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上任的中國夢辦公室馬道德主任醒來的剎那，發現夢中的自己不但沒消失而且歷歷在目。要知道，這是初夏中午，他發福的肥肚子正蜷在背椅午睡片刻。夢中的那個我不該在這兒現身，他也頭一次發現隱藏在記憶深處的舊夢在甦醒。」 馬建的政治寓言小說《中國夢》如此意味深長地開頭。 所謂「中國夢」，就是在全球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中華世紀階段」，把中國的執政黨改造成為「全人類的執政黨」，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夢，「讓中國人民享受全世界、管理全世界、實現人類大一統」；融合民族傳統和馬克思主義，實現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未竟之夢，把聯合國的總部遷到北京。為在這一代黨員身上實現這個大夢，主人公馬道德研制「中夢湯」，「中國夢芯片」 ，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一次性輸入人民的頭腦。他還與監獄合作，安排犯人當網絡評論員刪帖和跟帖。 馬道德想吃口月餅，掰開的卻是賄賂他的金元寶；他有老婆，卻嗜好收集別的女人的陰毛，記錄與眾情婦的艷史，除了「金陵十二衩」之外，還到「紅衛兵夜總會」去與幾個「共產主義接班人」同時鬼混。 但馬道德擺不脫青少年成長時期的文革夢魘。文革個人記憶的「懷念夢、家事夢、武鬥夢、生死夢、草泥馬夢」與他的中國夢是死對頭，令他的大夢總在關鍵時刻陽痿。 文革期間，出生於「黑五類」的馬道德「我把黨來比父母」，大義滅親地揭發「大右派」父親有英國鋼筆，與家庭徹底劃清階級界限後反戈一擊，加入造反派東方紅戰鬥團，此派打死另一派五百多人；當帶路黨帶紅衛兵抄了自家，即使父親冰天雪地中被罰跪煤渣，膝蓋全是血，這位「革命小將」也遵循「對待敵人要像寒冬臘月」般冷酷無情的叢林規則，連手都不伸一把，最後父母雙雙自殺，被拉到野樹林草草下葬。 當他充當強拆隊的急先鋒去說服插過隊的村莊為實現「國家夢、世界夢」放棄自己的土地時，卻「看到車窗上閃著夢裡常跳出來的死鬼般血臉」；在與墻壁上掛著毛澤東詩詞的「紅衛兵夜總會」醉生夢死時，想起同一戰壕裡的戰友兼初戀情人……。自「中國夢進入大腦，舊事就像往水裡按皮球，反彈更高」，這對馬道德的政治仕途是致命的一擊，還有可能連累他人。一位氣功大師指點他，想忘掉父母，那就全刪文革記憶，喝一種叫「孟婆湯」的神藥，由令人失去親情記憶的母親的精血、去掉性別的父親的眼淚或父母的骨灰、或九只黑貓的血、黃泉水等一類怪異秘方製成。喝了臭氣熏熏的「孟婆湯」後，馬道德發瘋了，最後一隻腳穿著父親留下的三節頭皮鞋爬上鼓樓，高喊「爹、媽，中國夢萬歲！」，將「中夢湯灑向一群看客，然後「雙腿舞蹈般一蹬便飛進了美好的未來」。 喬治·歐威爾的政治寓言小說《1984》早於《中國夢》70年，刻畫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世界。 喬治·歐威爾《1984》英國首版封面。 超級大國大洋國是個金字塔的社會。雄踞在最上層的是永遠正確，萬壽無疆的老大哥，沒有人見過他，他是電幕上的一個聲音：「老大哥在看著你」。 他在錢幣上、在郵票上、書籍的封面上、旗幟上、招貼畫上、香煙盒上，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孔不入。人們的腦殼裡「除了幾個立方釐米以外，沒有東西是屬於自己的」。 老大哥之下的第一層是核心黨員，第二層是外圍黨員，第三層是沉默的大多數—無產者。 《一九八四》大洋國的社會結構： 上等階級的核心黨員（Inner Party），佔全國人口2%；中等階級的外圍黨員（Outer Party），佔全國人口13%；下等階級的無產階級（Proles），佔全國人口85%。 這個時代的一切信念、習慣、趣味、思想狀態，目的只有一個--滴水不漏地嚴防有人看清社會的本質。掌控全國的是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的真理部、負責戰爭的和平部、負責法律和秩序的友愛部、負責經濟的富裕部。 根據大洋國奉行的「英社」哲學--「過去並不客觀存在，它只存在於文字記錄和人的記憶之中。要控制過去首先要訓練記憶力，既然要改變一個人的記憶或者篡改文字記錄，那麼就要抹殺過去的痕跡。」真理部的三句口號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主人公溫斯頓是真理部的審查員，他每天的工作是修改過去，凡是不符合政黨需要的歷史必須刮得像一張乾乾淨淨的羊皮紙。此外，真理部還要搞一套低級廉價的東西麻痺「不是人」的無產者，因為「無產者和牲口是自由的。」 溫斯頓的父母早在大清洗中被失蹤，他的熟人中已有三十多人被銷聲匿跡、化為烏有了。 他的母親和他的小妹妹為了讓他活著，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年幼、自私，搶奪快要餓死的妹妹最後一點食品。 恐懼、仇恨、痛苦交織的折磨中，他母親和妹妹穿過記憶的黑暗隧道向他走來，「從綠色的水中抬頭向他看望」。 溫斯頓不算鰥夫，妻子名義上也存在。但是黨禁止肉體情慾，為性慾而交合屬於造反行為，黨只承認為黨生兒育女的婚姻。少年反性同盟提倡男女完全過獨身生活，所有的兒童用「人授」方法生育，歸公家撫養。溫斯頓的妻子只打算為履行黨的任務而「生個孩子」，這使得他「性趣」全無。離婚是黨絕不允許的，但如果沒有子女，則鼓勵分居。 舊雜貨店的老闆為溫斯頓和他的情人裘莉亞提供了一張雙人床，他們在這個秘密幽會地點享受絕望的肉慾快樂。政治上，兩人三觀也不謀而合，裘莉婭憑直覺感知「大洋國根本沒有在打仗，每天落在倫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國自己發射的，目的是為了嚇唬人民」。 核心黨員奧勃良下了一個圈套，故意借給溫斯頓「人民的公敵」—果爾德施坦因的反動書籍，讓他們在享受肉體犯罪的同時思想犯罪。 「我們是死者」。他說。 「我們是死者」。 裘莉亞乖乖附和地說。 「你們是死者」。他們背後一個冷酷的聲音說。 他們幽會的房間里掛畫的地方秘密藏著一個監視電幕。 那位「頭髮花白」的舊雜貨店老闆，原來是一位黑頭髮的思想警察。 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溫斯頓的一舉一動、一思一想早被秘密監視了七年，連他偷偷藏在壁龕里日記本中的每一粒灰塵都被原封不動地放回了原處。 奧勃良破解他夢中最驚慌最可怕的是餓老鼠，於是用「古代中華帝國的常用懲罰」—凌遲：將一籠子餓老鼠放在他面前，「它們會直撲你的臉孔，一口咬住不放，有時先咬眼睛，有時先咬你的臉，再吃舌頭」。 溫斯頓背叛他心中僅存的愛情，喊出「咬裘莉亞！別咬我！你們怎麼咬她都行，把她的臉咬下來，啃她的骨頭！」 患難情侶互相出賣了對方 儘管溫斯頓已經完全脫胎換骨，但黨的子彈仍然射進他的腦袋，此刻，他發自內心地熱愛老大哥了。 比放老鼠咬臉還要驚悚的是大洋國每分每時每週的國民總仇恨。 在兩分鐘的仇恨節目中，「所有的人不出三十秒，一切矜持都沒有必要了，一種夾雜著恐懼和報復情緒的快感，一種要殺人、虐待、用大鐵錘痛打別人臉孔的慾望，像電流一樣穿過這群人，甚至使你違反本意變成一個惡聲叫喊的瘋子。」 「電幕」控制人們的行為與仇恨、領袖崇拜，以維持社會運轉。 仇恨週的六天就是天天遊行，演講、呼喊、歌唱、旗幟、標語、電影、敲鼓、吹號、齊步前進、坦克轟隆、飛機轟鳴，全民同仇敵愾的狂歡節。 最可怕的是大洋國的兒童從小就被灌輸「親不親，階級分」的敵我意識形態，從幼小起就開始接受犯罪停止訓練，也就是在產生任何危險思想之前具有懸崖勒馬的能力。 溫斯頓去同事派遜斯幫他太太修理廚房裡的水池子，這家少年偵察隊的孩子-九歲的男孩和他七歲的妹妹用玩具自動手槍和木棍對準他： 「你是叛徒、思想犯！你是歐亞國的特務，我要滅絕你，要送你去開鹽礦！」顯然這不是孩子善意的惡作劇。 這兩個孩子為沒去看成處決帝國戰俘的絞刑而洩恨。幫了忙的溫斯頓不但沒得到感謝，反而遭到彈弓的射擊。 這個具有高度的思想覺悟的小女孩草木皆兵，參加學校外出活動時，與另外兩個女孩發現一個陌生人穿的鞋子不同，判定他是個外國人，三個女孩把這個人交給了巡邏隊。 這個國家的兒童都是小密探，「全部兇殘本性都發洩出來，用在國家的公敵、外國人、叛徒、破壞分子、思想犯身上，三十歲以上的人都懼怕自己的孩子。」每星期的《泰晤士報》上總有「小英雄」的報導。 溫斯頓在監獄裡遇到了派遜斯，他的小女兒從門縫裡偷聽到他嘀咕「打倒老大哥」而向巡邏隊告了密。 歐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曾有5年時間在緬甸作為英籍警察獲得近距離觀察審判、監禁、絞刑的機會。回到英國後輾轉流浪在英倫島與歐亞大陸，參加過國際義勇軍支援西班牙內戰。他漂泊的生涯與敏銳的視覺使他看清極權本質與底層的黑暗，他留下了豐富的作品，其中《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成為反烏托邦的經典之作。「我並不相信在我書中所描寫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 歐威爾去世前曾提到過《一九八四》。 《動物農莊》也是歐威爾反烏托邦的經典之作。圖為初版封面。 馬建自1987年寫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被禁之後，其三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寫了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的《肉之道》、揭露強制墮胎政策的《陰之道》等不少中國題材的作品，除了英文版之外，其中《紅塵》被翻譯成日文。由於他的作品描述了當下行進中的歐威爾式的世界，自2011年被禁止入境。 「流亡雖然是一種殘酷的政治懲罰，但生活在英國，讓我的寫作更能看到籠罩在我的祖國的謊言迷霧，使我更能完整真實地表達我對時代的感受」。 「我要把這本書刻在石頭上，帶到喬治·歐威爾墓前」，馬建說。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而非等於五」。溫斯頓與馬建的作品以反諷的手法喻出的只是常識。近日看到網絡刷屏的雷人兒歌《方艙醫院真神奇》以及《中學生導報》刊登的詩歌《新冠病毒終於哭了》，稍具常識的人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作者按：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邀我為「洞察中國」典藏計畫，寫一寫我的經歷，我想乾脆從出生開始寫，交代一下一個赤貧的、病懨懨的、自閉的、被洗腦的農村呆孩子，是如何變成教授和人權律師，並走向反抗專制這條不歸路的。那大概就是思想自傳了。寫自傳就跟寫遺言差不多吧，都是「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意思。可是下筆之後才發現，歷史根本不是你剛剛丟掉的錢包，回去撿起來就行了；歷史需要你有直面自我的勇氣、需要仔細探索，而探索就要用到現在的、當時的你還沒有的知識和視角。那就是說，在關於「過去」的敘述中，你沒有辦法抽離現在和未來。不僅如此，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敘述自己的過去，又與你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想像連在一起。我相信，你的生命裡流淌著無數他者的經驗和靈魂，正如你的經驗和靈魂，也注入了一些人的生命。 我最早的日記寫於1986年，當時我13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後來高中也寫了一些，高中畢業之後直到今天，從未中斷過，除了被失蹤、被關押並且被剝奪紙和筆的時候。這極大地彌補了我記憶力不好的缺點，有些事情已經20或30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可以精確到某月某日，憑藉當時的文字，當年的場景、情緒和事件的細節仍歷歷在目，宛如昨天。 好了，故事開始。接下來是第十一集，《思想劇變的序幕》。 與此同時，軍隊的很多做法讓我產生抵觸情緒。我不願意踢正步，自然也踢得不好，最後教官們覺得踢成這樣實在不能進入正規方隊被領導檢閱，於是就和其他幾個正步走不好的同學被清理出「革命隊伍」，從事後勤工作，送水、澆花、幫廚、運輸、打掃衛生等等。這反倒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體驗不同的事情，不必成天到晚機器人一樣重複機械動作。 軍校有很多演出，雖然一半以上的節目屬於紅色文藝，但仍有很多讓我得到心靈震撼的時刻。我參與編輯文學刊物《綠園》，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寫了很多詩歌。軍訓那年的寒假，我回東北老家調查農村孩子退學的情況，寫成調查報告，受到獎勵並且鉛印成冊。「拉練」的過程中，見到了更多和我一樣貧困的民眾，引發我對社會問題的繼續關注與思考。貧窮一直是我難以擺脫的生存環境，它不知不覺地也成為我關注和參與政治的某種起點。 貧窮是引發關注社會問題的起點 我在軍校也接觸到一些自由化思想，比如北大一個叫劉鳳楨的老師講《法學概論》，他的很多說法和紅色說教截然不同。來自北京等大城市的很多同學親歷過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和大屠殺，他們講的故事和書上、電視上說的不一樣，幾個思想活躍的「反動」同學隱隱約約成了我較早的啟蒙。我在那些批判劉曉波、方勵之等人的官方出版物上，也讀到了那些「反動分子」、「六四黑手」的言論，後來我意識到，這些被當做反面教材的言論，也在對年輕的頭腦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啊。我並非個例，我後來聽到一些朋友也有類似的思想經歷。估計宣傳部門和教育部門也意識到了這個悖論，可怎麼辦呢，要堅決批判反動思想，與階級敵人爭奪思想陣地，又不能引用反動分子的言論…… 我那單純的心靈從來沒有停止去感受新鮮事物；我那被染得通紅通紅的、幼稚的大腦也一直在運轉，在「思考」著社會、政治和人生。在這一年和隨後幾年的北大生涯裡，我像一個小小星球，被來自不同方向上的星體碰撞、吸引、撕扯，不斷偏離預定的軌道。 一年軍訓終於結束了。1992年9月，我來到了北大校園。那時的知識界，六四後的恐怖肅殺氣氛已經慢慢緩和，正在迎來文革結束後中國思想界的第二個活躍期。第一個活躍期就是所謂「80年代文化熱」，出於對文革浩劫的反思和對中國未來的關切，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領域掀起一股文化啟蒙熱潮，持續近10年的時間。有胡耀邦、趙紫陽、「三寬部長」朱厚澤等高層的改革派，有各種思潮的翻譯、論述、出版和激烈交鋒，形成諸多思想流派和團體，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社科著作和一批優秀學者。這段令人懷念的思想活躍期在鼎盛時期突遭不測，被碾碎在1989年6月的坦克履帶之下。它對中國社會以及1989年民主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不過那段時間我在讀小學和中學，除了朦朧詩、港臺音樂、知名的文學電視作品，思想界的激烈交鋒很少能輻射到我們那樣的偏遠山區。 1989.5.16 中蘇兩黨的總書記（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會晤。這是趙紫陽在中共電視上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隨後趙紫陽即被黜，因為他同情學運反對軍事鎮壓。（圖：六四檔案） 而六四屠殺帶來的幾年沈寂之後，第二次活躍期開始暗流湧動。在北大，每天都有各種講座，從哲學、歷史、文學，到政治、經濟、社會，花花綠綠的海報貼在三角地；講者是來自校內外的學者、作家，很多是全國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偏向自由主義的最受歡迎。除了選課聽課，我在圖書館借書看，如饑似渴。窮山溝裡長大的我在北大算開了眼界，拼命地聽啊、記啊、讀啊、思考啊，我的思想熱浪也在暗中翻滾。 自由主義思想二次活躍期暗潮洶湧 我讀本科的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慢慢滲透，這在共產黨中國的言論管制和思想控制的大環境下，也算是一個驚人的發展。1992年年初，天安門屠殺的主要劊子手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被六四中斷的改革進程再次啟動，這也是走向「中國模式」的重要一步。所謂改革，實際上是瘸腿改革，即政治上繼續堅持一黨獨裁，而經濟上逐步市場化。所謂南巡，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類似，也是鄧小平等人意圖挽救中共統治的舉動。 六四屠殺是一場蓄意展示血腥的屠殺，它有計劃地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就是為了讓人們明白「誰想要紅色江山，拿2000萬人頭來換」的道理，就是為了把抗爭者嚇住，使人民群眾徹底放棄抵抗。這樣一來，無論共產黨想要改革，還是想要走北韓道路，都不會有什麼阻力了。市場化實際上是權貴私有化，是對人民財產的肆意掠奪，但反抗的聲音已經被提前消除了。市場經濟的推行需要對過去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進行修正和調整，這給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無疑開了一道門縫兒。另一方面，六四開槍的恐怖帶來極大的心理震撼和穩定政權的效果（「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這反而使得一部分中共高層認為，思想和學術領域的討論，只要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就不會對政權構成直接的威脅。 1989.6.9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顯示大局已定。（圖：六四檔案）   【延伸閱讀】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一)／輝發河邊的拾穗者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二)／貧窮就像一張網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三)／生活的巨石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四)／在黑土地上作畫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五)／毒太陽照下來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六)／癲癇與沉默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七)／一輩子修理地球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八)／洗腦教育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九)／大學夢 維權律師滕彪自述》靜靜燃燒的地火(十)／軍訓與洗腦 作者》滕彪  北大法學博士、律師。2003年起在中國投入法律維權工作，2005年與13名律師獲選亞洲週刊「亞洲風雲人物」，曾兩度被捕，但仍不顧中國警告，於2014年在六四25周年香港紀念晚會批判中國。三個月後，終於舉家流亡美國，至今仍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與民主極力奔走。  

日本沖繩縣石垣市議會在外界關注下，於今天(22日)正式通過釣魚台列嶼的更名案，將原本「登野城」變更為「登野城尖閣」，並從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日實施，挑釁中日關係意味濃厚。 弔詭的是，原本應對更名事件有更大動作的北京政府，對石垣市議會此舉，似乎採取較為低調的動作，反倒釣魚台列嶼所在地宜蘭縣反應較大，在石垣市議會表決更名案之前，宜蘭縣議會已在6月11日將「釣魚台」更名為「頭城釣魚台」，原本台日雙方就對釣魚台列嶼的命名不同，這次雙方都僅增列文字，對彼此原本各自主張的權利均無增減，這次事件雙方政府似乎也僅想將更名案定位為地方屬性，如果宜蘭縣政府已採比例原則回應，台灣也就沒有減損領土主權的問題。 宜蘭縣長林姿妙（右）持縣府發函內政部公文，懇請中央正式將釣魚台列嶼更名為頭城釣魚台。（讀者提供／CNA） 習近平訪日將受影響  甚至可能取消 不過，深思更名事件背後，存在兩個政治因素需要考量，首先是中日關係的變化，由於中國在2017年受到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後一連串的貿易打擊，在2018年上半年便向日本釋出善意，特別是兩國官方建立的「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雙方官員從2018年起重新密集交流，此外，該年也恢復了「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日本，一改2010年中國漁船在釣魚台列嶼海域遭逮捕，2012年釣魚台國有化事件後兩國關係惡化的局勢。 2012年8月，中日兩國民眾在釣魚臺國有化事件發生前發起遊行。（VOA／Wikimedia Commons） 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原本規劃2020年四月訪問日本，屆時將呈現中日關係和緩的局面，兩國可能簽署第五份政治文件，當中亦可能涉及到台灣問題，雖然疫情因素，習近平訪日行程將延後至十一月底，但此際日本地方政府挑動的是中日敏感神經，而日本某些國會議員，也因為疫情因素開始醞釀取消習近平訪日行程，這對兩國未來關係發展並不利。 更名起因中國海警在釣魚台海域執法 但回歸石垣市議會為何要在此際更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海警船一改過去單純環繞釣魚台列嶼海域，反而是在該領海海域內執行驅離，甚至企圖開單、逮捕日本作業漁船，這種有效「執行管轄權」的作為，方能間接證明釣魚台列嶼屬於中國的案例，激起了沖繩漁民抗議；且中國海警這種作法，在日本眼中正是「侵犯主權」的一種行為，於是，石垣市議會提出更名案，正是為了反制中國海警的取締行為而來，即使當地漁民心裡有數，這種反制效果有限，但地方政府仍需有所作為。 疫情因素習近平訪日行程將延後至11月底，而此際日本地方政府挑動的是中日敏感神經。 漁民利益優先  台勿落入中日政治糾葛 許多人認為，中美兩強爭霸，台灣不應該選邊站，否則將會受到傷害。但美中台結構是「大中小」的格局，而非兩大之間難為小，不用選邊，台灣早已站隊美國，主因是中國對台灣有領土侵略的野心，長期以來台灣大部分是依靠著美國軍事設備強化國防，也因為中國對美國有所忌憚，因此目前不敢採用武力侵略台灣。 但日中台的格局不同，日中之間存在著複雜的歷史問題，而在長期的東亞歷史中，兩強爭奪地區領導權，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在二次大戰後幻滅，中國是否能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人，也端賴日本是否能往正常國家邁進，在科技與人文方面，日本領先中國不少，但在經濟規模、政治與軍事地位上，日本對中國感到憂心，因此，駐日美軍的存在，美日安保條約適用在釣魚台上的問題，在在顯示中日之間的權力可說是伯仲之間。 因此，當日本主要挑釁對象為中國，更名實施日挑選十月1日，就是針對中國而來。不過，如果中國對日本更名毫無或無關痛癢的反應，那台灣過於激進的反應，究竟是在替中國出氣？或是反而在破壞台日關係，毀損台日安保基礎？當中國武力犯台之際，難道日台之間在安全議題上不應該聯手抵制中國的侵略嗎？ 海巡署17日表示，針對釣魚台護漁，海巡署依照規定全天候維持1至3艘巡防艦艇在台日重疊海域執勤。（海巡署提供） 中國主張擁有釣魚台的基礎是來自於擁有台灣為基礎，因為釣魚台列嶼是台灣的附屬島嶼，因此，當中國宣稱釣魚台為中國的領土時，也正是同時宣稱台灣為中國的領土。 針對更名事件，外交部已發布聲明，重申釣魚台主權是屬於我國，因此任何意圖改變這個事實的行為，都是無效的，我國的主權事實不容質疑，呼籲日方不要片面干擾我國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避免影響臺日友好關係。回應了石垣市議會的動作，不過，台灣現階段應該推動的，是藉由中日關係陷入困境之際，儘速以2013年四月10日《台日漁業協議》為基礎，就其它雙方重疊海域範圍上的臨時安排，儘速達成協議，如此方能惠及台灣漁民，避免落入中日的政治糾葛。 作者》林廷輝  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專長為國際法、海洋法、東海與南海研究、太平洋島國研究等。  

我對教育這個話題很有興趣，有很長一段時間把成為古典教育老師當作個人的學習目標，在課外嘗試的兼職包括補習班老師，也在一些機構或教會的學校中嘗試過助教的角色。經過這幾年兼職下來的觀察，我一直很疑惑：為什麼大陸官方教育出來的學生會那麽怕老師？這些學生完全用老師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面對像我這樣只負責他們假期的兼職老師，也會表現出討好、邀寵行為。思考這個問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想法。 小學的時候，老師有近一學期都在教我們一定要爭取加入少先隊，成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大陸的小學是全員要求佩戴紅領巾，校園中還會有各個班級輪流執勤，檢查和登記沒有佩戴好的同學。 光榮印記：從少先隊、共青團到共產黨 到了中學時期，開始著手準備加入共青團。在我國中的時候，班級裡面第一批加入共青團的三個同學，成績是數一數二的，但成績好不代表德行好，當老師象徵性地問班上同學有沒有反對意見，大多數人都反對一位男同學加入共青團，班主任看見此情此景，隱晦地講了一番話，大意是：有同學加入共青團這是好事，他報了這三位同學的名單上去，如果因為同學投票不通過而有人沒選上，會顯得整個班級很不團結。為了不得罪班主任，同學們立刻改變立場，投了贊同票。除了前幾批入團特別光榮所以過程特別鄭重，到了初三甚至是到了高中時，再想入團寫個申請報告即可，沒有入團的同學，比如我，還會被老師鼓勵和邀請盡早加入。基本上每一個班主任都不會跟學生講成為共青團員要承擔的責任，只會跟同學們說，趁早入團，在記錄上會有良好的政治面貌，大學時要入黨就會更容易。 大學時期加入共產黨會有很多好處。例如，考取公務員時，有些好職位必須是黨員才有考試資格，如果有意從政或進入政府機關工作，大學期間入黨是仕途平坦的必要條件，仕途平坦可是大部分中國人都渴望的事。畢業前已入黨的大學生，還有機會被學校當作優秀學生推薦，找到更好的工作。嚴格來講，大學時期入黨的學生需要個人能力突出，成績優秀，但這些能力都比不上老師的推薦。 大學期間入黨是仕途平坦的必要條件，然而學生個人能力突出、成績優秀，都比不上老師推薦入黨。 誰是共產黨接班人？ 近日瀏覽新聞，習近平又開始強調從學校中培養共產主義的接班人。也就是說，在大陸，學校的使命不是陪伴國家未來主人的成長，而是從上到下，給學生一個死板的定義——完全向共產黨低頭。老師教書不是為了發掘每個學生的潛力，反而是磨平學生的閃光點，讓他們成為組織中一個不起眼的螺絲釘，任何有可能質疑共產黨的思想都要扼殺在搖籃中。在這個死板的要求下，學生沒有機會「做自己」，每天被老師灌輸「集體」、「榮譽」、「黨國」的觀念，他們到學校學習就是為了讓自己滿足這個標準，而老師就是給每個同學評分的人，學生被老師評分，老師被校長評分，校長被教育局評分，教育局被黨中央評分。 換句話說，大陸的學生怕老師，是專制社會的縮影。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句話就是大陸的現狀。中國的大部分權力和財富還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被欺壓的大多數人，連去政府辦護照都可能遭白眼。在這種現狀下，所有人把改變未來的希望，寄託在職業的選擇上，當公務員、警察、城管，是大部分普通百姓唯一能摸到權力邊角的機會。有權就是土皇帝，從前辱罵我的警察跟我說，要是不聽話，我和我先生甚至後代的政治面貌都會受影響，意思就是，再也沒有機會入黨，成為他這種隨便欺負人的惡警，只能一輩子被他欺負。 當公務員、警察、城管，是普通百姓唯一能摸到權力邊角的機會。有權就是土皇帝，甚至隨便就欺負人。 大陸與台灣的區別 就是專制與民主的區別 前些天我和二弟聊天，他正在臺灣一間普通的國小念小五，他跟我分享因為六年級要畢業了，所以學校要在他的學年選出新的學生會，每個班派一個主要候選人和幾位副將，在全校面前演講「政見」，然後由全校學生投票，得票最高的獲選會長，其餘班級的候選人是副會長，協助會長完成工作。我一聽就很感興趣，這不就是跟選總統一樣嗎？弟弟說，這種任務都是老師說明情況，然後班長帶同學們自由討論決定，相比起當選會長，弟弟班上更喜歡多提出一些活動，比如當選後會在全校舉辦撿垃圾大賽、足球比賽等。而獲選會長的班級，他們提出每學期要評選借書最多的學生予以獎勵等等，「他們就是比較會迎合低年級而已」，弟弟這麼評價。 臺灣的自由民主真是深入骨髓。從小學生開始，學校就開始鍛煉他們的能力，希望參選的班級，固然就要考慮怎樣能獲得更多選票，各個班級就像各個黨派多元，但首先尊重的是被服務的那些普通人。而且並不像大陸，表面是學生會，實際上所有人選都可以是老師內定，內定後學生會也是迎合老師的喜好，而不考慮學生。大陸和臺灣的區別，就是專制和民主的區別，學校就是兩個社會的縮影。 作者》任瑞婷 秋雨聖約教會基督徒，受中國宗教迫害，目前暫時在台停留。  

《西線無戰事》是一本近百年的經典小說，內容主要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要面對兩條戰線的場景，不但陸續有多種語言的出版，更翻拍成電影及電視影集，反戰思維有了廣泛的關注與共鳴。小說內容除了呈現戰時士兵面對死亡威脅和極惡劣的殘酷戰況，更反應出當時人們對於戰爭的恐懼、對和平的期待，以及對照國家統治者對於權力與國家集體意識的利用，凸顯戰爭帶來人類無窮盡悲劇的開始。 諷刺的是，在多次大、小戰役的歷史經驗中，戰爭的無情與現實並沒有喚醒獨裁者的良知與反省，縱然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後，已超過一甲子未爆發全球性、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但是，處於戰爭邊緣的區域衝突如幽靈般卻持續存在，顯然戰爭在人類有限的生命歷程中仍難消失殆盡，這呼應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曾說過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 西線無戰事。取材自IMDB 流年不順：疫情肆虐、美中對抗、戰爭邊緣 今年（2020年）對許多人來說是多事之秋的一年，直至今日，全球仍深陷武漢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的肆虐，近期在中國北京、日本東京等地循環無端的持續蔓延，更是近半世紀內最廣、最久的全球性公衛危機；此外，部分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衝突將可能一觸即發，中國硬推《港版國安法》引起多數香港民眾的反對，以及美國警察執法過當導致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窒息死亡所引起的族群衝突，這些社會不穩定都一再考驗了國家政府的威信與能力。 不僅如此，區域內的軍事衝突也有不斷升溫的跡象，尤其亞太地區周邊國家在6月中旬接連爆發矛盾與衝突，恐怕這讓後疫情時期的國際政治環境更為混沌不清，甚至可能破壞原本自我克制的現狀氛圍。值得關注的是，「戰爭邊緣」的危機意識交雜著後疫情時期人們對國家社會復甦的不安全感，國際情勢恐怕可能會逐漸走向「新冷戰」的結盟對抗關係；同時，全球經濟環境也會深受影響，國家更可能為了避免爭端而走向保護主義之路，2020年的前景實在讓人堪憂。 近日，亞太地區似乎不太平靜，中國與印度的邊界矛盾在今年5月擴大，6月15日兩國邊防部隊在邊境爆發流血衝突，雖然造成的傷亡人數眾說紛紜，但兩國官方已對外證實出現部隊人員傷亡的事實，這也是自1975年以來，中印邊境再現軍事對立事件，許多評論認為印中衝突短時間內恐怕難以消弭。無獨有偶，隔日（6/16），北韓炸毀位於開城工業區的南北韓連絡辦公室大樓，朝鮮人民軍甚至進駐開城工業園區，嗣後南韓部隊也不落人後進行邊境移防，朝鮮人民軍更回應將在兩韓軍事緩衝區重新部署兵力，朝鮮半島頓時陷入緊張情勢，周邊國家（尤其是日本）也擔憂受到波及。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活動 (DC, 6/1/2020) (koshuphotography_IG) 亞太地區衝突情勢是美中角力戰的一環  除此之外，這段期間，台灣也陸續遭受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一架美軍C-40A運輸機在6月9日穿越台灣領空；隨後不久，中共解放軍也派出多架蘇愷30戰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不只如此，在朝鮮半島陷入危機的當天，台海週邊空域有二架美國軍機巡弋，中國解放軍殲10型戰機也隨即進入台灣西南空域，美中兩國在我空域內相互較勁的意味相當濃厚。對中共而言，戰機立即出現在台灣空域除了是要對美秀肌肉之外，更是對國際社會發出堅定意志的警示；同時，也是對台灣有武嚇效果之目的。換言之，在美中互不退讓的形勢下，可見的未來，中共軍機軍艦臨近我空海域會是常態的現象。 蘇愷30。圖:網路圖片 持平而論，無論朝鮮半島危機、印中邊境衝突或是解放軍對台武嚇，不僅僅顯示衝突當事者之間的敵意螺旋不斷升高，猶如「大國權力PK賽」的縮影，是國際政治情勢下美中角力戰的一環。然而，雖然印中邊界的矛盾看似一發不可收拾，但是雙邊經貿仍相當綿密，加上印巴之間矛盾關係更添複雜，可以預期的是中國會祭出經濟誘因來緩和雙邊對峙的關係，就算仍有零星的衝突，但短期內會呈現有限的、克制的冷對抗狀態；至於朝鮮半島情勢，縱然南北韓已提高軍事準備，但是北韓內部的政治形勢尚未明朗，以及仍有經濟援助的需求考量，加上美、中兩國介入斡旋的前提假設，朝鮮半島依舊會呈現「關係對峙但不輕易直接衝突」的面貌。 面對中共武嚇不斷 台灣應作最壞的打算並超前部署 最後，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今年8、9月開始，隨著美國大選投票日逼近，選情勢必會日益熱烈，尤其國內種族衝突及疫情難控的壓力下，川普如何挽回選民的支持與認同，在美中關係、國際情勢與區域安全等議題上將可能會採取快速平息的作為；換言之，「在可控的範圍內」來提高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功能與作用，避免區域出現難以回復的狀態，同時又能持續對中國採取強硬的反制，這會隨著選舉白熱化而成為的民主、共和兩黨相互競逐的話題，勢必也會對印太區域的未來發展帶來影響。 依過往經驗來看，西太平洋地區短期內要爆發戰爭的機率雖然不高，但仍有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位居太平洋第一島鏈中心的台灣不能等閒視之，尤以中國對台的軍事威脅從未停止過，甚至有頻繁騷擾的跡象，我政府除了要嚴陣以待，並與美、日、澳、英等國合作分享相關情資之外，更應當謹慎觀察國際情勢變化，沙盤推演可能的情境，並就可能的最壞狀態提出因應對策以超前部署，提高危機意識是當前必須有的心理準備。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我從來都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談到中國的未來，我悲觀至絕望；但在付諸行動的時候，我卻無可救藥地樂觀，做什麼事，都沒心沒肺地樂觀以赴。 512汶川大地震（2018年）後，我們機構為地震中受傷的孩子提供服務，其中包括招募長期陪伴志願者、並推動志願者自我組織。相較於其他機構，我們的招募流程「極其嚴苛漫長」，我們在「考察」志願者，志願者也在考察我們。冷靜條理的工科博士小宋是志願者裡的戰鬥機，判斷我會掛，「這把年紀還像打了雞血一樣，而且是同時好幾件事幾頭燒，燒不多久」。他看走眼了，老姐姐已經這麼燒了十幾年啦！這已經是十年前的舊故事，不僅燒到了現在，還會繼續這麼燒下去。如此這般使用生命，真是用到賺到。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做的，都是具體而微小的事。同一個中國，看宏觀未來與微觀當下，是不一樣的。越是投入具體細微的小事，越容易得到激勵，就會更加投入。做事情如此，社會觀察也一樣。 大轉變，皆起於細微之處 同是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以改革開放為界，判若兩國。改變從何而來？有人看到的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有操盤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點人名能看出對中國的了解程度，了解更多一些的，還會說到「傳說中的九號院」（北京的西黃城根南街九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趙紫陽時期農村改革「總參謀部」），說到中堅長者杜潤生和年輕飛揚的「改革四君子」。 如此盤點下來，往往讓人更加絕望…「如今這一切都不復存在，那麼中國還會好嗎？」有句老話，「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後來喻指大影響、大思潮從微細不易察覺之處發源。 我向人介紹中國的改變從不講如雷灌耳的名字，而是會秀一張照片：「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剎（殺）頭也乾（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1978年12月，安徽農民分田單幹。這，才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風之源頭。 最根本的動能，不是載入史冊的領袖英明偉大，也不是彼時鳳毛麟角的研究生上可通天。最初分田的，是18戶識字不多的農民，歪歪扭扭三行，至少四個錯別字。 中國的改變，由此而始。先有這些農民冒死分地，才有後來青年才俊調研上書，之後「一號文件」和「聯產承包」，以及更後來的城市經濟改革和民營經濟。 這些農民為什麼？因為這裡苦難深重，「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數減半。三年大饑荒，村民十死其三」。這裡從來不缺苦難，我看到苦難深處生出的改變。借一位詩人的話：「為什麼我的眼睛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為什麼我的行動不可救藥地樂觀，因為我觸摸到改變苦難的源頭。 無可救藥樂觀的行動者，行動著 小城摸索十年之後辭職北漂，我帶著中國第一本關於殘障美術家的書稿去北京。不懂何為民間公益怎麼辦？於是見誰跟誰說：「我要寫一本關於中國NGO的書」，開始了我的行業觀察。 「環保，應該訪梁思成的兒子、自然之友發起人梁從誡」，「打工妹，一定要了解冰心的女兒、北外吳青教授」，「農村合作，韋君宜的女兒、社科院楊團」……誰見誰給我這類好心的建議，好到絕望：他們就像天邊的星辰，像我這樣只有高中學歷的小城下崗女工，無法企及。 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生出很多改變的種子，其中一定有像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是誰、在哪裡？用什麼方法、做什麼事？ 我一邊摸索做事一邊採訪，幾年積累了一百多萬字採訪記錄和更多資料，2015年秋回泰山老家閉關七個月。北方的冬天寒冷漫長，屋外北風呼嘯是冰冷的絕望，我點燃爐火擁抱那些細微的希望，在別人的故事裡照見自己：要付怎樣的代價、我付得起嗎？需要什麼能力、我能具備嗎？ 一切改變從自己做起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作為最早的草根NGO獨立記錄，兩年後艱難面世，沒有基金會和項目支持，商業出版主渠道發行，此後幾本也都一樣。 一線行動，和社會觀察，成為我改變這個絕望世界的方式，也改變著我自己。 中國會好嗎？這世界會好嗎？我不樂觀，甚至悲觀到絕望。 風，起於青萍之末，風之源頭到底發生了什麼？源頭就是自己手中正在做的具體事，這事情會好嗎？只要你拼命去試，一切皆有可能。 慶幸自己的草根出身和行動者定位，讓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更慶幸在這樣的修煉中，收穫不可救藥的樂觀。 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寇延丁，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曾經，不管身處何方，我一直以明確的中國人視角看問題。在台灣的那幾年，也一樣。看到經驗想中國如何借鑒，看到教訓想如何規避，心心念念中國、中國、中國，談的也是中國。 中國干我屁事？ 怎麼想全憑自由，說出來則未必討喜，念叨 「台灣人必須關注中國，只有中國好，台灣才會好」，時常頗尷尬。在台灣常聽類似句式「干你屁事？」、「我的不要你管」。提到中國，則是「中國干我屁事？」 我在台灣享有一段至為奢侈的時光，特別是在宜蘭務農。我在村莊，如在天堂，滿足了所有的物質需要與精神願望，自行車輕鬆抵達半徑內，除了稻田菜地，還有我的社大蔬菜課、種稻課程、烏克麗麗課、慈林政研課、穀倉哲學課。天堂般的農耕生活裡，所遇尷尬，多與我的中國視角與身份有關。穀倉哲學課最後談「幸福」，一屋子台灣人，關心的是台灣未來、台灣出路，台灣最寶貴的是什麼？雖然不管探討什麼，「中國」都是躲不過、但又不願談的因素。 不care中國 那天的討論變成爭論，延至歸程，我搭農友的車返回村莊。農友一路用各種哲學命題，論述規範邏輯縝密論證「台灣人的幸福與中國無關」，同行年輕農友則現身說法「我不care 中國——我的生活與中國無關。中國好也罷、壞也罷、干我屁事，我種我的田、做我的事情、過我的生活……」。 看到大甲媽祖繞境因肺炎疫情推遲，想到那天的爭論和年輕農友。他還在那個天堂般的村莊種田，應該不會變；農友痴迷民俗文化，熱愛走訪台灣本土宗教活動應該也不會變。他可以不care中國，但不會不care媽祖繞境，還能說「與中國無關」嗎？ 疫情帶來太多變化，包括我的視角。原來，不管走到哪裡，一直是明確的中國人視角，如今身在中國，不知不覺，已是一種「人的視角」。 從「中國人視角」到「人的視角」 中國的問題不止是中國問題。在台灣的時候，朋友轉來一則演講，一位白人老者用中文演說，談中國的問題對世界的影響，他們在貧困西部偏遠農村通過閱讀和親子遊戲，干預留守兒童認知與讀寫障礙，並通過在地組織、在地網絡支持到大量留守兒童陪伴者。我不會只貼上「有愛心」「大愛無國界」道德化標籤，這位長者其實是本著理性的現實主義態度，面對世界的根本問題；中國未來勞動者的生命狀態和學習能力，不僅影響中國經濟、也關乎世界未來。 這不是哪一國人的視角、不是哪一種人「獻愛心」，而是世界公民、人的視角。 日前與遠道而來的朋友探討未來中國的國際環境，他們擔心「會不會大倒退，像89一樣？」 大倒退一定有，但對中國人而言只會更糟。彼時國際社會提防、制裁限制的是中國政府，全世界人民同情、幫助中國人民。制裁之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對中國經濟投資和社會發展的投入都有報復性增長，與此有關。 如今，中國是戰狼小粉紅一帶一路的中國，已經沒人以為經濟支持和政治接納能夠影響、改變這樣的中國。疫情一方面引發了世界對於中國疏離與反感，也凍結了逃離或者撤離中國的進程，疫情之後，恐怕會有報復性增長。 不僅中國機會不再，中國人也機會不再，真的要過苦日子、要面對壞歲月了。 驚異發現，此情此境之下，我最擔心的，反倒不是個人如何自處，也不是世界變化與中國的關係。多災多難多事之春，無法自拔的天問：未來怎麼辦？這世界會好嗎？ 沒有老大的江湖 開啟更多可能性 回想這種「不知不覺」的改變，與在台灣的經歷有關。吸引我盤桓宜蘭的根本原因不是幸福的農耕生活，而是「沒有老大的江湖」，開放社群與組織的組織化，會寫入「可操作的民主」第三部。 此前一直盯著台灣走過的路對於中國的重要性，是「台灣價值的中國價值」。見及履及、農耕生活日常體驗之中，確認開放社群是一種人的未來組織形態，「為何見於此時、見於台灣？」思考兼及這種小確幸之於世界、於現代人現代生活困境的作用，是「台灣價值的世界價值」。 可操作的民主第二部《世界距離民主只有五天》在台灣出版同時，書中一位朋友的孩子降生，全世界肺炎感染者已逾四百萬，不知災難伊於胡底。作為中國人，多一份歉疚，想想世界未來，多一份緊迫。 此時我在一個只有12戶人家的小小村落，種田讀書，寫這則小文。瘟疫之下，世界如同村莊，其實，世界就是一個村莊。 作者：寇延丁，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中國政府出台香港《國安法》後，「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命運交織得更加緊密。無論是反抗專制的壓迫還是資本的剝削，兩地的獨立勞工運動都會起到重要作用。回顧香港百餘年勞工運動的歷史對當下的困境會有所啟發。 從抗議人頭稅到要求政治平等 英國在鴉片戰爭後開始殖民統治香港，當時主要以建築業和海運業為主。勞工多來自於廣東，身處社會最底層，面對多重歧視，賦稅重，生存艱難。工人第一次自發罷工是抗議人頭稅，港英當局被迫讓步。勞工階級在多次罷工中成長壯大。1920年，香港殖民當局新修訂了《社團條例》，將工會、行會組織等視為損害香港社會秩序的非法組織，對社團出版物予以監管，並授權香港殖民當局打擊當地引起在中國的「騷亂和犯罪」活動。 1920年代香港的勞工運動主要以半公開組織和地下網絡為依托，工會會員已經佔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 1922年，香港海員舉行了56天的大罷工，訴求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保障獨立工會。罷工工人離港回鄉也獲得廣東和上海勞工的支援，港府被迫取消對工會的禁令，釋放參與罷工人士，資方同意加薪。由於港府主要吸納英商為行政和立法委員，官商結合也形成了對華商的壓榨，當工人罷工時也帶動了華商罷市，當時運動中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論述深入人心，同時誘發大陸其它地區的罷工。 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參與罷工集會的上海和青島工人、學生和市民被射殺，引發了省港大罷工，香港工人在運動中提出普選、政治平等、勞工立法的要求。 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訴求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保障獨立工會。 省港大罷工是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於香港和廣州發生的大規模、長時間罷工。圖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當時的宣傳畫報。 從血腥鎮壓到立法保護勞工權益 1945年到1950年代初，香港大量小規模工會再現，絕大多數工會聯合，分別成立了親國共兩黨的跨行業的大型組織，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工團）和港九工會聯合會（工聯）。1950年後，逾百萬大陸難民逃亡香港，淪為廉價勞動力。香港政府推行低稅制吸引資方投資，經濟快速發展，但工資不抵物價增長、勞工缺乏保障，公立教育投資不足，失學青少年數量增加。 1965年後，香港紡織業罷工和抗議天星輪加價被鎮壓，積累了社會對當局的不滿。1967年，數次罷工和示威被警方血腥壓制，運動演變為暴動，港府再次鎮壓了這次運動。由於不滿親中共的工聯在工潮期間襲擊不同觀點的平民，這個組織的會員開始下降，而支持國民黨的工團官僚化，影響力也下降。 1970年後，獨立於國共兩黨的勞工組織大量出現，這些組織在勞工聚集區創辦學社，建立勞工基層組織，與國際獨立勞工運動有更多互動。教師、郵遞工人、護士等發動了多次以經濟訴求為主的罷工，促成了多項保護勞工法律的實施。香港也實施更長的免費義務教育，提供更普及的醫療護理，建立廉政公署，公房增建也加快。 香港政府推行低稅制吸引資方投資，經濟快速發展，但工資不抵物價增長、勞工缺乏保障。(示意圖/Etienne Girardet) 80年代起香港工運與中國工運建立聯繫 大陸民主牆時期，香港獨立勞工組織與中國民間勞工人士再次建立了聯繫。1980年代中，香港獨立工會參與推動了直選立法會。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期間，香港獨立勞工團體在中國廣州、北京等地支持當地的工人自治會。六四鎮壓後，香港獨立工會組織罷工、罷市反抗中國當局鎮壓民主運動，協助被追捕的中國工人活動人士逃亡，聲援被捕的工運人士。1990年，香港多個獨立工會聯合成立了職工會聯盟（工盟），這個組織聯合藍領和白領團結抗爭，推動雙普選，爭取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三十年來，工盟和其他獨立工會的會員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親中共的工聯。工盟成為香港社會運動，包括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1990年代後，香港大量資本和其它國家資本轉移珠江三角洲，這個地區農民工的處境比資本移出國家的勞工更缺乏系統性保障。香港獨立勞工組織建立了與中國工人更直接的聯繫，將香港作為培訓中國勞工活動人士的重要基地和支援中心。新的組織方式擴大了互動規模，更可能與中國農民工、運輸工人、民辦教師和其他有反抗潛力的社會階層建立全面聯結。在嚴密控制和監視下，非結構化和非正式連接是形成網絡的重要形式，聯結中促成中國勞工階層在中提高階級的反抗意識，認知爭取自己擺脫被壓迫的處境與香港爭取自由密切相關。香港獨立勞工運動既反抗資本剝削，又擺脫政權、政黨和財團的操控，對形成中國獨立勞工運動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由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於2013年3月28日發起，成為香港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最後事件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於2013年5月6日結束長達40日的工潮運動。 (Leenouyaen2013 / CC BY-SA3.0) 疫情導致中國大失業潮 工潮勢難避免 新冠疫情導致數千萬中國工人失業，他們多數沒有社會失業保險，也無法獲得國家失業救濟金。由於企業拖欠工資是常態，工人抗議活動和採取集體行動的傾向增加。兩地正式工人的工作條件也將會惡化，工潮將會更多。聯結兩地工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反抗兩地勞工階層共同的敵人——中共專制與資產階級的壓迫，兩地勞工團結抗爭是解決民主和民生問題的關鍵。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之言，不服不行。「洞察中國」總題之下，一直沒找到自己的標題。言不順則事不成，標題不順溜，千言萬語不得其門而出。 這個標題純屬意外橫獲。我騎自行車在山路上拚命爬大坡，最狼狽的時候，路遇舊同事。十幾年前，我們有過一個正式註冊的民間公益組織（了解中國國情的人自然知道正式註冊有多難，此處省略一千字）。同事車後有一個搞笑車貼讓人一見則喜。哈哈哈哈上路有驚喜，我的標題就是它了——「你醜你先走」。 我們提前了多少？ 我們曾是故鄉小城僅有的民間公益機構，如同張楚經典名曲唱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孤獨的公益機構也差不多。不考公務員當官、不去公司掙錢、也不創業奔前程，去四川救災拍公益紀錄片不務正業，要面對各種壓力。幾位同事後來大都「回歸正途」，這一位去企業做傳播。 同事說自己當下：「不管是拍攝製作還是公眾參與，我這十年基本都是在吃老本……」，我援引二十幾年前發起中國首個農民維權協會的朋友：「提前半步是英雄，提前一步就是烈士」(語出水木文化《可操作的民主》男一號楊雲標)。 同事領導本地著名民營企業影像傳播部門，往往幾年前就提過的建議，要經過轉介才被大老闆認可。我笑：「不僅有信任因素，他會使用大老闆能夠聽懂的語言，你太超前，他聽不懂。」 我們的優勢是超前，劣勢是太超前。我們用開放社群推動公共參與大眾傳播，超前十幾年後風光無限的私企明星。其實，先行上路的民間組織對於整個中國來說，也一樣。我要寫那些早早上路的中國民間行動者。 正常人都不這麼想 同事2008年512地震後加入，已是中國民間公益「噴發」之年，尚且面對重重壓力，我此前十幾年開始殘障美術家推廣，處境可想而知。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悄悄發生了很多變化，不是只有「鄧小平南巡」，六四之後被國際社會制裁的中國，藉由北京世界婦女大會重返國際社會，我看到了一個天外來詞“NGO“。 彼時我對公民社會、公眾參與一無所知，基於本能惻隱之心，參與身邊殘障朋友的自力救濟。那時所有資源都在體制內，上天入地政府與企業途徑都不通。天上掉下非政府非企業的“NGO”，來得正是時候。處境艱難的「好處」是會稀里糊塗成第一。我的領域如此，其他環保、愛滋、教育、勞工、性別等等，都一樣。 後來，當我的觸角從個人關注方向延及中國民間行動觀察，驚異發現：九十年代初有著太多不約而同的萌動。總有不知死活的人以身試水，用自己的生命，溫暖一江冰封。春江水暖鴨先知，秋江水寒，也一樣。 「你到底是為什麼？正常人都不這麼想……」2014年，我被武警層層看守，被警察車輪大審，面對「顛覆國家」這個上不封頂的罪名。如此遭遇並非孤例。我們稀里糊塗成了中國第一代公益人，也稀里糊塗成為各有關部門的關注對象，被授予「非法經營」、「違規建築」、「擾亂社會秩序」、「尋釁滋事」、「間諜」……種種有中國特色的罪名。超前者冷暖自知，太多倒在路上，更多人前仆後繼。到底為什麼呀！為什麼？ 沒有「無所謂」 系列名稱定為「你醜你先走」，這句話出自網絡用語：「你醜你先睡，我美無所謂！你醜你先睡，我帥無所謂！」 關乎社會問題從來沒有「無所謂」。這世界更好或者更壞，永遠都是被少數人驅動，全體共同承受，不為「更好」付諸行動，就要為「更壞」付出代價。儘管「槍打出頭鳥」，不論陰晴風雨，總有人先行上路。 動筆開寫這個專欄的時間是5月12日(汶川大地震12週年 )、多少人魂斷之日。這一天與六四，同樣痛不可當。我為什麼呀！為什麼？因為受不了這片血流成河的土地上淚流成河，總要做些什麼，沒查黃曆、沒試水溫。12年前受傷的孩子已經大學畢業，在朋友圈跟帖向我致謝。需要道謝的人其實是我：孩子，感謝你們給了我機會。感謝你讓那些懷抱善意的好人在此相遇、彼此成全。或者說，讓凡俗、不完美如我們者，因此，成為好人。 親愛的孩子，親愛的同仁，感謝你不期而遇的禮物。管它血流成河還是淚流成河，總有行動者生生不息。 以此祝福，在路上的所有人。   作者：寇延丁，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