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共建政以來，中國與美國、俄國兩國的三角關係走了一個曲折的歷史道路，而中國通過這70年來曲折的外交歷程，在這期間，中共利用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和後冷戰時期全球化的浪潮，以自己的大國地位，成功地分階段地以「兩邊通吃」的手段，在國家層面實現了自晚清以來歷代中國為政者們夢寐以求的「富國強兵」之願望，對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做一個大概的歸納，同時也對未來的中國走向做個預測。
中共外交史第四階段：1980年代對外開放國門、開展全方位外交
1976年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政壇發生巨變，追隨毛澤東路線的文革派被逐出政壇；1977年鄧小平復出；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象徵著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1979年初中美的建交以及隨後的鄧小平訪美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最初幾年，中國依然奉行親近西方，敵視蘇聯的外交政策。1978年底越南推翻了紅色高棉政權，使中國在柬埔寨的外交受挫，於是在鄧小平結束訪美之後，對越南發動了爲期17天的邊境懲罰戰爭。這是一方面爲了幫助陷於困境的紅色高棉、另一方面也是給剛剛建交的美國送上了一個「投名狀」，這與毛澤東介入韓戰給蘇大林的「投名狀」如出一轍。這個投名狀得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爲當時的美國因越戰的失敗顔面掃地，中國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從某種意義上也算是為美國挽回了面子。因此西方世界把中國視爲自己陣營中的一員。接著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又與美國、西德、日本等西方國家一起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同一年，中國領導人華國鋒出訪日本時，日本記者問道：如何看待日本軍費開支問題時，華國鋒回答說：日本是否增加軍費開支，這是日本的内政，中國不予干涉。當時的中國爲了抗衡蘇聯，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下，鼓勵日本增加軍備。但是因爲日本憲法對軍備的限制，日本國内輿論對增加軍費抵觸很大，因此華國鋒以「不干涉内政」作爲外交辭令回避這個敏感話題，但對此真正的解讀是中國希望看到日本增加軍費開支。由於1979年的中越邊境之戰暴露了中國軍隊的缺陷，爲此1981年9月中國在河北張家口舉行了一場罕見的大規模軍演，而這個軍演就是針對當時部署在中蒙邊界的蘇聯軍隊為假想敵。鄧小平曾經對西方記者這樣說：「我這輩子是不會看到中蘇關係的改善了，華國鋒主席也不會看到了。」
不過，中國政府也意識到了，向西方世界敞開門戶會動搖共產黨的統治。1979年前後北京曾經有過曇花一現的「西單民主墻」，它一度曾被視爲中國走向言論自由的第一步。然而好景不長，1979年春，中共抛出了「四項基本原則」的紅線之後，「西單民主墻」隨即被取締，異議人士魏京生被審判（審判魏京生是一個歷史座標，它象徵著中共成爲「笑面虎」之後的第一個因言獲罪者），這向外界表明中國不會接受西方世界的價值觀，這無異於給樂見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澆了一盆冷水。
但是中國領導人也很清楚，爲了實施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所制定的全力發展經濟的戰略國策，從西方世界引進資金、技術，向西方世界派遣留學生，全面擴大與西方世界的合作交往必不可少。因此，即便是在價值觀取向與西方世界相衝突，中共政權依然在表面上繼續維持與西方世界的正常友好關係。這個外交政策貫穿了整個1980年代。其中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1984年美國雷根總統和1986年英國女皇的訪華。由於中國實行了開放政策，西方世界開始對中國進行真正的援助與投資，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從西方世界獲得了經濟潤滑劑。另外，中美兩國還在軍事方面進行了合作，1986年美國與中國簽署了價值5.01億美元的合同，美國為中國的兩架“殲八2”戰機的航空電子設備提供升級，升級設備包括雷達、慣性導航設備、平視顯示器、大氣數據計算機等。原計劃1991年交付給中國，後來因爲六四事件，這項軍事合作中止.但是中國軍方在此過程中獲益匪淺。
在對待西方世界中，中國重點對日本進行了戰略性的「情感投資」。1984年10月受到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邀請，日本三千人青年代表團進行了友好訪華。我當時作爲一名隨團翻譯參加了這次活動，現在被稱爲的「團派」總理，當時擔任中華青年聯合會副主席的李克强也參加了這次全程活動。這種聲勢浩大的「大撒幣」式的友好外交規模，在中共外交史上可謂空前絕後，1984是中日關係史上最爲「甜蜜」的一年。中國的這種「情感投資」得到了豐厚的回報，1980年代當時日本對中國無論是民間投資還是政府經援都遠遠超過其他西方國家。那時在日本經常舉行的民意指數調查中，每次調查結果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好感度高達80%，認爲中國是對日本友善的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僅次於美國。在1980年代，雖然中國與西方世界處於蜜月期，但是對中國國内的人權狀況，歐美等西方國家經常會發出批評譴責，然而在日本，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很少聽到對中國這方面的公開批評。這是由於一方面中日正值蜜月期，同爲東方人都重視面子，日本不願意因爲中國人權問題捅破了這層「中日友好窗戶紙」；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過去中日戰爭的歷史，作爲日本人多少對中國懷有負罪感，而難於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發聲。當時中日雙方還各自成立了「中日21世紀友好委員會」，聲稱中日兩國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諷刺的是，時光還不過20年，這層「中日友好窗戶紙」就被中國外露的獠牙給刺破了。
另一方面，與蘇聯陣營的共產國家最初雖然依舊對立，但是1981年波蘭團結工聯事件是中國與蘇聯關係改善的一個歷史轉折點。1981年12月波蘭政府在蘇聯的壓力下，宣佈在全國進行軍管戒嚴，取締團結工聯，之後，西方世界隨即對波蘭實行了經濟制裁。國際輿論原來認爲中國會與西方世界採取同步政策。但是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馬上給予波蘭肉類等食品的經濟援助。這個舉措讓當時的冷戰陣營雙方都大感意外。
其實，中共這個令國際間出乎意外的外交舉動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爲，中共雖然表面上保持著與西方世界的友好政策，但是從内心深處一直對西方世界保持著敵視。1980年夏天開始爲期一年的波蘭團結工聯運動讓中國高層惶惶不安，他們擔心這股自由化浪潮會波及到中國，而波蘭當局最終對團結工聯的鎮壓是北京中南海所樂見的。因此，在波蘭遭到西方世界制裁之際，中國馬上就給波蘭共產政府「雪中送炭」。這個舉動也向蘇聯表明了，我們是真正的盟友。如前所述，在中共高層的正統官僚當中不乏親蘇派，其中陳雲是典型代表。在文革結束之後，他就提出要與蘇聯「破鏡重圓」。1981年作爲毛澤東路綫的忠實執行者、被稱爲「凡是派」的領導人華國鋒被逐出政壇之後，以陳雲為代表的正統官僚派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改革派成爲了駕馭中國政壇的雙套馬車。在這個情況下，緩和與蘇聯關係的外交政策就被拿到檯面上來了。
在中國釋放出和解信號之後，蘇聯也隨之做出積極回應，這就是1982年3月2日布里茲涅夫發表的「塔什干講話」。1982年5月北京舉辦了一場國際田徑友好邀請賽，這場邀請賽破天荒第一次邀請蘇聯國家田徑代表隊來北京參賽。這是自1960年中蘇關係冷卻之後，首次邀請蘇聯體育代表團來華參加友好比賽，當時的中國官方報刊還特地在頭版配以照片對賽場上的蘇聯運動員進行了報導，這讓人想到了11年前中美乒乓球外交。1982年11月布里茲涅夫去世，中國中央電視臺馬上做出報導，稱贊布里茲涅夫主席為緩和中蘇關係做出了貢獻。這當時讓我也大跌眼鏡，因爲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整個1970年代，布里茲涅夫在中國媒體上一直是凶神惡煞的形象，而轉眼間，布里茲涅夫又成了和藹可親的人。可見中共宣傳變臉之快。隨後，中國派出了外交部長黃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布里茲涅夫的葬禮。這是自1964年以來，中國第一次派出最高使節去莫斯科。
之後，中蘇兩國就開始逐漸朝關係解凍方向發展。與西方世界相比，中蘇之間不存在著敵對的意識形態。但是在鄧小平眼裏，中蘇關係的全面改善還存在著所謂的「三大障礙」，分別是：蘇聯在中蘇邊界和中蒙邊界陳兵百萬，威脅中國的安全；蘇聯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蘇聯入侵阿富汗。鄧小平認爲這「三大障礙」不消除，中蘇兩國就無法完全回復到正常關係。雖然存在著「三大障礙」，但是中蘇兩國關係的改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中國與蘇聯的文化、體育和其他方面的雙邊交流日益頻繁。除了蘇聯之外，與蘇聯的東歐衛星國之間的政府高層互動也頻繁展開。自1986年至1988年的兩年期間，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東德的昂納克、匈牙利的卡達爾、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薩克以及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等這些曾經被中國罵爲「東歐修正主義國家」的共產國家領袖相繼訪華，在蘇聯之前，中國先與這些東歐共產國家恢復了兩黨關係。到了1989年，中國認爲中蘇之間的「三大障礙」已經全部解決，正式邀請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在他訪華期間，中國稱他為：「戈巴契夫同志」，以此表明中蘇已經恢復了兩黨的正常關係。
毛澤東時代將近30年的外交史是中國經歷了投蘇反美、反蘇反美、聯美抗蘇這樣一個曲折迂迴的歷程，這種反覆無常的外交行爲，讓國際社會對中國感到困惑和不解；而1980年代隨著中國開放國門，加强了與西方世界友好關係的同時，與東方陣營的關係也大大改善，再加上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地位，使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八面玲瓏，恢復了一個正常國家的面目，這段時間的中國外交是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黃金年代」。
中共外交史第五階段：1990年代擺脫「六四事件」危機，經濟高速發展
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標誌著中蘇兩國徹底結束長達20多年的敵對關係。然而戈巴契夫結束訪問之後不久，北京天安門就發生了「六四慘案」。事後鄧小平稱這次學潮是受到了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的影響。他所説的國際大氣候是指戈巴契夫上臺之後，推行了「公開化」的改革政策，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之下，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從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並在1989年4月被推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蘇聯的國内政治局面開始有了鬆動。在東歐，波蘭重新開啓了團結工聯與政府的圓桌會談，並進一步準備在1989年夏天舉行波蘭共產黨執政下的第一次大選。
戈巴契夫在上臺之後之所以推動改革，是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一個壓力是來自於蘇聯國內，長期以來經濟停滯徘徊，車諾比核泄漏以及長年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淖等諸多矛盾；另一個壓力是來自國際，而國際壓力又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於雷根政府發動的「星球大戰計劃」引發了美蘇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使蘇聯不堪重負，迫切需要和緩美蘇的緊張關係；另外一方面是看到鄰國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之後，經濟開始起飛，與經濟停滯不前的蘇聯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此，蘇聯學術界和政界有識之士都感同身受，他們對改變蘇聯現狀都有著迫切感。但是，蘇聯改革模式與中國不同，它不是從經濟改革著手，而是以緩和國際局勢，鬆動國內僵化的政治體制為開端，這反過來又影響和加强了中國國內要求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呼聲。
「六四事件」給當時的東西方世界都帶來巨大震動。中國政府通過它告訴了西方陣營，中國絕不允許西方的價值理念在中國落地生根；它也告訴了蘇聯陣營，天安門模式就是維護共產黨統治的最終模式。
對西方世界而言，他們原來以爲通過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可以最終邁向民主化道路的中國熊貓卻是一個最終露出了青面獠牙的魔鬼；對以蘇聯爲首的東歐各國而言，當他們正面臨著歷史巨變的關口時，「六四事件」給了這些國家一個歷史選擇。對「六四事件」，東歐各國反應不一，波蘭和匈牙利譴責中共的暴行；東德的昂納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表示支持中國。
在「蘇東波」運動中，「天安門陰影」揮之不去，曾經參加過東德萊比錫民主遊行的人士回憶道：當他們走上街頭時，他們擔心「天安門屠殺」也會降臨在他們頭上。幸運的是東德和捷克的變革是不流血的「天鵝絨變革」，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卻像鄧小平那樣向自己的人民舉起了屠刀，不過他的最終下場大家都已得知。
「六四事件」未能阻擋東歐共產陣營的瓦解和蘇聯帝國的崩塌。1989年至1991年的兩年期間，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一方面是因西方的經濟制裁導致的國際孤立，另一方面原本按照中共保守派元老陳雲的主張，打算重新回到蘇聯共產陣營的時候，共產陣營卻土崩瓦解。1989年好不容易稱蘇聯領導人為「同志」，可轉眼之間蘇聯帝國灰飛煙滅。中國不但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孤立，也失去了共產陣營的盟友。而後者對中國的打擊尤爲嚴重，蘇聯的垮台使得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中國的法理基礎。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1989年10月以私人身份訪問了中國。他向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楊尚昆表示他對中美關係前景的擔憂，他當著楊尚昆的面毫不客氣地譴責天安門屠殺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以前中美兩國雖然制度不同，將兩國聯合起來的動因是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敵人——蘇聯，而當這個共同敵人消失之後，那麽今後中美兩國的合作根基何在呢？
當時的西方主要國家都對中國實施了經濟制裁，但是美國和日本這兩個重要國家卻對制裁中國表現得最爲消極。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尚在北京戒嚴期間，就向中國派遣了特使，從而引起了西方輿論的譁然，人們稱布希的行爲是向北京叩頭。在他四年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每年美國國會通過取消對華最惠國貿易的決議，但由於每次都不夠三分之二票數，因此被布希總統屢屢否決。
日本社會輿論雖然對天安門屠殺感到震驚，但是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學界都認爲，中國與蘇聯和東歐不同。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只能是參照韓國、台灣那樣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亞洲式的漸進發展模式。不應該孤立中國，而是繼續給中國經濟援助，中國經濟發展起來了，中國就會像韓國那樣步入民主化道路。因此，日本經濟界繼續為中國輸血打氣。1992年中日建交二十週年之際，日本天皇有史以來第一次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日本天皇的訪華使中國徹底擺脫了「六四事件」造成的孤立局面。在「六四事件」中，日本扮演了為中國解圍的角色。
面臨著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中南海決策人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它對外不再宣傳共產主義，取而代之是鼓吹民族主義；對內則大力發展經濟以加强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對待鎮壓八九民運這方面雖然陳雲與鄧小平站在一起，但是事件發生後不久，兩個人就中國未來的發展發生了分歧。在國内政策方面，陳雲要求徹底檢討開放以來的各項政策並主張回到1979年之前計劃經濟，因爲陳雲爲代表的强硬保守派認爲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經濟自由化成爲了政治自由化的溫床；在國際外交方面，這一派主張重新站到意識形態相同的蘇聯陣營方面，這無疑與鄧小平藉助西方世界的經濟力量來協助發展中國經濟的戰略方針發生了尖銳衝突，這等於將10年以來的鄧小平的政治資產一筆勾銷，因而遭到了鄧小平的强烈反彈。在六四事件之後的一次高層會議上，鄧小平堅稱：十届三中全會以來所有的政策一個字也不能改！針對陳雲要求重新和蘇聯結盟的建議，他提醒陳雲；「你看看蘇聯，它都要向美國乞求援助」。「六四事件」雖然宣告在中共領導下任何政治改革之路都被堵死，但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標誌著中國的經濟改革度過了六四之後的「冰河期」，而西方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也由過去的以共同抗衡蘇聯爲主的冷戰時代模式轉換爲以追求彼此間經濟利益的後冷戰時代模式。
至於美國，1993年柯林頓總統上台之後，雖然最初對中國表達强硬姿態，顯示與老布希對華政策的不同，但是入主白宮之後不久，就在華爾街和美國其他經濟界的遊說之下緩和了對華關係，1994年5月他宣佈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同時，並宣佈貿易與中國人權記錄脫鈎。在這之前，當美國國會每年都在討論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記錄時，中國總是象徵性地從監獄釋放幾個被國際關注的政治犯來做交換，以爭取貿易最惠國的通過。而當柯林頓總統宣佈不再將貿易與人權掛鈎之後，中國就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乾脆連這樣的「人質外交遊戲」也不玩了。2000年5月，美國衆議院以83票贊成、15票反對的結果通過法案，給予中國永久貿易正常關係（PNTR）地位。四個月後，參議院以83比15的投票結果通過這項法案。同年10月，柯林頓總統簽署了《2000年美中關係法》。同年又促成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中國納入了西方世界的國際體係，這好比是將中國這個「壞孫悟空」吞到了西方世界的肚子裏，其後果在後來顯現出來。2001年小布希上台之後，最初也是顯得對華姿態强硬，然而9.11事件發生後，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很「識相」地表示支持美國，因此小布希對此投桃報李，又放了中國一馬。而中國通過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選邊站，一方面得以在小布希、歐巴馬兩任總統期間繼續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從而獲得將近2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喘息期，另一方面又通過「反恐」名義將壓迫新疆維吾爾人等穆斯林民族予以合理化。
至於日本，到了1990年代末期以及21世紀初，一方面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則因泡沫經濟的破滅陷於長期的經濟低迷。中國自認爲已經不像80年代那樣有求於日本了。爲了對内對外鼓吹民族主義，首先向日本展開戰狼外交。那段時間，中國動輒拿出中日歷史的舊賬和釣魚島問題向日本發難，中日兩國官方關係因此而日趨冷淡有時甚至面臨緊張局面。但是即便如此，日本經濟界依然看好中國經濟的前景，對中國的投資以及雙邊貿易依然有增無減，這段期間人們稱中日關係是「政冷經熱」。
另外一方面，隨著蘇聯的解體，陷於經濟困境的前蘇聯國家，特別是烏克蘭爲了擺脫經濟困境，向中國輸出軍事裝備和技術，使中國在蘇聯解體之後，利用這個時機通過從前蘇聯國家不斷引進軍事裝備和技術，因而在30年内壯大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這其中以「瓦良格號」（遼寧號）航母為代表。
中國自1979年之後4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可以分爲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之間，在當時的趙紫陽的主導下，中國開啓了經濟改革。但是由於毛增東時代遺留的歷史慣性以及中共保守派元老陳雲的掣肘，中國總是限於「姓社姓資」的理論爭執中，無法放開民間資本的手脚。即便是引進外資，也是限制重重。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亮點限於深圳這個「實驗窗口」，而真正的經濟重鎮上海卻依然死氣沉沉。
・第二階段：1989年的「六四事件」終結了趙紫陽主導下的經濟改革，一時之間，陳雲主張的「鳥籠計劃經濟」成了主旋律。
1989.5.16 中蘇兩黨的總書記（趙紫陽與戈巴契夫）在北京會晤。這是趙紫陽在中共電視上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隨後趙紫陽即被黜，因為他同情學運反對軍事鎮壓。（圖：六四檔案）
・第三階段：1992年的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鄧小平奪回了經濟改革的話語權，並實施了比1980年代更爲大膽的經濟改革，比如重開了自1949年以來關閉了40多年的股票市場，給經濟重鎮上海鬆綁，承認企業私有化的合法性等，對引進外資大大降低門檻。使得1992年之後的中國經濟開始走上快速發展之路。
・第四階段：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入世後，中國一方面享受著WTO的果實，一方面卻不遵守入世時的承諾，以市場為要挾，强迫外資企業轉讓技術、盜取知識產權等所謂「彎道超車』的破壞游戲規則的手段來壯大中資企業。伴隨著全球化的進展，20年來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以犧牲基礎農業和透支環保為代價，成爲「世界工廠」，因而迅速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通過以上四個階段以及1949年後的中共外交歷史回顧，我個人認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今的中國已經實現了自晚清以來歷代的中國當政者所追求的「富國强兵」或「四個現代化」的夢想，從國家層面來説，中國是美蘇冷戰的真正贏家以及蘇聯解體之後全球化浪潮的最大獲益者。
中國之所以能度過「六四危機」，並得到西方世界的繼續合作，是因爲在90年代後西方世界對中國形成了共識。這就是：第一、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雖然令人悲觀，但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最終會接受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第二、中國對國際社會不構成威脅，即便是中國社會最終無法實現民主，那麽其危害也局限於中國國内，不會危及國際社會。現在看來這個觀點顯然是歷史的誤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