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的寒假為時一個月左右，開始於春節前，結束於春節後。我通常每年在大學放寒假的時候回老家度假，借機陪伴母親一起過年。我計畫在一九九零年一月大學放寒假回老家度假之際實施偷渡出境的行動，這樣既有比較充分的時間，又不會由於長時間不在學校而引起中共官方的注意。 一九九零年元旦過後，學校很快就要放寒假了，於是我也就悄悄開始了偷渡出境的準備工作，一是四處探望北京各方面的朋友，實際上是以探望的方式向朋友們告別，二是處理私人物品，以免留下牽連他人的隱患。 我在北京讀書和工作逾十二年，結識了不少朋友，我在時間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有選擇性地探望了一些關係密切的朋友，其中有兩次探望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一次是到碩士研究生宿舍探望浦志強，在交談之間，我和浦志強以及他的室友都情不自禁地談到了八九學運和六四鎮壓的一些往事，在我告別之際，我們一起高唱八九學運中流行的《國際歌》，激動得熱淚盈眶。三十多年後，浦志強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當時注意到吳老師的情緒和神態有些反常，並意識到對我有所暗示，以後有可能無法在一起共同努力了，我必須要獨自承擔起責任。」另一次是到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新校區探望Z姑娘。我乘坐學校班車抵達昌平新校區的當天，很多次到Z姑娘的住處找她而沒有找到，於是在事先借用的朋友宿舍過夜。第二天上午，我又多次到Z姑娘的住處找她，還是沒有找到，有人告訴我，昨天Z姑娘有事去了北京市區。之後我探望了一位曾積極參加八九民運的青年教師，他告訴我，他也經歷了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並悄悄地用小型答錄機錄下了武力清場的情況。 我在探望朋友們的過程中，只將偷渡出境的決定告訴了其中的三位朋友，而沒有告訴所有的朋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想讓朋友們為我擔憂，二是避免事後朋友們受到牽連。正因為這樣，以至於許多朋友和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對我偷渡出境有著疑問和誤解。二零一一年十月八日，我與分別了二十二年之久的生死兄弟劉蘇裏在洛杉磯重逢，劉蘇裏詢問我當年為什麼要偷渡出境，我說明了當年偷渡出境的原因。劉蘇裏十分感慨地說：「許多人都不理解你既然已經回到了政法大學，為什麼還要偷渡出境，主流意見是，那個時候你已經沒有被捕入獄的風險，沒有必要放棄大好的前程而冒險偷渡出境。」 我所處理的私人物品，主要是帶文字的東西，包括信件、備忘錄、名片、通訊錄及電話號碼，以免在偷渡出境事發後被公安人員抄走而牽連到他人。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我選擇在夜深人靜時處理私人物品，將牽涉到他人的文字物品及照片在臉盆裏燒成灰燼，然後悄悄倒到小平房院外的垃圾坑中。我只是留下了為數不多的私人物品，其中包括父母的照片、《孔子家語校注》書稿、幾本《孔子家語》的線裝書，交給一位好友代為保管。燒毀朋友的信件和照片是一件讓我十分痛苦的事情，更讓我不捨的是幾個書架上的數百本私人藏書。 因為就讀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因素，我知道了許多歷代藏書家及其藏書的故事，極為羡慕他們擁有大量的私人藏書，從而開始了收藏書籍，定期光顧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專賣舊書的內部書店。我在大學本科時期雖然私人藏書非常有限，但還是請喜愛古文字和篆刻的同班同學詹鄞鑫為我刻了一枚大篆字體的藏書章「吳仁華藏書印」，將自己的每一本藏書都加蓋了藏書章，這除了對私人藏書的珍愛，也有著附庸風雅的意味。流亡海外二十多年以後，我偶然在網路搜尋時發現了時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詹鄞鑫將我的藏書章拓本放到了他的個人網站上，我興奮地留言致意，得到了詹鄞鑫表示驚喜的回覆。 為了購買書籍，我始終是省吃節用，大學本科四年期間沒有添置過衣服，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在公安邊防部隊任職時的舊軍裝，一直到任職中國政法大學，我都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家中除了電燈沒有別的電器。在大學本科四年期間，我每個月只有官方發放的十五元人民幣，當時官方政策規定，入學前工齡滿五年的國家幹部和國家單位職工領取原有的工資，工齡滿三年的國家幹部和國家單位職工每個月發放十五元人民幣的生活津貼。每個月十五元人民幣，我除了應付伙食費、購買日用品和學習用品費用之外，能夠用來購買書籍的錢非常有限，購書款可謂是從牙縫節省下來的。這似乎還得感謝北大學生食堂一年到頭所提供的菜肴基本上都是大白菜、土豆，每份菜的價格是三分錢或五分錢人民幣。在碩士研究生三年期間，官方每個月發給四十多元人民幣的生活費，比大學本科時期的每個月十五元人民幣多了許多，雖然北大學生食堂的物價漲了好多倍，但購書款还是增加了許多。此外，我點校的《胡宏集》有中華書局出版了，獲得了六百多元人民幣的稿酬，這對於我而言無疑是一筆大款，從而又增添了許多私人藏書。到了就讀碩士研究生期間，我的私人藏書數量已經是同學中最多的，後來在中國政法大學任職期間，我的私人藏書數量也是同校青年教師中最多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我偷渡出境之後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對我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內的住處進行了查抄。令人可惡的是，公安人員破門而入，在查抄結束之後既沒有鎖門，也沒有貼上封條，以至於許多出於關注或好奇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隨意進出我的住處，有人隨手拿走比較有價值或感興趣的書籍，例如我多年精心收藏的日本超一流圍棋大師棋譜書籍。幸虧碩士研究生浦志強聞訊後趕到我的住處，並從此住宿在我的住處，使得我的私人藏書不再遺失。一九九一年六月，浦志強碩士研究生畢業離校時將我的私人藏書打包帶走，在此後的三十多年期間雖然多次搬家遷徙，但始終精心保管我的私人藏書，這樣有情有義的行為不能不令人感動。記得大概是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我說自己有點想念當年的私人藏書了，請浦志強拍幾張我的私人藏書的照片發給我，結果浦志強拍了幾十張我的私人藏書照片發給了我。 正因為有過不得已而捨棄私人藏書的痛苦經歷，我在一九九零年流亡海外以後不再收藏書籍，甚至都不太願意逛書店，以免勾起始終掩埋在內心深處有關私人藏書的傷痛。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64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64屠殺內幕解密：64事件中的戒嚴部隊》、《64事件全程實錄》。     

網名「屠夫」的中國維權人士吳淦，上週四(18日)服滿8年刑期出獄，他是「709大抓捕」事件首批被當局抓走的人，也是被判刑最重、最晚出獄者，目前持續被當局監控行動。中國旅美學者、人權律師滕彪今天(23日)表示，吳淦特別俠義，像是一位民間大俠，而且很有創意，常能想出各種具號召力的行動，讓中國人民更加關注各項維權活動。#記者程寬仁採訪報導# 要作惡者現形 辦網友徵集活動 「屠夫」吳淦在許多中國維權人士的期盼下出獄了，他入獄前在「709大抓捕」案核心人物周世鋒律師創立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擔任行政助理，歷年來參與多起當局眼中的政治敏感案件與社會事件，包括鄧玉嬌案、福建網民案、浙江錢雲會案、瀋陽夏俊峰案，及黑龍江慶安火車站的徐純合案等。 中國人權律師、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滕彪表示，這些案件都和吳淦的個人利益沒有任何關係，但吳淦就是挺身而出，特別的勇敢，行俠仗義、嫉惡如仇，對於社會的黑暗腐敗、不公正的現象非常痛恨。滕彪：『(原音)他是一個特別豪爽、特別俠義的一個人，性格也非常的直爽、非常友善，我們每個人都很喜歡他，特別的行俠仗義，像是一個民間的大俠。』 滕彪回想，吳淦在2009年時積極參與鄧玉嬌案，當時他們都關注這個案件，他也和吳淦陸續有合作，那時也發現，吳淦從事維權活動特別具創意，像是將一些案件的作惡者，把名字和信息呈現出來，再展開徵集活動，向網友徵集作惡者的腐敗或違法證據，使那些作惡的人遭到很大壓力；吳淦在福建網民案時，又想到以行為藝術，呈現街頭即興表演等，引起更多民眾關注。 滕彪：『(原音)這也是我們維權一個最重要的策略吧，因為如果沒有更多的民眾知曉真相，關注這個事件，那當局就會輕而易舉的進行操控，然後黑箱操作，沒有任何壓力，這些作惡者也沒有任何心理的壓力和社會的壓力，而一旦讓更多的人了解案件或事件的真相，甚至像「屠夫」這樣，讓更多人了解這些作惡者他們的個人信息，這個就會形成非常大的壓力，有的時候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社會壓力，當局會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徐純合案 促709事件爆發 在吳淦參與的案件中，外界普遍認為，徐純合案是引爆「709大抓捕」事件最關鍵的導火線，當地民眾徐純合於2015年5月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被警察攔截，之後遭開槍擊斃，當地警方後來拘留20多名聲援徐純合的民眾及律師，結果引發多達660名律師連署抗議，吳淦當時也呼籲當局應徹查真相，隨後遭追查逮捕；2015年7月3日，吳淦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尋釁滋事」兩罪批捕，6天後，隨即爆發「709」事件，最早被抓的吳淦，在2年多後、2017年12月26日，被法院判處8年刑期。 滕彪：『(原音)「709案」是中共對整個維權律師群體，包括「屠夫」這樣的民間維權人士在內的維權群體，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抓捕，那徐純合案就在它之前一、兩個月，所以會是一個因素吧！但是整個為什麼對維權律師進行如此大規模的侵襲，還是過去10多年積累的結果，從2003年開始算的話到2015年，就是12年的時間裡，維權人士愈來愈有影響，當局認為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鎮壓。』 出獄仍遭監控 親友代傳謝意 吳淦出獄後被當局送回廈門老家，行動被監控，只能透過父親徐孝順代為向朋友們報平安。徐孝順說，現在連他家也被監控。徐孝順：『(原音)你也知道，中間肯定是有人盯住他，我都被人家盯了。』 中國維權人士王荔蕻透露，吳淦請她向所有關心他的推友和網友，表達衷心的感謝，雖然朋友幫他註冊了新推號，但他現在無法翻牆上推。王荔蕻也提到，官方為了阻止她去廈門看吳淦，「被保護了幾天」，才恢復行動自由，所以看這一波操作，吳淦現在會有多大的自由度，就更不用說了。 國際非營利組織「29原則」執行總監葉七輪指出，包含吳淦在內，有太多案例顯示，出獄後仍會遭當局持續監控。葉七輪：『(原音)吳淦他雖然人已經釋放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自由，因為他的朋友想要找他找不到，而他本人也無法跟其他人聯繫，那他的人身安全是否得到保障，這個也是需要關心的。』 黑暗中的光明 灰心中的希望 「屠夫」吳淦扛過2,921天，滕彪說，吳淦這種勇氣、這種犧牲的精神，一直鼓舞著更多的人，吳淦也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情況，和當年入獄時相比，已更加惡化了，但相信吳淦會繼續堅持自己的信念。滕彪：『(原音)他應該說是黑暗中的光明，是中國這種愈來愈讓人灰心失望的情況下的一線希望，我們很多人都一直在關心他，希望他能夠保重身體，然後注意安全。』 王荔蕻說，吳淦妻子吐槽吳淦出獄後，竟然喪失了買東西、過馬路等生活能力，令太太好心酸，但一聽到吳淦說起他在獄中讀書的感想，又感到欣慰了，覺得還是那個吳淦，甚至蛻變得更加成熟了。

一九九零年元旦前夕，中國政法大學工會為了迎接新年舉辦教職員工圍棋比賽，給喜愛圍棋的我提供了一個釋放六四屠殺事件以來抑鬱心情的機會。我在教職員工圍棋比賽中一路過關斬將，最終獲得了冠軍。這是我在圍棋比賽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既是我個人值得慶倖的喜事，也為所在工作單位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增添了榮光，但在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同仁的新年團聚會上，回顧過去一年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時候，我並沒有將獲得圍棋冠軍的事情說出來與同事們分享喜悅，原因是我當時已經做出了決定：偷渡出境，為獄中的朋友和同道呼救，心情欠佳，情緒低落。 決定偷渡出境，為獄中的朋友和同道呼救，這無疑是我有生以來所做出的最艱難、最痛苦的抉擇。作為曾經的公安邊防部隊軍人的我十分清楚，偷渡出境是十分危險的行動，一是在偷渡出境的過程中有可能遭到邊防軍警的槍擊，二是一旦偷渡出境的行動失敗被捕，將會舊賬新賬一起算，極有可能被以叛國出逃的罪名判處重刑；即使偷渡出境的行動得以成功，也必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能再回到中國。也就是說，無論偷渡出境的行動是否成功，都意味著我十年寒窗苦讀的成果將付之東流，從此將與熟悉的中國文獻學專業絕緣，離開喜愛的大學教學和科研領域。 我從小到大學習成績優異，尤其喜歡閱讀和寫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時期，也都沒有放棄閱讀和寫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我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因為與母親所在工作單位的圖書資料室管理員關係密切，開始悄悄地閱讀了大量當時已經被視作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毒草而明令查禁的中國現代小說，其中包括巴金的小說《家》、《春》、《秋》，茅盾的小說《子夜》，周而複的小說《上海的早晨》，歐陽山的小說《三家巷》、《苦鬥》。此外，每天必定要閱讀父親所在工作單位訂閱的幾份報紙。持續而系統的閱讀，明顯地提高了我的寫作能力，我在高中時期的作文幾乎每一篇都成為語文老師在班級中講解的範文。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在父親的老家浙江省平陽縣宜山區鳳江公社下鄉插隊當知青，每天夜深人靜之際也總是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從事閱讀和寫作，將《唐詩一百首》、《宋詞一百首》和《元曲一百首》三本書讀得滾瓜爛熟，並將中共官方編發的作為批林批孔運動參考資料的儒家和法家的文章反復研讀，提高了古漢語的閱讀能力。 正因為我長期堅持閱讀和寫作，從而在一九七七年突然恢復高考的時候能夠如願考取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一九七七年的高考競爭異常激烈，考生人數多達570萬人，考生人數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最多的一次，原因是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停止了高考，因而有十年的中學畢業生和中學肄業生參加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而一九七七年高考錄取的人數只有27萬人，錄取率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最低的一年。在一九七七年高考中最有競爭力的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畢業生，其次是一九六六年前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像我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學畢業生，在校期間並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原因有二，一是中學課程從原先的六年縮短為四年，二是重視所謂的革命，而不重視教學，學農（到農村勞動）、學工（到工廠勞動）和學軍（軍事訓練）佔用了大量的教學時間。不過，我在參加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時候倒是對自己深具信心，在不知道高考成績的情況下毅然將三個報考志願都填寫了北京大學，依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北京大學法律系。當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只有古典文獻專業在浙江省招生，因而我被錄取為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考生們通常會將三個報考志願填寫不同等級的大學，以提高被錄取的幾率，像我這樣填寫報考志願的考生即使不是絕無僅有的，也應該是極為罕見的。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職，成為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唯一一個具有文獻學專業背景的人員，接受過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古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考據學的完整教育和嚴格訓練，因而在一九八七年秋季就給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和中國法制史的一九八七級碩士研究生開設了必修課《中國文獻學史》，一九八八年又連續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和中國法制史的一九八八級碩士研究生開設了必修課《中國文獻學史》。這種情況在論資排輩思想嚴重的中國高校中實為罕見，可謂是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另外，我當時已經在準備教學講義，計畫陸續給碩士研究生開設版本學、目錄學、考據學等課程，給本科生開設中國思想文化史系列講座，內容包括先秦諸子百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一九八七年，在我提前晉升中級職稱的時候，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曾經特意召見，對我的教學和科研成果讚賞有加。當時，我根據自己的教學和科研狀況，有信心在五年之內晉升高級職稱。 決定偷渡出境，為獄中的朋友和同道呼救，這也是我有生以來所做出的別無選擇的抉擇。一是為了信守承諾。我清楚記得，就在六四屠殺事件發生的前一天，王軍濤曾經對我講過的一番話：「你的情況與我有所不同，你在這次運動中始終沒有參加任何組織及沒有在任何組織擔任職務，而且你過去也沒有參加政治性組織活動並受到處罰的前科，因此這次運動即使遭到鎮壓，你有可能不會被捕判刑，如果情況真是這樣，希望你能夠力所能及地承擔起救援被捕判刑同道的責任。」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王軍濤的請托。二是出於俠義精神。我從小到大就崇尚俠義，年少時為了行俠仗義曾經拜師習武，就讀大學以後喜歡武俠小說，研讀《史記》時最喜歡其中的《刺客列傳》，在王軍濤、陳子明、劉蘇裏、陳小平等同道好友面臨死刑判決的時候，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哪怕是放棄大學教職，無論承擔多大的風險，哪怕是被捕入獄，我都必須採取救援行動，否則將一輩子於心難安，無顏見人。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64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64屠殺內幕解密：64事件中的戒嚴部隊》、《64事件全程實錄》。     

「北有淄博，南有慧泊」，最近南寧天價停車吵的沸沸揚揚，甚至一度蓋過了淄博風頭，成功登上網紅第一城。事件起源於5月8日，南寧市青秀區人民法院與國有企業的南寧慧泊停車場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慧泊）簽署《合作備忘錄》。網上不斷爆出各種吐槽，例如「抵押貸款上百億」、「法院催收」、「壟斷」、「停車費貴」等等，以至於被調侃南寧改名「慧泊市」。 「法企合謀」的特許項目  人民渾身都是寶 作為國資委百分百控股的國有企業，為何敢收取天價停車費？敢亂劃停車位？甚至在停車位之外收費？到底是當權者利令智昏，還是出於無奈之舉？法院與國有企業合作，用法院的強制執法來為國企收取停車費保駕護航。據報導，路邊停車一天上百，這國企在2022年淨利潤卻虧損1208萬人民幣。 天價停車費被廣大憤怒市民挖呀挖呀挖，坑越來越大。停車項目一開始就是一個低投入、高回報的特許事業，為什麼法院願意出《合作備忘錄》？還拍照片拍短影音？因為國企要貸一筆錢，而貸款需要資料，需要背書。 「抵押特許經營權」在中國不是新鮮事，例如常見的公路收費權、燃氣收費權、電費收費權、旅遊門票收費權等，都是可以在銀行作抵押擔保的。慧泊註冊資金5億200萬人民幣，實繳資本200萬。經營權質押給工商銀行貸了72億。一家實繳資本200萬的公司要怎麼樣才能把經營權的資料貸到72億？ 直言之，這類「金融創新」模式，徹底暴露赤裸裸收割百姓財富的無賴行徑與無恥嘴臉。《合作備忘錄》作為質押的附件，通過徵信、劃扣、凍結等承諾，保證了欠費車主逃不了費，於是72億就放款了，多麼完美的計畫。 質押停車收費權暴露「地方債」嚴重 中國財政出大問題 地方債並不是一個新鮮詞，過去中國的GDP發展幾乎都是靠地方投資拉動的，而地方投資資金來源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地方債、城投債。中共規定地方政府部門是不能直接向銀行借錢的，所以就會由地方成立國資委控股的國企來籌錢，就是外界常見的城投集團。 在80年代以前，中國基礎建設都是靠中央財政直接出錢，直到80年代後才轉型為地方政府主導，銀行貸款配合。當時的財政包干制窮了中央，富了地方，也就導致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弱化，甚至到了無米下鍋，需要向地方借錢的窘況；另一方面也導致地方政府定時定量完成任務，缺乏積極精神。所以在朱鎔基的力推下，分稅制改革應運而生。分稅制施行意味著原本由地方獨享的大部分稅收，就直接劃歸到中央了，這麼一來，中央財政問題倒是解決了，卻輪到地方政府勒緊褲腰了。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建設需求也快速提升，但地方又沒錢，向中央要又要不到，怎麼辦？只能找銀行借了，但地方政府又不能作為發債主體進行融資，所以就催生城投公司（集團）工具。 城投集團是地方投資建設的一把利刃，外界也都知道地方政府財政如何困窘，至少都會借新還舊，所以也就不擔心城投違約。以前地方政府還能靠借新還舊、土地財政等舉措來填補地方債巨坑。但是隨著近些年來疫情的影響導致經濟增速下滑，美元加息帶來的海外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的增加，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以及土地銷售急凍，導致地方債債務問題進一步加劇，所以外界就看到這次南寧市質押停車收費權，這些問題其實都源於地方政府對地方債務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國進民退 此刻中國老百姓生存太難了！ 一些小中微企業以散亂無序為名被關閉取締，一些央企、國企開始插手市縣基層的具體事項，與民爭利，壓縮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例如供銷社和國營大食堂純粹就是與民爭利。受電商衝擊和疫情振興不力影響，街邊小吃店和便利店生意冷清，一片蕭條，而學校學生的配餐公司，選來選去最終還是國企背景的占大多數。 眾所周知，慧泊停車事件無需大驚小怪，就算這個話題天天上頭條也無法改變什麼，中國人都知道在馬路上畫個線就能收錢的只有南寧嗎？網民對這個事反應激烈，說到底是因為這些國企背景的企業與民企爭利。停車收費的買賣是長期又穩定的現金流，而韭菜永遠是社會主義鐵拳執法的對象。 作者》吳建忠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近日的世界大事便是七大工業國在日本廣島所舉行的G7峰會(美、德、英、法、日、義、加，加上歐盟等非正式成員，2023年即有澳洲、巴西、南韓、越南、印度、印尼、烏克蘭等)。而搶先在G7一天登場，由中國主導的中亞峰會，則是被中國定義為今年首場重大主場的外交活動，也是中國與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建交31年來，首次以實體形式在陝西西安舉辦的峰會。也因為時間與形式上的改變，讓外界將G7及中亞峰會相提並論。 事實上，在相較於G7較為例行會議的性質來看，此次的中亞峰會顯然多了許多中國包藏對抗民主陣營及踩下俄羅斯的心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與中國中央外辦主任王毅於維也納長達8小時的對話，也讓外界解讀美中關係是否已逐漸回溫，相伴的未來美國對外談判代表戴琦、財政部長葉倫、商務部長雷蒙多是否陸續展開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亦是觀察美中關係後續發展的重點；此外，另一個觀察重點則是在G7峰會及中亞峰會後，估計烏俄戰爭局勢將有重大轉變，兩大（民主與專制）陣營在戰爭進程上應會走得更快速，都想儘速將此戰役收掉。 中國完全取代俄羅斯成為中亞唯一霸權 在此次的中亞峰會，各界關注到中國並未邀請俄羅斯總統蒲亭參與，顯示中國已完全取代俄羅斯在中亞的地位，成為在此地區唯一的霸權。從烏俄戰爭開始以來，中國雖暗地給予俄羅斯軍事上的援助，但這也顯示施與受之間已有地位上的差距；加上，民主陣營對於俄羅斯的制裁不遺餘力，更讓中國有餘裕完全對俄的「和、踩」兩手策略。總的來說，從看到中國在中東地區不斷踩線、進攻、拉攏、組團，再回到本次中亞峰會對俄羅斯的無視，已經確認俄羅斯徹底出局在世界霸權的序位上。 此次中亞峰會並未邀請蒲亭參與，顯示中國已完全取代俄羅斯在中亞的地位。圖為習近平與蒲亭3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正式會談。 (圖:克宮) 堅持一帶一路 展開與中亞五國更積極往來 中國是最早承認中亞五國獨立並與其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分別與哈薩克建立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土庫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哈薩克更是2013年中國首倡一帶一路的發源地，五國也皆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尤其是哈薩克，中國眾多國內外學者每年不定時地到該國去進行一帶一路的專案活動，此外，中國也是中亞國家最大或主要的投資來源國，據統計2022年中國對中亞五國的貿易總額達到70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時截至今(2023)年3月底，中國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金額超過150億美元，即便中國目前一帶一路政策在東協及歐洲地區大受打擊，但中亞五國對其倡議仍是不離不棄，主要原因則是這些國家的貿易幾乎由中國所供養。 中國透過中亞打通中東與歐洲任督三脈 除了中國續力推一帶一路外，中亞峰會也達成許多共識，如：成立中國與中亞元首會晤機制、在重點優先合作領域成立部長級會議機制、制定中國與中亞新經濟對話戰略、推動中國與中亞交通走廊建設、保障中吉烏公路暢行、保障中國與中亞天然氣管道穩定營運等多達數十項的眾多合作成果。中國除了無視俄羅斯，直接與中亞五國交易，也將延宕多時的合作案談定，如，從提出至今已26年，全長577公里的中吉烏鐵路(中國經吉爾吉斯，再到烏茲別克)，因俄羅斯不願這條鐵路經過後院，而如今俄羅斯因烏俄戰爭落到此境地，中國對其不再忌憚，俄羅斯也無力再阻攔，一旦此條鐵路完成，將進一步加強中國與中亞及歐洲的鐵路運力。再者，從地圖上來看，中國近年來不斷與中東國家加強聯繫與合作，如今與中亞五國的合作提升，便可更緊密連結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國家，對中國來說，等於打通中亞、中東與歐洲的任督三脈。 中亞與G7峰會互別苗頭 今年中國特別搶在G7峰會前召開中亞峰會，主要目的仍是在與民主陣營叫板，民主陣營有所集結，專制聯盟也必須有所反制。對於中國來說，中亞峰會再度塑造多國來朝的景象，為中國拉抬聲勢，最主要的目的依然在秀團體戰肌肉讓民主陣營看。但由於美中關係氣氛近期略有改善，中國搶在G7峰會前集結中亞峰會，仍保留未來與美國關係和緩與互動的火苗，就如同先前所提及，未來葉倫、雷蒙多、布林肯都將可能訪中，而氣候大使凱瑞已表示將於近期訪問中國，互動前的氛圍總不能搞得太僵，看起來，美中之間已經逐漸嗅得出善意氣味的釋放了。 作者》許慧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筆者在台灣也算是生活了三年，所以這篇想和大家比較一下台北與香港的物價，特別是從租屋、食物、交通費和休閒活動等方面進行比較。作為兩個經濟活躍的城市，它們在物價和生活水平上有何異同？究竟台北的生活成本是否比香港低？讓我們一起來探討。 首先，從租屋方面來看，台北的租金普遍比香港便宜。根據筆者的調查，台北市區一間普通的單身套房月租金大約為新台幣1萬元左右，相當於港幣2,500元。相較之下，香港市區的同類型單位租金往往高達港幣8,000元甚至更高。即使在較為偏遠的地區，香港的租金也相對較高。此外，香港的住宅空間普遍較為狹小，居民在品質與價格上的選擇相對有限。在租屋方面，台北無疑比香港更具吸引力。 其次，食物方面，台北和香港都以美食聞名。兩地均有豐富的地道美食和國際化的餐飲選擇。然而，在物價方面，台北的食物價格普遍較香港低。以小吃攤為例，台北的小吃價格通常在新台幣30元至100元之間，相當於港幣7.5元至25元，而香港的街頭小吃價格則多在港幣20元至50元之間。在高檔餐廳方面，台北的消費水平也較香港低。總的來看，無論是地道小吃還是高級餐廳，台北的食物價格都比香港更實惠。 再來談談交通費。台北的交通系統以捷運為主，輔以公車和計程車等多種出行方式。根據筆者的經驗，台北的交通費用相對香港較低。以捷運為例，台北捷運的起跳票價為新台幣20元，相當於港幣5元，而香港的地鐵起跳票價則在港幣9元左右。此外，台北的計程車起跳價格為新台幣85元，約港幣21元，與香港的起跳價格港幣24元相比，也顯得更為經濟實惠。總之，在交通費方面，台北比香港更具競爭力。 最後，從休閒活動的角度來看，台北和香港均有豐富的娛樂選擇，包括電影院、遊樂園、博物館和文化活動等。然而，在物價方面，台北的休閒活動費用普遍較香港低。以電影票為例，台北的普通電影票價格約為新台幣300元，相當於港幣75元，而香港的電影票價格一般在港幣100元至130元之間。此外，台北的博物館門票價格和文化活動費用也相對較低。綜合比較，在休閒活動方面，台北的消費水平相對於香港更為平易近人。 綜上所述，在租屋、食物、交通費和休閒活動等方面，其實台北的生活成本普遍低於香港。作為兩個亞洲重要城市，台北在物價上的優勢使其成為了不少人選擇居住、工作和旅遊的目的地。然而，筆者認為，每個人的需求和喜好不同，在選擇居住地時應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如職業發展、生活環境、文化氛圍等。希望這篇文章能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讓大家在選擇台北與香港之間時能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作者》小蟻人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當年代理「709律師大抓捕」案件的中國維權律師余文生，上個月在前往歐盟駐中國大使館途中，遭當局攔截後拘留，昨天(21日)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嫌，正式批准逮捕。去年才出獄的余文生，曾在今年4月7日台灣言論自由日當天，上推特發文說，他很羨慕台灣人民擁有言論自由，如今他恐再面臨牢獄之災。#記者程寬仁採訪報導# 聲援許志永丁家喜 遭攔截逮捕 中國在2015年7月9日發生「709律師大抓捕」事件，當時有300多名人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及相關人士被當局抓捕，維權律師余文生當時就是「709律師」王全璋的辯護人；接著，2018年余文生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隔天立刻被當局以「涉嫌妨害公務罪」關押；2020年6月，法院裁定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他判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余文生在去年3月1日刑滿釋放。 余文生出獄後常在推特發文，他在今年4月7日提到，「今天是中華民國言論自由日，我在大陸很羨慕台灣人民有言論自由，希望台灣人民珍視言論自由，也希望大陸人民早日擁有言論自由」，當時獲得不少網友迴響，還有人留言回應「這也是蔡英文總統說的，台灣人要保衛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 4月10日，余文生又在推特上表示，「強烈譴責中國當局重判許志永博士14年、丁家喜律師12年」，他要向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奮鬥努力的兩人致敬，並相信未來美好中國一定會實現，這篇發文被視為近期遭警方逮捕的主要原因。 被控尋釁滋事  審判難樂觀  余文生和妻子許艷4月13日原本計畫搭地鐵到歐盟駐中國大使館，結果半路遭警察攔截帶上車，兩人隨即在推特上發布相關影片，並表示他們被警方傳喚，已經被帶走，當天過後，夫妻倆就再也沒發文了，行蹤成謎。 直到5月21日，余文生的哥哥接獲通知，余文生與許艷兩人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嫌批准逮捕，而且當局只給夫妻倆直接看批捕文件，沒有給書面文件，也不允許拍照。依據中國刑法的規定，觸犯「尋釁滋事」罪，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由海外香港人成立的非營利組織「29原則」執行總監葉七輪表示，余文生堅持追求公義、民主價值和人權價值，是一名非常優秀的人權律師。葉七輪：『(原音)一個人他在監獄出來了，然後他在這個過程1年多的時間，他被國保、國安，還有一些警察不同的騷擾，如果他想要謀求一個生計的時候，同樣從事法律的工作也是不行，他現在被批捕了，我們擔心沒有一個公正的審判。』 定罪率高 身心恐嚴重受創 葉七輪也憂心，依據過往的經驗，以「尋釁滋事」批捕，被定罪的機率很大，這對去年才剛出獄的余文生來說，非常殘酷。葉七輪：『(原音)對於他來說是非常的嚴厲，因為他在面臨了4年的牢獄之苦，跟妻子分開了4年，然後出來之後1年多的時間，生活還沒有很穩定，也沒有完全的康復過來。』 葉七輪感嘆，身為中國人權律師，時常面臨的情況就是進監獄，好不容易等到刑滿釋放，又受到當局嚴厲監控，然後有一天再被抓進監獄...這樣彷彿命運的輪迴，不是很好的現象，所以希望有更多民眾或人權律師，能一起關注余文生夫婦案。

中國脫口秀演員House因為在形容狗追松鼠的時候，用到「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就大大刺激現場觀眾的政治雷達，直接曝光現場錄音。結果不僅House本人惹上官司，他所在的公司笑果文化被罰款超一千萬人民幣，還連累其他脫口秀公司被禁演。同公司有同事參演了別的電視劇，據傳電視劇也被延遲播出，同事的戲份已經被完全刪除。 一句「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闖大禍 看起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只是一句再簡單不過的話，竟然會引來如此軒然大波。首先是因為，在這八個字前面，還有關鍵性的四個字——「聽黨指揮」。在中國各個城市的軍校、部隊門口就能看到這12個字無比醒目的掛在門口。所以中國人一聽到其中一部分，就能聯想到這是代表中國軍隊。指責House的人認為，用形容人民解放軍的標語形容狗，是完全不尊重軍人。更有甚者認為，這不僅僅是不尊重軍人，軍人都是聽黨指揮，這是公然質疑共產黨！這種言論放在現在的中國，相當於是清朝的時候大家狂喊「推翻愛新覺羅家族」。 雖然依然有清醒的人認為，針對House的罪名有點誇大其詞，但很快官方出來定調，認為這是「侮辱人民軍隊」，坐實了本次「文字獄」。中國軍隊一直被政府宣傳為「人民子弟兵」，強調這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但對照他們的標語，排在第一的是「聽黨指揮」，意思是順從於共產黨一定是軍隊的第一任務，而共產黨卻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共產黨站在人民的對立面，而且不止一次，這些所謂的人民公僕順服共產黨的命令，把槍口對準普通人。排在第二的是「作風優良」，這跟中共的歷史有關，中共一直宣傳：抗戰時期，共產黨從不白拿百姓家裡一根線，正因為共產當的優良作風，建立了廉潔的隊伍，才能開闢「新中國」並成為新中國的統治者。而軍隊最要緊的「能打勝仗」放在最後，雖然共產黨的原意應該是黨的指導英明偉大，軍隊作風優良才能打勝仗，但現實生活中，卻不得不解讀為軍隊服從於中央最要緊。所以不要以為House只是冒犯了軍隊，軍隊所執行的是共產黨的命令，對軍隊不滿，就是對共產黨不滿。 言論管制無所不在 原來脫口秀也要事先審查 但「侮辱人民軍隊」並不是House風波的唯一原因。當人們都在質疑House被抓究竟是否涉及言論自由的時候，微博上還有另一個熱搜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笑果和李昊石（House）肆意篡改演出申報內容」。這個題目大有玄機。看最後四個字：申報內容。這相當於政府側面承認，連脫口秀這樣的節目都必須先經過審核，才能上台演出。順理成章地判斷，不符合國家正能量的內容應該是早被要求刪改。如果脫口秀需要申報，那相聲表演需要申報嗎？教會講道需要申報嗎？教師講課需要申報嗎？是否可以理解為，共產黨全面控制全國上下的言論，不符合標準的內容已經被剔除？ 類似脫口秀、相聲這樣的語言類的表演，很難做到底稿和現場演出一字不落，即使事前要申報和審核，也存在一定隱患。所以House此次犯錯，更像是樹立典型，有了House的例子在前面，以後的脫口秀演員，就不得不更加謹慎。 言論自由的邊際 一時口嗨結果良成大錯。這究竟是不是侵犯言論自由，難道一句簡單的開玩笑也不可以嗎？有人就舉例，即使在自由之國美國也不是打著脫口秀的旗號就什麼都敢講。比如白人不可以開黑人的玩笑，異性戀不可以開同性戀的玩笑。舉出這些例子的人認為，中國不是沒有言論自由，而是任何自由都必須有一根紅線，House拿軍隊開玩笑，就是踩線。筆者並不認同這些觀點，第一，中國網友所說「白人不可以開黑人的玩笑」，是指不要開種族主義的玩笑，因為膚色本來是天生的，人生而平等，以人種來開玩笑實在是藐視人權。況且，美國歷史上的黑奴制度，導致過去很長時間內，黑人面對白人的打壓是毫無還擊之力，以這個內容來開玩笑，無異於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自認走狗 官方主動對號入座 但House和軍隊的關係中，House本人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在勢力懸殊的情況下，雙方的話語權並不平等，官方可以因為惱怒抓了House，要求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可如果House被冒犯了，他用什麼來維護自己呢？什麼都沒有。其次，雖然House在形容狗抓捕松鼠的時候引用到「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但是在他上下文中，並沒有明顯的表示他把「狗」作為一個負面的形象來看。之所以這個比喻顯得尤為敏感，還是因為為人民服務的解放軍，最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卻是「中共走狗」，政府這次頗有「對號入座」的嫌疑。 言論的紅線必須要有，言論一樣可以觸法，成為一種侵犯。如果只是道德和認知出了問題，何不留給觀眾來選擇？如果大家不喜歡聽這個類型的演出，就會自發抵制，演出者要想贏得民心，也不得隨之刪改。僅僅是認知出問題就要接受調查和清洗，說明中國不僅沒有言論自由，甚至沒有思想自由。 作者》任瑞婷 秋雨聖約教會基督徒，因受中國宗教迫害曾來台避難，後獲政治庇護赴美定居。

「七國集團」（G7)高峰會在日本舉辦，七個西方國家領導人齊聚一堂，商議國際事務，不僅針對俄烏戰爭提出共同立場，也就台海情勢取得共識；此外，對於中國對國際穩定的影響，關於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等面向，有意採取聯合行動，可以說，G7已認知必須採取對策來因應中國因素的挑戰，「廣島願景」的聯合聲明，直接挑明對中國核武的擔憂，要求中國做出負責任的行動，聯合宣言也強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G7劍指中國威脅 北京反制能力有限 對中國來說，非常在意G7所關注的議題，尤其是「台海情勢」的討論，把自己在台海地區的軍事部署合理化，將責任推向美國、日本等個別國家介入使然，甚至扭曲西方陣營的挺台動作，根本是助長了「台獨」勢力，讓台灣可以「挾洋謀獨」，顯然，北京當局非常擔憂「一中原則」會因此被掏空，這呼應了中共一再強調「反對外部干涉」的說法，以及凸顯了中方企圖將台海「內海化」的企圖，掩蓋解放軍不斷威脅台海安全的事實。 中方態度再怎麼強硬都難擋美國、歐盟及許多亞洲國家聲援台灣的態勢，畢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中共二十大開幕時的政治報告中，仍然依循著「武力犯台」的套路；此外，近年來，中共在台海周邊不斷軍機、軍艦擾台，以及在南海地區增加軍事力量，全球國家都深知中國意圖並不單純。歐美國家在各種重要國際平台中警告中國不要輕舉妄動，這和中方將「一中原則」連結「台海和平」的操作，彼此間要對話、穩定關係，困難重重。 只是，中方能反制的選項十分有限，雖然極力展現處理國際事務的能耐，例如幫助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復交，同時也拉幫結派與美國為敵的國家建立關係，例如俄羅斯、伊朗等國，甚至是表現出調停俄烏戰爭的心意；但是，都無法撼動西方陣營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特別是美國積極拉其他民主國家因應中國威脅，幾乎已在各個層面刻意排除中國因素，以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挑戰，要硬著頭皮跟西方陣營對抗，恐怕是非常不利的選擇。 G7領袖在廣島峰會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表達對中國經濟和軍事擴張的擔憂。(圖：G7 Japan推特) 中國插旗中亞地區 搶當霸主仍有挑戰 中國能做的對策，除了表面上維持「戰狼」不服輸的一面，若要全面與西方國家對抗，所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實在太高，更可能會直接危及國內政治的穩定，尤其是會動搖習近平的政權地位；那麼能做的就是打盟友的主意，特別是深陷在俄烏情勢的俄羅斯，中國需要拉攏更多小型、弱勢國家，來壯大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就像是黑社會「夠狠、義氣、兄弟多」的硬道理，中國必須要有和西方陣營叫陣的能力。 就在G7高峰會舉辦的同時，中國也舉辦了「中國-中亞峰會」，邀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的領導人到訪中國，六國領導人齊聚一堂，還簽下了《西安宣言》，從宣言有限的內容來看，顯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維護中國的外交利益，透過「融資支持和援助」的經濟手段來展現義氣，同時「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內政」的強硬，以及插足中亞地區來展現氣勢。 問題是，中國要藉由另開戰場的模式，來拉高和西方陣營、尤其是與美國的匹敵地位，恐怕不會如其所願，畢竟俄羅斯不可能眼睜睜看著中國奪走「中亞霸主」的地位，而且過去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惡名昭彰，依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處境和外部壓力，能否在「經濟義氣」上說到做到，問題實在不小。此外，刻意建立「中國-中亞峰會」，過去已經有了「上海合作組織」(SCO），如果不是疊床架屋，那就是格局愈來愈小，發揮的作用恐怕是雷聲大雨點小了。 作者》吳瑟致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