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曾受陸客親睞 懲戒衝擊言論自由
早期陸客來台，晚上不願意出門逛一逛夜市，多是留在酒店看電視，原因就是台灣的政論節目實在是引人入勝，上可以罵總統，下可以談風月，較之於中共每天晚上七點檔《新聞聯播》的死氣沉沉和字正腔圓，頗有吸引力和收視率。雖然觀點未必獲得每一個陸客的認同，但這種將國家大政放之公論的做法，還是讓陸客們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樣的言論環境和文化。微信興起後，台灣政論節目片段逐漸成為中國網民的歡樂片段。不同的觀點和言論，雖然引起交鋒和互嗆，但這也是另類的兩岸交流。比如是否吃得起榨菜、是否吃得起茶葉蛋、高鐵究竟有沒有靠背，大家會哈哈大笑，兩岸網民也會在各種網路平台上相互辯論和請教。如今幾個當事者被禁，等同於這些人不可能再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平台上，兩岸事實上少了一個交流的民間管道。
這次被國台辦宣佈懲戒的人中，劉寶傑可能是比較冤枉的一個。劉本人對台灣時政的批判一點也不少，完美起到了第四權的效果。台灣的電視錄播和中國大陸不同，不需要字正腔圓，不需要正襟危坐，也不需要以什麼思想為指導，大家隨性自然即可。真情流露、有情感特色，才會有收視率。懲治劉寶傑，並不是因為劉寶傑說了什麼，因為作為主持人的他，其實立場並沒有那麼鮮明，懲治他，其實是要影響台灣媒體的節目製作導向，讓主持人產生寒蟬效應，從而在今後的節目中對來賓或受訪人的言論進行把控和限制。這其實是對台灣言論自由的一個巨大衝擊甚至傷害。
北京一直注重的是輿論導向。對內如此，對外還是如此。以往北京影響和介入台灣媒體的方式，是用隱形中資收購或是參股台灣媒體。後來的手法成為了扶植親共紅色媒體，收買媒體巨頭，從而形成間接的媒體掌控生態。這些步驟之後，就是引導和利用台灣的輿論意見領袖、網紅到中國參訪、說好中國故事。這些手法已經屢見不鮮。不過前述做法都屬於爭取和拉攏。懲戒名嘴，則是較為粗暴和赤裸裸的手段，來對媒體和名人進行恐嚇，使其不敢在媒體上再對中國有所批評。
兩岸交流是非常頻密的。國台辦這一次公開找名嘴祭旗，台灣人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還有無可能一方面不斷批評中國，一方面又可以在中國取得營商或是其他方面的利益？兩岸之間，伴隨生活方式和價值的對立，已經到了站隊和表態的時刻，過去的模糊空間和彈性，已經被過去十多年來的中共強硬政策所取代。有時，抉擇是不可能兼顧兩頭，或者魚和熊掌兼得的。
新五反運動 台灣無法置身事外
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不久前在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進行新五反鬥爭。所謂五反，就是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與反間諜。這五反中，與台灣有關的，佔據了三個。台灣的民主政治，如果中國人民習得，會成為顛覆中共政權的工具。台灣前途自決被看作是台獨，因此要反分裂。台灣軍情局也一直是中國防範的對象，眾多台灣人被控以間諜罪。因此，在中國國安部長的文章中，直接點名的就是台灣。
兩岸較量和中國的新五反運動，台灣根本無法置身事外。這次懲戒所謂台灣的名嘴，就是北京向台灣社會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北京不會對台灣的輿論和媒體坐視不管。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之後，北京除了開始拘捕傳統民主派人士之外，另一個重要手法就是限制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迫停刊。港府高層一再對包括《明報》在內的專欄文章、新聞報道進行批評和指責，使得越來越多的文人被迫擱筆。
2014年太陽花運動過後，北京當時一再宣稱，會尊重台灣人的生活方式和民主政治，不會用香港模式來套用香港。但現在，北京如法炮製，將懲罰和威脅媒體人這種手法直接用在台灣，顯示北京根本已經開始為更加進取和強硬的兩岸路線、冒險政策進行鋪墊與準備。中共慣用的手法是造勢打頭、輿論先行。輿論是鬥爭的工具，也是兩岸暴風驟雨的對抗的前夜。北京以此舉向世界宣告台灣是其內政，也是以此舉表明，北京正式開始了將兩岸議題香港化的過程。
總而言之，兩岸之間的歲月靜好和低成本、花房式的抗共保台歲月，已經結束了。中共謀台之心從未放下，失去了這種警覺意識、對中共的本質判斷不清，那麼就會讓台灣處於危險之中。