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這座繁華的城市，生活節奏快速，人們忙碌地穿梭在街頭巷尾。但是，當筆者想要放慢腳步，尋找一個可以慢活的角落時，也能在這座城市裡找到許多適合悠閒度過一天的好去處。在此，筆者將與大家分享五個筆者親身體驗過的「慢活台北好去處」，希望能讓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個放鬆心情的地方。 筆者分享五個「慢活台北好去處」，由左至右分別是大安森林公園、寧夏夜市、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陽明山國家公園、故宮博物院。(合成圖/維基百科) 慢活好去處一：大安森林公園 位於台北市大安區是一個充滿綠意的城市綠洲。擁有廣達近8公頃的綠地，這裡擁有各式各樣的植物，吸引著不少市民在此悠閒地散步或運動。偶爾週末筆者特別喜歡在這裡感受大自然的氣息。此外，公園內還設有兒童遊樂區和文化藝術活動場地，適合親子同遊，也可以欣賞各種街頭藝術表演。 慢活好去處二：寧夏夜市 位於台北市大同區，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夜市。夜市內琳琅滿目的小吃攤位，各具特色的台灣美食，讓人垂涎三尺。這裡的臭豆腐、蚵仔煎、滷味等地道小吃都是本地和遊客的最佳選擇。除了美食之外，寧夏夜市還有各式遊戲攤位和購物小店，是個絕佳的消遣場所。漫步在熱鬧的夜市，品味美食，享受悠閒的時光。 慢活好去處三：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位於台北市中正區，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地方。這裡曾是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酒廠，現在已經變身為一個融合藝術、設計、音樂、電影等多元文化的創意產業園區。如果大家有接觸底片相機，或喜歡攝影，相信大家在這裏都找到非常多靈感。此外，園區內還有許多特色餐廳和咖啡廳，是品味美食、品味生活的好去處。筆者在這裡放空和拍照時，都能激發無限創意和靈感。 慢活好去處四：陽明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是一個擁有豐富生態和美麗風光的國家公園。這裡的櫻花、杜鵑花、松雪蘭等各式花卉，讓陽明山成為賞花的絕佳去處。筆者尤其喜歡在這裡遠足，攀登七星山、大屯山等知名山峰，欣賞壯觀的山巒美景。此外，公園內的溫泉區也是放鬆身心的好地方，但假日前往的話請務必預約，不然很可能都是客滿會令你白行一趟。但暖呼呼的溫泉再泡下去的一刻的確讓疲憊的身體得到水月舒緩。 慢活好去處五：故宮博物院 位於台北市士林區，是一個蘊藏著中華文化寶藏的博物院。這裡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國古代藝術收藏，包括書畫、玉器、陶瓷等無數珍品。名家的書畫藝術，品味古代的工藝美學，感受悠久的歷史文化。故宮博物院內還有許多經典的中國文化活動，如國畫、書法、茶藝等，大家在欣賞藝術的同時，也可從中學習到中華文化的精髓。 雖然說台北這座城市繁華熱鬧又緊張，有時候還令筆者喘不過氣來，但同時也擁有許多慢活的好去處，讓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寧靜與愜意。筆者相信，只要您願意放慢腳步，去尋找這些慢活的角落，一定能在台北找到屬於自己的悠閒時光。希望筆者的分享能對大家有所啟發，讓您在台北的日子，能充滿愉悅與滿足。 作者》NO OFFENSE BUT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中共此番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引發國際社會一片譁然。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公布的內容來看，新版《反間諜法》的修改有違世界民主潮流，也與中國當前的開放作為有所矛盾，除了盡露中共政權對自身政治安全的憂慮，也加深各界對於「不與中國脫鉤」的質疑。 新的反間諜法強化中共的獨裁 2023年新版的《反間諜法》有六章68條，比2014年公布的《反間諜法》（現行法律）的五章40條，共新增28條，修訂或拆分37條。章的目錄，由2014年版的總則、國家安全機關在反間諜工作中的職權、公民和組織的義務和權利、法律責任與附則，擴充為2023年版的總則、安全防範、調查處置、保障與監督、法律責任與附則。 針對「間諜行為」的定義，由2014年版（附則）第38條移列新法（總則）第4條。就此第4條，第2項增列「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第3項增列「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第4項乃全新一項，條文為「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針對國家機關、涉密單位或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等的網絡攻擊、侵入、干擾、控制、破壞等活動」；第6項為原本的第5項，更擴增「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或者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組織或者其他條件，從事針對第三國的間諜活動，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適用本法」。 簡之，新版「間諜行為」的標準，更加模糊與不確定性，無非予以主管機關更多的任意裁量權。條文中，增加「投靠」、「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利用公民、組織或者其他條件」等更模糊字眼；納入針對國家機關、涉密單位或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等的網絡等活動態樣；另，出現「針對第三國的間諜活動」。從法治國角度來看，自然不利於人民在意的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法律信賴保護原則。 除此，新法專設「安全防範」一章，揭示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等均有反間諜安全防範的主體責任；有關方面積極開展反間諜宣傳教育的職責，專門機關指導宣傳教育活動，切實提高全民反間諜安全防範意識和國家安全素養；明確重點單位的安全防範責任和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許可制度等。 新法亦增加反間諜調查處置的措施與行政執法職權。在「調查處置」一章，增加查閱調取數據、傳喚、查詢財產訊息、不准出入境等行政執法職權以及對發現的網絡安全風險等的通報和處置措施。 新的反間諜法加深世界對中國的不信任 從法的適當性來說，《反間諜法》是反情報（counterintelligence）法，主要就是在於防範甚至破壞敵人的情報工作。中共修法亦是修補中國疫後重新開放國門可能有的脆弱度。 原本面對西方社會的經濟戰與科技戰，中國發展要「自力更生」已是不易。「填飽肚子防作亂」，中共在「二十大」後放鬆疫情控制，從原本堅持的「內循環」主旋律，重新接軌「外循環」。期間，國際可見北京四通橋橫幅抗議、鄭州富士康工人血汗大逃亡與暴動、學生白紙運動以及近期的老人白髮抗議等，人民顯然出現有如文革後期的三信危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因此，不難想像，中共修改《反間諜法》的背景在於中國再次接軌全球化下「反滲透」的政權安全考量。 從法的效能來看，中共刻意擴充並模糊化間諜活動的界限，加大間諜處置等裁量權，無非以「嚴刑峻法」來防禦並擊潰敵人的情報活動。 新版反間諜法 體現中共領導的任意與獨裁 新法更著墨於社會層面對國家安全的主動盡心盡力，企圖利用全民的自覺自為與偵測，以更經濟效益的方式來進行反滲透。此等鼓勵人民抓間諜的作為，意在提高反情報全面嚇阻的可信度與能力。 當然，中共強化保密防諜等愛國教育的背後，有捍衛共黨政權屹立不搖的正當性思維，轉移與化消人民處於中國內部經濟與社會困境的不滿，合理化政府以戰狼之姿企圖改變國際秩序的諸端作為。 就合法性而言，新版進一步強調中共中央的領導，再次彰顯黨的一元化領導以及以黨代政的特色。從歷史脈絡來看，中國近年的改革就是社會向國家集權，國家向黨集權。此趨勢，其實反映著中共執政的不安全感。 新版反間諜法進一步強調中共中央的領導，再次彰顯黨的一元化領導以及以黨代政的特色，其實反映著中共執政的不安全感。圖為習近平3連任，上海傳有人拉橫幅抗議。(推特) 因此，師承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武器，《反間諜法》所指不僅是黨外的國內外社會，「刀刃向內」更包括震攝黨內的反習派系。畢竟，外部勢力與內部勢力之勾結與串連，已是國際情報戰的常態，滲透敵營、發展內間更是情報布建常見手法。 民主社會強調情報監督，仰賴國會、司法部門、媒體以及公民社會等方式，以避免情報機關假「國家安全」之名的違法濫權或決策者視情報為政治鬥爭的武器。但此等監督途徑在中國，如泥牛入海，因為無一不充斥黨的存在。 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社會組織內均有黨組織。全部姓黨，黨的意志貫徹一切。因此，司法根本沒獨立，國會只是橡皮圖章，媒體淪為傳聲筒，公民社會噤若寒蟬。有黨才有國，黨比法大，黨的政治安全才是根本。 縱然《反間諜法》依舊說明依法治國與人權，然而，跟黨站在一起才是人民，才配享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不跟黨站在一起，就是黨鬥爭的敵人。畢竟，黨的政治領導從來不只是道德勸說，綿密的組織存在以及黨管幹部才是黨政治控制的根本。情報必然政治化。 任意羅織間諜罪名 新法淪人質外交工具 如此看來，新版《反間諜法》更體現中共領導的任意與獨裁，其效應必然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所招致不單是破壞國際社會與中國交往的信心，也裂解中國內部人民之間的彼此信任。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任何人，只要在中國敏感地點附近拍照、製作地圖、在中國敏感區域與人交流、曾在社群網站批判過中共、與當地人交談敏感話題，甚至與中國公務員或國營企業員工聚餐時過於熱情，都有可能被中共羅織成間諜。 投資中國者，即使是單純的市場考察或資訊諮詢，也可能是間諜；台企在內的外企，其在中國的辦事處及人員，都可能因「行為不當」隨時遭到突訪、搜查，甚至是員工被拘留。就連到海外唸書的中國留學生都必須小心翼翼地刪除手機上的資料，以免回國後被當局強行拘留。 簡言之，沒說好中國故事，問題大了，管妳（你）是否是中國人。人人都可能是身分掩護下的間諜。誰可以接觸、什麼話題可以討論、接觸什麼是不違法、非法接觸後怎麼處理，包括法院在內的國家機關都姓黨，一切僅聽中共的隻字片語。《反間諜法》是中共極權統治社會的工具，更是針對外國進行報復以及逼迫對方談判讓步的人質外交工具。看起來，各國若真是追尋戰略自主，「不與中國脫鉤」的主張並非真正「避險」。 值得提起的是，反情報也是情報活動的一環。中共在戒慎恐懼外國情報活動滲透之時，更任意強制版的《反間諜法》亦有利於中共利用交流對外滲透。任何人，只要被中共情治體系盯上，均可威逼成為情報協助人員（線人、臥底），進行目標國的資料蒐集、分析甚至發動顛覆政權的秘密行動（如宣傳、政治、經濟、準軍事行動等）。升級版的《反間諜法》，更赤裸裸地彰顯世界為敵人。中國威脅成為國家恐怖主義。 作者》賴榮偉  政大法學博士、大學助理教授、台灣地方發展暨對外交流促進會理事、企業顧問、專欄作家

隨著香港政府在2020年一聲令下，宣佈改革通識科，不到一年時間通識科已被「斬件另上」，轉生成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並於去年9月開始實行，亦意味自2009年伴隨香港「三三四」新學制而生，曾成為多少莘莘學子高中三年必經階段的通識科，再過今年就將成為絕唱。而今年將面對公開試的中六學生，赫然成為了經歷通識必修的最後一批的「通識末代」。 曾在拔萃女書院任教的通識老師楊子俊，兩年前在筆者的另一個訪問中曾提到，他所任教的中學早在好幾年前起，已經開始逐步於低年級取消校內通識科的「銜接」課程，而那時還未有二零一九的花鳥風月。 所以對於通識之死，二零一九的一場浩浩蕩蕩迎來的新時代是因還是果，其實反而更加謎人，或者說通識的必需死只是時間問題，二零一九剛好是能圓了的藉口。也無必要令一切更體面，反正在老師眼中的「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在他們眼中只是「或者未來難做到更完美」。 卻又會此衍生出一個更值得細味的問題。 當年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時，面對通識科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多少社會賢達曾出言護航，將通識描繪得如風花雪月；當十年間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一一兌現時，是多少老師和學生共同迎刃，犧牲心血時間甚至成績；當十年後通識雖然未達當初所想，卻已有悠然秋色時，權貴欣賞過後感覺有點膩。 然後就沒有然後，推行的前特首大模廝樣地直認失敗，卻那些年的社會賢達以至問責官員，丁點的責任也無需負上，但又多少莘莘學子就淪在了他們自以為的「失敗」中。 訪問的最後曾問過老師們通識孰成孰敗，小說也有十數老師的回應，沒有老師給予一個肯定的立場，就恰如通識科的範本答案——傾向一方，很大程度，但總有自我駁論。其實無人能為通識的成敗作一定論，但如果跳出框架，跳出通識所教會我「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作為一個享受過通識「黃金世代」的過來人，我是如此想著： 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其實正活在最美好的年代，當然是比較上的，即使資訊月異，但是科技日新，我們正享受著多少前人所未有過的便利，那通識科上的六大單元概念，多少的出現都印證著當下世代和時期的美好：對公共衛生的重視、全球化的急速變迭、能源發展終於迎來的環保衝擊、甚至今日個人成長中越見平常的情緒病，無不提醒著我們正身處一個怎樣的時期世代。我不敢說沒有通識，學生們就會對此不再，但世間的美好，從來是先有知道，才能再談珍惜，而這些學生不正被剝奪知道的權利，也就被剝奪珍惜美好的感知。   作者》胡戬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不久前打開臉書，流量演算法讓你避無可避的，一整個版面都是《人選之人——造浪者》，長期以日劇伴餐的我，去年底已經見識過NETFLIX的「造浪」威力：W酒店外和西門捷運站的宣傳，硬是將《今際之國》爛到透的續集來個鋪天蓋地，起碼觀眾睇咗先；整體質素遠輸《silent》的《First Love初戀》，靠著用錢擲出來的各種硬件，亦在日本以外搶出一片天。讓人不禁聯想，起碼作為香港人會回想，這樣劇集內與外的既視感，香港其實曾經有過。 香港還是兩台壟斷免費電視時，還是一台獨大時，王維基曾經於2010年來勢洶洶地組建免費電視台，創立香港電視娛樂（簡稱HKTV），致力於改變香港的電視市場，並希望打破長期以來的壟斷局面。當時王維基投下巨資，引入新科技和創新節目，以吸引觀眾，並將節目製作水平提升至新的高度，致力於製作具有國際水平的電視劇和節目，更積極招攬了眾多業內精英和新進演員。 然而到2013年，香港特區政府拒絕為HKTV發放電視牌照，決定只向兩家其他電視公司頒發牌照，以「一籃子因素」將HKTV排除在外，引來軒然大波。事件引起公眾不滿和質疑，認為政府決策可能受到了商業利益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得公平競爭的原則受到損害，這是香港電視市場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爭議事件。 HKTV在籌備開台之初，已經先行拍下多套電視劇，質素在當年可謂超水準製作，無論在劇本選材、甚至拍攝手法都超前當時大環境的水準，但之後因為無緣在電視上播出，陸續在HKTV的網站公開，其中一套備受好評的，題材和《人選之人——造浪者》都是講選戰，而劇名亦正是《選戰》。 《選戰》講述香港政治選舉的背後故事，聚焦於政治人物之間的權力鬥爭、政治策略、以及選舉過程中的種種利益衝突。劇集以現實題材為基礎，勇敢探討香港政治現象，並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作出詳細刻劃，而時空背景的架構和想法更是一絕，想像的是假如2017年通過政改，在有普選特首的制度下，如何於2022年的特首選舉中搶得足夠的提名入閘，出線後又要如何應對民情。 《選戰》劇集在當時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口碑極佳。部分觀眾認為該劇集真實反映了香港政治生態，也展示了HKTV在節目製作方面的實力和創新精神。此外，《選戰》也因其敢於突破傳統電視劇題材的界限，將現實政治引入劇集中，使得其在香港電視劇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即使放在今日回望仍然堪稱神劇，尤其經歷香港政治多年的動盪，今日連民主選舉都不復於香港時。 所以香港人真的不用妄自菲薄，香港曾經有《選戰》的，各種意義上。   作者》布寒野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雖然1989年運動是中共建政以來一場最大的社會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參與人數在運動最高峰仍沒有超過人口的1%。從民刊在運動論述和組織方面觀察，可以解讀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本文基於《從民刊看1989年運動論述和組織（一）》，分析1989年運動論述和組織的問題。 1. 運動的最低綱領 「七條/十條」在運動初期成為動員學生持續遊行和靜坐的最低綱領。「七條/十條」提出了保護公民權利如表達自由、知情權、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然而這份綱領仍遺漏一些重要問題，個別條款也涉及運動目標問題，影響了對運動巨大潛在參與社群的動員。 除了條款中直選國家領導人之外，「七條/十條」欠缺了其他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民主的條款。「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是「七條/十條」中的敗筆條款。如果這場運動是以改變制度、爭取民主和平等作為目標，就不應該只陳列一個階層的經濟訴求，尤其這個階層相對比其他被壓迫階層有更多的話語權。 2.政權遮罩反抗資訊造成的論述盲點 在1989年運動初期主要是高校學生遊行前往廣場，在人大、中共黨政機構前靜坐請願和示威，受到這種機制和空間的制約，最低綱領也體現了這種因素的限制。在拉鋸戰階段不少論述補充了「七條/十條」中「公佈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的具體論述，如〈官倒內幕〉以及揭露中共裙帶關係的大字報和傳單的傳播。 但是，拉鋸戰和持續階段的論述中極少論述中共制度造成對全民系統和持續的經濟剝削，尤其是針對最底層勞工群體如農牧民、農民工和臨時工人的多重盤剝。在中共體制下這些群體數量占勞工階層的90%以上，他們缺乏人身和遷徙自由，生存狀況更加岌岌可危。 針對中共憲法和宣傳中「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謊言，民刊論述對中共這類謊言缺乏辨析，未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中共專制對公民權利系統性的剝奪。運動論述中也很少解讀中共操控憲法，憲法實質淪為中共統治的工具；也未解析憲法為什麼沒有罷工自由的條款，為何中共在現實政治中鎮壓獨立工會和獨立勞工網路、壓制勞工集體談判權利，關押勞工活動人士。 中共宣稱黨國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其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89年運動論述中有包括中共太子黨的假公濟私，但是沒有辨析中共所稱「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麼。1989年民刊缺乏對這個問題的清晰論述。然而，這些問題在運動爆發前已經有知識人論述了，但由於缺乏傳播，在拉鋸戰和持續階段中，運動論述沒有承接運動前的這類論述，更無從分析和發展以往這方面的民間論述。因此四二七遊行中仍有不少「擁護共產黨領導」一類的標語，在5月中旬，仍有示威者舉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畫像參加遊行。 北大歷史系學生張曉輝在1986年初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小組，發表了《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宣言》，綜述如下：根據《資本論》和吉拉斯的《新階級》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中共是專制政黨，只維護自己的利益，剝削和壓迫工農和其他階層，因此中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而是官僚特權階級，中共宣稱的公有制實質是官僚所有制（官有制），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需要發動被壓迫的社會各階層，在軍隊中宣傳，使士兵自己脫離依附狀態，共同推翻中共，建立平等的社會。 中共宣稱黨國體制是「工人國家」，而運動民刊缺乏對這個問題的辨析。即使在絕食、佔領廣場上期間，仍有許多國營工廠工人還誤認為自己是「“主人翁”—國家的主人，還在糾葛于“主人”是否應該罷工」。在六四鎮壓前，極少有工廠工人集體罷工，國營工廠連怠工也極為罕見。 拉鋸戰和持續階段論述極少涉及農民問題。事實上，在運動爆發之前，農民再次面對愈來愈嚴重的制度性盤剝。一些地區農民已經開始反抗政府打白條和沉重的稅費。曾經在1980年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張中天，在河南等地組織農民反抗。1988年，張中天被判刑十年。 3.缺失其他重要問題的論述 四二七遊行參與的社會階層擴大，已經有大量市民和工人參與，運動論述本來應該抓住機會，進行工作場所的自治論述，並說明學生應該採取的策略，連接工作場所的自治網路。但是運動論述缺乏這個維度，運動中後期主要論述再次將廣場作為運動的中心，喪失了真正升級的論述基層獨立網路和組織。運動中期更多依靠對話論述，但是這種對話論述，主體還是學生與政府之間，而不是勞工階層中有機知識人在自己階層中建立基層網路。這種缺失的論述，喪失了在工作場所推廣自治的時機。六四死難者和政治犯包括工人、市民和農民。這些人士基本都是個人參與，很少觀察到基層工作場所的廣泛動員。 中共對學生對話要求敷衍的根本原因是學生自組織以及發動的示威規模尚未對中共控制社會形成挑戰。在缺乏廣泛社會動員的情況下，運動的持續階段只有新聞記者加入。在此情況絕食悲情也只是感染效應，不能促發建立社會各階層基層獨立網路的可能性。 1989年民刊論述匱乏的議題還包括平等問題，包括社會等級、族群等級、城鄉等級問題。運動民刊也缺乏女性議題視野。從中共建政以來，女性一直遭受系統壓制和歧視。從1980年代中期，已經呈現制度性販賣女性的現象，包括針對弱勢族群女性的販賣。 4.從民刊看運動論述和組織問題 在戒嚴階段，民刊論述主要集中在反對戒嚴的論述，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取消戒嚴，號召民眾堵軍車，要求軍隊退回原地。在5月下旬，學生未能撤離廣場，民刊論述爭論是否繼續堅守廣場。堅守者期待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將七位退役上將反對軍隊開槍的消息，變成了軍隊不可能開槍的依據。 而希望撤離者預估中共會殘酷鎮壓，結局使民間獨立活動中斷，喪失積累的力量。在趙紫陽已被迫下臺，人大委員長萬里被控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連署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被壓制，堅守廣場沒有意義，應變換抗爭空間。 89年運動論述在最低綱領之後，應修訂和發展運動的目標論述，形成升級的運動綱領；從分析根本的制度和社會問題入手，同時把握時機將這些問題與不同社會階層、族群和性別議題連接，論述建立工作場所的自治網路、組織草根運動的必要性，打破中共對基層的控制，這是真正改變的開始。 運動論述不應將某一次活動標定為畢其功於一役，將運動中心始終固定於特定公共場域的論述更是迷失運動的目標和方向。雖然某些公共場域在某種情況下成為快速動員的空間，但是從運動目標著眼，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工作、學習和居住場所的自組織網路，並連接這些反抗網路。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香港超級足球聯賽終於完季，各種形式上複雜，也極具話題性的一季，但細心想來，也只是從疫情復常的第一個球季，踢得完，有驚喜，有希望，或者也不得強求太多。 先講講流浪，聯賽最後一週乘著南區兵敗港會，壓過南區躋身第三時，銀牌（即香港版的足總盃）亦氣走對手殺入決賽，肯定出戰來年洲際級賽事，雖然只是從外圍賽打起，但班主莫生早前揚言「有得踢賣咗層樓都去」，對球迷而言當然是最好的消息。球市一片淡夕，四隊亞冠盃資格，卻湊夠三隊已是年年目標（要取得三個亞冠盃參賽資格，各國聯賽需要至少有十二隊球隊），取得資格後，出國和補強又是一筆大數，放眼香港球隊的財力，流浪來季亞冠輸得再恥辱也得支持，是支持一種精神。 來到季尾港超迎來高潮，兩場比賽同時Fullhouse全場滿座，傑志對理文的港超爭奪戰，交出如此成績並不出奇，晉峰對U23憑著樂天女孩的叫座力硬是塞滿一個青衣運動場，上次青衣會滿座，也要數到科蘭來港效力時。以前常有提倡辯論港超球隊也搞啦啦隊，今次借外援的實驗，算是終結辯論…嗎？說穿了目前港超最緊要就是拯救入場人數，其他已非質的問題，但質的問題現在放在眼前。 今年港超平均入場人數僅得750多人，還是建基於最後傑理的6000多人一次過將均數多拉50多，如非傑志季尾內訌影響成績，或者理文保持強勢，將聯賽冠軍懸念帶到最後一週，加加減減，上不堪數字肯定回到2010年，就是港足冰河時期的最後一年，之後東亞運港隊奪金，連年入場數字都基本在1000上下。 問題說到底也是雞先蛋先，今季比賽可觀性之低，是身在海外的有感，那些大比數交易的賽果，聽落刺激，就是實力懸殊的最好證明。東方季前美其名的「半青春班」，南區連爭幾季亞洲賽資格未過需要節流，大埔甚至到季尾仍在醞釀自降，還有深水埗這種明擺著湊數的，反而不用過份苛刻香港U23，那一梯隊過去三年踢過的高強度比賽屈指可數，年輕球員不會一瞬間成長，有一個可以讓年輕球員成長，又有老將指導的空間，怎說也是好事。 反而當整個港超聯賽實力明顯斷層，傑志在轉會策略和減少投資下盡買「入籍兵」，固然變相扼殺香港本土球員機會，也是惡性循環，實力最好的香港籍球員都在同一支球隊「屈機」，長遠對國家隊也不見得是好事。 亞洲盃在明年初，分組對手也落定。作為二十四隊中實力最弱一隊，抽中任何對手都是越洋難踢，更要想的仍是如何持續打入正賽。或者重推當年的「雙料娛樂」，將賽程安排至方便球迷接連觀賞兩場比賽，反正今年為遷就球客「睇女」都可以特別調動，球市冷淡是客觀事實，但仍有不少條件是主動創造。   作者》布寒野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曾是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中的第二大政黨「公民黨」，本週宣布將面臨解散的命運，其實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境內包括政黨、媒體、工會、教會等公民團體及社會組織，都被迫關閉或解散。台港兩地人士今天(17日)都指出，看不見香港公民權和言論自由的未來。#記者程寬仁採訪報導# 沒有解散 也恐被政治抹黑 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起施行，去年6月有一項調查統計，起碼有58個公民社會團體陸續解散，像是香港職工總會、支聯會、民間人權陣線、香港蘋果日報，及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等，即使有想要硬撐下去的團體，大多也面臨「名存實亡」，香港民主堡壘徹底崩塌。 曾任香港蘋果日報記者的梁嘉麗，日前來台創立網路媒體「光傳媒」(Photon Media)，她表示，大多的香港公民團體在去年解散了，少部分還存在的團體，主要還有財物、文件等程序面需要處理，像是「公民黨」也宣布將在5月27日討論解散事宜。梁嘉麗：『(原音)公民團體或者是這種黨派，他們的存在其實也沒有什麼未來，可以這麼說。』 梁嘉麗指出，香港的公民社會團體已沒有發聲的機會，能幫助的地方也已經不多，而且還要擔心被政治抹黑，她知道上週在香港就有一個公民團體，長年幫助一些民眾改善居住問題，或向政府提出相關訴求，結果有媒體就指控這個團體，利用房屋議題攻擊政府政策，或直指對方是獨派，但這其實是這個團體每年都在做的生活援助，未來恐變成不能說太多，也不能做太多。 言論自由惡化 想遊行要掛牌掛繩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則提到，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是在低迷中，還一年比一年更加倒退，例如有位留學日本的港生因相關言論，在回到香港後就被禁止出境，而人民能否行使言論自由，是反映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有無基本人權的指標。施逸翔：『(原音)如果在這個國安法的狀況下，人民沒辦法自由的行使這件事情，其實它就無法反映更多基本的人權，它確實就是一個持續惡化的過程。』 施逸翔也觀察到，港府試圖想讓外界感覺他們還是有提供人民和平集會遊行權，所以前陣子核准了一些遊行活動，但嚴格限制相關方式，最後形成「把自己圍起來」的「掛繩遊行」。施逸翔：『(原音)有新界將軍澳的居民反對填海的遊行，然後他要求所有的參與者要配戴號碼牌，每個人要有個號碼，不可以戴口罩、不可以穿黑衣服，而且把人數壓低在100人。』 新版反間諜法對港人衝擊 看法不一 香港國安法即將在6月底施行滿3週年，新版反間諜法緊接著要在7月1日上路，施逸翔說，香港國安法本身已經很糟了，新版反間諜法可能會讓港警更加擴張公權力，而任意對待他們想針對的人，對香港公民肯定會是很大的警訊。 梁嘉麗則認為，新版反間諜法對香港人的影響不大。梁嘉麗：『(原音)我覺得其實現在國安法的破壞已經很大，所以這個反間諜法，我覺得香港人應該覺得都差不多，都是大概這個樣子的事情，就是你抓他是用國安法，或者煽動什麼罪名，或者說你是間諜還是什麼，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 梁嘉麗說，新版反間諜法可能對台灣人或其他國家的人影響較大，他身邊有些台灣朋友現在搭飛機就不敢在香港轉機，深怕會在轉機時發生危險，或以反間諜法被抓。 施逸翔強調，香港政府為了執行國安法，這幾年的作為都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他呼籲港府，不要忘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另外，他也想呼籲台灣政府部門，現有的援助港人專案，應當視情況進行滾動式調整，才能持續聲援香港人民。

媒體報導，俄羅斯海參崴將成為中國內貿跨境中轉口岸，將使得沒有出海港口的中國吉林省及黑龍江省受惠最大。不過，德國資深媒體人史明卻認為，海參崴對於中俄在地緣軍事上的意義，絕對遠遠太於任何經濟層面，而內貿跨境中轉或許只是一個開始，未來中俄一旦在海參崴展開軍事合作，必定為東北亞整個地緣政治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記者程寬厚的報導# 海參崴供內貿中轉 中國稱經濟利多外交勝利 媒體報導，中國海關總署2023年44號文件公告，同意吉林省進一步擴大內貿貨物跨境運輸業務範圍，增加俄羅斯海參崴港為「內貿貨物跨境運輸中轉口岸」。消息傳出後，引發外界熱議。 除了認為這將為沒有靠海的中國吉林省和黑龍江省打開出海口，大大降低運輸成本外，同時也能增強這兩地製造業的競爭力。尤其對於海參崴成為中國內貿跨境中轉口岸，更有許多中國小粉紅簡直樂壞了，解讀這是海參崴自1860年清政府割讓給沙俄，時隔163年後，回歸中國懷抱，是中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 內貿帶不動中國經濟 專家更打臉外交勝利說 不過，德國資深媒體人史明卻打臉這樣的看法，強調以海參崴深水不凍港的優越條件，卻只做為內貿之用，連出口產品到其他國家都不能，這對中國經濟根本沒有太大的意義，而且也讓人覺得事有蹊蹺。至於中國小粉紅的反應，那更像是一場誤會，非常令人尷尬。 他說：『這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它並沒有還給你，它只是說你可以用，而且剛才已經說了，你還不能用在外貿，你只能用在內貿，那這個在多大程度上，是俄羅斯對中國的一種讓步，這個現在很難說，但是已經在中國國內，引起了一片各種各樣的愛國主義評論，說這是中國外交的最大勝利，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深究的事情。』 昔日征服者 俄如今迫於現實向中示好 海參威曾是中國城市，清朝末年被沙俄透過不平等條約納入圖版，甚至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文的意思就是「征服東方」，現在已成為俄羅斯在遠東最主要的城市。 媒體分析，儘管從沙俄到蘇聯，再到俄羅斯，俄國都一直嚴防中國影響力在遠東坐大，但在美歐空前嚴厲的聯合制裁壓力下，為了在遠東打開局面，緩解經濟與財政困境，同時也為取得中國戰略性的支持，俄羅斯不得不透過有限放開海參崴，以便向中方展現某種姿態。而這個動作和黑龍江跨境大橋通車，及中俄「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的開通，都具有高度相似的背景。 時空大不同 中俄軍事戰略合作角色易位   然而，這種在經濟上的開放合作，有可能延伸到軍事戰略上嗎？ 國家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舒孝煌就分析，冷戰結束後，中國確實需要依賴俄羅斯提供包括戰機等相關軍事技術，但卻沒想到日後，中國完全沒有尊重智慧財產權，逐漸山寨仿製，使得中俄合作關係告吹，但近年來，隨著中國軍工產業逐漸成了氣候，再加上俄羅斯因俄烏戰爭受到西方制裁，讓過去這種合作依賴的角色，未來恐怕會出現180度的大轉變。 他說：『現在看這個俄羅斯戰爭，可能情況會變得反過來，會讓俄羅斯某種程度上，必須要依賴中國，第一，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禁運，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禁運，讓它在武器系統精密電子零件上面，可能導致供應中斷，而且即使俄羅斯戰爭結束，恐怕短時間也很難恢復過來，反過來看，中國的電子產業，比俄羅斯要進步很多，雖然它也因為美中貿易戰的關係遭到一些制裁，但是總是比俄羅斯好一些。事實上 ，從烏俄戰爭也可以發現，俄羅斯的武器似乎不像它宣傳的那麼好，而且它的武器彈藥也消耗很多，它的很多新式裝備的換代，其實也並不是那麼順利，所以未來可能雙方的合作關係，也許會重新恢復，甚至變成反依賴的關係也說不定。』  美日韓同盟進逼  中俄海參崴軍事合作反制? 對於中俄的軍事合作，史明也持相同的看法。史明分析，海參崴是俄國太平艦隊的總部，其所具備的軍事地緣政治意義絕對高於一切，而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和中國的關係，更可以說是中俄在地緣政治最緊密的一塊，他觀察到，2022年底，到2023年初，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和中國艦隊共同巡洋到了阿拉斯加附近，再轉回來繞著日本的輕津海峽，這是一個非常公開的動作，很明顯就是要對抗美日。因此他認為，面對美日韓聯盟的步步進逼，中俄在海參崴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非常高。 史明說：『它(海參崴)是深水不凍港，大噸位的船，無論是民用軍用的都可以進去，進出毫無障礙，而且在地緣安全上來說，它是被3個國家所環繞，這3個國家走得很近，就是朝鮮、中國和俄國，也就是說它受到敵方的近距離攻擊的可能性並不大，它既安全又有充分的能力，所以中俄海軍共同使用港口的遠景是非常好的，而且中俄也有地緣的需要，比如說中俄都希望能夠聯合兩國的力量，去對付日本、韓國、美國，這3個國家的威脅，那麼順理成章的去想下一步它的合作，或者現在它已經秘密形成的合作內容，有沒有包括這個海港，我認為，包括這個海港的可能性極高，假如現在沒有，未來合作的可能性也極高。』 中俄鴨子划水 一旦成形衝擊東北亞地緣政治 史明強調，目前中俄的軍事合作，因俄烏戰爭的關係，以及在西方國家的緊盯下，不可能明目張膽，但等戰爭告一段落後，雙方的實質軍事合作就可能會浮上檯面，尤其從海參崴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來看，絕對會給東北亞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

(續上文) 其中一個筆者感到台灣的音樂祭十分具有感染力的因素便是台灣的樂迷。這次音樂祭中，參與的樂迷都非常投入，無論是 Mosh Pit、Circle Pit 還是 Wall of Death 甚至衝浪，在音樂祭的樂迷們都十分熱情地參與其中，相比起香港音樂節中很多靦腆和放不開的樂迷，台灣的樂迷顯得全情投入，甚至有些死忠粉絲可以完完全全地將整個setlist歌曲的歌詞和樂隊同步唱出，霎時令這次音樂祭的感染力不斷上升。雖然不限於音樂祭中，單是筆者想提出的是台灣的樂迷基本上沒有 Gatekeeping 的文化 (老樂迷對於新樂迷作出排擠)。大家對於新樂迷都十分友好和包容，熱情地歡迎每個新成員，更會積極介紹喜歡的音樂作品。我覺得這個友善的環境更會鼓勵樂迷們不斷探索新音樂，這也或許是為何台灣的音樂文化如此蓬勃和生生不息吧！ 不過有讚就有「彈」，這次音樂祭的確是有一些不足之處筆者認為可以改善。其中首要的便是演出音質的問題。是次音樂祭並不是在傳統的音樂祭場地舉辦的，而是在鬧市中，而音樂祭中的三個舞台的地點、結構和大小完全不同，音質比較發散和稍差可說是無可厚非，但筆者在場地的中後排已經無法辨清音樂，樂隊的音色顯得泥濘混亂，各個樂器的聲音頻率亦常常「打架」，筆者認為主辦方在下次同地點舉辦活動時可以考慮對場地本來不太優的聲場 (Acoustics)作基本處理，否則使用再好的設備也是徒勞。 其次便是場地大小的問題與匹配的演出團體。這次音樂祭的參加人數甚多，可是筆者注意到一些比較受歡迎的樂隊演出的場地容納人數過少，即使在場地外然後有大批樂迷面向舞台聚集，再加上不太好的聲音處理，或許會令某些樂迷失望，而一些樂迷較少的演出團體卻被分配到一個較大的場地，配上較為分散的聽眾，觀感和氛圍始終差了一些，希望這次主辦方可以考慮更多這些細節上的小小問題，在下次的音樂祭可以更上一層樓。 這次的音樂祭初體驗，對我來說是一次正面的經歷。這次經歷讓我瞭解到更多台灣現場音樂產業的現狀，並讓我真切地感受到台灣音樂祭的感染力和過人之處。筆者只能慨嘆香港的現場音樂產業對比台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希望各位讀者可以多多支持你們的本地音樂人，讓他們在音樂這條路上多一些鼓勵和支持。最後，若有機會，當然要在台灣參加一次振奮人心的音樂祭！ 作者》阿朵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