多年過去，兩岸的局勢有所改變，似乎在軍隊這方面，除了最多只有把「共匪」，改成「中共」以外，敵對的立場沒什麼太大改變。國家定位不明，到底軍隊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就會出現疑義。為了動搖臺灣的民心士氣，破壞社會團結，中共不斷透過文攻武赫、散播各種認知作戰的手段，汙衊醜化國軍形象，扭曲政府的施政作為。最常見的就是進行認知作戰，想把臺灣民眾洗腦為現在跟中共開戰，就是為了「臺獨」而戰的認知。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國軍一直以來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生存發展而戰、保衛國家人民的福祉而戰，守護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而戰！國家的存在，讓國民有身分認同的歸屬感、有命運前途的決定權，國家保障了國民，反過來在戰爭中，又是國民保衛了國家。也許這就是以色列給臺灣帶來的最寶貴的借鑒。作者》龔與劍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2024-12-06 08:56:58

劉國忠

透過戒嚴事件台灣可多瞭解韓國進步派

【引言】韓國戒嚴風波在台灣引起朝野攻防，不過韓國進步派的意識形態、發展脈絡以及政策主張，很多人卻一直停留在新聞報導和似是而非的層面。這次發起戒嚴的尹錫悅是保守派，解除戒嚴的進步派則控制了國會。他們的意識形態在韓國內部光譜中差異極大，形成脈絡也並不相同。這是韓國從獨立運動時代、到建國光復、再到民主化這一整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韓國進步派時下固然有疑美、疑日的理念，歷史上也的確有部分人士親北韓，但若說今日的韓國進步派依舊親中、親北韓，則是對南韓政局的巨大誤解。台灣社會主流價值與南韓進步派並不矛盾、甚至相近。多瞭解南韓進步派的理念脈絡，對拓展台韓關係有巨大裨益。保守派VS進步派從獨立運動對立到今時今日韓國政壇分為保守派和進步派。若以西方政治學光譜來劃分，保守派是右派，進步派顯然是左派。這種價值分裂，並不是1945年韓國光復後才出現，而是在日本殖民時期追求韓國獨立的仁人志士中，就已經出現。二十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左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影響各國，韓國也不意外。比如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之後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名義上的老大李承晚（이승만），也就是後來的韓國開國總統，就是典型的右派。而事實上運作、執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後來被視為韓國國父的金九（김구），則略微傾向於左派。在眾多獨立運動武裝群體中，不論是韓國光復軍、大韓獨立軍、還是朝鮮義勇隊，都是左右共存，只不過有的左派多一些，有的右派多一些。至於金日成（김일성）領導的游擊隊，那直接就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產物。對付日本殖民者，左右兩派尚能合作。但一旦日本戰敗，作為同族的雙方大打出手、相互仇恨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這種左右派對立的產生，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國家的前途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第二個因素可能更直接，就是南北統一問題。1945年日本戰敗後，韓半島北部被蘇聯佔領，扶植了共產政權；南部則是美國佔領。右派認為，應該透過消滅北韓的方式，實現統一；左派認為，應該透過談判和民族大團結，以和平和選舉方式，實現國家統一。而此時的北韓，則高舉民主主義、愛國主義、國家統一的大旗，來拉攏南韓的左派和民族主義者。很多南韓進步派、左派人士在韓戰爆發前，頻繁與北韓接觸，參加北韓組織的各種統一大會、反美反帝活動。而南韓一側，李承晚大搞獨裁統治，美國又是李承晚最堅定的支持者，因此韓國進步派對美國的感觀，從獨立運動時期的正面，轉向為「支持獨裁、造成韓民族分裂」的負面。偏偏北韓、蘇聯又高舉反美大旗，因而所謂韓國「進步派親北韓」的論調，就是從那時開始。這種左右對立產生了深遠影響，造成南韓社會嚴重的內耗。在獨立運動中犧牲的志士金佐鎮（김좌진），他的兒子金斗漢（김두한）在光復後，直接組織了極右翼團體，與左翼展開暴力廝殺。被左派支持的國父金九（김구），則與李承晚在光復後爭奪總統大位，從獨立運動時期的同志，變成了仇敵。在李承晚的縱容下，韓國右翼團體一不做、二不休，殺害了國父金九（김구）。這種左右幾乎仇殺的例子，在南韓不斷上演，直到韓戰爆發。看待冷戰獨裁體制保守派務實進步派疑美、疑日韓戰是意識形態戰爭，也是大國較量的試驗場。美國、蘇聯、中共、台灣、各路歐洲盟國，參加其中。沒有美國，大韓民國的確就滅亡了。但韓國的現實卻是另一個光景，對美國質疑聲很大：很多韓國人認為，若沒有美國插手，南北韓早就統一了；或者說，若沒有美國，南韓早就民主化了，光州血案也不會發生。韓戰爆發時，韓國幾乎要滅國，若非美軍援助，韓半島早就赤化。但美軍後來在停戰問題上，與韓國激烈衝突。美國基於中共參戰，希望恢復戰前狀態，南北韓分治。但韓國希望一鼓作氣消滅北韓，實現統一。因而美國再次被視為南北分裂的罪魁禍首。美軍將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銅像在韓國不斷被人吐口水，也是這個原因。另一方面，韓戰結束後，韓國沒有建立穩固的民主體制，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在韓國實施了數十年的威權和軍事獨裁體制，直到1987年韓國六月學運，才終結軍人政權。這期間，1980年爆發的光州起義，更是韓國民主運動中的慘案式民變。韓戰之後的韓國民主運動一直沒有停歇，從對抗李承晚，到對抗朴正熙（박정희）、全斗煥（전두환）的軍人政府，韓國社會幾乎沒有平靜過。但是為何從1953年到1987年這35年時間中，獨裁體制始終屹立不搖？韓國進步派的價值觀認為，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不論是李承晚，還是統治了18年的朴正熙，或是鎮壓光州起義的全斗煥，都不可能穩坐江山。特別是朴正熙和全斗煥，他們是軍人出身，是依靠發動軍事政變上台。直到今日，韓軍的戰時指揮權都是歸屬美軍。在那個冷戰時代，很多韓國人認為，如果沒有美國的默許，沒有駐韓美軍的縱容，這些軍人怎麼可能隨意發動軍事政變？在韓國進步派的意識形態中，他們認為韓國的戰後獨裁體制，是美國造成的，因為美國為了對抗北韓、蘇聯、中共，所以要在韓國扶植軍事強人，這種例子在拉美地區也比比皆是。所以，韓國戰後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某個意義上，也是反美運動。進步派的意識形態是，韓國社會迄今都積重難返的財閥特權、社會不公，源自軍事獨裁時期，特權階層的保護傘是軍人集團和美國資本主義體系。韓國進步派便是透過各種不同的社會，對這種不公的社會結構發起挑戰。所以我們會發現，金大中（김대중）、盧武鉉（노무현）、文在寅（문재인）這三位進步派總統，幾乎都是搞社會運動出身。金大中一直從事民主事業，盧武鉉和文在寅則是人權律師，為升斗小民打官司。這次戒嚴風波中翻墻進入國會的在野黨黨首李在明（이재명），也是人權律師出身。盧武鉉的故事更是被拍成了電影《正義辯護人》。進步派人士成為爭取民主、對抗不公、站在雞蛋一邊的理想主義者。在韓國獨裁時代，日本作為美國冷戰時期的盟友和夥伴，又因為曾經殖民韓國，自然成為進步派的仇恨對象。而韓國保守派、軍事獨裁的擁護者們則有另一種觀念，他們認為，在冷戰那種共產主義滲透、韓國風雨飄搖的情況下，適度獨裁是必須的；只有一定的威權統治才能肅清北韓的力量；美國是韓國生存的依靠，日本是韓國的近鄰，只有和美日搞好關係，韓國才能生存下去，這是務實的政策。直到今日，朴槿惠（박근혜）、尹錫悅（윤석열）、李明博（이명박）等保守派總統，都是這樣的聯合美日思維。只不過，在民主體制之下，他們必須接受和承認民主化的意義、成果，肯定民主運動烈士的貢獻。親北韓？真實威脅VS政治話術在韓國政壇，關於北韓議題，一直有從北主義、親北主義（종북주의）這個概念。毫無疑問，就南韓現實的國家安全威脅來說，北韓是韓國最大的主敵和威脅。韓戰之後，北韓派出過特種部隊突襲南韓，造成極大恐慌，甚至派出特工暗殺了朴正熙的太太陸英修（육영수）。至於其他的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可謂不勝枚舉。從1948年韓國正式建國迄今，北韓一直在南韓境內試圖扶植、壯大親北韓勢力，這是事實。北韓這樣做的槓桿和破口，就是南韓社會中對民主化的追求、對美日的排斥、對民族主義的渴望。如前文，由於美國被進步派視為南北和平、統一以及韓國早期民主化中的負面因素，因而進步派出身的三位總統金大中（김대중）、盧武鉉（노무현）、文在寅（문재인），確實與北韓關係較為接近，也都親自訪問過北韓，對北韓的陽光政策，是他們最核心的價值。但在韓國政壇，親北實際上越是到後來，反而成為了一種政治鬥爭工具。尹錫悅是次宣佈戒嚴，韓國國內存在親北韓勢力，是他的一個重要考量。實際上，從韓戰結束後至今，韓國每一次戒嚴、兵變、獨裁體制建立，「親北韓勢力的威脅」，幾乎都是一成不變的理由。保守派、軍事獨裁者，幾乎次次都是用這個理由來打擊進步派的政敵。尹錫悅今次宣佈戒嚴，也不例外。甚至鎮壓光州起義，也是以北韓煽動、滲透造成暴亂為藉口。但韓國進步派果真是親北韓勢力或北韓的工具嗎？事實又並非如此。對進步派來說，陽光政策是一回事，但對北韓保持警覺，卻在如今的韓國政壇是共識，準確說，這是韓國國民的共識。2013年正是保守派朴槿惠執政時期，韓國憲法法院解散了北韓操控的政黨統合進步黨（통합진보당）。這個政黨當時在韓國國會300個席位中，擁有13席，是關鍵少數。但韓國當時的進步派主流政黨民主統合黨，支持了法院的做法。進入2000年之後，特別是北韓政權走向世襲制和非人道化，原本對脫北者議題保持冷漠的進步派，也開始譴責北韓的人權問題。保守派方面，其實雖然對北韓強硬，但是對北政策也趨向務實。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等保守派並未放棄與北韓接觸。朴槿惠本人更是在擔任在野黨黨首時訪問過北韓。可見，不論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面對北韓對韓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其基本立場並無根本性差異。雙方的差異在對北的具體政策上，是採取陽光政策還是有壓力的對話政策。在統一模式上，進步派主張尊重北韓主體性，對等統一；保守派則是傾向於吞併式統一，以北韓政權崩塌為統一前提。所以，今日韓國，親北主義（종북주의）更多是一個政治鬥爭話術。「親中」標籤太武斷台韓進步派共同話語多一些台灣聲音認為韓國進步派「親中」，這個論斷有些武斷。韓國進步派主張對北韓懷柔，那麼必須和北韓的最大盟友北京搞好關係，這是他們的價值脈絡。但韓國進步派並不親中，因為保持韓美同盟的穩定性，是保守派和進步派的共同立場。況且，進步派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民族主義。韓國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反中色彩，因為很多華人心態上一直將韓國視為朝貢下的屬國。而且北京也對韓美同盟非常排斥。韓國進步派如今也漸漸從理念派走向務實。雖然進步派領袖、下屆總統熱門李在明主張韓國抽離台海事務，但韓美同盟體制決定了韓國不可能遠離台海和平穩定。反而是台灣一方，在今次戒嚴風波中，部分人對韓國政壇的脈絡認知並不足夠。實際上，不論是同性平權、勞工保障、關懷弱勢，還是對抗獨裁、追求民主，台灣進步派與韓國派都有很多共同話語和價值，理應更具有共享和共情。不同國家的政壇，有不同的歷史軌跡和結構。對台灣來說，與韓國進步派建立更好的互動架構，對拓展台灣影響力，意義重大。作者》劉國忠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