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六四事件」發生後，每年的6月4日晚上，香港支聯會都會舉行燭光晚會，悼念一眾死難者，這個習俗從不間斷，縱然傾盆大雨，無論雨怎麼打仍風雨不改，期望自由的花朵終歸能夠在中國之中盛開，這就是一個美麗而悲憤的「民主中國夢」⋯直到2020年武漢肺炎爆發，香港政府以防疫為由連續三年拒絕批准團體在「維園」舉行悼念晚會，甚至，在「國安法」生效以後，今年縱然沒有受疫情影響，但香港警方亦以「國安」為由，以大量警力在「維園」附近一帶巡邏，嚴禁民眾集結悼念。 雖然香港悼念不了，但台灣仍繼續為六四事件舉辦活動。悼念活動中斷，到底影響可以有多大？為甚麼非悼念六四不可？有一個民主中國又與香港及台灣何干？ 遠在2014「雨傘運動」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正式抬頭，當時開始出現一種「六四是中國的事，與香港人無關」的論調，甚至有人開始發起「杯葛六四晚會」的行動。時至今日，這一種論調依然出現在香港甚至台灣之中⋯在我眼中，六四事件不論是台灣人還是香港人，甚至民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非常緊要， 原因與民族身份認同無關，單純是種警號，而悼念活動則是一種提醒。 一直以來台灣都受到中共的虎視耽耽，中共經常以「和平」、「開放」、「自由」為口號，希望能夠將香港以及台灣收歸所有。現在中國就一直以「兩岸一家親」、「九二共識」等等，讓台灣民眾認為中國能夠給予台灣人自由、統一後得到和平的未來，而選擇「兩岸統一」⋯ 提醒台灣以及香港人「六四」的由來，正正就是一班希望中國能夠改革開放，變得民主自由的國度。亦因為這個原因，令當權的中共，以野蠻、獨裁、血腥的手法，利用軍隊以及坦克車，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赤裸裸地告訴世人，他們就是一個殺人的極權，試問一個殺人極權，又如何能提供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予其人民？當一個殺人極權以軍人、機槍、坦克車屠殺自己人民，又如何保證在「統一」以後，台灣正式成為中國一部分，中共不會對台灣民眾下手？若然中共政權真的改過自身，願意下放權力予人民，給予人民民主自由的社會，為甚麼不單只不願承認屠城責任，甚至要以一切方法掩飾真相，欲蓋彌彰？ 若然因本土意識強大，希望與中國能夠完全分割的人更應要悼念六四，因為在悼念六四事件死難者的時候正正可以讓大家反思以上的種種問題。透過思考以及悼念去認清真相，利用歷史去了解中共的政治手腕，從而想辦法提防這個一直對自己虎視耽耽的政權，以免誤信中共謊言而一失足成千古恨。請記得，一個人誤信詐騙集團遠走他方﹐最多都只不過是受害者失去器官及其家人傷心斷腸，但誤信一個長期對自己國家虎視耽耽的詐騙執政集團，輕則失去所有台灣人的未來，重則影響到整個國際格局的平衡。 作者》《時代革命》阿爸  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中的受訪抗爭者「阿爸」本人，現流亡台灣，仍心繫香港、連繫世界，希望香港人無論身處何地都能發揮香港人的三大精神：靈活、創意、堅韌性。利用這些特性重新出發，寫出一個新時代。  

今天是六四34週年，台灣多個民間團體共同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上舉行「威權擴張捍民主 凝聚星火撐自由」悼念晚會，主辦單位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在發言時強調，鎮壓六四的政權至今仍將武器對準台灣，而台灣明年總統大選正是戰爭與和平，以及民主與專制的選擇，他認為，六四活動正是檢視這些總統參選人的照妖鏡，各政黨總統參選人都有必要表態。#請聽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儘管大雨滂沱，但這場哀悼晚會仍吸引了2500人共襄盛舉，現場不但有利用燭光排列出「8964」的紀念燈區外，更展示了諷剌香港國安法的公共藝術創作─國殤之柱的複製品。尤其台灣現在更已是華人世界中，唯一可以公開哀悼紀念六四的國家，更讓許多外國友人專誠為此來台。 專研六四歷史檔案的前中國政法大學助理研究員吳仁華在開場發言時就說，台灣紀念六四不但可以增加國際能見度，更能讓許多年輕朋友深刻認識中共的殘暴性。他說：『 2019年5月華人民主書院跟香港支聯會，在台北共同舉辦六四事件30週年國際研討會，令主辦單位跟我非常驚訝的是，當時來了50多家國際主流媒體，那當然這些50多家國際主流媒體在採訪跟報導當中，都會提到台北，所以事實上就為台灣做了一次非常好的民間外交的活動，讓台灣在遭受到中共高度的外交封殺之下，增加了能見度另外，台灣團體舉辦六四紀念活動，能夠讓台灣更多的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能夠了解中共的殘暴性。』 對於外界始終有台灣為何要紀念六四的質疑，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顯得相當不以為然，強調當年鎮壓六四的那個政權，他們的戰鬥機和軍艦，現在每天都在台灣的領空和領海周邊繞行，就像溫水煮青蛙，只要台灣在國防和心防上一有鬆懈，它就有可能闖進我們的領土，威脅我們的民主自由，因此他認為，六四根本還在進行當中，從當年對中國人民的威脅，到消滅香港公民社會，並持續對台灣進行壓迫 所以六四當然也是台灣人的事。 接著曾建元話鋒一轉，強調面對這樣的威脅，未來台灣的領袖必須要有立場，他說，明年總統大選已經出現兩種聲音，包括了戰爭與和平，以及民主與專制的選擇，而他認為，六四活動就是檢視這些總統參選人的照妖鏡，各政黨的總統參選人絕對有必要清楚表態。 他說：『各位可以拭目以待，到我們活動結束，有多少的台灣的未來準備競爭大位的政治領袖，他們對六四的問題表態或者告訴我們，他們今天家裡有事，所以我們用這個六四的這個活動，就是一個照妖鏡，我們來檢視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他們對於憲政民主守衛台灣的信念，是不是堅定，他們是不是有足夠的勇氣，來帶領我們台灣向前衝。』 而整場活動也在晚間八點零九分時，進行了64秒的默哀儀式，儘管大雨不斷，但黑夜中燭光不熄，就在一片肅穆中，連結了每個人的心，讓這一刻，顯得格外有意義。

作為一名運動愛好者，筆者一直關注香港體育產業的發展。甚至也曾經想成為一個職業運動員，但因考慮到各種面臨的問題，最後打消了這個念頭。而這篇文章希望向大家分析目前在香港想成為一個職業運動員，需要面臨到的各種困難與挑戰。 其實一直以來，香港的體育產業都面臨著各種挑戰和潛在的問題，包括運動員薪金、訓練和發展前途等。 首先香港體育產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運動員薪金偏低。根據香港體育學院的「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按運動員類別劃分每月資助額，現時作為全職運動員每月資助介乎7130港幣至4萬4500港幣(折合新台幣約2萬8千元至17萬6千元左右)，而只有在奧運會中奪得獎牌，才可歸類為「精英甲+」獲得4萬4500港幣或以上資助，可按表現調整至最高5萬港幣(約新台幣19萬8,000元)。 許多香港的運動員從運動中難以維生，通常必須依靠家庭或其他來源提供的財務支援，甚至需要到外地比賽運動員自己支付機票酒店等各種費用。這種情況使運動員很難全心投入訓練和競爭，因為他們需要擔心的除了比賽外，是否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日常的生活以及家庭等問題。並在最高水平上進行比賽。 除此之外，香港體育產業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缺乏足夠的訓練設施和資源。許多香港的運動員必須在次優的條件下進行訓練，這會對他們的表現產生負面影響，並增加受傷的風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運動員需要像普通市民一樣排隊抽籤的方式獲得訓練場地，再加上現時香港更有黃牛黨會提早排隊搶場地然後再高價售出。在這個場地資源及訓練的情況底下運動員很難擁有一個穩定，以及專業的環境來進行訓練。此外，教練和訓練計劃的質量也需要改善。現時香港運動員多數都是以歷年或退休運動員作為教練，甚至一些不主流的運動是自己制定訓練方案自我訓練等。他們都缺乏一些有專業資格的教練和團隊。 香港體育產業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運動員退役後的職業前景有限。許多香港的運動員在運動生涯結束後面臨轉型到新職業的巨大挑戰。這部分是由於香港體育產業的工作機會有限，以及缺乏專業發展計劃。 最後，筆者想說的是，現在香港體育產業面臨著運動員薪金、訓練和職業前景等多種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體育組織和私人企業需要積極投入更多資源到體育產業中，為運動員提供更好的支持。此外，也應該努力改善教練和訓練計劃的質量，並提供更多的體育產業工作機會和職業發展計劃。因為香港其實還有很多有潛力和實力的運動員，如果他們能得到足夠的資源以及適當的訓練以及指導，相信香港的體育產業可以持續發展，並且讓運動員在國際競賽中獲得更多的名次。 作者》小蟻人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引言：「我的夢和你的夢，每一個夢源自黃河；五千年無數的渴望，在河中滔滔過；哪一個夢澎湃歡樂，哪一個夢傾湧苦楚；有幾回唐漢風範，讓同胞不受折磨…」這首由香港歌壇老將羅文原唱、黃霑作詞的《中國夢》，是過往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上的必唱歌曲。恰如此歌，香港人曾經用最為真摯的同胞愛去擁抱北方的祖國和人民，展現同胞之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悼念六四。但在強國思想教育下長大的內陸中國人則不僅認為六四早已過去、無需平反，他們更不接受香港人這種悲情式的同胞關懷，覺得勿忘六四是「揭大陸瘡疤、敵視內地社會制度、看不到祖國的發展進步。」直到香港人心中的「中國夢」被種種事件徹底透支、最終放棄對祖國神州的想像後，國泰毛毯的亂噴口水，也就徹底澆滅了大中國意識下的六四燭光。 河水激蕩井水：從「老表」到「蝗蟲」的嬗變  香港人眼中的中國同胞形象在過去數十年中有了極大變化，這種動態的中國人印象，也反映了香港社會內部身分認同的轉變和中港關係的演化。北京曾以「河水不犯井水」形容一國兩制，讓港人安心。但河水與井水的碰撞，不僅是政治層面，更有經濟和社會面向。 初期的香港人將中國內陸民眾視為遭受貧窮和壓迫的同胞，同情心態是主流情愫。這種情愫帶動了港人阻止了對偷渡客的遣返，也激發了早期香港人對中國內地民眾的金錢、物質救助。劉德華、林威和溫碧霞主演的電影《同根生》就深刻呈現了大逃港對中國人的創傷。 中國改革開放後，偷渡潮漸止。中港兩地經濟和人員往來增多。中原民眾進入香港，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雙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漸漸顯現。香港TVB電視劇《網中人》中，中國新移民形象程燦因為可以吞食數十個漢堡而走紅。部分港人用「阿燦」、「老表」來形容中國新移民或民眾。六四事件後，香港社會瀰漫悲觀和恐共的情緒，反映這一時期港人心境的影視作品甚多。由鄭裕玲、梁家輝、張堅庭及林蛟主演的電影《表姐，妳好嘢！》；周星馳、袁詠儀和羅家英主演的《國產凌凌漆》，雖然不乏搞笑和嘲諷中國公安的情節，放在今時今日也一定被視為「辱警」、「辱華」，製作者下場不會好於最近的笑果；但在當時，這些影視作品在最深刻的情感層面，則依舊是充滿了對中國民眾遭遇的悲憫和同情。「阿燦」、「老表」這些稱呼的背後，本身也帶有一種既調侃、又傷感的身分認同苦楚。即便是到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初期，許鞍華執導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天水圍的夜與霧》，也都在盡力呈現香港的中國新移民融入過程中的各種遭遇，同情的基調顯而易見。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1980年代後來自中國內陸的新移民，在融合與適應上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香港健全和發達的民間NGO也在盡力協助這批人擁抱在地。 但這種對「阿燦」、「老表」的接納，隨著時間推移被徹底改變。在每天150個由中國公安審批的移居香港單程證制度下，新移民的進入對香港社會生態、公共資源——特別是教育、醫療、居住，產生了擠壓。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過長，急診室醫護人員人手嚴重不足。1999年後，為了取得香港身分證，大量中國內陸民眾前往香港生產小孩。這種「雙非」（父母均非香港人）孩童的出現，對香港孩童教育學位資源構成了巨大衝擊。2013年前後，家長通宵排隊為子女爭取學位，成為香港令人心酸的景象。不能不說的，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當中國爆發毒奶粉風波、港人為揭發毒奶粉真相而下獄的趙連海發聲時，大量中國內陸民眾湧入香港，將香港奶粉搶購一空，一度造成奶粉荒，令當時的港府不得不實行奶粉限購。中國內地富裕人士大舉進入香港，購買房地產，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屋價格；普通的中國新移民則與香港人爭奪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社會資源的爭奪，讓中港人民的關係日趨緊張。港人最終以「蝗蟲」來形容搶奪香港社會資源的中國內陸人士。 不過，中國內陸民眾看香港則是另一幅畫面。中國官方一直向民眾教育的是：香港的供水、蔬菜，都是依靠中國內陸提供；香港能夠挺過數次金融危機，是北京的支持和力挺；沒有祖國的支持，沒有中國大陸人民的消費，香港根本難以立足。不過，香港人看待這種敘述，有另一版本的敘述。每日供給香港的東江水，不是中國官方免費送的，而是真金白銀購買的，是經濟消費行為，而且購買的水費高於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的購水價格。中國官方過去數十年以「三趟火車」供給香港蔬菜，在香港學界人士眼中，其實是北京換取外匯的途徑。至於是中國大陸民眾的旅遊消費盤活了香港經濟，並沒有數據支撐。相反，港人會認為本地產業核心是金融業，正是因為香港擁有自由貿易和國際化的金融體系，中國大陸民眾才願意將錢放在香港的銀行或保險公司。 社會福利和公共資源的爭奪開啟了中港民間相互對立的戰火，但將這一戰火升級的，則是中國內陸民眾對香港人自由生活方式、民主訴求的敵視，讓為數不少的港人對在身分認同上徹底和「中國人」劃清了界限。從2012年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運動開始，實行嚴格新聞管制的中國社會中，輿論將香港人捍衛自身生活方式的思潮、行動，幾乎清一色打成「港獨」、「抗拒大陸」。到了2014年爭取普選的雨傘運動爆發時，中國社會上下多以「西方支持的顏色革命」看待香港人的民主願望。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黑暴」、「港獨」成為了中國社會輿論貼在香港示威者身上的標籤。1989之後的中國人是在強國意識的教育下成長的。這批中國人面對引發了1950到1970年代大逃港的大饑荒、文革、各種政治運動時，尚有一絲尷尬和迴避，因為挨餓的畢竟是中國人自己；但是面對六四鎮壓，不少中國人覺得官方當年的決定和行動是必須的，正是有了強力的手段，才有了中國之後三十年的安定、崛起和發展。因此在香港出現了極為尷尬的一幕：當每年的六四燭光呼籲勿忘六四的時候，真正發生了六四的中國內陸，人民壓根不知道香港人的這一期盼；有的中國人即便知道有維園悼念活動，也覺得香港人是「沒有全面、客觀看待國家的進步與發展，受西方挑唆而詆毀祖國大陸」。 再看國泰事件：族群對立而非歧視 大逃港、擁護民主回歸、紀念六四、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反對國民教育、反對大陸人佔有香港社會資源、爭取普選、雨傘運動、反送中、《港區國安法》實施…這些歷史事件深刻影響和改變了香港社會的樣貌，也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站在香港人的立場看，這一連串事件其實是一脈相承、彼此具有深刻的承繼相連關係。沒有哪一件事是能被單獨割裂出來檢視的。串聯起這跨越數十年歷史時空重大事件的內在核心因子，就是香港人對自由生活的堅持：港人的民族同胞愛，底色是自由；放棄這種同胞情，也是因為覺得自由受威脅；一連串社會運動，背後的價值觀還是自由主義的價值觀。 數十年來，香港人真的累了，或是心死了，那種原有的民族認同、愛國情感、同胞之愛被一連串的事件、變故透支殆盡。中港之間，民間輿論似乎只有對抗和仇恨了。而香港人曾經擁抱大中華主義的這段歷史，因為顯得政治不正確、不夠紅色，也逐漸消失在官史的記錄中；至於中國內陸百姓，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香港人曾經有過這麼一段自認為與大中國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歷程。 國泰事件的本質，並不是歧視，而是族群對立。在中國大陸一些人看來，自己已經站起來、闊起來，港人高高在上的英式優越感是不合時宜的殖民符號。但在耗盡了同胞之情的香港人看來，原來那個他們出生、長大的香港已經不再；香港已經是中國的香港，這不僅是主權意義上的，更是生活方式上的中國化。歧視，是優勢的一方對劣勢地位一方的差別對待。今天的中國或中國人，在香港議題上，並不認為自己是劣勢的一方，「歧視」一說從何談起呢？  國泰涉事的三名空服員被炒魷魚後，一些中國內陸的網紅，搭機抵達香港機場，興奮高呼：「在國泰事件後，香港機場聽不到英語和粵語了，只有普通話。」他們忘了，他們腳下的土地，是香港人的家，在這片土地上，香港人曾經認真為一個又一個不認識的中國人的自由、幸福而吶喊和出力。中港民眾的衝突，說得難聽點，就是暴發戶的小農，和成熟的市民社會，二者碰撞在一起後出現了種種不適。 從1989到2019，羅文的《中國夢》，支聯會主力蔡耀昌宣讀維園六四祭文時的哀鳴腔調，最終成為絕響，這一切在開始時並不是必然的，而是中港長期角力形成的結果。香港爭取普選和民權的社運，從老泛民請願式的行禮如儀，最終走向了年輕人的勇武抗爭。每一代香港人，不論出身背景，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和自己曾經的理想、初衷道別。 六四至今已34年，香港人曾經的同胞情，消失在國泰毛毯的口水中。但沒有任何事是一成不變的。最近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的一段話，頗有反思精神，或許能夠為未來的中港人民和解，留下一個念想： 「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在夏天的路邊，撿到一支真槍。因為年少無知，天不怕地不怕，他扣下扳機。沒有人死，也沒有人受傷。少年認為自己開了空槍。後來少年已經三十歲或者更老的時候，他走在路上，聽到背後有隱隱約約的呼嘯聲。他停下來轉過身去，一顆子彈正中他的眉心。 當我們老去的時候，看不起病，孩子接受不到好的教育，在路邊摔倒無人攙扶，請不要抱怨。或許，二十多歲的我們曾舉報過一個老師，告密過一個同學……有些擊中你的子彈會飛很久，但開槍的其實是你自己。」  延伸閱讀  ‧ 國泰毛毯的亂噴口水，澆滅了六四維園燭光(上) ‧ 紐約六四博物館於天安門事件紀念日前開幕 作者》林德 專欄作家    

引言：「我的夢和你的夢，每一個夢源自黃河；五千年無數的渴望，在河中滔滔過；哪一個夢澎湃歡樂，哪一個夢傾湧苦楚；有幾回唐漢風範，讓同胞不受折磨…」這首由香港歌壇老將羅文原唱、黃霑作詞的《中國夢》，是過往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上的必唱歌曲。恰如此歌，香港人曾經用最為真摯的同胞愛去擁抱北方的祖國和人民，展現同胞之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悼念六四。但在強國思想教育下長大的內陸中國人則不僅認為六四早已過去、無需平反，他們更不接受香港人這種悲情式的同胞關懷，覺得勿忘六四是「揭大陸瘡疤、敵視內地社會制度、看不到祖國的發展進步。」直到香港人心中的「中國夢」被種種事件徹底透支、最終放棄對祖國神州的想像後，國泰毛毯的亂噴口水，也就徹底澆滅了大中國意識下的六四燭光。 逃港的歲月 港人奉獻的不止是毛毯 國泰毛毯事件中，中國輿論覺得空姐「歧視甚至仇恨大陸同胞」。就事論事看，若空姐向乘客提供了毛毯，那麼即便是背後討論或調侃幾句，其實並非大事；除非空服員聽懂乘客意思，但卻裝不懂而拒絕提供服務，那才需要檢討和改進。但如今國泰風波愈演愈烈，中國形成了一股深入揭批國泰航空的高潮，五毛粉紅更紛紛在網路上痛批港人的西化生活方式。這種鬥爭模式，和1950、69年代土改時期的大控訴、大揭發、憶苦思甜一脈相承，大有徹底將國泰打入另冊、讓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勢。但追本溯源，正是政治運動永無止境的年代中，香港人對他們在神州祖國的同胞展現了最慷慨、最感人的愛與支持。  1949年後，從不停歇的政治運動讓本來對紅色革命理想充滿嚮往的中國人逐漸失望。階級鬥爭帶來的貧窮和人身危險，讓偷渡到香港成為當時「潤」學的上乘功法。在老廣州，非常流行「鐵人三項」的健身鍛煉方式：長跑、游泳、翻墻。一旦平時不怎麼運動的人，開始密集訓練跑步、下水翻騰、反覆爬墻，周圍人就會明白：此人準備偷渡香港了。香港和中國深圳之間，有一條深圳河，想偷渡的人要翻越中方邊防軍隊的鐵絲網和障礙，還要再最短的時間內游泳橫渡深圳河，還要快速奔跑。因為在這一過程中，任何一個動作稍微慢了一下，就可能命喪軍人的槍下。 中國政治運動越激烈，社會越折騰，人民就越悲慘，偷渡的人就越多。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在民意壓力與公共管理的雙重壓力下，一直是在酌情處理和遣返二者間搖擺。1974年，港英正式實施「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規定偷渡人士只要成功抵達香港市區，就會獲得身分證。  逃港者為香港帶來了大量勞動力，也強化了香港社會對紅色中國不信賴、不認同的意識形態。逃港民眾和他們的下一代，其疑懼中共的心理遠較之於香港其他族群，來得更強。時過境遷，今天的中國官方在公開敘述這段歷史時，更多將逃港認知為是經濟原因，而盡力淡化逃港背後的政治因素，官方將逃港者描繪為淘金者，以掩飾在那個年代統治的失敗。後來，與之類似，當大量的北韓難民偷渡進入中國時，中國官方也是將他們認定為基於經濟因素的非法入境者而加以遣返，而迴避了北韓政權的不公義統治。紅色意識形態中，絕不會認同自身的執政是失敗的，如果本國人民出逃，那一定是資產階級的享樂思想驅使，加上階級敵人的誘惑。 但在一定非公開環境中，中共智囊卻非常清楚大逃港對香港社會的深遠影響。中國軍方將領徐焰曾說：「香港的社會基礎是全中國最差的，三分之一是1949前後被共產黨掃地出門的；三分之一是1960年代逃荒的，所以香港年輕人壞，主要是因為家長壞。」徐焰的這些言論，依舊迴避了大逃港的政治脈絡，但卻曝露出北京強硬派對這些港人的深刻敵視，更說明北京雖然在經濟上展開了改革開放，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內心深處，卻沒有絲毫向逃港者表達歉意的動機，更不覺得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路線是對不起逃離故土的人民。 在大逃港中，普通香港人如何做呢？他們聚集在遣返偷渡者的道路上，向遣返車輛不斷投遞、拋擲食物、飲水、衣物甚至金錢，希望這些即將被送回紅色大地的人們獲得最後一絲幫助。這些珍貴的影像鏡頭被保存至今，成為了中港關係史中非常獨特而催淚的一頁。這當中，有港人對紅色政權的控訴，有樸素的人道關懷，也有一種複雜而充滿跌宕起伏思緒的同胞愛。 這種以同情為基礎的同胞愛當時有多強烈，紅色政權就有多尷尬。但更大的諷刺是，不論是中國官方，還是在2000年之後在強國敘事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對1979年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悲愴歷史，不論是文革、大躍進、大饑荒、反右派，還是難民逃港，大家多採取迴避、輕描淡寫的態度。一句「我們當時走了彎路」，就一筆勾銷了億萬生靈的血和淚。 中國內陸一直流行一種看法：認為香港是一個不談政治的商業社會，香港人和中原民眾的矛盾，根源是懷念殖民的港人，看到昔日貧窮的北方同胞闊綽之後，優越感不再，心中不適應。這種觀念正是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將大逃港這段中港互動史設定為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去政治化、去脈絡化的結果。對香港社會而言，當年極端的政治壓迫導致了內陸省份人民的貧窮和出逃，因此自由和寬容的生活方式無比可貴；但對中國內陸民眾而言，那是一個充滿理想卻物質貧窮的年代，逃跑的人不是政治壓迫的受難者，而是為了追逐金錢，因此中國富起來之後，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香港人應該看得起內陸同胞。雙方如此巨大的認知差異，導致了1997之後更加巨大的隔閡。有趣的是，中國官方和部分民眾一直認為香港人不注重中國歷史的學習，但在大逃港這個深刻影響了香港社會的問題上，恰恰是港人牢記了這段歷史，另一邊卻在有意無意忽視這段過往。 六四槍聲終結學子民主中華夢  2019反送中一役，香港的大學生被中國媒體描繪為激進、暴力、不懂中國歷史、沒有家國情懷、敵視祖國、受西方利用的可惡、可悲的棋子。但實情卻是相反，在香港史中，香港的青年學生在二戰之後，一直都是民族愛國運動的先驅。 「……同學們，在這面鮮明而正義的旗幟下，我們不用再猶豫了，我們要認識這一事件；我們要宣傳這事件：向我們的親人、朋友、鄰居、向每一位同胞、向每一位願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人的外國朋友訴說這一事件；我們要主動地參予適當的行動。」——這是1971年4月17日香港《中大學生報號外》上的一段文字。美國將釣魚台島移交日本，觸發了香港大學生的怒火，他們認為身為中國人，有責任去宣傳、參與對國家主權的捍衛。於是乎，在那個年代，保釣運動成為香港學生運動中非常重要和靚眼的一道風景線。 對比2019年的動蕩，1971年的中大學生所展現的愛國思想，至今想來也是非常欷歔。1980年代，當英國與中國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香港社會反對英國移交香港的聲音不小，恰恰是青年學生站在了支持回歸的最前列，與支持殖民統治的輿論進行鬥爭。當然，1980年代初的香港青年學生並沒有犯左的幼稚病，他們很清楚中國在1949後被政治運動折騰得七零八落，因此港青們支持回歸，同時也要求民主，形成「民主回歸」的論述。不僅是學生，連後來的泛民主派也以「民主回歸派」自居。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新生代反思民主運動，有一種看法認為恰恰是「民主回歸論」毀掉了香港前途，因此對老泛民大加批判。但回到1970年代、80年代的時空中，港人的中國認同除了源自血統民族主義之外，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北京正開始改革開放，當時的香港人對中國前途有一種期待和寄望。 當年在北京的香港學生加入遊行示威的行列。(1989.5.28/六四檔案） 在香港前途討論期間，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致信中國總理趙紫陽，希望北京能夠傾聽港人對民主的訴求、照顧港人利益。趙紫陽不但親自回信，而且在信中高度評價港大、中大學生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的愛國立場。關於民主政治部分，在回覆港大學生會的信中，趙紫陽以總理之尊表示：「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在回覆中大學生會的信中，趙紫陽說：「你們也可以完全相信，中國政府在解決香港問題過程中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會符合香港同胞的願望和利益。」  香港學者蔡子強曾撰文回憶，在這之後，北京與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的關係進入一種蜜月狀態，學生會換屆就職，北京駐港的官方人員會參加，彼此還會聯歡交流。筆者認為，這種密切聯絡互動的背後，其實就是港人對中國改革成功的信心和喜悅。在北京設立的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中，還有學界的席位。可見，當時的香港青年人對民主中華有一種宗教信徒式的信仰，這種信仰也在當時追求改革的中國當局那裡得到了回應。 但六四的槍聲終結了這一切，回信的趙紫陽本人也失去了自由。在六四風暴中，香港各界幾乎都表態支持北京學生，藝文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與其說是民主自由的體現，更像是一種對香港人傳統愛國主義進行葬禮的輓歌。港人的憂慮開始更多集中在香港前途上，當時不僅爆發了一波移民潮，也讓香港青年學生對爭取普選、守護香港自由更加執著和堅定。香港學聯刊物《學聯報》甚至刊發專文《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妥協》，拒絕北京的接觸和拉攏。 六四之後，港人的中國認同雖然沒有徹底放棄，但是開始與中國認同保持一種微妙而複雜的距離。紀念六四到底在香港意味著什麼？在筆者看來，結合香港歷史的語境，它其實是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本土在地的混合體，只不過，在不同時期，紀念六四會更加側重呈現三者中的某個方面。1997之後，當初期北京對香港干預得不那麼深入時，六四紀念的愛國成分會突出；但當本土思潮冒起、北京介入甚深後，會強調鎮壓六四和扼殺香港普選的，是同一個政權，會將悼念轉化為對北京的討伐，促發討伐的情感因素中，相當大比重是對香港現實的失望。   延伸閱讀  ‧ 國泰毛毯的亂噴口水，澆滅了六四維園燭光(下) ‧ 紐約六四博物館於天安門事件紀念日前開幕 作者》林德 專欄作家    

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昨(1)日拘捕了一名23歲來自中國的女性法律博士生，警方搜查她的住所後，隨即在2日以煽動罪將她起訴，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更拒絕被告保釋，被告需還押。案件押後至7月28日下午再訊。據了解，涉案證物包括警方在被告住所搜到的大型國殤之柱海報。 媒體報導，這位法律博士生叫曾雨旋，曾在元旦被捕。警方雖然稍早表示，是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及「管有煽動刊物」罪拘捕曾雨旋。但曾雨旋今天暫時未被控「管有煽動刊物」罪。 曾雨旋上午被帶上法庭，她束馬尾、戴眼鏡、身穿一件黑色長袖T恤 ，上面印有迪士尼公仔小熊維尼展示一張白紙。她在庭上需要普通話傳譯人員翻譯，在聆聽控罪後，她以普通話表示明白自己遭控煽動罪。 曾雨旋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助意圖的作為」，指她於2023年1月1日，在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崇光百貨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涉嫌悼念2021年7月1日崇光百貨外刺傷一名警務人員的梁健輝，並展示一幅梁健輝的素描和一些陳述，具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及/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的意圖。  

六四34週年前夕，全球各地都舉行紀念活動，但你能想像，在中國鋪天蓋地完全封鎖六四的情況下，湖南株洲這個工業城市有一群公民，竟然將六四紀念作為了城市每年的節日，而且即使許多人因為參與紀念六四活動，多次被拘留逮捕，但他們仍堅持不願放棄，為的就是要延續六四的血脈，撐起六四的脊樑。#請聽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延續六四血脈 湖南株洲公民將紀念六四做節日 談到湖南株洲的公民運動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提到潑墨女孩董瑤瓊及其父親董建彪，和維權公民歐彪峰及陳思明等人。仿佛湖南株洲人天生就有公民運動的DNA，尤其對紀念六四的堅持，更讓中國政府頭疼不已。就算面對中國全面的封殺和多次的拘捕，他們就是不放棄，居然在這個工業城市裡，將紀念六四做為了城市每年的節日，為的就是要延續六四的血脈，並撐起六四脊樑。 不懼中共打壓逮捕 紀念六四成湖南株洲公民信念 才剛剛從中南美洲走線，自中國「潤」至美國的中國湖南株洲異議人士王志華，在接受央廣專訪時就明白地說，紀念六四早已成為他們的信念，因此儘管面臨被捕的危險，但他們毫不畏懼。 他說：『六四運動包括那些景象，在我們心中真的是刻骨銘心的，我們把紀念六四作為一種信念，我們株州人把這個紀念六四作為一個城市的節日，延續六四的血脈，我們覺得非常有意義，不懼打壓，前仆後繼。我們每年在國內紀念六四的時候，都是要面臨被捕的危險，我們湖南株洲特別是近幾年來，每年都有人堅持紀念六四，每年都有人因此被捕，歐彪峰先生已經被判刑判3年半，陳思明先生今年也已經被捕了5次，今年臨近六四前夕又被捕了，這是第6次，我本人也連續被捕兩次，都是因為紀念六四運動。』 踏上自由土地公開紀念六四  心中仍抱一絲遺憾 對於紀念六四的堅持，王志華在推特上寫著「極權抹殺記憶，紀念抵抗極權」的話語，強調株洲公民每年的紀念絕對不會停止。因此，儘管他才剛剛踏上美國這塊自由土地，他第一時間就衝往紐約參觀了六四紀念館，但對於這樣公開紀念六四，他心中難免仍有一絲遺憾。 他說：『對我個人來講，是我的親身經歷刻骨銘心，然後我們株洲有這麼一個公民運動的基礎，每年都自覺地勇敢的紀念，公開紀念六四，所以我本人也很受感動，所以我每年也堅持參加堅持紀念六四。我到了美國之後，到了紐約之後 ，第一時間是去看六四紀念館，因為這確實是一種心聲的大解放，可以公開紀念六四，對我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事情， 可惜不能在國內。』 王志華抵達紐約後，第一時間參訪六四紀念館，並拜會周鋒鎖先生，感謝他領導的「人道中國」對湖南株洲公民的支持。(圖：@wangzhihua917推特) 潑墨女孩至今生死未卜 陳思明為紀念六四發文遭拘留 至於外界關切潑墨女孩董瑤瓊等人的後續下落？王志華感慨地說，自從2018年董瑤瓊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頭像潑墨後，就被多次送入精神病院，其父董建彪因努力營救女兒而坐牢，最後竟慘死湖南茶陵監獄，目前董瑤瓊的母親已被維穩中，對外絕口不提女兒下落，董瑤瓊至今生死不明。 另外，為董瑤瓊在推特上發聲的歐彪峰，則遭到池魚之殃，被判刑3年半。而陳思明原本在六四前夕，就遭到中共鎖定強制旅遊，結果在推特上發文紀念六四，遭到中共警告刪文，就在他拒絕後，被改為拘留。 封殺六四反應中共恐懼  紀念六四凝聚抵抗極權力量 只是看到中共如此鋪天蓋地封殺六四，王志華分析，這主要還是反應出了中共内心的恐懼。因為六四的鎮壓太血腥了，在人類歷史上，古今中外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大規模，槍殺鎮壓手無寸鐵學生的歷史事件，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犯罪，所以中共自然也會對此感到非常恐懼，甚至每年還沒到六四這個日子時，就會進行維穩，把一些敏感人物送去所謂的旅遊或者看管起來。但是中共卻也低估了他們想延續六四血脈，撐起六四脊樑的決心，讓他們最終透過每年的紀念，凝聚更多的力量，抵抗中共的極權。      

新聞媒體向來被譽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以外的「第四權」，不僅有監督政府施政、捍衛言論自由的使命，也是民眾最容易與最快速接收資訊的途徑。但是否所有的資訊都能以最真實、最有可信度以及最公正的方式被媒體報導出來？筆者在此文中將分別從中國和台灣的新聞媒體環境出發，探討兩岸民眾從媒體接收到的資訊差別。此外，由於台灣與中國兩地的政治制度與新聞環境存在著顯著差異，而這種差異又如何進一步影響人們接觸到的訊息，以及民眾對世界的認知。 首先，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國政府對其國內所有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和網路媒體都進行嚴格控制，並對新聞進行內容審查，禁止報導某些主題或事件，以確保媒體訊息的統一，目的則是「維穩」及加強社會控制。不僅如此，中國政府也透過法律和各種規定嚴格控制新聞媒體，對不遵守規定的媒體進行懲罰，包括關閉媒體和逮捕記者，當然也包括在中國的媒體與記者。 例如「8964」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如今已34年過去，這起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風起雲湧、最終卻在血腥鎮壓之下慘烈收場的運動，居然直至今日中國內部還是有許多人不想相信或根本不知道！當年北京當局嚴格封鎖消息，而三十多年來，「六四」在中國仍是絕對禁止的敏感詞彙。 其實不只「六四」，在中國，人們接觸到的訊息很大程度上均受到政府的篩選和控制，在平台或論壇上若有違規，都可能立即遭到封禁；更別說網路「防火長城」封鎖境外訊息，網友得要「翻牆」才能夠一探究竟。 相較之下，台灣擁有自由的新聞媒體環境，包括報紙、電視、網路和廣播，百花齊放；政府非但不會先行審查新聞內容，還鼓勵媒體進行獨立、公正和專業的報導。此外，台灣政府更通過法律保障新聞自由和媒體的獨立性，對違反相關法律或無法落實新聞專業、內部自律機制失控的媒體雖然也會依法進行處份，但不會對新聞內容進行干預或控制。因此在台灣，人們可以接觸到多元、獨立的訊息，並能夠自由表達意見和討論各種不同的觀點。 由於中國和台灣的新聞媒體環境如此天差地別，兩地人民在資訊接收以及對事實的認知也產生了巨大差異。在中國，絕大多數人們接觸到的都是被審查過、篩選過的訊息，對某些事件可能一知半解或根本一無所知；而在台灣，人們可以接觸到各種觀點，對真實世界和社會現象有更全面的了解。這對兩地人民的思想和價值觀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民眾可能更容易接受官方的說法和觀點，而台灣民眾則具有更強烈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精神。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日前發布了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在全球180個國家與地區裡，中國排名倒數第2，只贏過墊底的北韓，香港則排名140，「狀況艱難」。而台灣則是全球第35名，領先南韓和日本。筆者在經歷過在中國和台灣的生活後，更能十分明顯地感受到兩地對新聞自由有著截然不同的尊重與定義。 在未來，隨著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發展，訊息的自由流通將對兩岸人民的思想觀念產生更深刻的影響。然而，實現兩岸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和交流，還需要克服各種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帶來的障礙，新聞自由無疑是其中的關鍵！ 作者》小蟻人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去年白紙運動之後，世界上許多地區的中國學生成立了自治組織，開始參與組織今年六四34周年的紀念活動。在過去二十多年以來，這是很少發生的現象，其原因與過去三年多中共以新冠疫情為藉口的專制擴張有關。中共這類政策已經導致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不少國家包括中國經濟停滯，物價快速上漲，而工資不漲甚至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人的生存更加困難。 今年以來，中國幾個城市爆發了白髮退休者抗議削減醫保，各地勞工抗議持續不斷，示威數量是數年來同期中最多的。這些抗議是否會演變成為如1989年許多階層和族群共同參與、有明確政治和經濟目標的持續運動？ 1. 分而治之：製造被壓迫階級內部分歧、以區域、行業、零工經濟使勞工階層碎片化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討論中共建政後分而治之的統治術，這種統治方式是以階級劃分形成了被壓迫階級的社會分層，以城鄉劃分形成城鄉對峙，以區域民族劃分造成更多的社會分層，以性別、身份特徵的行業准入限制和歧視，產生同工不同酬和無報酬勞動，這類分割主旨是維護專制、漢族沙文主義、父權的極權帝國，分化被壓迫階級，使被壓迫階級勞動者化為散沙。中共洗腦的「中華民族」灌輸進一步強化了大漢族的身份政治，將「少數民族」標識為他者，對這些民族實施持續強制漢化。 中共將它的鎮壓機器軍隊和員警列入了「無產階級」系列，它的官僚系統幹部被劃為工人成分，這類劃分強化了「工人作為統治/領導階級」的虛假宣傳。中共初期對工人劃分主要限於城市戶口的產業工人，以麻痹和阻礙這部分工人形成被壓迫的階級和反抗意識，也為這個階層理解更弱勢階層處境製造了障礙。 中共標榜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以「先鋒隊」領導階層名義侵佔生產資料，榨取所有勞工階層的勞動果實，濫用、揮霍這些成果。而農民中的貧下中農儘管被中共標定為僅次於工人的第二等級 「人民」，但是戶籍制使他們成為龐大、缺乏社會保障的廉價底層勞動力。而被中共劃分的剝削階級和歷次鎮壓異議被勞改、勞教的人士，也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廉價勞動力。 中共另一個重要劃分是將知識人如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作家、藝術家和其他出賣腦力勞動者從勞工階層中分離出來，將這些勞動者標定為知識份子。為了防止知識人成為勞動階層中揭露中共政權本質、提供革命理論和戰略的有機知識份子，從建政後，中共一直重點將知識份子作為改造對象，在文革期間，知識人被貶為「臭老九」，屬於最低社會等級之中的第九個階層。 1978年以後，中共為實現現代化開始提升知識份子的地位，收買知識人為政權服務，這種策略在六四之後尤為明顯。從本世紀以來，中共也允許資本家入黨，這些資本家本身就是依靠與太子黨和官二代的裙帶關係，參與剝削勞工，協助建構維穩體系，而成為億萬富翁。中共的這類措施也是為強化與國際資本和相關領域的勾兌，成為擴張國際密友資本主義網路的一部分。 2010年後，中共開始將許多經濟部門轉化為零工經濟的運營方式，使勞工階層進一步分化和碎片化。由於已有大量失業和隱蔽失業人口，中共可以更有效地使用零時合同或無標準就業合同、匱乏社會保障的工作，通過對勞工（主要是農民工和城鎮底層勞工）的反復招募，創造了數億殆危無產階級（precariat）。中共不僅對這類勞工的多重控制並靈活榨取，而且使這些勞工更難組織有持續性、連接不同議題的網路反抗。 2. 被壓迫和被剝削者打破分而治之的共同抗爭 中共面對各種抗議，主要是通過快速鎮壓並過濾相關資訊，在無法過濾全部抗議資訊時，抹黑民間獨立網路和抗議活動。中共也借助分而治之的社會分化機制，以單位體制、居委會、村委會和居住社區作為維穩的網格。借助相互監督和檢舉，挑動「群眾鬥群眾」。 中共在1989年民主運動爆發後，挑動學生反對知識界異議人士，未果，然後一直試圖挑動工人、農民與學生對立，但也不成功。5月31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郊區順義縣、大興縣和懷柔縣舉行支持戒嚴的集會遊行。由於1989年運動論述對中共這類壓制策略有清晰的分析，因此，中共當時的分化策略沒有發揮作用。回顧1989年運動中學生和工人的傳單，對被壓迫和被剝削者打破分而治之的共同抗爭仍有啟發。 1989年運動討論民主含義對共同抗爭提供了借鑒，民主不限於政治民主，也包括經濟和社會民主，不僅是直接選舉和普選權，而且每個勞工在工作場所直接參與控制生產資料，決定人性化的生產方式，保證產品不損害公共利益，防止資本再生產的剝削和壓迫，參與決定勞動成果的公平分配。這些論述為被壓迫和被剝削者打破分而治之的共同抗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