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日，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先生接受了電視節目主持人張雅琴的採訪，他直言不諱地說：「中國要併吞臺灣不是為領土完整，如果真是為領土完整，為什麼不拿回俄羅斯佔有的《璦琿條約》所簽的那些土地？」    賴清德先生此言一出，不僅正中中共要害，也如同驚雷般引發國際反響，同時在中國大陸民眾和海外華人中引起廣泛討論，甚至史無前例地使得俄羅斯外交部也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一時間，中共不知如何是好。 生活在中共淪陷區的很多民眾可能至今還不知道，在中共黨魁江澤民當權的末期，他擅自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把歷史上一直懸而未決的在《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等不平等條約中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拱手送給了俄羅斯。記得當時我恰好有事從學校回家，在東師古村和鄰居們一起從電視裡看到了中共《中央電視臺》的宣傳報導，大致意思是說：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中俄邊界問題在江澤民總書記的英明領導下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中俄雙方一直都對上述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宣示擁有主權。可是這片土地中共黨魁「江核心」大筆一揮就和葉爾辛簽署了議定書：乾脆地不要了，送給俄羅斯了。 這樣的解決方式試問誰不會？可是，令人遺憾的是中共黨魁江澤民—共匪的「江核心」，喪權辱國的賣國行為卻被說成了「英明領導」，「歷史上別的領導人都沒能解決的難題被他解決了」。不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通過其喉舌《中央電視臺》當作功績大肆宣傳。無恥的共產黨是不是還要中國人民感謝你馬恩列斯毛八輩祖宗？！記得在我給鄰居們講明白了這不是功績而是共產黨的賣國行為後，我的鄰居們大多也都義憤填膺，但是無可奈何。當然，也有的人覺得這距離他們的生活太遠，與他們關係不大，還是眼前將要徵收的「三提五統」（鄉統籌、村提留）才是應該關心的事情。 至今仍然盤踞於中國淪陷區的共產黨除了拼命的維護其專制統治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或者說所做的其他事情都是為維護專制統治服務的。中共喉舌所宣傳的什麼「民生問題」、「領土完整」、「環境保護」，「要建立法治國家」，以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等等，全部都是愚民的需要，騙人的鬼話。因此，對於中共所說的話，一個字也不能相信。 特別是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定不要跟著中共拋出的話題走。比如「統獨問題」，應該像賴清德先生這樣以攻為守進行反擊。如果中共每次的文攻武嚇最終換來的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共必然避之唯恐不及，不會主動挑起事端。 中共作惡多端人神共怒，很明顯自由世界正在逐步認清它的邪惡本性。當多數人認清了中共反民主自由的專制本性之日，就是其氣數將盡之時。中華民國應該像當年日本脫亞入歐一樣儘早脫亞入美，準備好依託自由世界，借機收復失地。 如今中共唯一關心的就是如何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共產專制制度才是一切罪惡的總根源，不消除共產專制制度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人類除害。 剷除人類公敵是最大的正義行動。只有消滅了共產專制暴政，世界才能真正安全，人們才能真正有尊嚴地活在自由中。   作者》陳光誠  中國山東盲人維權律師。從2005-2012年歷經共黨軟禁或監禁，期間並於2006年獲選《TIME》百大人物，2012年經美中政府談判後赴美，現為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研究員。    

有中國的網友，通過翻牆問我，台海兩岸可以實現永久的和平嗎？我告訴他， 8月23日，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出席在金門舉行的「823砲戰勝利66週年追思祭悼典禮」強調，臺灣不再以「反攻大陸」為目標，而是對自由、人權、法治的生活方式堅持。所以我的答案是：當然可以。兩岸永久和平環境的開創，必須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感情基礎。這一價值基礎，不是在近代中國百年屈辱的心態下中共故意扭曲的歷史，也不是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的民粹主義，更不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機關槍和坦克車，而是以人為本的普世價值和自由、人權、法治的生活方式。 曾經有一段時間，大約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主政，進行改革開放開始，美國就有一批人，堅信由鄧小平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高速成長，將會促成共產中國擁抱「普世價值」，從而實現民主化的和平演變。這批人，以在尼克森和福特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季辛吉為代表，被世人稱為「擁抱熊貓派」。 從中國通到擁抱熊貓派 美國的中國專家洛森把美國對華政策行為，分成四類：屠龍派，外交派，漢學派和擁抱熊貓派。最強硬的當然是「屠龍派」，其反共制華目的明確。與屠龍派針鋒相對的，就是那些相信和順從中共政府的「擁抱熊貓派」。 其實，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國民政府時期，美國就有一批親共的人，在當時，他們被稱為「中國通」，意指對中國政治制度、傳統文化歷史、生活型態等，有精闢認識與理解，並能向其他人說明、闡述、分析的非華裔美籍人士。美國早期「中國通」的代表人物，有二戰期間和蔣委員長鬧得很不愉快的史迪威將軍、當時的美國國務院官員謝偉思和小約翰·戴維斯、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因為毛澤東精於謊言和欺騙，這些中國通們，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延安共產黨政權的理解和同情，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獨裁和腐敗表示憎惡。謝偉思讚揚中共，說他們是民主改革者，更接近歐洲的社會主義者而非蘇聯的共產黨。國民黨政府則被謝偉思說成「法西斯」、「反民主」和「封建」。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徹底倒向蘇聯。韓戰爆發，中共以「志願軍」之名，直接派兵入朝，向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開戰，在美國引發「誰丟掉中國」的辯論。曾經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在美國國會作證指責，「中國通」破壞了他在中國的外交使命。「中國通」在麥卡錫反共調查中被指誤導美國公眾，對於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威脅缺乏認識，危害了蔣介石政權，令美國丟掉了中國。許多「中國通」被清除出國務院。 相比於早期被毛共欺騙，而使得自己灰頭土臉的「中國通」，「熊貓派」在美國的地位、身份和能量，要強大得多。在尼克森和福特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季辛吉，是「熊貓派」的代表人物。這些人不一定親中親共，但是他們是中美建交後40年來，美中關係政策的主導者，無論他們是外交官，戰略研究專家，還是中國研究專家，在2016年川普當選總統之後，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前，實際上是「熊貓派」在主導中美關係政策。為什麽美國有那麼多的人，會成為「熊貓派」呢？，因為他們臣服於一種經濟社會理論，那便是「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現，並且在八十年代末又重新興起，最重要的論斷，便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大批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對追求自身權益的覺醒，會帶來社會政治的開放和國家民主化。毫無疑問，「熊貓派」是以上「現代化理論」的忠實信徒，所以，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四十多年來，特別是「六四」被中共血腥鎮壓後，他們認為只有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了，老百姓有了一定財富，經濟上有了一定自由，就會像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實現和平演變和民主轉型，共產主義制度就摧枯拉朽完蛋了。所以他們堅信：只要是和中國做生意，保持良好的溝通和親如兄弟的關係，把中共引入正常的國際關係和秩序中去，中國就會自然而然變成民主、自由和負責任的大國。 經濟發展讓中共更有錢維穩 不可否認，中國已經有「中產階級」了，而且至少有一億相當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但卻沒有發生「熊貓派」預測的民主化，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中產階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存在，他們高度依附於獨裁的中國共產黨，以及黨和習近平控制下的「黨國資源」。中國很多「中產階級」就是生存在黨、政、軍相關的政府部門、國營企業、事業單位。中國當然也有民間企業家，可是沒辦法茁壯成長，處處受到中共政府監控，好不容易做大做強，便會遭遇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命運，被中共「打黑除惡」，將企業沒收，將人關到監獄中。 在民主國家，科技的發展，可以變成讓民眾提升生活品質的享受，而在中國，則會變成中共對人民實施網格化監管的利器，智慧手機成了老百姓花錢買來讓中共控制自己的工具。習近平已經將中國變成一個數位監控的「窪地」，整個國家通過網路系統，能夠隨時掌控個人的行為跟定位。中國的異議份子和維權人士要去做社會連結的抗爭，變得愈來愈困難。 中國抗議司法不公、貪官汙吏、環境汙染，血汗工廠的行動，每天都在發生，層出不窮，卻不能「星火燎原」，變成全國性的風潮，便是因為其一，中共用科技的力量精準防範民眾的串連，其二，經濟的發展讓中共更有錢維穩。像2016年發生在廣東省陸豐市烏坎村的「烏坎事件」，烏坎村民為了討回被侵佔的土地，原計劃召開村民大會商討相關事宜，村民委員會主任林祖戀被警方帶走，於是烏坎村民遊行聲援林祖戀，警方在清晨突襲烏坎村，抓捕多名村民代表，爆發激烈警民衝突，儘管這是中國近年來，抗爭規模最大的一起流血群體事件之一。卻依然被中共限定在烏坎村這個小範圍之內，並沒有外溢到烏坎村之外的城鄉地區。反抗中共需要組織，共產黨最忌諱的就是在中國，有不受共產黨控制的組織存在，只要有任何這種組織，馬上就會扼殺、抓捕你。 中國的未來在於政治改革 其實，西方國家有許多的學者以前就警告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生產「反民權的國族主義」。現在中國所走的道路，和普魯士到德意志、再到納粹德國的軌跡高度相似，這是最讓人擔心的走向。中國的「納粹道路」，包括在新彊大搞集中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以及對臺灣的恐嚇，要血洗臺灣，留島不留人之類的。而用漢族的文化和文字改造少數民族，把維吾爾族、藏族等民族，強迫同化融入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所謂「中華民族」，這種慘烈的文化滅絕，是在中國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 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所有的經濟改革，必將走入死胡同。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來說，就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輕人跟中生代，跟黨內的改革派、開明派趙紫陽人馬裡應外合，想要闖出一個不用經過暴力革命而達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沒闖關成功，最終導致了鎮壓和死亡。中共怎麼過政治改革這一關，是一個大難題。從中共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幾乎每次政治繼承、都產生屠殺、關押、鎮壓、清洗，習近平是乾脆取消任期制。這是很大的風險，他難以安全下莊，下莊就是身家不保。因為中共太不透明了，跟以前的蘇聯一樣，習近平只要三天沒有上《人民日報》的頭版，海外就會流傳「被中風、被槍殺、被政變」，所以外界很難知道，這個政權可以維持多久，會不會突然崩潰。 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到底是夢回「大唐帝國」的盛世重建，還是走向「現代納粹」的末路狂奔？這真的是一個大哉問。而憲政民主，已經成為二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立國精神，這不僅是臺灣人出頭天的百年想望，其實也是制訂於南京的《中華民國憲法》，所蘊含的中國百年憲政共和夢想的部分實現，是對於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下，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直接否定。因此，對所有的中國人而言，保衛民主臺灣，就是在為中國擁抱普世價值，保留希望的薪火；守護臺灣民主，就是在向所有的人類證明，華人擁有經營公民社會、打造憲政共和的能力和行動，而能夠自行承擔起維護人權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保衛臺灣，演變中國，使中國人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推動者和參與者，這才是當代中國人尊嚴和光榮的所在。   作者》龔與劍  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接上篇《從《北京宣言》看中共如何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中漁利》 中共對巴以問題以意識形態的「反帝」、反殖民」與「和平共處」作為修辭，混合了利己主義的帝國擴張策略，在中東逐步增加影響力。中共建政次年初，以色列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中東國家，並在聯合國支持蘇聯提出的「中共作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提案，以打破其在亞洲的外交孤立; 而中共為應對美國的「封鎖、禁運、凍結」政策，將以色列作為突破禁運的貿易夥伴之一，於是雙方商討建立外交關係。不久，韓戰爆發，以色列跟隨美國譴責中共入侵韓國，雙方關係降溫。韓戰剛結束，在緬甸、蘇聯會見以色列大使時，中共代表提出了預防美國反對、雙方直接貿易的方案。1955年初，以色列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與中國公司簽署協定。同年，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跟隨了蘇聯在這個時期的中東政策修辭，發表了「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權利、承認以色列在中東生存權」的講話，使中共獲得了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名聲，但又未激怒以色列。次年，主要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埃及、敘利亞和葉門與中共建交。同時，中共仍持續與以色列進行經貿交易。 1960年代，中蘇分裂，中共通過大量援助阿爾巴尼亞，使其取代蘇聯繼續在聯合國提出中共作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提案; 同時，以「支援民族解放」和「支阿反以」為政策，使新獨立非洲和阿拉伯國家承認其政權。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中共立即承認，次年為其在北京開辦外交待遇的辦事處，全面冷卻了與以色列關係。中共將巴勒斯坦作為其「革命模式」的輸出「根據地」之一，向巴解組織派遣軍事顧問，培訓遊擊戰，輸出武器，在此地區增加影響力。1965年，聯合國投票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中共得到的支持票已經與反對票接近。 在1967年中東戰爭期間，中共支持阿拉伯國家聯盟。 隨後幾年，承認中共唯一代表權的國家繼續增多。 1971年，中共支持巴勒斯坦，已經與阿拉伯國家聯盟和77國集團建立了密切關係; 與美國關係解凍，合作對抗蘇聯。在聯大第2758號決議中，以色列與絕大部分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投票支持中共唯一代表權，驅逐中華民國，也使中共牟取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共這時雖未立即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恢復了雙邊經貿關係，交易範圍比以往大幅度擴大，以色列向中共出售武器成為雙方交易的重要部分，這類秘密軍火交易不包括在貿易數字統計之內。這種交易模式一直持續到中共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後。1980年，中共稱「中東各國應該普遍享有獨立和生存的權利」，再次回到它1955年類似的表態。1988年，中共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巴勒斯坦的北京辦事處也升級為使館。                                     激化巴以緩和局勢，牟取中共專制帝國利益 在六四屠殺後，中共為突破歐盟和美國宣佈的部分限制，在1990年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了外交關係，在1992年與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升級了阿拉伯國家聯盟的關係，為其在北京設立使館，利用阿拉伯國家聯盟中親中共政權如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減少巴勒斯坦對中共向以色列關係傾斜的不滿。此外，中共通過與伊朗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增加對巴勒斯坦新政治勢力哈瑪斯的支持。 在過去的30多年中，無論是以色列在佔領土地擴大定居點，還是在哈瑪斯攻擊以色列平民，以色列殺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軍事行動中，或是巴勒斯坦內部對立派別哈瑪斯與法塔的武裝衝突中，中共與所有衝突相關方巴以、中東和北非其他國家都保持著緊密的經貿關係和軍事合作，與巴勒斯坦內部對立派別也有類似的關係。中國是 67% 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最大進口國，中國一半的石油進口來自波斯灣地區。中國對以色列的貿易額和投資快速上升時期都是在尼坦雅胡任總理期間。目前，中國仍是以色列最大的進口國，也是以色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中國在以色列的投資和併購絕大多數是科技、通信、化工等行業。 中共與以色列在國防和資訊領域合作了多年，雖然美國干預個別交易如「費爾康」預警機和哈比反輻射無人機，但是，中共還是以利益槓桿及分步交易獲得了以色列相關的先進「軍民兩用」技術和武器，不少都在美國和歐盟限制清單之列。在過去30多年內，以色列在大部分時間是中共的第二大武器供應國，提供了軍事設備、無人機、通信衛星和資訊技術。通過對以色列相關技術和設備的改進，中國工廠大批量低價生產武器以及相關的軍事產品，中共可同時向哈瑪斯與以色列以及這個地區其他對峙方出售。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藉助中國生產的無人機繞過、甚至癱瘓了以色列監控系統，並牽制了以色列邊境部隊，殺死以色列平民和掠走人質。隨後，以色列在加薩軍事行動使用了數千架無人機，其中不少來自美國經銷商轉手的中國產品，造成了加薩平民更大量的傷亡。 偽裝的和平斡旋者，延長戰爭，殺戮平民的同謀 中共在巴以衝突的不同階段使用不同的修辭，在以色列—哈瑪斯戰爭初期自稱持「中立立場，譴責攻擊平民」，將自己描述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及「和平斡旋者」。但是，以色列在加薩持續的軍事行動中，中共在以色列不僅不撤資，反而加大對以色列出口。同時，中共繼續在中東和北非投資和進行貿易，通過經貿和軍事供應鏈與對峙雙方來往，增加整個地區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這類貿易和投資事實上阻礙了局勢的緩和，延長了戰爭時間。 中共利用支持巴勒斯坦話語，以換取巴勒斯坦國總統阿巴斯背書中共對臺灣和香港的話術，認可其鎮壓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說辭，「新疆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反暴力恐怖、去極端化和反分裂。巴勒斯坦堅決反對藉此干涉中國內政。」 這種背書為中共洗白對內反人類行為，為其對外擴張提供虛假的正當性。 通過與交戰雙方武器交易以及經貿交易，在以色列擴大非法定居點投資，在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海康威視協助以色列監視巴勒斯坦居民，中共既是以色列種族隔離和佔領迫害的同謀，也是哈瑪斯恐怖襲擊平民的同犯。中共借國際上廣泛支持巴勒斯坦權利、結束戰爭的要求，以投資、經貿模式和軍事交易，從以色列對加薩戰爭以及其他縱橫交錯相關方中牟取利益，增加在這個地區以及全球霸權，維持內部掠奪發展模式和專制帝國。 延伸閱讀： 從《北京宣言》看中共如何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中漁利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根據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日前報導，國際人權倡議組織—「人權評量倡議組織」（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發表的最新數據顯示：香港的各項權利評分不斷下趺，其中集會結社自由與中國同分僅具2.3分，而參政權僅有2.2分，比中國的2.8分更低。 不少香港人和筆者一樣，均感到非常荒謬，自由了上百年的香港，竟然在「完善後」的今日，人權狀況、自由程度比中國更低？現今牆內中國，即使發表一些相對「過火」的言論，很少會直接被捕判刑，多數會經警察「約喝茶」警告解決，可是在去年十月，一位香港女生因在日本留學時在社群媒體發表的言論被檢舉，一回港卻立刻被捕，判囚兩個月。香港的國安審查已經令香港人沒有迴轉的空間，白色恐怖更甚中國。 究其原因，這種白色恐怖需歸咎於不斷腫脹擴張的國安體系，在現今香港底下，國安已變成一盤賺錢至極的生意，而為了預算的國安官僚則迫不及待到處獵頭當作政績，在不斷跑業績、追KPI、內卷的香港國安官僚眼中，每一個國安犯人都是預算來源，也是成官發財的好機會；相反，中國的維穩體系運行幾十年已經老化定型，預算成長空間有限，再加上中國近年不斷增加的軍費擠壓僅剩的預算，不須跑業績的中國維穩官僚自然不須內卷。 近幾年香港政府預算中，警務處和保安局的預算每年上升，本年警務處預算高達278億港幣，比去年升約一成。不單止警務處開支增加，香港政府投放給國安處的預算，也是不斷增加。在2021年，香港政府首次撥款便給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80億港元，然而人心不足蛇吞象，兩年後的2023年，政府竟再撥50億予國安委。 不同跡象可見，來自中國的國安官僚，已經在政府架構裡面占據不少權力，盤據一方尾大不掉，縱使香港政府一心想除也並不容易。 國安體系及相關官僚權力增大，並不代表他們「僅僅」會消滅國安敵人，相反，越發肆無忌憚的他們可以創造更多國安敵人，在這種意義下，國家安全並不是一個「國家任務」，卻是一盤生意。即使47人全部判刑、香港反動政治領袖不是流亡就是正在服刑；即使反對派政、公民團體早已通通解散，但只要美國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走狗繼續「亡我之心不死」，繼續「滲透香港」，境內反動勢力繼續配合境外勢力，那國安的任務永遠不會終結，屆時，國安委、警察部門的預算自然不會斷絕。畢竟，在國安眼裡，仍然有無數敵人正在窺視香港，仍然有無數預算等住撥款挪用。 香港政府早前曾設立「應變反駁隊」，親身逐一反駁敵對勢力的抹黑。本來今年四月功成身退，保安局長鄧炳強曾言將解散反駁隊，但畢竟預算誘人，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五月，鄧局長立即解話：「反駁隊精神長存，會用其他平台、方法繼續反駁抖黑！」 國安大法好！香港人被殖民上百年後，果然是全中國最會做生意的城市，將國安變成一盤生意，不可謂不絕！皇帝不急太監急，掌管庫房的太監借宮中之事倒買倒賣，大賺一筆，恭喜發財！ 作者》羅子維 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在台港青。

 7月27日，第十四屆東亞峰會外長會在寮國永珍舉行，中共外長王毅發言強調，台灣問題百分之百是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無權插手。他還稱當前危害台海局勢的最大挑戰來自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擾破壞，尤其是美國。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更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各國應共同予以堅決反對之類云云。  一說起王毅，就讓人想起維基百科上對他的介紹。儘管王毅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長，是中共第十七至二十屆中央委員、第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副國級領導人。但是，說實話，這些漂亮的履歷，還真沒有讓我覺得王毅這個人有什麼文韜武略的驚世之才。反而是每一次在國際上王毅對於臺灣問題的發言，總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偷樑換柱，老調重彈，讓我一直記憶猶新。 自古以來 陳腔濫調 王毅的第一板斧，當然就是在國際上喋喋不休的宣揚「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然而，據考古學家考證，「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朝武王時期，於洛陽所建「祭祀聖域」，又稱「中域」，是君王祭祖拜天的圓丘壇地，而非國家之名。以「中國」之名出現在最早的外交文獻上，是在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實際上，「中國」正式作為國家名稱，是用來指稱「中華民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之後，開始將中華民國簡稱「中國」。在古代，華夏民族聚居之地，一般都以「王朝」或「地域」之名稱呼，王朝如秦、漢、唐、宋、元；地域如關中、秦嶺、巴蜀、江淮。若說自古以來臺灣與中國的治權隸屬關係，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一是「明鄭時期」，也就是明朝已經覆滅，但由南明延平王鄭成功統治臺灣，從一六六一年至一六八三年，為期二十二年。第二個時期是清朝康熙22年平定臺灣，1683 年，也就是康熙 22年6 月，淸廷派施琅攻台，一擧於澎湖之役大破劉國軒水師。7 月 15 日，台灣的鄭氏王國投降宣吿滅亡。淸廷開始籌畫台灣的善後事宜，其中，台灣的或棄或留成為大清朝臣爭議的焦點。棄留台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値得爭辯的問題，在於台灣自古以來就不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一向被中國歷朝視為海外蠻荒之地。康熙皇帝曾明白地說過：「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淸初撰修的《明史》則將台灣島（雞籠山）列於《外國傳》之中，在在說明台灣於淸廷收入版圖之前並非中國的領土。因此，在施琅滅鄭氏王國之後，「攻佔」而非「收復」了台灣，如為「收復」即無棄地的可能，但「攻佔」新地則需考慮棄留。再者，淸廷進攻臺地的動機在於消滅反淸的鄭氏勢力，台灣一地的得失本非其主要目的，這可以從康熙於平臺之初格外在意鄭氏部眾的平服情況，而不甚關心台灣棄留的表現中，得到證明。既然台灣本不屬中國領土，又非為佔台而攻台，淸廷無可避免地面臨了棄留台灣的抉擇。然而，長達8個月的棄留台之辯，影響皇帝意向的關鍵，則在於攻台將領施琅的意見。施琅曾 3 度上疏請示台灣的棄留問題，1683 年（康熙 22年）12 月 22 日所上《恭陳台灣棄留疏》中的條陳可謂集大成者，疏中力陳棄留台灣的利弊得失。在施琅的力爭保台下，1684 年（康熙 23年）4 月，淸廷於台灣設一府三縣，正式將台灣收入版圖。 清朝於一八九五年清日甲午戰爭戰敗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統治，時間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長達五十年，直到日本二戰失敗，臺灣才重返中華民國的版圖。所以，自古以來，中國與臺灣的關係僅止於明鄭與滿清兩個時期。就如同「莫斯科大公國」自古屬於元「欽察汗國」的一部分，此一蒙古汗國的統治地域遍及中亞、伏爾加河中下游、頓河流域，以及高加索、克裡米亞等地區，但是，這個歷史事實，並不等於今日的中亞各國和俄羅斯「自古屬於」中國的領土。 王毅的第二板斧，便是刻意扭曲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2758號決議，指出這一決議，「解決了包括臺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及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封堵了「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空間。實際上，只要將聯合國2758號短短一百多個字的原始決議一字一句的讀一遍，就會發現決議沒有一字提及「臺灣」，也沒有一字提及「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更沒有所謂「解決了包括臺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及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全文僅僅在處理「中國代表權」的更換問題，也就是「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所謂「解決了包括臺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及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是王毅的編造與強加。王毅的說法是對「2758決議」的扭曲與變造，是中共「統戰八股」的陳腔濫調，完全是王毅掛著2758號決議的「羊頭」，賣著打壓臺灣國際空間的「狗肉」而已。 偷樑換柱 以統一掩蓋併吞 王毅的最後一板斧是「只有實現完全統一，台海才能持久和平。」這是在暗示或威脅兩岸若不統一，就會引發戰爭，兵戎相見嗎？實際上，威權中國的「完全統一」正是自由臺灣的「萬劫不復」。王毅以「完全統一」模糊了「併吞臺灣」的真實意圖，這就是典型的「偷樑換柱」。實際上，即使是相同的民族，也可以分別建立不同的政權，這樣的先例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強行「統一」，其結果往往不是統而為一，而是製造戰爭災難。  王毅1982年到中共外交部上班之時，已經29歲了。沒過幾年，王毅就被提拔為副處長。那會兒他也就三十出頭，王毅升任亞洲司副司長是在1994年，距離他進入外交部只有12年，次年又升任司長，王毅41歲。2001年，王毅出任外交部副部長，當時只有48歲。王毅一直是當時中共外交部升官最快最年輕紀錄的保持者，秘訣何在？因為在中共的官場上，有「優汰劣升」的潛規則，王毅能夠在仕途上，以火箭速度升官，似乎也就證明了王毅這個人人品學識的優劣。 作為習近平的同齡人，王毅對習近平吹喇叭、抬轎子式的獻媚表忠，在中共官場上，也是出類拔萃、技壓群芳的。為了實現習近平的全球野心，王毅不折不扣地執行習近平的意志和忠於習近平的外交理念。譬如，王毅經常語帶戰狼味，不厭其煩地宣傳習近平「亞洲是亞洲人的」理念，美國不應在這個地區製造麻煩等等。但是，王毅並非一直就是戰狼。王毅在擔任中國駐日本大使和全權大使出使日本時，因為總是衣冠楚楚，溫文爾雅，而被稱作「紳士」，甚至有時很謙卑。有媒體這樣形容王毅，如果開會或會面時有人比他位階高，他總是低頭做筆記，「點頭如搗蒜」。後來當了外交部長，背負著習近平的指令，他就從「紳士」川劇變臉成了「戰狼」。這個轉變發生在習近平提醒中國外交官要「發揚鬥爭精神」之後，被批評為太溫順的外交部，也搖身一變成了張牙舞爪的戰狼部。其間，王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2019年外交部建部70周年之際，王毅在講話中不斷重複「鬥爭精神」的口號，獲得熱烈的掌聲。可以說，王毅從紳士到戰狼的轉變，承載著習近平的鬥爭使命和對世界領袖地位的渴求。 讓人好笑的是，王毅在讚美習近平，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讚美王毅，這位鄭大學者認為王毅 「是個有擔當、有思考、有執行能力、善於鬥爭的外交官。有些國家希望中國越軟越好，便批評王毅。但是非面前，要以爭取到多少國家利益為標準，而不是別人說好不好為標準。美國的利益怎麼爭取來的？俄羅斯的利益怎麼爭取來的？如果外交官軟趴趴的，who cares （誰理你呀）？西方希望中國是熊貓，不希望中國是龍，然而切記：熊貓只有觀賞價值。」只是，鄭大學者對王毅的讚美之詞，有幾分是出自真心，又有幾分是出自中共的大撒幣呢？   作者》龔與劍  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香港進入「盛事元年」，各種「盛事」接踵而至：白膠花、煙火又煙火、無人機表演，那些沒有報導甚至無人察覺的「藝術節」，攤開日曆可謂日日精彩，安排滿滿，但「現實很骨感」，「篤數」(編按：灌水、虛報)和風波同樣層出不窮。近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的「充氣奇觀」風波，各種世界奇觀被弄成充氣版「展出」，更像是集中堆放，已經足夠獵奇，配上各色奇異燈光，更被傳媒拍得金字塔配上綠色，恰如香港遮蓋意外身亡的帳篷，照片一出滿城笑話。 本來一件「一笑置之」級數的新聞事件，發生在香港只會水過鴨背，偏偏活動策展人「急了」，時而標榜活動免費「請客食飯」，時又抨擊傳媒將活動連繫政治，修改新聞圖片做假新聞，如此公關最後是換來一紙詳盡報導，揭露中環海濱活動空間的「包租公」如何以政府地皮謀取暴利。 中環海濱活動36,600平方公尺空間的出現，由於香港在過去《中區填海計劃》而生出的空地，空地並於2013年起一直以「短期租約」形式對外招租，但多年來承租人都是同一人名下之公司，其同時又擁有多間場地規劃和佈置的關連公司，承包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所有活動舉辦的服務，近乎「壟斷」式獨市經營。政府在制定租約時有附帶條件，要求承租人每年開放場地120日予公眾使用，今次成為新聞焦點的「盛事」正是於此背景下誕生，故策展人形容活動由私人機構出資，如免費宴請大眾，實質是混淆視聽，以最低成本履行合約承諾，效果不盡人意就諸多推搪。 對於承租公司而言，在一個如此空闊的場地上，要滿足開放場地舉行活動長達120日，同時需要免費，考慮到日灑雨淋下保養維修等，策展相對上是成本最為低廉的選項，但一個佔地如此龐大，同時地理位置亦便利的「公共空間」，政府對如此涉及公眾利益的合約處理責任採取放任，從藝術、規劃方面都突顯政府的輕視。較為鄰近的另一個戶外露天用地灣仔海濱活動空間，是政府被問及中環空間的替代首先交出的答案，佔地13,300平方公尺的空間去年起亦交由私人機構經營，承租人為同家公司，香港能舉行大型活動的場地不足已經是多年問題，尤其露天場地更加欠奉，香港兩個最為大型且經政府外包的露天表演場地，均被同一私人公司承租，尤其以灣仔海濱活動空間的地形而言，政府大可以分拆成兩份出租，當中是否涉及壟斷值得更多細查。 更去想深一層，查閱香港政府為「盛事之都」而設的官方網站，羅列了幾十項的盛事時間表上根本沒有今次「充氣奇觀」活動，能被誤植視為盛事，已可見普羅盛事之濫竽充數，日常得不過的燈光秀、煙火匯、無人機表演都下賓當上客，反映更是一個地方文化藝術底蘊的淺陋。   作者》布寒野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元旦，蘭桂坊警察處處 經歷了2019，港府對人群聚集非常敏感，蘭桂坊本來是喝酒消遣的地方，很多人選擇在這裡跨年。但是現在蘭桂坊和旺角等多處地方，警方高度戒備，採取高調巡邏的方法。因為香港人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用過馬路、等紅綠燈、掉落錢包等方式集會。所以，港警無比小心，避免有人利用喜慶日子來表達政治主張。元旦畢竟是合法的人群聚集，還有跨年倒數，警察在維持人流動線的同時，也在準備隨時對不安因素出手。 復活節，上帝不能管凱撒 復活節在香港是合法假期。新冠疫情結束後，教會的復活節遊行讓港府方面大為重視，不僅規劃好動線，還給參與者貼上標籤號誌，而且要求參與者盡量不要和前方的參與者脫隊太遠。這樣的做法，很類似於北京奧運會時，中國政府必須依國際奧委會慣例劃定示威陳抗區，最後確定的示威地點竟然是北京朝陽公園。也就是說，想遊行可以，到公園裡面去。現在的香港，也在告訴世界，宗教遊行可以，但上帝不能管凱撒。所以，活動不能有任何政治色彩。 五一勞動節，嚴防尋釁滋事 五一節是香港傳統的勞工示威日。特別是2013年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不僅讓外界看到了勞工的辛苦，也表達了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實現普選的訴求。所以，五一節是民主派背景的工會舉行示威的日子。在五一節這一天，民生和民主的訴求被成功整合。但是，現在的香港五一節，也變得逐漸深圳化，不再有示威。勞資和諧成為主流。 六四，敏感日子，一定嚴防死守 以前的香港，高官隨時會被問及對六四的看法。多數人會回答這是悲劇，也尊重市民集會悼念的自由。如今，維園的燭光成為歷史。港府高官也不再提及六四這兩個字，似乎日曆上根本沒有這個日期。車牌號8964的跑車會被截查，手中手機亮燈的，會被登記身份證，表演行為藝術的，會被扣押。說了幾句悼念的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教會也不會再舉辦禮拜或者彌撒悼念亡靈。 七一，喜樂不容破壞 和六四燭光一樣，香港的另一個特色是七一遊行。以前的七一是民眾表達抗議的日子。七一遊行成為香港公民社會的經典範例。2019年以前，為了沖淡七一遊行的負能量，港府會以慶祝回歸的名義舉辦各種活動，比如體育比賽，抽獎。後來，索性讓遊行路線的商家打折大促銷。民主派宣佈有30萬人遊行，建制派就會宣佈有35萬人參加慶祝回歸的商家促銷。遊行的和逛商場的，互別苗頭。港區國安法後，七一發生了維他奶員工刺警事件，七一更是成為敏感日子。不能發生任何一絲不好的案件，沖淡了喜氣。 十一，為國獻禮不含糊 十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以前的十一，法輪功等團體會舉行國殤日大遊行。其他團體也會舉行各種活動來表達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元旦和十一成為港人去中聯辦抗議的最佳日子，衝突屢屢出現。2019年反送中時，中國內地迎接70年大慶，香港卻是烽火連天，警方甚至動用實彈鎮壓示威者。十一維穩成為香港的政治課題和任務，也說明香港在這方面，真正做到了向北京全面看齊。在這一天，不能有不快樂的事，不能有負面的事，不能掃興。 雙十，不准分裂國家 港府高官屢屢表示，不允許有人利用雙十來分裂國家，更認為，如果沒有分裂國家的意圖，為何要慶祝這個日子？雙十來自武昌起義，地點在湖北武漢，當年建雷神山和火神山醫院的地方，也是偉大抗疫精神誕生的地方。說雙十是分裂國家，恐怕孫中山和朱立倫都不能答應。但客觀情勢就是，如今的香港，雙十已經不能升青天白日滿地紅，也不能說中華民國。說中華民國等於台獨，同時得罪了台灣的深藍和深綠，大家都會有被侮辱的感覺。 敏感日子越多，社會越虛弱 香港的敏感日子越來越多，這是反送中5週年來最明顯的變化。敏感的背後，是港府和北京對香港局勢的憂慮，因為他們很清楚，目前的政策不得人心，也很清楚，目前的平靜只是暫時的。香港社會氣若遊絲，移民潮下，資金、人才越來越少，敏感日子越來越多，令人驚歎無限。   作者》劉國忠  專欄作家。  

據傳俄羅斯總統蒲亭開始第五任期後，於5月中首訪中國，一改前兩次任期首訪歐洲國家的情況，特別是蒲亭上一次（2023年10月）訪中距今不到一年，當然這與目前俄羅斯因為俄烏戰爭與歐洲國家交惡有關，現在俄羅斯唯一的大靠山就是中國，如果中俄關係可以持續深化，對俄羅斯來說有利無弊。所以蒲亭的造訪勢必得拿出大禮來送給中國。此外，蒲亭頻繁訪中的原因除了對中國高度仰賴外，地緣政治的考量仍舊是一大重點，尤其在美中對抗甚為劇烈之下，中國亟須利用美國大選前的時間，積極與俄羅斯和歐洲國家鞏固及修補關係。對於中國來說，和美國的關係回復不了，至少還能與其他國家拉幫結派。以故，對於中俄而言，繼續維持及深化關係絕對是必要的。 布林肯前腳離中 蒲亭後腳來到固樁 美國國務卿在4月24日訪問中國，俄羅斯一直保持高度關注，原因在於蒲亭也擔心美中之間是否會拿俄羅斯利益作為交換。所以在布林肯訪中且對中國支持俄羅斯侵烏表達擔憂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表示：「中國絕對是一個主權國家，也是能捍衛與保護自身利益的強權國家。中國同時也是我們的親密夥伴，我們將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企圖以此方式對各界先打預防針，並在當時就已傳出蒲亭已為北京行做好準備，以此方式鞏固中國這個俄羅斯絕不能失去的有利樁腳。 蒲亭訪中 簽署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建設協議？ 俄烏戰爭還在尾大不掉的情況之中，美歐對烏克蘭的援助依舊；加上北約接二連三的擴容芬蘭、瑞典等新成員，步步進逼俄羅斯，讓其面臨巨大的戰略壓力，特別是美國與歐洲國家透過對白俄羅斯的打擊，對俄羅斯極限施壓，讓蒲亭在一連任第五任期後，便即刻訪問中國，尋求支持。而要中國提供協助，蒲亭自然也需要相應的對價。中俄的能源合作：「西伯利亞力量2號（Power of Siberia 2）」，將是此次蒲亭訪中商談的重要議題。 由於西伯利亞力量2號的建設遲遲未有動靜，在俄羅斯遭到歐洲國家禁止進口天然氣後，勢必得將天然氣出售給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以彌補歐洲市場的損失。而4月中時，俄羅斯能源部副部長莫恰爾尼科夫表示，將和中國就價格達成一致後將簽署「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建設協議，估計此次蒲亭訪中，極可能趁此機會簽署完成。 俄羅斯的未來離不開中國 與中討論俄烏戰爭如何收拾 俄烏戰爭進行至今已經超過兩年的時間，無論俄羅斯或是烏克蘭（美歐盟友方）皆不想再繼續下去。特別是6月中旬，瑞士將舉辦烏克蘭和平峰會，據悉瑞士已邀請160多名代表參加這場峰會，並積極施壓所謂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俄羅斯盟邦參與，特別是中國，如果連中國也去參加了，那俄羅斯勢必得好好確認中國在峰會上可能表達的立場，是否還會繼續支持俄羅斯；特別是，習近平、王毅近期也訪問了歐洲，與法國總統馬克宏、歐盟委員會主席范德賴恩會晤，必然談論到俄烏戰爭的問題，這更讓蒲亭想親自確認中國的想法，是不是還對俄羅斯維持以往不離不棄的承諾。 這樣的情況在在證明，俄羅斯的未來離不開中國，即便這極有可能是蒲亭的最後一任期總統，他也得為俄羅斯未來接班人鋪好路，持續維持俄羅斯的強勢地位。 作者》許慧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中歐峰會7日在北京登場，儘管中國學者分析，這次峰會意味著「雙邊關係逐漸回到正軌」，但事實上，峰會從會前就瀰漫著劍拔弩張的氣氛，結果兩天下來，雙方在電動車傾銷補助、經貿失衡等結構性問題上，可說亳無共識，各說各話，學者評估，中歐雙方未來關係的發展，仍將是博弈重於合作，鬥爭大於妥協，究竟要如何走，就得看是誰的底氣強！#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睽違4年首次線下會議 中歐峰會前劍拔弩張 中歐峰會7日於北京舉行，這是2019年以來首次線下舉行，中國學者會前分析，這次峰會意味著「雙邊關係逐漸回到正軌」。但事實上，光是出席峰會的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在會前的對外放話，就已經讓峰會氣氛充滿火藥味。 范德萊恩放話點名 貿易失衡及電動車補助首當其衝 一向不給中國好臉色看的范德萊恩不僅直指，中國和歐洲貿易逆差已高達4千億歐元，歐洲國家和政府元首不會容忍貿易關係長期失衡，甚至揚言歐盟有保護市場的工具。不僅如此，她更抨擊北京對電動車產業進行高額補貼，讓中國生產的大量廉價電動車充斥歐洲市場，對歐洲工業基礎造成衝擊，因此歐盟執委會已對中國電動汽車行業展開調查。 電動車屬經貿結構性問題  中歐雙方難有共識 而峰會就在這難堪的開局下進行，只是針對許多爭議性議題，雙方幾乎各說各話，亳無共識，以電動車補貼爭議為例，中歐雙方在會中，雖各有攻防，但看在國關中心研究員湯紹成的眼中，這種結構性的問題，雙方根本難取得共識。 他說：『因為這個電動車啊，中方這邊當然會有很多的補貼，可是這個歐方這裡就認為，你這個補貼就是扭曲市場機制，所以他們是很難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雙方要來談這個事，我是覺得說非常困難，因為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因為你說你中方因為你有很多的國企啊，但你國企的話，當然是要收到補貼的啊，這個是天經地義的嘛，可是西方國家會說，我們是市場經濟，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感覺到有不公平的情況了，所以我說這個結構性的問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解決。』 中歐未來發展  恐將鬥爭大於妥協得比底氣 不過，湯紹成分析，畢竟中歐雙方都需要對方的市場，因此應該會在一些項目上退讓，但從峰會討論的過程中，湯紹成認為，中歐未來的發展，應該會是博弈重於合作，鬥爭大於妥協，究竟最後會怎麼走，恐怕還得比一比誰的底氣強。 湯紹成說：『雙方這個相互需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可是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他們的這種矛盾，甚至有可能造成摩擦的機率，也一直都在增加當中，所以說這個關係現在變成既合作又鬥爭的情況，那未來那就要看你比如說你中方你的内部情況是持續惡化呢，還是說你就持續改善，你惡化的話，那你可能對歐盟的這種鬥爭力道，可能就要降低一點，那歐洲也是一樣的，那所以說這個東西我是覺得說還要看中歐雙方，他們的底氣到底誰比較強，現在還很難說。』 歐盟内部極右派勢力抬頭  恐衝擊中歐關係 除了經貿關係影響到中歐未來發展外，湯紹成也觀察到另一個可能影響雙邊關係的因素，正在成形中，也就是歐洲極右派勢力正逐漸抬頭。湯紹成說，荷蘭上月大選，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領導的反移民「自由黨」(PVV)獲勝，鼓舞了歐洲極右派政黨。因而在12月初，共有12國的極右派政黨齊聚義大利佛羅倫斯開會，有意要在明年歐洲議會選舉後，重塑歐洲聯盟，尤其會在移民問題上，態度更加強硬，在氣候政策上則趨於軟化，以保護就業和產業。 對於極右派的抬頭，湯紹成進一步分析，這將會衝擊到歐洲議會，基於其排外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取向，以及歐洲民眾反中的情緒，這對於中歐關係未來的發展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確實值得關注。 他說：『因為荷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雖然他人口1700多萬，可是他的經濟實力還是蠻大的，那他如果說已經又變成了一個極右派執政的政府的話 ，這個當然對於整個歐盟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打擊，因為義大利已經是極右派了，現在如果荷蘭再跟進的話，對於未來整個歐洲內部極右派的鼓舞會加大，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對於中歐之間的關係啊，還是會有相當負面的影響，意思就是說因為他們第一個仇外，第二個意識形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對於中歐關係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好的發展。』 以哈戰爭發展 恐也影響中歐博弈 對於這次中歐峰會，湯紹成說，的確就像媒體所形容，這是兩個聾子的對話，完全各說各話，外界的確不用期待，但他認為，隨著以哈戰爭的爆發，中歐間還有更多的博弈空間，例如歐盟是否會想透過中國影響伊朗，希望在以哈戰爭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儘管目前看起來歐盟方面的談判籌碼不多，但未來會如何發展，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